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范文10篇

摘要：笔者提出的"耦合权利义务说"认为，夫妻性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关系的一种，虽然一方之权利即另一方之义务，丈夫行使性权利具有该当性，妻子履行性义务也具有该当性，但是，当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时，权利主体并不当然取得采用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之资格。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功能和提供社会公正功能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种理念反映在对婚内强奸问题的认识上，即是冲破婚姻关系对妇女性权利保护的羁绊，走出"只要夫妻正常婚姻关系存续，即足以阻却婚内强奸行为成立犯罪"的误区，实现"告诉乃论"为前提之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

关键词：婚内强奸理性分析价值论解读法律救济

一、婚内强奸的理论聚讼

婚内强奸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复杂性。1997年的白俊峰婚内强奸妻子案被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判决无罪，而1999年的王卫明强奸妻子案则被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判决强奸罪成立。问题是：同样是丈夫以暴力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中国两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婚内究竟有无强奸--司法实践裁决不一，立法规定模糊不明，国民认识众说纷纭。长期以来关于该种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论，理论及实务界各执一见，褒贬不一。

否定说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的强奸犯罪。其理由主要有：1、丈夫豁免权。认为妻子同意与丈夫结婚即意味着性生活的承诺，丈夫不必在每次性生活之前都要征求妻子同意与否的意见。2、婚内强奸的危害性未达到承担刑事责任之程度。认为婚内强奸不同于一般强奸罪，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强奸罪中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3、如果将婚内强奸作犯罪论，则在司法实践中取证难、缺乏可操作性。4、如果将婚内强奸作犯罪论，则易使妻子动辄以此"要挟"，从而使得丈夫处于性的恐慌状态。5、"强奸"一词中的"奸"是贬义，在合法的夫妻性关系中不存在"奸"。

肯定说认为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构成强奸罪。主要有两种主张。1、时间肯定说。主张只有在三种情形下构成婚内强奸：一是男女双方已登记结婚，但尚未按当地风俗习惯举行婚礼或同居，女方提出离婚的；二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三是一审法院已判决离婚的。2、情节肯定说。主张只有丈夫采用的是严重伤害妻子身体的暴力行为，且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的；或虽未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但有其他严重情节，如采用胁迫手段，当着第三者的面而行奸的，才构成强奸罪。[1]

摘要：驻村帮扶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保障。当前，驻村工作队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并提升脱贫成效，使农村经济实现长远发展。为克服现阶段驻村帮扶工作中存在的帮扶成效两极化、支村“两委”边缘化、监督作用形式化、驻村工作异态化等问题，驻村工作队、后盾单位、主管部门、基层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必须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

1驻村帮扶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式和重要保障

2013年11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切忌空喊口号，不能定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目标。与以往粗放的扶贫方式不同，精准扶贫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和贫困地区[1]。驻村帮扶是扶贫的基本方式，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保障。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普遍建立驻村工作队（组）制度，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组）。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驻村工作队的人员选派、主要任务、日常管理、考核激励、组织保障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贫困村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但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也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仅靠本地的党政组织和干部队伍很难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在贫困村一线，选派驻村工作队进行驻村帮扶是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驻村工作队成员通常来自上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相对较高。驻村帮扶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扶贫政策、落实精准扶贫、加强组织建设、指导监督工作等，基本涉及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万人驻村帮扶。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确保国家扶贫政策和各项惠农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帮助解决农村存在的现实困难，对脱贫攻坚取得进展以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形势分析

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2018—2022年既要让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又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广大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要因地制宜，采取有力措施，初步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全面推进生态农业，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巩固提升脱贫成效；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大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初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基础组织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交汇的特殊时期。驻村工作队作为中国农村变革时期的重要力量，应当而且能够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既要把握当下，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又要立足长远，谋划农村经济发展，致力乡村振兴。

