合会风险范文10篇

摘要: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一件大事。对“福安标会倒会风波”进行分析研究,可概括出现实中可能导致合会产生风险的几个主要因素:高额的利率、会套会、日日会等,指出合会之所以出现风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行法律没有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由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合会进行立法,如何立法的相关法律建议。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会;法律规制

当前农村中,正规金融严重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民间金融撑起了农民融资的“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法律定位,缺少正确的引导,导致农村中金融风波不断发生。而多年来,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民间金融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它的弊端,所以,如何能让民间金融“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也就成为了当前民间金融研究的热门话题。

“合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合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为“会头”)邀请亲朋若干人,(俗称“会脚”,现代也叫会员)参加,约定每隔一定的时期(每月、每季或半年、一年等)举会一次,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会头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脚使用,以此互助的一种形式。合会种类繁多,各地称呼不同,比如,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各地称“请会”、“聚会”、“集会”,安徽、江西、湖南称“打会”湖北称“约会”,广东称“做会”,浙江称“台会”,云南称“赊会”等[1]。按照合会的目的、合会的期限、得会的方法等标准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按得会的方法分为:轮会、摇会、标会三种。轮会是指坐次轮收的办法收会,摇会是指以摇彩的方式收会,而标会则是以竞标的方式收会。各地的合会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标会”在福建比较盛行;“摇会”、“抬会”在浙江比较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会”曾经盛极一时,是江浙、福建等地区最盛行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对当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浙江乐清、苍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倒会风波,2004年福安又爆发了标会“倒会”事件。

案例:福安标会倒会事件

当前农村中,正规金融严重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民间金融撑起了农民融资的“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法律定位,缺少正确的引导,导致农村中金融风波不断发生。而多年来,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民间金融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它的弊端,所以,如何能让民间金融“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也就成为了当前民间金融研究的热门话题。

“合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合会”一般由发起人(称为“会头”)邀请亲朋若干人,(俗称“会脚”,现代也叫会员)参加,约定每隔一定的时期(每月、每季或半年、一年等)举会一次,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会头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按次序轮流交会脚使用,以此互助的一种形式。合会种类繁多,各地称呼不同,比如,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各地称“请会”、“聚会”、“集会”,安徽、江西、湖南称“打会”湖北称“约会”,广东称“做会”,浙江称“台会”,云南称“赊会”等[1]。按照合会的目的、合会的期限、得会的方法等标准进行分类,最常见的是按得会的方法分为:轮会、摇会、标会三种。轮会是指坐次轮收的办法收会,摇会是指以摇彩的方式收会,而标会则是以竞标的方式收会。各地的合会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标会”在福建比较盛行;“摇会”、“抬会”在浙江比较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会”曾经盛极一时,是江浙、福建等地区最盛行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对当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浙江乐清、苍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倒会风波,2004年福安又爆发了标会“倒会”事件。

案例:福安标会倒会事件

2004年5月17日,福建省福安市一个名叫李住的人因再支付不起众多小会脚的钱而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从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标会“倒会”风暴席卷小城福安,短短几天,约25亿元的民间资本便从这个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县级市蒸发。很多“会头”和中标的“会脚”趁乱卷走巨款,让成千上万的会员损失惨重,当地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直接影响到近65万人的生活[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福安标会的崩盘?

高额利率。苏提村王希莲是福安标会千百个小会主中的一员,由于信誉良好,“她总是能够当天就把钱送到标到的人那里,七八年来都是这样”,因此到倒会之前,不仅是苏提村,甚至苏提周边村庄的人,都跑来做王希莲的会脚。倒会之前,这个只读了几年小学、“文化很浅”的农村妇女,名下的会达到53个之多,涉及金额在七八百万以上。可以想象,如果资金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封闭运行,没有与赌场发生关系的话,这种发育于乡土、近十年来年利率约在3%、以调剂余缺、互助互济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也许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一、引言

