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范文10篇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一、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和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政治权威被自觉肯定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指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它和法律规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一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法律法规，而是指大众在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政治系统的内心肯定、服从情况。在既定的政治系统中，执政主体和客体是辩证的，统一且对立，是相互制约的，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存在的前提。执政主体是客体分演出来的，其合法性源于执政客体的肯定程度和服从程度，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人民大众对政治统治的忠诚程度。政治合法性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很大。第一，它与政治秩序与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有关。就是说它关系着社会秩序、政局以及政权的稳定。有关理论表明，政治合法性不足的政府，一般是全部或主要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强的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成权力，把服从转化成义务。”①因为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社会秩序就不稳定，可能直接危及政权的存在。因为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社会秩序就不稳定，民众抗议政府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直接危及政权的存在；高压所实现的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社会犹如随时爆发的火山，政府危机四伏穷于支持。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还可能是依靠领导魅力维持的政府，其内部一般情况下由强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集团成员的变更，政治精英个人命运的改变都可能是决定政局变动的可能性因素。当领导人寿命终结或者需要换届时，后继的领导人就不一定具有这样非凡的个人魅力，政治统治就会危及。危机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该政府所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体系被彻底否定，比方说，不仅该政府或强人统治被推翻，而且，该政权和制度被否定，该政府所依赖的“宪法”和法律也被废止，整个社会秩序需要重新构建。其次，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政权或制度的合理性。它意味着立足长治久安，构建政府制度的权威。我们应该从中得到警示，应该而且尽力建设制度合理化的政府，把公认的原则作为政治体系与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三，政治合法性可以保证政治统治的持久稳定，有利于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民生建设。一般在政治合法性程度高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很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程度也较高。

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标准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信任政府的统治?这也是政治合法性要解释的问题。《左传》提到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里的“祀”就是祭祀天神，“戎”就是武力或军队。掌握有组织的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而祀天拜祖，神道设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这表明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就已经懂得政治合法性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合法性具有动态上升发展的演变规律，它完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政治合法性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在这方面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是分析不同政权建立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包括“传统型”(tradid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1egal—rational)①。他用构建的三种理论模型来表明极其复杂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服从的基础。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形成的基础是长久传承下来的传统风俗和习惯。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沿袭，从来如此。先辈定下的规矩，早先形成的秩序，今天自然也应该得到遵守。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权威表现为政治强人和领袖或“圣人”指挥和召唤追随者的能力。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的基础是领袖个人权威，“服从我，因为我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法理型权威建立在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根据韦伯的观点，法理型权威是现代国家典型的权威形式。总统的权威，总理的权威以及政府机关的权威最终都由正式的宪法的规则所赋予。这些规则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官员和机构的行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政治生活越来越世俗和理性，依靠习俗和习惯或者依靠领袖魅力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不稳定。正如韦伯所说的“今天，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确的制定，且以人们习惯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认”①当今统治者政治合法性有一定的标准衡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好。我们在这里没有用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只是GDP的数值的提高，即俗话说的把蛋糕做大。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则不仅是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其中就包括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第二，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各种法律和规则要公平正义的对待每个人，不能存在特权阶层。第三，政府廉洁程度。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和忠诚，相反，贪污腐败盛行，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政府合法性就会危机。第四，官民和谐。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很大部分是对自己的直接统治者，官员的满意。

三、公平正义受损、廉洁程度降低、官民关系失调是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一）社会公平正义受损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需要权力，也离不开权力。但自有权力以来，权力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恶行”，以至于对权力的质疑历朝历代生生不息。这正如肯尼迪所言：“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时。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使用我们？”［1］

对权力的质疑首先来自于对“权力神授”观的超越。在国家产生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以君主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不仅垄断了国家权力，而且还大肆宣扬“神意说”、“天命说”，为那些被君主、帝王或专制者所执掌的国家权力披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外衣，国家权力来自于“上帝”、“天命”，自然就成为了可以主宰一切臣民并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主权”这个词在法国学者布丹看来，其本意就是指统治臣民而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权力神授”观在近代被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所揭露和批判。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汉密尔顿、潘恩、杰佛逊等人不仅揭露了“权力神授”的荒谬性，而且从逻辑上提出了“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根据：“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2］来自人民的委托和授权，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对于篡夺而来的权力，人们当然有理由予以怀疑并不予服从。

对权力的质疑其次来自于对人性的悲观预设。这种预设认为，权力总是由人去执掌的，而人不是神，不是天使，人的天性是不完善的。“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这样人的心灵是一片黑暗……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3］作为西方宪政文化根基的基督教文明，更是以“原罪说”突显了人性的不可靠。洛克从英国的政治实践中看到，对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真正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侵害，而这也源于人的劣根性：“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后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4］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指出：“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来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人是有缺点的，人是会犯错误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因此不能把领袖人物神化，搞个人崇拜。［6］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对人性不完善性的假定，并不意味着对此的价值认同，而是警告人们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盲目相信，要在这个前提下着眼于防范，对权力加以控制。

