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范文10篇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一、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和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政治权威被自觉肯定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指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它和法律规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一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法律法规，而是指大众在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政治系统的内心肯定、服从情况。在既定的政治系统中，执政主体和客体是辩证的，统一且对立，是相互制约的，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存在的前提。执政主体是客体分演出来的，其合法性源于执政客体的肯定程度和服从程度，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人民大众对政治统治的忠诚程度。政治合法性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很大。第一，它与政治秩序与政治统治持久性的问题有关。就是说它关系着社会秩序、政局以及政权的稳定。有关理论表明，政治合法性不足的政府，一般是全部或主要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强的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成权力，把服从转化成义务。”①因为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社会秩序就不稳定，可能直接危及政权的存在。因为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社会秩序就不稳定，民众抗议政府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直接危及政权的存在；高压所实现的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社会犹如随时爆发的火山，政府危机四伏穷于支持。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还可能是依靠领导魅力维持的政府，其内部一般情况下由强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集团成员的变更，政治精英个人命运的改变都可能是决定政局变动的可能性因素。当领导人寿命终结或者需要换届时，后继的领导人就不一定具有这样非凡的个人魅力，政治统治就会危及。危机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该政府所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体系被彻底否定，比方说，不仅该政府或强人统治被推翻，而且，该政权和制度被否定，该政府所依赖的“宪法”和法律也被废止，整个社会秩序需要重新构建。其次，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政权或制度的合理性。它意味着立足长治久安，构建政府制度的权威。我们应该从中得到警示，应该而且尽力建设制度合理化的政府，把公认的原则作为政治体系与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三，政治合法性可以保证政治统治的持久稳定，有利于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民生建设。一般在政治合法性程度高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很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程度也较高。

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标准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信任政府的统治?这也是政治合法性要解释的问题。《左传》提到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里的“祀”就是祭祀天神，“戎”就是武力或军队。掌握有组织的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而祀天拜祖，神道设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这表明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就已经懂得政治合法性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合法性具有动态上升发展的演变规律，它完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政治合法性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在这方面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是分析不同政权建立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包括“传统型”(tradid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1egal—rational)①。他用构建的三种理论模型来表明极其复杂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服从的基础。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形成的基础是长久传承下来的传统风俗和习惯。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沿袭，从来如此。先辈定下的规矩，早先形成的秩序，今天自然也应该得到遵守。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权威表现为政治强人和领袖或“圣人”指挥和召唤追随者的能力。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的基础是领袖个人权威，“服从我，因为我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法理型权威建立在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根据韦伯的观点，法理型权威是现代国家典型的权威形式。总统的权威，总理的权威以及政府机关的权威最终都由正式的宪法的规则所赋予。这些规则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官员和机构的行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政治生活越来越世俗和理性，依靠习俗和习惯或者依靠领袖魅力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不稳定。正如韦伯所说的“今天，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确的制定，且以人们习惯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认”①当今统治者政治合法性有一定的标准衡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好。我们在这里没有用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只是GDP的数值的提高，即俗话说的把蛋糕做大。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则不仅是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其中就包括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第二，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各种法律和规则要公平正义的对待每个人，不能存在特权阶层。第三，政府廉洁程度。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和忠诚，相反，贪污腐败盛行，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政府合法性就会危机。第四，官民和谐。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很大部分是对自己的直接统治者，官员的满意。

三、公平正义受损、廉洁程度降低、官民关系失调是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一）社会公平正义受损

前言

例如在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中,原告以自己的采光权受到被告的房屋妨碍为由,向某县人民法院起诉。而被告在诉讼中则以其房屋修建是经县城建局审批通过为理由提出抗辩,主张所建房屋虽对原告的采光造成一定妨碍,但不构成对原告的采光权的非法侵害,因为其建筑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许可范围之内。在此民事案件中就涉及到如下问题:人民法院可否在审理该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县城建局批准被告建房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不予审查,则对案件在程序上应作如何处理?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如下特点:①发生在民事案件中;②作为抗辩理由由一方当事人提出,引起双方当事人争议;③同时涉及行政法律依据和民事实体法律依据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特点。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

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时有发生。在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不规范和不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制约以及行政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够协调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会减少,反会随民事纠纷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而越来越突出。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上的疏漏,这一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始终是一个困扰人民法院的难题。

