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范文10篇

【摘要】民间金融在我国存在已久，但是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基本处于分散、隐蔽和不稳定的状态，也时常成为政府打击、取缔的对象。2005年末，随着山西平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挂牌，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出，成为了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合法化后能否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健康、有序、规范地发展？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化

所谓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民间金融按照活动性质可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的，但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它们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黑色金融则指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既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也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则是指对于灰色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机构化、组织化的转变，使得这一部分民间金融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法律的约束下公开、规范、有序地发展。

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意义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该报告透露了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三省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450亿元和35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2005年10月21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了一份报告——《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存量已经高达1.2万亿元。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民间资本缺少合理的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实现利益最大化，又对国家经济有益，这是民间资本的迫切需求。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及农村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尽管非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65%，可是民营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原因获得贷款的成本相对更高、获得贷款的几率相对更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户，其从正规机构获得的贷款方式主要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商业性贷款、小额信用贷款及农业银行的小额扶贫贷款，但这些贷款还远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难的问题，能够为中小企业和农户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摘要】私募基金即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在资金规模和法律风险方面远超过公募基金，鉴于私募基金的风险，必须尽快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且应将重点放在规范管理人和托管者的市场准入条件，培养能承担风险、成熟理性的投资者上来。

一、合法化的理由

早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11月14日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依法只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公募基金进行了规定，而只字未提私募基金，但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这一现代民商经济领域的法治原则，现行法律也未做出禁止私募基金存在的规定。因而，私募基金本来就不违法，那么“合法化”一说也便不成其为问题了。剩余的也就仅是讨论对私募基金应不应规范和如何进行规范的问题了。因而，尽管“私募基金合法化”这个说法不尽准确，但主张在法律上对私募基金的地位予以明确，倒的确是项颇为必要而且合理的要求。这主要涉及到私募基金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控制问题。

私募基金是我国证券市场10多年来发展的结果，它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同时，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为我国资本市场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并为其潜能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对培育成熟理性的机构投资者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以上诸多优势都不能掩盖私募基金所蕴藏的巨大风险。概括地讲，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着如下

(一)行为及其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的《证券法》、《信托法》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的含义、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使是作为草稿时的《投资基金法》第十章也仅仅把私募基金简单地定义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而且据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表示，当时提出私募基金主要还是着眼于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而不是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当时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问题并没有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对其合法化、公开化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适用本法”，这实际上就很明确地把“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这一非公募方式排除在本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了。这样以来，中国的私募基金将继续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的法人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摘要：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出现符合居民财富增长的宏观经济背景，符合居民财富寻找增殖途径的要求。这种市场化特征很强的基金品种，在我国已经走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这与公募基金的发展道路是有区别的。所以，涉及到对待目前市场上这些变相的“私募基金”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遵循尊重现实，尊重历史的态度，使其能够规范化，减少对市场的震荡与冲击。

本论文主要是阐述我国私募基金现阶段的运作状况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通过与公募基金的对比来分析私募基金的特点及运作优势，从而显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分析其产生的客观背景，从而说明私募基金是市场自发创新的产物；第三部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私募基金的特点和优势，来分析我国发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部分，从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违规操作，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优势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Thisarticleelaboratesontheresearchofoperatingsituationandnormalizationofprivatefundincurrentmarket.Inthefirstsection,Iwilldisclosetheimporta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by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sandoperatingadvantageincomparisonwithpublicenlistingfund.Inthesecondsection,Iwillexplainthebackgroundunderwhichprivateenlistingfundemerged,attheangleofthedevelopmenthistory.Andit’stheresultofspontaneousinnovationofthemarket.Inthethirdsection,Iwilldiscuss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developing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byanalyzingthetendencyofsecuritymarketandthecharacteristicsandadvantag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thefourthsection,Iwillpresentwhyprivateenlistingfundneedtobelegalizedbyanalyzingguaranteeofinterestandviolationofoperation.Inthefifthsection,Iwillillustratehowtolegalizetheprivateenlistingfundattheangleoffinancialsupervision.