合会又称“互助会”、“呈会”、“邀会”等，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民间信用互助方式，一般由发起人（会首）邀请亲友若干人（会脚或会员）参加，按约定的时间举行，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会钱或会金），轮流交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会首优先使用首期合会金①，以后依不同方式（如抽签、投标等），决定会员收款（得会）的次序，在每个会员都使用合会金后，一个合会即告结束。合会的种类繁多，如根据得会方法的不同，合会可以分为标会、轮会和摇会等，其中标会是以投标方式决定合会金的使用次序；轮会是以会员事先约定的次序，轮流使用合会金；摇会则是通过掷骰子或抓阄的方法来决定会员得会的次序。在传统社会中，合会是一种兼具储蓄和信贷双重作用的民间信用互助方式，具有互通有无、自助助人、济困扶危、增加资产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1］。因此，合会自唐宋年间产生以后，在我国民间逐步流传，成为普通百姓融通资金、互通有无和缓急相济的重要互助形式［2］。根据史料记载，合会在清代已经十分盛行［3］，到了民国时期，合会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地［4］。合会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资金融通形式，至今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其中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区尤为流行。现实生活中，合会在促进民间资本融通、为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合会法律制度缺失、合会习惯本身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常常有一些合会倒会②，从而在会首会员间引发民事纠纷。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时，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陷入了对同类案件裁判不一的困境。

二、立法梳理与理论辨析：司法裁判的前提

目前，我国尚未给合会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例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没有直接规定“合会”的内容；在金融法层面，《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并明确了刑事制裁和行政处理并处的规制模式，以此来规制一些畸形发展的投机性合会③。纵观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笔者发现，我国至今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合会进行直接的引导和规范，而只能依照上述有关规定对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投机性合会活动进行限制和取缔，以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这种立法状况也导致了理论界对合会合法性的争论。当前，理论界对合会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非法融资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会活动是一种非法融资行为。他们认为：①合会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合会活动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监管部门无法对这些资金进行监管，削弱了国家掌握和控制金融秩序的能力［5］；②从法律角度看，组织合会可构成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③合会是一种非法金融机构；④合会容易引发人们的投机心理，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合会的利息很高，是一种高利贷行为，不少人因此存在侥幸的投机心理，把合会当作一种发财的捷径，这样不利于人们安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进行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7］38；⑤合会容易助长经济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合会被一些人利用，变成一种坑蒙拐骗的犯罪工具，例如会首许诺给参与者高利息以骗取合会金；会员以高息标取合会金后逃之夭夭［7］38；⑥合会风险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由于合会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容易畸形发展，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出现倒会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8］。（2）合理融资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合会是一种合理却不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但是应当予以合法化。他们认为：①合会的某种自发行为，对正规的金融安排有破坏性，因此不能承认它是合法的，但是合会作为一种自然金融合约安排，始终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消灭的，需要找到合理的制度安排［9］；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常规运作的合会可以为那些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中小企业以及农户提供一种可行的融资途径，对我国正规金融体系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10］；③由于合会没有合法的地位，几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大大限制了合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应从法律角度对合会运作作出一些程序性规定，使合会成为一种低风险的民间理财工具和金融服务工具，同时维护合会的运作空间［11］。（3）合法融资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会是一种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他们认为：①合会的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金融制度的不足、促进国家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较大的建设性作用［12］；②合会虽具有吸收资金的功能，但因合会的运行具有封闭性，其吸收资金的对象也仅限于会员，具有特定性，资金仅在会员内部轮转，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因而，发起合会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290－291；③合会活动是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进行，并没有面向社会公众，而且合会成员之间基于熟悉和信任的关系，一般不存在相互诈骗的情况，因此合会参与者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13］290；④合会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名称，不拥有合会财产，不具有诉讼资格，也没有组织机构，因此，合会不是法律上的组织体，合会自然也就不是“机构”、“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机构”。本质上，合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视为一种“双方行为或多个双方合同”［14］；⑤合会不等同于高利贷或非法集资，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把合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相等同［15］；⑥我国法律虽没有明确承认合会的合法地位，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合会活动，依照一般法理，法无明文禁止不违法，因此，合会是合法的［16］。

三、实证分析：司法裁判的差异

在合会运行中，合会成员之间常常因倒会、无力支付会款等引发纠纷，其中一些当事人将这种纠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各地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农业保险合作社概念阐释

（一）内涵

1.农业保险合作社归根结底是一种组织形式。

农业保险的实施形式有许多种，具体来说，比如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协会风险互助保险、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合作社只是其中的一个组织形式而已。它与“农业保险”这一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客观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

2.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组织形式或实现形式

农业保险合作社在适用对象、适用地域、适用条件、成员关系、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企业会计风险的成因

企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

1.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指会计系统内部不可控的固有风险，主要包括：

（1）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规章、制度及准则等出现“滞后性”，在其指导下计量的会计数据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

（2）在会计主体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会计分期假设等会计假设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会计活动的风险水平；