从立法上看,民事诉讼法典对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未有涉及。司法解释对此问题只有一些针对具体案件或具体情形的零星规定,而散见于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又存在着不一致。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中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质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按此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推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应当通知被告如欲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须在答辩期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又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可见,按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对专利主管机关授予专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与立法上的情形相适应。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大致有四种:①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然后对案件进行裁判。②避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案件作出裁判;③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予审查,在此前提下对案件作出裁判;④先裁定中止诉讼,让当事人提起其他程序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然后对案件作出裁判。

善待百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

各位领导：

我发言的题目是：善待百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关键。

前段时间我认真学习《保先读本》收集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得决定》，感触很深，受益匪浅，特别是其中阐述的“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对我启发很大。

××年，我街发生多起失地农民集体上访，给市、区领导添了麻烦，影响了开发区形象，也反映了我们街道党政班子“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急待提高。痛定思痛，经过认真反思，我们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善待百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具体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⒈在提高认识上下功夫。我们要认真认识到只有一个和谐稳定得开发区，我们才能招得到商，落得下项目，而要建设和谐稳定的开发区，就必须善待百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使失地农民得生活因开发区发展的速度和谐同步。也可以这么说，不能带领农民致富的开发区就不是成功的开发区，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开发区的发展。因此，在我街今年的工作思路中把“千方百计，使农民人平增长元”作为一个头等大事，并使每个农民家庭逐步迈入小康。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需要权力，也离不开权力。但自有权力以来，权力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恶行”，以至于对权力的质疑历朝历代生生不息。这正如肯尼迪所言：“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时。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使用我们？”［1］

对权力的质疑首先来自于对“权力神授”观的超越。在国家产生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以君主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不仅垄断了国家权力，而且还大肆宣扬“神意说”、“天命说”，为那些被君主、帝王或专制者所执掌的国家权力披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外衣，国家权力来自于“上帝”、“天命”，自然就成为了可以主宰一切臣民并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主权”这个词在法国学者布丹看来，其本意就是指统治臣民而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权力神授”观在近代被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所揭露和批判。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汉密尔顿、潘恩、杰佛逊等人不仅揭露了“权力神授”的荒谬性，而且从逻辑上提出了“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根据：“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2］来自人民的委托和授权，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对于篡夺而来的权力，人们当然有理由予以怀疑并不予服从。

对权力的质疑其次来自于对人性的悲观预设。这种预设认为，权力总是由人去执掌的，而人不是神，不是天使，人的天性是不完善的。“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这样人的心灵是一片黑暗……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3］作为西方宪政文化根基的基督教文明，更是以“原罪说”突显了人性的不可靠。洛克从英国的政治实践中看到，对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真正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侵害，而这也源于人的劣根性：“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后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4］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指出：“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来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人是有缺点的，人是会犯错误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因此不能把领袖人物神化，搞个人崇拜。［6］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对人性不完善性的假定，并不意味着对此的价值认同，而是警告人们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盲目相信，要在这个前提下着眼于防范，对权力加以控制。

对权力的质疑还来自人们对人类理性生活需求的肯定和张扬。人本主义认为，自然权利的本质就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是每一个体的理性需求，也是全社会共同的理性价值。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人是目的，而国家仅仅是手段”逐步被视为公理。人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的理性生活需求，成为人们认同权力制度的心理动力和最高标准。而强权、特权、专制、独裁等等这些权力的变异形态，不仅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同时也就顺带提出了“我们是否还需要权力”、“什么样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和可接受的”？“怎样才能确保权力的正当目的？”之类的疑问。

对权力的质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样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

【摘要】合法性审查原则是中国行政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在陈述了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基本内容及对象，并具体分析了我国目前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现状、缺陷，针对这些现实问题，解析了各种不足产生的原因，并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片面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概述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行为。[1]合法性审查的实质是对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即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享有不完全的司法审查权。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对象

（一）合法性审查原则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近年，农村的房地产市场逐渐活跃，农民往往将其在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或者出租、或者售与他人。购买者中有的是本村或外村村民，有的是外来打工者，还有的则是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类似的房屋买卖中产生的纠纷也较多。该类案件诉至法院后，涉及的首要问题即是：合同是否有效。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购房者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买卖合同不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则应认定合同有效。另一种意见认为，村民对宅基地只享有使用权，而无处分的权利，而出售住房的行为，实际上已处分了宅基地使用权，故合同应认定无效。

