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问题范文10篇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摘要：宪法合法性是宪法至上权威的前提和基础。不具有合法性的宪法，人们没有义务遵守它，不仅如此，人们还会采取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予以抵制，这样的宪法终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宪法合法性是由人民赋予的，宪法必须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要求，切实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已任。唯有如此，宪法才能真正树立起最高权威，发挥其在法治国家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宪法合法性人民主权

法治社会是以法律为主治的国家、群体、个体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关系状态。宪法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威力控制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其他权威必须依附于它，绝对地服膺于它，甚至充当其“婢女”的角色。但是，当宪法不能充分实现其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职责，抑或其他权威（尤其是个人的权威）不自主地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社会主体对宪法的顶礼膜拜不再虔诚，社会中时时有人挑战宪法而宪法却不能有效地予以自我防卫之时，宪法的权威无疑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宪法权威遭受侵犯表明宪法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或者说宪法合法性出现不足，人们不再将遵守并维护宪法视为崇高的使命。

那么，人们服不服从宪法的内在动因何在？宪法合法性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试对宪法合法性的有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宪法合法性的涵义

在一般的法律语境中，合法性多指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它是一个与违法性相对应的概念，意指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设计的规则模式。具体而言，形式意义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或要求：（1）行为的主体具有合法性，主体包括个体、企事业组织、政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必须是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某种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主体。（2）行为的性质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必须在法律所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或方式作为或不作为。（3）行为的后果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在法定范围内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产生有损于或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后果。（4）更为重要的，用以调整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宪法至上的法治社会，一般法律规则必须合符宪法——法中之法。“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对于中国哲学史（习惯上我们也称之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反思，使得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确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及该学科领域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都有失去合法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为该学科重新定位，建立新型的学科制度和学科范式，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实现总体突破的关键性步骤。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1.

伽达默尔曾面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讨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只属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智慧型的远东思想在提问和表述方式上，都与所谓西方哲学之间缺少一种“可检验（比较）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哲学”面对实证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远东思想（或曰智慧）面对“哲学”（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哲学”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发展，不过后者可以仅仅是一种现代的事业（而与历史和传统无关），正如现代中国的许多学科门类（如社会学等）都仅仅是现代的事业一样。

与上一点相联系，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分，后者是泛指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哲学运动、活动、事件，哲学讨论与争论，哲学研究、创作及其成果等等；前者则是特指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一种恰当的方式吗？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能够得到恰当的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据呢？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墨子×天志》曰：“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知也。此者何故？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范围“中国哲学”之“方”、“圆”呢？也只有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才成为一个问题。

就总体而言，关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可以发现四种论说方式：

前言

例如在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中,原告以自己的采光权受到被告的房屋妨碍为由,向某县人民法院起诉。而被告在诉讼中则以其房屋修建是经县城建局审批通过为理由提出抗辩,主张所建房屋虽对原告的采光造成一定妨碍,但不构成对原告的采光权的非法侵害,因为其建筑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许可范围之内。在此民事案件中就涉及到如下问题:人民法院可否在审理该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县城建局批准被告建房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不予审查,则对案件在程序上应作如何处理?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如下特点:①发生在民事案件中;②作为抗辩理由由一方当事人提出,引起双方当事人争议;③同时涉及行政法律依据和民事实体法律依据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特点。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时有发生。在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不规范和不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制约以及行政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够协调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会减少,反会随民事纠纷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而越来越突出。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上的疏漏,这一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始终是一个困扰人民法院的难题。

从立法上看,民事诉讼法典对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未有涉及。司法解释对此问题只有一些针对具体案件或具体情形的零星规定,而散见于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又存在着不一致。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中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质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按此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推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应当通知被告如欲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须在答辩期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又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可见,按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对专利主管机关授予专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与立法上的情形相适应。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大致有四种:①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然后对案件进行裁判。②避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案件作出裁判;③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予审查,在此前提下对案件作出裁判;④先裁定中止诉讼,让当事人提起其他程序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

合法性”（legitimacy）不仅是政治学，而且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虽然形成于西方，但具有一定的普遍分析价值，并且成为当代政治学特别是有关国家理论及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合法性”一词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而且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通约含义，但从学理意义上说，“合法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有关理论建构更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在当代政治社会学中，明显存在着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的张力，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学术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合法性理论进行分析，揭示此二元化取向及其张力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对于合法性概念的若干认识误区。

一、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范式

人类社会有关合法性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说自古希腊有了哲学和政治学以来，就存在对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系统化研究并明确把“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著述不仅是关于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而且主导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合法性研究的范式，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

在M·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即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因此，“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要求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要求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要求拥有权威者的地位。”（注：M.Weber.EconomyandSociety.ed.GuentherRothandC.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214.）这意味着，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韦伯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认定，即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韦伯这种着重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合法性加以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社会学家T·帕森斯、S·M·李普塞等再次发起了对合法性的研究，由此引起了广泛探讨，其中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式的经验取向，经验主义邃成为合法性研究的基本范式。例如，按照李普塞的说法，“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注：S.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53(March1959),p.86.）J·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注：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注：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对此，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评论说：“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度、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良好品质，并且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政府在经验层面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同、政府能否渡过合法性危机取决于其改造自身意识形态的能力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一、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论文关键词]；执政合法性；历史启迪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论文关键词]；执政合法性；历史启迪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