对权力的质疑还来自人们对人类理性生活需求的肯定和张扬。人本主义认为，自然权利的本质就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是每一个体的理性需求，也是全社会共同的理性价值。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人是目的，而国家仅仅是手段”逐步被视为公理。人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的理性生活需求，成为人们认同权力制度的心理动力和最高标准。而强权、特权、专制、独裁等等这些权力的变异形态，不仅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同时也就顺带提出了“我们是否还需要权力”、“什么样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和可接受的”？“怎样才能确保权力的正当目的？”之类的疑问。

对权力的质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样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

【摘要】合法性审查原则是中国行政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在陈述了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基本内容及对象，并具体分析了我国目前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现状、缺陷，针对这些现实问题，解析了各种不足产生的原因，并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片面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概述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行为。[1]合法性审查的实质是对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即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享有不完全的司法审查权。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对象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论文关键词:国际法/合法性/经济分析/交易成本理论

论文内容提要:国际法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功能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促进信息交流等方面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降低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是分析国际法之“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平权社会，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要服从国际法？在国际法学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法始终面临不断的质疑。在法学领域，普芬道夫认为独立主权国家不受条约的束缚，可以随时解除协议，所以国际法没有约束力。约翰·奥斯汀则根据其定义的法律三要素：主权者、命令和强制力，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将国际法归结为一种“实在的道德”。[1]詹宁斯、瓦茨、哈特、阿库斯特和路易斯·亨金等尝试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和外部效果来分析国际法的实际约束力。但“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和执行”[2]的论断并没有真正回答“国家为什么会自愿遵守国际法？”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

任何真正意义的法律都不完全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其效力依据决定于其内在的“合法性”，国际法也同样如此。小约瑟夫·奈认为：法律作为规则的两个特征——“可预见性”和“合法性”，这是国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两个理由。[3]那么何为国际法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之经济功能才是国际法得以普遍遵守的内在依据。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一词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科斯指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契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就是“交易成本”。[4]由于市场交易不是处于一种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状态，所以，“零交易成本”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有时候因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市场交易的固有缺陷，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人道主义干涉对于我们而言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19世纪就频频出现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二十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借此机会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到处肆意横行，那么人道主义干涉是什么?按照我国学者的通说，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相威胁。人道主义包括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和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一国或数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单方面诉诸武力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发生的主要是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如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干涉，1979年德国干涉中非共和国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起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战争，2003年美国又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理由对伊拉克进行了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这两次战争只是冷战结束以来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其他的比较小的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人们所讨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上。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经过联合国授权同意对具有非人道的、不能保障基本人权的状况进行的干涉。一般来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下，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进行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本文后面所探讨的主要是指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一、习惯法上的人道主义

干涉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当代各国的国际法学者对此更是各执一词，看法很不相同。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自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就反复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早已经是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大多安多依靠美国学者方廷尼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方廷尼的这篇文章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总的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英美学者，如奥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顿(HenryWheaton)、劳伦斯(Lawrence)、穆尔(Moore)、吴尔玺(J．D．Woolsey)等等。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则对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法持不同意见。如Beyerlin写道:“由于少数学者以严格的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坚决否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因此，近代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经明显地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

“尽管有许多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有的学者更直接指出:“从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叙利亚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笔者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并未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习惯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国际习惯一般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的行为，二是被各国普遍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这个两个方面分析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能成为国际习惯。首先，尽管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但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些仅仅只是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的大国别有用心的计谋而已，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屈指可数。

其次，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并非是各国的重复的行为，因为无论是哪一起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件，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干涉，所以人道主义干涉最多只能算是大国中重复发生的类似的行为。最后，人道主义干涉从来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口口声声叫嚣着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也只是那些曾对别国进行干涉过或欲对别国进行干涉的一些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否认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一点来说，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习惯也是行不通的。就连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家法的一部分。”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仍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说人道主义干涉至今为止仍未毫无怀疑的被各国普遍承认的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要从国际习惯这个角度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条约法上的人道主义

前言

也许和从前相比较，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立法。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立法如洪如潮，但是人们却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

我有这样的经历，在北京乘出租车时经常被司机问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有法吗？”而且他们还会愤慨地讲述种种“无法无天”的事例，要么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要么是道听途说的。我发现他们不是不知晓国家有《宪法》、《刑法》等法律，但他们却深深地怀疑“法”的存在。

他们的问题强烈地刺激了我，促使我思考为什么法律实施不下去，为什么法律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腐败？执法不公？武断专横？无视人权？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法律的低认受度与不可依赖性，导致纸面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疏脱与对立，导致官方制定的法与百姓期待的法治的背离。这些因素已有不少行家论及，我发现他们把法律的实施困难纯粹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来对待，总被提高有效性的手段所困扰。这里我想改变一下思路，从立法与公民的关系入手。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如果立法出自公民，符合公民的道德意识，那么，法律的实施就不会成为大问题，至多无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罢了。