水是农业命脉，是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1，2］。而面对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我国可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匮乏现状，我国农村水资源现状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维稳的重要因素之一［3］。“水少”、“水污染严重”是农村水资源面临的2大问题，水环境一旦进一步恶化，水的供需矛盾将会被激化［4］。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开发区与农业生产基地，但仍然存在生态系统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水资源不足等问题［5］。农业是农村的主要产业，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作为黄河流域人口占比很大的群体，农村人民对水资源的需求应当得到重视，社会各部门各环节应当对农村用水进行管理［6，7］。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各省、自治区针对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供水用水现状，陆续提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条例或农村饮用水管理等一系列农村供水用水管理措施，在农业生产与农村供水用水等各个方面均有体现，但效果不一［8－10］。近期关于黄河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分析与综合评价涌现，彭俊杰［11］等认为，2010年后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调两级分化区域明显；崔璟坤［12］等通过构建黄河流域经济带乡村－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提出黄河流域应长期坚持“环境优先”的战略；高志远［13］等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认为经济发展质量需进一步提升，但对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水资源与水环境方面鲜有报道。农村供水用水管理是发展节水型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在近几年黄河流域各省陆续提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办法，但实施效果与未来方向仍然需要深入分析与研究。故本文建立包括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5个省份2000—2020年的农业用水量、农业水污染量以及新增节水灌溉面积、农村居民用水定额等指标与5个省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玉米近20a的产量、价格指数以及水利工程建筑投资等共19个指标的指标体系，构成以农村生态、农业水资源和农村经济为子系统的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进行耦合协调分析，评价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业农村供水用水管理实施现状，并预测未来4a农村供水用水管理协调发展趋势，以保障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安全为目标，为积极发展节水农业、绿色农业、新型农业提供技术参考与支持。

1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预测

1.1研究区概况黄河流域，是指黄河水系从源头到入海这条河流所影响的地理生态区域，本文把黄河中下游流经省区的相关面积称之为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黄河中下游流经的省份有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气候特征为温差悬殊，自西向东由冷变暖，光照充足，太阳辐射较强，降水集中，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1.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研究使用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2000—2020年共21a的数据分析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的演变特征。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公报》、《山西省水资源公报》、《河南省水资源公报》、《陕西省水资源公报》、《山东省水资源公报》以及部分省统计公报。极少数缺失数据采用拟合法估算而得。1.3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的确定本研究综合考虑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实际情况，结合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的作用机理，科学、客观地建立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来综合反映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的水平。本研究相关指标共19个，采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测度各指标的观测值内部差异程度来计算其权重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定性方法的不足，得出的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1.4耦合协调模型及类型划分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便更好地评价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耦合发展的协调程度。根据相关研究［14］确定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计算方法：式中，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为指标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a、b、c为3个子系统的权系数。本研究认为，农村水资源、农业生态和农村经济3个子系统对农村供水用水管理方面影响与表现力作用相似，故取a＝b＝c＝1／3。通过参考相关文献［15，16］，确定耦合度和耦合协调类型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1.5ARIMA预测模型ARIMA模型是差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是时间序列预测分析方法之一。ARIMA（p，d，q）中，AR是“自回归”；p为自回归项数；MA为“滑动平均”；q为滑动平均项数；d为使之成为平稳序列所做的差分次数（阶数）。