Keyword：Privateenlisting,Fund,Operatingadvantage,Normalization

[摘要]马克斯‘韦伯是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对权力这一社会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文章围绕韦伯的权力合法化观念及其官僚制理论加以阐述，并试图探析其对中国社会正当统治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权力；合法化；马克斯·韦伯；政治稳定

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算得上是最具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写下包括《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家社会学》等大量学术著作，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官僚制)对后人理解权力的合法性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从理解韦伯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浅议这一理论思想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启示作用。

一、合法性的解释

合法性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其解释是合法或声称合法。这一名词的使用多见于西方法典或法律条文中，但它与政治学范畴内的合法性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事实、行为等构件合乎法律的要求，严格限制在法律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解释；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则强调了政府受到公民的尊重或其公民承认服从权力的义务，是政府与公民双向作用的结果，侧重于政府的正当性上，政府可以此为基础要求公民服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回顾过去，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在论述政治权威和秩序的时候总要或多或少的提及合法性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合法性，笔者依据时间顺序简单地对其内涵进行梳理。柏拉图是最早论及合法性的一位思想家，他在《理想国》中将美德即知识作为自然秩序的本体论，把美德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绝对标准。其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划分政体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正义”。他在《政治学》一书第六章中解释道：“依绝对公正的原则看，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正宗政体的变态。”中世纪后，社会思想同基督教神学教义联系到了一起对衡量合法性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一方面来自于神的权威，这样形成了教会与国王之间权力的争斗，谁在斗争中占据了优势，谁就具有了“君权神授”的身份；另一方面来自于臣民的同意，即国王与臣民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合法性就是契约的达成。这两个标准对现代宪政主义思想和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宗教改革的进行，导致了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崩溃。人们对存在已久的合法性认识产生了怀疑即“天赋人权”的思想冲击了王权至上和神权不可亵渎的观念。这时，国家主权思想也开始出现。为了确立新标准，人们把合法性与国家主权进行了有机的交融，把国家至上和个人主义进行了改造，一方面强调公民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契约之上，“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植于整个社会肌体之中，另一方面保留了大量的自然法传统和人伦传统，美国《独立宣言》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有经典的表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一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休谟、黑格尔的攻击，合法性问题受到了合乎法律性的冲击，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谈及的来自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解释和法律条文的界限，而理论界也由自然法传统转向了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轨道上来解释合法性，由此引出了十九世纪马克斯-韦伯的关于合法性的认识。

摘要：安乐死的合法化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课题，如何恰当而理性地予以制度构建和安排更是突出的现实需要。为了促进我国法制的进步和人权的保障，有必要对安乐死的概念、立法现状作出分析，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的理由进行论述，并对安乐死制度的构建做出一些探讨，以便安乐死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人权

1986年，**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这一案件引发了我国各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全方位讨论。随着讨论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但时隔二十余年，我国在安乐死方面的立法仍处于空白状态。而放眼国外，不少国家已经将安乐死立法工作提上日程，荷兰、比利时甚至已经通过立法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来源于古希腊euthanasia一词，具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无痛苦地安然去世；二是指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无痛致死术。对于安乐死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取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即一个面临死亡并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地死去时，他人出于道义考虑，用致死的手段结束其生命。结合安乐死的申请人、安乐死的实施主体、患者痛苦的来源等，笔者认为，安乐死是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危重濒死状态，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度痛苦，自愿提出请求，由医生按照法定程序尽可能无痛地结束患者的生命。

二、我国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差异；国外私募基金的运作特点；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我国私募基金发展前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投资目标可能更具有针对性、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私募基金不必向公募基金那样定期披露详细的投资组合、私募基金一般是封闭式的合伙基金，不上市流通、私募基金一般都运用财务杠杆操作、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比较简单、工作室的收入大多不直接向客户收取、国内私募基金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是对现有规则的一种突破、私募基金的公开化和合法化将是大势所趋、投资者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私募基金在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严格限制投资范围。私募基金一般是封闭式的合伙基金，不上市流通。私募基金投资策略高度保密。私募基金一般都运用财务杠杆操作。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比较简单。私募基金一般采取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私募基金操作手法多样。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国内业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种变通形式存在，如果按照基金的要求来衡量，其中一些还不能算作基金，但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很可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公开化和合法化将是大势所趋，但大规模发展尚需时日。私募基金要真正浮出水面还有很多障碍，包括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其具体实施细则的颁布以及大规模的实践还会有一个“时滞”，操作中将可能采取先试点，然后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

一、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差异

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的，指不是面向所有的投资者，而是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一般以投资意向书（非公开的招股说明书）等形式募集的基金。由于私募基金容易发生不规范行为，所以，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明确限定私募基金证券的最高认购人数，超过最高认购人数就必须采用公募发行。

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具有以下优势：（1）由于私募基金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因此，其投资目标可能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度身定做的投资服务产品；（2）一般来说，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受到的限制也较少，一般法规要求不如公募基金严格详细，如单一股票的投资限制放宽，某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可以超出一定比例，对私募基金规模的最低限制更低等，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更具有灵活性；（3）在信息披露方面，私募基金不必向公募基金那样定期披露详细的投资组合，一般只需半年或一年私下公布投资组合及收益即可，政府对其监管远比公募基金宽松，因而投资更具有隐蔽性，获得高收益回报的机会也更大。