（3）会计报告结构上的不断变化，使会计面临更高的风险水平；

摘要:在我国现有的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是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的权利，由此带来了诸如社保制度的向心力不强、灵活性不足以及独立性缺失等问题。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其背后的原因是受制于制度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观念障碍而不当设置的社会保险人所致。参照他国之经验，基于社会保险的本质属性及我国特有的国情，应当以公法社团形式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人，从而确保雇主和劳动者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从属性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风险分担;社会保险

人在工业社会，社会保险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建立的风险分担与化解机制。而在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风险的分担与化解不仅体现在雇主和劳动者缴纳保费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其参与整个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运营上。雇主和劳动者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即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其是维系社会保险独立，防止社会保险功能异化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学术探讨，对由此带来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深刻的反思。基于此，本文将指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原则，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继而通过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确定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应有的权利，从而构建一套真正体现社会法原理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一、问题提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

(一)现状分析。在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依据《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的相关规定，雇主作为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中主要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和协力义务，前者主要是指缴费和代扣代缴社保费义务(《社保法》第60条)，后者主要是指围绕金钱给付义务展开的提供社保费有关信息的义务诸如登记义务(《社保法》57条)、申报义务(《社保法》第60条)以及协助检查、调查的义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8条)。在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中，雇主则需履行社会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工伤申请认定的义务以及因未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及协力义务而应承担的支付社保待遇的义务(《社保法》第50条等)。相应的，其享有转移保险风险、查询保险信息和一定的监督权。而作为被保险人的劳动者则履行诸如缴纳社保费(《社保法》第4条)以及协助投保人和保险人办理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应的享有诸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保法》第4条)和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社保法》第60、61条)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二)权利缺失的后果。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导致了以下问题:首先，制度的向心力不强。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物，由于从制度的产生到制度的运转都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真正参与，导致无论是作为投保人的雇主还是被保险人的劳动者都对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其次，制度的灵活性不足。无论是社保费费率费基的调整，还是社保待遇的增减都明显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协调。无论是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养老保险费率还是近年来一再推迟的国地税合并下的社保费征缴的转移，都足以说明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社保制度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有效参与，制度运转脱离实际，不足以有效应对社会条件的变化。最后，制度独立性缺失。政府主导运营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直接排斥了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运营事务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参与权和话语权的缺失，一方面无法有效监督社保基金的运营，容易导致基金流失，尤其个人账户的空转，另一方面，降低了参保人的自我保障的责任意识，雇主欠缴漏缴保费的现象以及被保险人骗保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是对“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1］81的违背，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

二、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法理基础

摘要：商业银行要想在当今社会立稳市场地位需要对基层机构适当的调控处理。本文简单阐述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内控管理的必要性，并针对商业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风险机制、保证内部信息质量、加大监管力度、优化内部环境等几点建议，以期为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商业银行；机构内控；管理途径

为改善商业银行基层管控机制，需要制定完整的、严谨的、实用性强、有效的管理制度。在当今严峻社会背景之下，商业银行如若加大对基层机构的内控管理，会优化商业银行的内部环境，基层会拥有更好的风险预测能力，并促进交换信息的时效性。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推动商业银行的持续进步和稳定发展。

一、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内控管理的必要性

风险防范与化解危机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关口，且该举措与我国建设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商业银行要做到的是加强对内部规范化管理与经营，并制定相关的风险预防措施以防金融风险发生。则加大对基层机构的管理可以提高基层人员的管理，而强化风险制度将更有利银行的稳步发展。加大商业银行的管理防控亦是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要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管控要求相呼应。市场经济环境与经济曲线变化的恒定是维护社会风气、规避危险的有效措施，而加大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基层机构内控管理。商业银行基层调控管理机会带动其他银行管理体系的完善，制定一流的内控体系不仅可以赚取客户的满意度，还能平衡市场内部的竞争压力。银行加大对内控信息的管理会促使其对员工绩效的管理，提升了业务调查的便捷性，更有利管企业领导对内部员工的管理，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事故发生的几率。

二、改善商业银行基层机构管理的有效措施

法律责任按照一定标准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由这三大责任构成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本身就是近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如民事责任概念最早见之于日耳曼法，现代大陆法系继受日耳曼法并通过法典形式确立了与民事义务严格区分的民事责任制度，［1］83－84这就从过去民刑不分的法律责任中分离出了独立的民事责任。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反思风险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公共安全等事件所暴露的制度缺陷，设计出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和防范类似事件重演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人的最大追求。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挑战