本文拟从规范的立场，即根据民主合法性（democraticlegitimacy）与立法至上（legislativesupremacy）原则论述中国立法权的配置与运用。通过把实际的观察清晰化、观念化，我希望光大基本的宪法原则与价值。全文试图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认真对待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立法的社会认受度不可能太高，再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和措施也不能保证法律能被有效实施；同样，拟将通过的《立法法》企图确立形式理性化的立法权结构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多层次的双轨立法体制及实用主义的立法观既然我们选取了立法的视角，那么在展开规范论述之前我们就必须对中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以及指导立法的主流意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中国现行的立法权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立法体制，人们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我的概括是多层次的二元（双轨）制。我的描述包含两层意思：从纵向看存在多层次的立法主体，粗略地说是中央与地方两级分权，细致一点发现还存在多个层次。而且，省与直辖市之间、省与自治区之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当然，与联邦制相比，中国的中央地方分权是有限的。从横向看，行政系统与人大分权。二元制的概括形成于1993年，当时就遭到反对，现在还会招致许多攻击，因为从法律规范的层级来讲，行政法规低于法律，更何况我国奉行立法至上。我如此描述一是基于一种特定现象，即行政法规与规章在国家法律构成中的压倒人大立法的巨量和在法律生活中的重要性；二是考虑到行政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可依职权立法。其实，德国的CarlSchmitt早就有类似二元制的提法。

自一九七九年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以来，改变了由国家集中统一立法的格局，使地方立法成为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年来，大量的地方法规不仅为地方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弥补了国家立法的不足，也为国家立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以各地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为主要标志的地方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在依法治国的整体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但回头审视二十年地方立法实践，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立法数量增长的同时，立法质量并未能如愿同步提高。除各种客观因素外，主观上对合法性的研究与关怀不足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立法机关已经注意这一现象并开始步入新的调整，但过去的关怀不足却可能已经造成对合法性理论理解的不统一，导致部分法规与社会不够亲和。

一、立法的资格与环境－表面合法性

按照现在红极一时的RnoaldDworkin的说法，合法性是“描述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有资格立法的环境”②。笔者认为法学家在这里提到的便是表面合法性（legality），也即决定立法权的行使是否合法的形式要件，包括立法依据的合法性及立法程序的合法性两大方面：

（一），立法依据的合法性

我们注意到，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常常存在以“上位法”或“政策”作为“法律依据”以判断法规提案是否“合法”，要求提出法规议案必须同时提交“立法依据”及“依据的法律、政策等有关资料”，要求起草人员必须能明确实证每一条款的“合法来源”等现象。这种现象已成为流行的所谓“立法依据”，并将其理解为宪法、法律、政策，被默认为政府规章和部委文件，甚至可能是同级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或领导讲话等。

摘要：宪法合法性是宪法至上权威的前提和基础。不具有合法性的宪法，人们没有义务遵守它，不仅如此，人们还会采取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予以抵制，这样的宪法终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宪法合法性是由人民赋予的，宪法必须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要求，切实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已任。唯有如此，宪法才能真正树立起最高权威，发挥其在法治国家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宪法合法性人民主权

法治社会是以法律为主治的国家、群体、个体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关系状态。宪法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威力控制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其他权威必须依附于它，绝对地服膺于它，甚至充当其“婢女”的角色。但是，当宪法不能充分实现其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职责，抑或其他权威（尤其是个人的权威）不自主地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社会主体对宪法的顶礼膜拜不再虔诚，社会中时时有人挑战宪法而宪法却不能有效地予以自我防卫之时，宪法的权威无疑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宪法权威遭受侵犯表明宪法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或者说宪法合法性出现不足，人们不再将遵守并维护宪法视为崇高的使命。

那么，人们服不服从宪法的内在动因何在？宪法合法性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试对宪法合法性的有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宪法合法性的涵义

在一般的法律语境中，合法性多指形式意义的合法性。它是一个与违法性相对应的概念，意指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设计的规则模式。具体而言，形式意义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或要求：（1）行为的主体具有合法性，主体包括个体、企事业组织、政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必须是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某种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主体。（2）行为的性质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必须在法律所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或方式作为或不作为。（3）行为的后果具有合法性。行为主体在法定范围内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产生有损于或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后果。（4）更为重要的，用以调整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宪法至上的法治社会，一般法律规则必须合符宪法——法中之法。“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1.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内涵

公共政策合法性问题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其合法性危机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生。由于公共政策是国家的政治输出系统，代表着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一个国家政策合法性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和政府能否继续维持对本国的统治和治理。可以说，“公共政策合法性根植于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①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的重点。

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涉及到政治系统的正当性、正统性和公正性，是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统一。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也是形式合法性和实质性合法性的统一体，所谓形式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的信息获取、政策主体，政策程序等合法；而关于政策的实质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②，即公民对现存政府的信任、支持和认可程度，公共政策内容的价值取向是否代表着广大公民的利益，是否实现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是否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等。所以说公共政策的应有之意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建立在形式合法性基础上公共权威对社会价值分配，属于政治输出系统。下面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例（以下简称《决定》），分析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2.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及其缺陷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分析形势以及党在当前和以后的任务，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汲取宝贵经验，同时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和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决定》的内容包括：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1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合法性及其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