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称《土地法》）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尽管该条是针对宅基地申请而规定的，但从该法及该条的规定来看，农村村民出租、出售宅基地上所建住宅，法律并未予禁止，也未对该出售行为设置任何限制。但农村宅基地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有集体组织的成员才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而通过房屋的转让，也将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将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扩大到非集体组织成员、甚至是城镇户口的居民。同样，根据《土地法》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如果房屋转让只在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也有可能使购房者通过房屋的受让而使自己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那么，农村的房屋到底能否转让，这类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

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持审慎的态度，缘于国家对农村土地的一贯政策规定。《土地法》明确：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八十年代以来，国务院多次行文，强调对耕地的保护。有关行政规章、文件对农村建房、宅基地的申请也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1993年11月1日实施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农村村民建房的，应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如果是需要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再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如果是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也应由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批准。城镇居民如需使用集体土地建房，还应经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同意，再按上述两种情况办理审批手续。因此，有人认为，既然宅基地申请有严格的规定，村民转让房屋也涉及到宅基地使用问题，应从严掌握。只有在买受人按有关规定申请到所售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后，才能认定购房合同有效。如果这种观点成立，村民售房的权利将无从行使。

农村房屋买卖的出售方一般为农村集体组织的村民，而购买方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二是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集体组织内部成员又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本身已有宅基地，且符合国家规定的宅基地标准。二是已有宅基地，但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三是已在集体组织落户，但尚没有被分到宅基地。根据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对已有宅基地且符合国家标准的村民，再申请宅基地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对第二种情况的村民，尽管其已有一处宅基地，但如无法定理由，也很难再申请到第二处宅基地。对第三种情况，申请宅基地必须经过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因此，即使是售房行为发生在村民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也将难以进行。售房者首先要审查购房者的具体情况，这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果是村民集体组织外部成员申请宅基地建房，条件将更为严格。如果将这些规定适用于售房行为，购房者的资格待定，村民出售房屋将难上加难。

通过前述提到的法律、法规规定，不难看出，国家对宅基地申请是严格控制的，而上述规定并不涉及村民已按规定申请到宅基地并按审批手续建造房屋，但关系到在出售房屋问题上发生争议如何认定。看待这一问题，究其实质是如何认定宅基地的权利性质，以及宅基地上的权利与地上建筑物的权利关系。

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分为国家和集体两种。宅基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使用权由集体组织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划拨给村民使用。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在取得的土地上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可以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作为使用权人无权单独转让宅基地，但如果使用权人在宅基地上已建造了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的完整权能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与土地的所有权分属不同的权利主体，双方在权利行使方面必然相互牵制。而房屋与土地紧密结合的特点决定了二者必有一方要妥协，或者房随地走或者地随房走。

在当前茶叶产业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茶叶企业经营过程中，其产权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刑事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严重制约了茶叶企业经济发展的多种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茶叶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当前我们对企业产权的内涵形成了极其丰富、客观的认知，要从多种资源保护角度出发，通过完善企业合法权益的刑法保护机制，从而实现平等原则下的茶叶企业权益保护。

1茶叶企业合法产权的内涵分析

在茶叶企业发展过程中，其产权是以企业所有权为前提，并且对企业的财产权益与义务予以法律保障的一种形式。所以，通常情况下，企业的产权属性与经营资本之间有着根本性关联。当投资主体向茶叶企业发展进程中，投入相关发展资本之后，就在法律上具备了茶叶企业的合法产权。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其产权的具体形态极为多样。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茶叶企业的产权形态极为多样，比如企业的实物形态、股权或者债权形态等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形态，其中生动展示了茶叶企业发展的经营状态。实物形态主要是指茶叶企业经营过程中，更多是以具体的实物来占据茶叶企业自身的资产，比如机械设备或者仓储茶叶等等。以实物作为企业的主要产权关系，实际上对企业经营活动有着重要影响，一旦产权活动出现变化，就很容易对茶叶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股权形式的产权形态，则是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股权分配与持有的形式来占有。茶叶企业实施股权形态，则使得茶叶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活动相对独立，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茶叶生产的过程。股东方有权处理股份，但是无法处理和干涉整个生产过程。此外，还有部分茶叶企业的产权形态为债权形态。但是就我国茶叶企业的实际状况看，其更多是一种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的企业类型。因此，在茶叶企业的合法权益必要保护过程中，相对缺失。尤其是有关刑法的保护，也明显不足。所以，当前我们应该从茶叶企业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注重对茶叶企业可能存在的合法权益受损事实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政策、宪法及刑法等一系列复杂要求进行分析，从而做好茶叶企业自身合法权益的刑法保护工作。