(一)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面临着挑战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2］2在风险社会之前，“责任的本质在于它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这一论点，责任是行为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功能或一个方面。”［3］8这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挑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计算性、可建构性、反身性、制度化性和传染性，［4］风险的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已经土崩瓦解了。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进程。”［5］8“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惩罚具体的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一个人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307这个时代充斥着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911恐怖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社会事件，日本大地震及其随之而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业已形成。这些事件考验和冲击着传统的责任伦理和法律制度。阿尔温•托夫勒说:“工业社会生态污染和资源利用所出现的问题，已经达到与从前根本不同的新水平。”［7］175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代替，［8］50－52外部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类不断发展知识以图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贝克教授发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慨叹就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观的最好诠释。

(二)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凸显

法律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管理、分配、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义务或责任就是其具体的实施方式。罗马法谚云，“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或“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这些针对偶然事件的责任规则就已经蕴含了法律责任的风险分配功能。无论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上，风险负担都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于“英美法历来将合同本身看成一种风险分配或转嫁机制，认为合同的基本目的与作用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风险，即保证当事人对已同意的风险分配的服从”，［9］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负担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产权制度或者财产法的产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占的风险，因为就土地的所有者建立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而言，“税收的成本要比私人各自防御所需花费的成本要小。这种节省可能来自于某种规模经济，它是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来实现的。”［10］70在侵权法上，风险自负的受害人责任原则能够完全阻止损害赔偿的追偿;严格责任原则要求，“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11］226在皮特•凯恩看来，产生损害的风险与违反承诺和保证、干涉权利、不实陈述、违反信托、造成损害、不当得利及预谋犯罪等都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基础，只是在民法范式里，基于产生损害风险的课责是一种例外，因为其重点在于修复而不是阻止。［3］311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会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庞德从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普通法为什么要求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在雇佣过程中，雇主没有阻止雇员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12］147，但是，“一个人通过雇员或人来运作一个企业，而这些雇员和人会因运营该企业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使他人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下，即他们无法从这些雇员或人处获得赔偿。”［12］147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在庞德看来，这好比“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与他人较近的地方保存一种特别危险的物品，从而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比社会生活中通常情况下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要大，因此，由他自己承担由于保存这些危险物而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既公平也方便”［13］。在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生产的逻辑已经颠覆了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人为的制度性风险成为法律管理、分配和预防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法律甚至也在创造着新的风险。如普遍用于农产品和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是契约的风险转移作用的一个适当例子，但期货合约也增加了投机活动的范围。［11］160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领域充斥着诸如金融衍生交易之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金融风险“社会大爆炸”的一个插曲。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是该插曲中一个基本事实，金融自由化趋势下主导的法律鼓励金融创新和冒险投机，却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导致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14］若不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金融危机的梦魇肯定会再度袭来，金融风险的控制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首要功能，而这只不过是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更加凸显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环境风险事故、医疗事故、汽车安全隐患等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尽管“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15］由于风险社会中责任联系的间接化、责任后果的潜在化、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按照传统法律责任伦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16］244－245以至于在风险的责任承担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应对风险的困境，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危机造成的两难选择就消极地对待风险，“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1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凸显法律责任之风险控制功能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变革才有必要和可能。

编者按：本文从农村民间金融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和发展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小额信贷。存在问题：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农村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农村民间金融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农村民间金融制度内部组织不稳定；民间金融目前还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等。策略有：明确民间金融的地位,改善农村金融领域中二元结构的紧张与对立；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真正的民间金融；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继续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基本的金融风险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农村民间金融在我国农村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运行形式有:农村信用社(属于国有金融那部分除外)、农村合作基金、合会、民间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和小额信贷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产生经济纠纷、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以及还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等。因此,规范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应明确民间金融的地位,改善农村金融领域中二元结构的紧张与对立;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真正的民间金融;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继续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建立农村民间金触机构存款保险制度等等。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一、农村民间金融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农村原本就是正规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随着四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农村的许多经营网点被撤消,正规金融资源更稀少,金融资源供给明显不足;而解决“三农”问题,极需金融支持。这种供需的极不均衡,催生了农村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是相对农村官方金融而言的。它具有以下含义:(1)从交易活动的主体看,交易的对象基本上是从正式金融部门得不到融资安排的经济行为人,比如发生相互借贷行为的农民。(2)交易对象不是被正式金融所认可的非标准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3)正式的金融中介具有规范的机构和固定的经营场所,而民间金融一般不具备这些特征。(4)民间金融一般处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外。与“官办”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具有社区性、人格性、分散性、层次性等特征。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滋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不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正规金融日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掘起。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一方面,行政管制经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又不断成长,由此产生的资金供求的尖锐矛盾为农村民间金融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间。现阶段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壮大的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有供求必然会形成市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更多的是由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经济体内各组成部分市场化步骤不一以及认识上的滞后等因素造成的。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基本上被列为地下金融不断进行整治;但往往是在整治风头上收缩一下,风头一过又兴起。这说明民间金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实践表明,当前农户取得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14万亿元。若从实际产生的效果分析,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上的空缺,促进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民间金融在一定时期内绝对不会消亡,因为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会完全消失。