但是，私募基金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私募基金受到政府监管相对较宽松，操作缺乏透明度，有可能出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将不利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保护，在可能取得较高收益的同时，蕴藏着较大的投资风险如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风险等。此外，以这种方式发行的基金证券一般数量不大，而且投资者的认同性、流动性较差，不能上市交易。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招工出洋合法化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已呈现出必然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将招工出洋合法化权利从广州一口扩展到了中国各通商口岸，由此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华工出洋；招工出洋合法化

Abstract:BeforetheOpiumWar,ChineselaborershadbeenbannedtogoabroadforworkbyQingGovernment,butafterthiswar,moreandmoreChineselaborerswentabroadandtherequirementfor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graduallybecameurgent.BymakinguseoftheSecondOpiumWar,theBigPowerlegalizedthispolicyandspreaditfromGuangzhoutoeveryothercommercialandtradingportsinChina.

Keywords:theSecondOpiumWar;Chineselaborersgoingabroadforwork;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以及对海外反清力量的防范，严禁华工出洋是清政府的一贯政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等原因，华工出洋规模不断扩大。因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对正常的贸易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得招工出洋合法化呈现出必然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使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大门首先在广州打开，《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招工出洋合法化从广州一口扩展到了中国各通商口岸。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华工出洋背景及原因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地产开发是指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可见合法的进行房地产开发只能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的利用范围只能在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以及乡村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中选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除法律外，国务院办公厅在2007年l2月30日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

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小产权房似乎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但小产权房的何去何从也将牵动着众多农民及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居民的切身利益。

一、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日益高涨的屠价．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国家严格控制农业用地的总量不得突破从而保证粮食的安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JJu快，中国目前城镇人口已达到5．8亿，城镇化水平已超过了45％，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转型。土地资源的紧张与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对于房屋的需求严重失调。而土地资源的紧张也必然能导致土地的市场价值上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涨，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地王诞生的原因。房地产商支付的高额土地成本必然要通过增长房价的方式来保全。相对与城市的大产权房，小产权房自然会受到开发商以及城市收入水平在中下等的居民的青睐，开发商不必缴纳土地出让金，成本降低，而且获得农村集体土地相对于城市土地要容易得多。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的人由于没有能力在城市购买高额的房屋，自然会将目光转向价格低廉的小产权房。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我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将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国家针对的是城市的土地，集体钊对的是城市郊区和农村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规定，只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不能直接进行商品房的开发建设的，只有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补偿征收后，使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才能出让给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开发。小产权房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土地上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进入土地交易的一级市场。

在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国家是按照土地的用途进行补偿的，农民获得的少量的征地补偿费与政府获得的天价土地出让金相比，显然农民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农民意识到将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进行出让或自行进行房地产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将会更多，所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小产权房产生了。

摘要：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关键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政治文明；民主化；科学化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促进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一种把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地看作为线性或理性化过程的倾向都是危险的。

一般来说，对教育政策制定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它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议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前者是广义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后者是狭义的概念，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process)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此过程中各政策主体(actors)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合法性”（legitimacy）不仅是政治学，而且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虽然形成于西方，但具有一定的普遍分析价值，并且成为当代政治学特别是有关国家理论及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合法性”一词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而且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通约含义，但从学理意义上说，“合法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有关理论建构更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在当代政治社会学中，明显存在着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的张力，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学术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合法性理论进行分析，揭示此二元化取向及其张力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对于合法性概念的若干认识误区。

一、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范式

人类社会有关合法性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说自古希腊有了哲学和政治学以来，就存在对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系统化研究并明确把“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著述不仅是关于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而且主导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合法性研究的范式，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

在M·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即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因此，“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个别对合法性的要求达到明显的程度，按照这一要求行动的类型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事实更加确定了要求拥有权威者的地位。”（注：M.Weber.EconomyandSociety.ed.GuentherRothandC.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214.）这意味着，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韦伯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实加以认定，即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韦伯这种着重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合法性加以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社会学家T·帕森斯、S·M·李普塞等再次发起了对合法性的研究，由此引起了广泛探讨，其中大部分学者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式的经验取向，经验主义邃成为合法性研究的基本范式。例如，按照李普塞的说法，“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注：S.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53(March1959),p.86.）J·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注：J.Rothschild."PoliticalLegitimacyinContemporaryEurope",inB.Benitch(ed.)LegitimationofRegim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Inc,1979,p.38.）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

，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注：G·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对此，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评论说：“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度、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道德上良好品质，并且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