2平等原则的具体内涵认知

从法律视角看，平等原则指的是民法中规定法律主体在各项民事活动中，享受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这一准则。在不断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平等原则也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从最初的罗马法中，就有了关于平等原则的相关界定，在近代社会中，其民法体系中，也有了关于平等原则的诠释。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平等原则也提出了具体内容，通常看，该原则主要包含：其一，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二，在民事活动中，任何不同类型的民事主体都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此外，在整个民事法律关系出现一系列变化时，需要使用平等协商的关系，不允许将自身的意志和观点强加给其他主体。最后，民事主体各方的权利对等，同时其中所有的合法权益，也受具体的法律保护。对于我国民法平等原则来说，平等原则不仅是现代法治活动的精髓所在，更是整个民法体系的基础性原则。因此，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随着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就需要探究更为多样化的规范性。当前想要实现更为多样化、生动化的平等，除了减少行政性干预外，也要注重坚持将民法中所诠释的平等原则，通过完善和优化相关法律观念，从而将公平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与政治践行之中，使用法律权威和公平性来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在刑法中，平等原则在我国也得以具体确定。但是，受法治理念的局限性影响，平等原则在落实与应用过程中，其更多停留在一种宏观角度，无论是主体身份，还是市场上的特权理念等等，依旧存在一系列相对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3当前茶叶企业面临刑事法律风险的具体表现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很多企业都在不断谋求做大做强，从而，一时间合并热兴起，随之而来的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争议也成为当今会计界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参考国外会计准则及我国07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从理论层面比较了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的异同，并分别运用这两种会计方法处理TCL集团并购TCL通讯的案例，更加直观地比较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在适用条件、处理方法、产生影响等方面的不同，且在分析中运用了财务指标使比较更加直观化，然后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浅谈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去向及取舍问题，认为现阶段我国不应该取消权益结合法，其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能结合我国国情更好地处理企业合并业务，推动我国企业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字：企业合并购买法权益结合法

CompareandChoiceAnalysisofPurchaseversusPoolingMethodbytheTCLcase

Abstracts

Asthecompetitionsamongcompaniesbecomemoreandmoreintense,manyofthemseekfordevelopmentbycompanymergence.Atthesametimethisbringsnewproblemtous,whichisabouttheaccountingmethodsindealingwiththemergence.InthispaperIwillcomparethepurchasemethodwiththepoolingofinterests,byanalyzingthemergingofTCLCorporationandTCLCommunicationCompany.Andweshouldalsotakeintoaccountthatinwhatconditionthetwomethodswillbesuitabletouse,theirdifferencesindealingwiththecaseandhowtheywillinfluencethecompany.Specially,somefinancialindexeswillbeappliedtotheanalysis.AndthisshouldbeofgreathelpinthefaceofChina’sacceleratingeconomictransition.

自一九七九年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以来，改变了由国家集中统一立法的格局，使地方立法成为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年来，大量的地方法规不仅为地方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弥补了国家立法的不足，也为国家立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以各地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为主要标志的地方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在依法治国的整体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但回头审视二十年地方立法实践，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立法数量增长的同时，立法质量并未能如愿同步提高。除各种客观因素外，主观上对合法性的研究与关怀不足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立法机关已经注意这一现象并开始步入新的调整，但过去的关怀不足却可能已经造成对合法性理论理解的不统一，导致部分法规与社会不够亲和。

一、立法的资格与环境－表面合法性

按照现在红极一时的RnoaldDworkin的说法，合法性是“描述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有资格立法的环境”②。笔者认为法学家在这里提到的便是表面合法性（legality），也即决定立法权的行使是否合法的形式要件，包括立法依据的合法性及立法程序的合法性两大方面：

（一），立法依据的合法性

我们注意到，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常常存在以“上位法”或“政策”作为“法律依据”以判断法规提案是否“合法”，要求提出法规议案必须同时提交“立法依据”及“依据的法律、政策等有关资料”，要求起草人员必须能明确实证每一条款的“合法来源”等现象。这种现象已成为流行的所谓“立法依据”，并将其理解为宪法、法律、政策，被默认为政府规章和部委文件，甚至可能是同级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或领导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