一、大学生创业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背景因素。大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历、经验、特长、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从业结构等个人背景因素对创业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及创业成就等方面。首先，性别和年龄方面，调查表明女性创业者多选择创业行业风险小、投资少的服务性行业，而男性相反，这是社会对男人地位和男人定位的结果；其次，专业和学历方面，不同的专业和学历，会影响创业意愿；最后，工作经历方面，学生通过寒暑假实习、社会兼职等方式与社会接触积累相关经验，一旦时机成熟（包括经验积累、资金筹备、团队组建等），就会产生创业意愿。

（二）个人特质影响。创业行为由创业者的个人特质所驱动。美国国际开发署曾调研发现成功创业的特质体现在14个方面：积极主动、执着、注重效率、关注质量、预测风险、有独创的解决问题方法、发现和利用机会、有说服力、亲自寻找信息、系统计划、履行合同、有决断力、有信心、使用有影响的策略。首先，成就意愿因素，创业者和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其次，控制源因素，控制源是个体的行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驾驭外部环境的期望，个性和能力是事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控制源的个体很有可能成为追求创业的角色，在职位上运用权力去直接影响结果；最后，自我能效感因素，即指相信一个人能够集聚和利用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技能，在给定的任务基础上获得一定水平的成就。高创业效能感的人感觉充满希望和机会，而低效能感的人则会觉得创业需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在同样状况下，高效能感的人在解决困难的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

（三）创业综合素质。创业综合素质是指大学生在创业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综合的胜任能力，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思维等。创业意识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主体市场的预测分析在思维意识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是创业素质的最为核心的要素。创业意识是提高创业认识，进一步提高创业素质的思想前提，是创业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力。创业精神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特殊的过程，需要创业者时刻保持创业热情，树立坚定必胜的信念，保持高度的责任心，换言之，创业者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优良品质。此外，良好心理素质、诚信、合作精神、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创业知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知识，主要体现在商业知识、市场运作、法律法规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主要是指专业课程知识，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商法、税法、公司法等。创业能力是一种决定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在能否在创业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创业能力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关键作用。创业能力包括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创业思维是创业者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运用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或筹划未来发展，其主要包括系统思维、发散思维、创新性思维和逆向思维等。

（四）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扶持政策与倾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信息环境和创新文化，也包括市场、技术环境和相关的行业发展状况。第一，政府支持体系，主要体现在软环境和硬环境上。软环境指创业相关的优惠政策、法规措施，硬环境指风险投资机构等对创业的支持。国家政策和法律是产生创业动力的政治基础。相关创业优惠政策如：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办理手续、免征行政性事业收费；参加免费创业培训；享受创业补贴；税费减免政策；享受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提供创业咨询和服务等。第二，创业教育体系，包括创业技能教育和创业精神教育。创业技能教育是通过开设具体技能课程，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我国开展创业教育起步晚，近几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许多高校在鼓励创业的同时，也提供一些必要的创业教育服务。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举办创业计划大赛，1999年开始由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会开展了每两年一届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2002年4月开始，教育部将我国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学校定位为创业教育的试点高校，现仍在不断地探索当中。目前创业教育已经在全国展开，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毕业生就业指导课程、制作毕业生就业网站。创业精神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创业者相关的心理素质（如执着精神、冒险精神等），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应试教育，学生个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创新意识缺乏，因此实施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教育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创业走得更远。第三，市场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稳定程度对创业的影响。与政府社会对个体支持的影响相比较，大学生创业的行业发展空间与大学生创业的直接关系更大，行业发展空间的大小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成功呈正相关。第四，家庭环境因素。研究表明，创业者亲友拥有公司对创业者创业会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家庭成员或交际圈内人员的创业经历会对创业者创业态度和动机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亲戚朋友圈的创业成功经历都会对大学生的独立判断力、职业生涯规划发展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还有家庭的支持，是影响大学生能够走上创业之路的关键因素。

二、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