2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1）～（3），计算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的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见图2、表3。由表3计算可以得出，2000—2020年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0。从总体上看，2000—2020年耦合协调度呈现递增趋势，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223增加至2020年的0.853，由此可见，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耦合协调速度快，质量稳定。具体来看，2000—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的上升趋势的表现形式不同，系统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耦合协调度类型上看，从2000—2003年，系统协调程度呈现中度失调的状态，2004年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由中度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2005—2006年为濒临失调，到2007年，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转为勉强协调，再到2008年的初级协调。2009—2013年一直处于中级协调，到2014年协调程度下降，到2015年又有所回升，在2018年，系统协调程度提升为良好协调，一直保持到2020年。整体呈现“起点低、有波动、后发有优势”的发展特点。这说明在研究期初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各省、自治区相对落后，农业水资源、农村生态与农村经济均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对于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的建设规划甚少，系统的整体开发与需求也处于较低水平；2010年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提升，但是受黄河流域地域资源限制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制衡，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有限，这一结论与赵良仕［17］等的研究相似。总之，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总体跨入了良好协调范围。从图2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以下简称“D值”）在2000—2020年期间有所波动，在研究期初期D值较低，从2004年开始大幅上升，到2009年后D值随时间的变化波动逐渐变小，从2010年后趋于平稳，在2018年有所攀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从21世纪起，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大多数省、自治区为水资源发展滞后性的大背景下，既包括因自然条件较差导致水资源缺少的中西部省份，如山西、内蒙古、陕西，也包括由于经济发展过多消耗水资源的东部地区山东以及因生态环境保护不足和资源节约利用能力较差，为生态环境滞后型的河南，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日益紧张的水资源供求矛盾对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造成压力，农村供水用水规划管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中央及有关部门将视线由经济优先发展逐步转变为生态优先发展，即从相对发展的角度看，2004—2010年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于生态环境质量，系统呈现出良好的协调发展势头。而在2010年后，波动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在201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实施最严格的流域管理制度，严格监察黄河流域及周边省水土保持建设进展，农村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2010年后趋于稳定，且在2011年后黄河流域各省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的规章制度也相继涌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农业生态质量得到改善，3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度趋于平稳。在2014年，中央对水利工作的重视正式落实，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思路集中建设重大水利工程，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把水利作为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加强生态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从2016—2020年，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陆续提出一系列农村供水用水管理制度，分别有《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饮用水供水条例》、《山西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关于征求＜河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草案）》、《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陕西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等，细化农村供水用水管理，落实运行与管理，故在研究期后期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以2020年农村生态－农业水资源－农村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值为基准，运用ARIMA预测模型向后设置4期预测，为期4a，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向后1期D值稍有回落，但向后2期、3期、4期、5期D值都稳定增加，直到2024年系统达到优质协调，因此需保持经济、资源与生态协同发展的理念，以经济与资源作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方能保证农村供水用水管理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

3结论与对策建议

目前，关于医学科技期刊把关与传播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期刊质量的把关或期刊传播效果，仅从把关质量或传播效果单方面论述期刊的办刊理念或影响力［1］，对期刊把关和传播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多。把期刊做精做强，提高刊出论文的质量，扩大期刊传播力是医学科技期刊发展的核心任务，研究期刊质量把关和传播效果之间相互促进的耦合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浙江医学》近年来的改革举措和发展实践，探讨医学科技期刊把关与传播的耦合效应及其特点，提出期刊把关与传播正向耦合、相互促进的策略，为进一步提升期刊学术质量、扩大期刊传播力提供参考。

一、耦合效应的概念与特点

1．耦合效应的概念

耦合效应源于电磁学，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个部分。后来在物理学上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联合起来的现象。本文借鉴耦合效应在计量学中的应用，表达科技论文质量把关及其传播效果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从而揭示科技论文编辑出版体系中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关系，为利用两者之间的耦合效应提升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2．耦合效应的特点

一是耦合效应的方向性。方向性具有正反两个方向。良好的科技论文质量把关能带动传播力的提升，而传播力的提升将促使更多的读者关注和作者投稿，并促进论文质量的提升，表现为相互作用的正向性，形成正向良性反馈闭环。而当科技期刊的把关质量下降，论文质量和读者公信力下降，则会导致读者群体流失，期刊传播力提升乏力，从而影响作者对期刊的信任和编审人员办刊的积极性。二是耦合效应的阶跃性。处于起步阶段和成长阶段的科技期刊往往从严把关，提高质量能够更好地提升传播效果，扩大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在科技期刊的不同阶段，科技论文质量与传播效果相互作用的大小和强度具有阶跃性的增长率，且增幅往往在特定周期内出现下降趋势，即在科技期刊发展初期，提升论文质量能够显著改善期刊的外在形象，从而转化为竞争优势；但随着科技期刊发展壮大，论文质量提升的幅度和空间将趋于缩小，甚至受制于稿源，论文质量提升便会遭遇瓶颈，需要通过改革期刊编辑出版体制扩大新的稿源，促使期刊发展环境的改变。三是耦合效应的时滞性。科技论文审稿是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发行的重要环节，论文把关策略的调整和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并不是立即显现，而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即刊出论文质量的提高对期刊对外影响力的拉动作用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或几个发行周期才会逐渐显现，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效应还将表现为乘数甚至指数效应，对期刊传播力的影响趋于放大［2］。同样，稿源质量不佳、把关质量下降对期刊的出版发行等负面影响也具有滞后性，读者群体的流失和发行量、下载量、阅读量的下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种效应一旦显现，便会进一步制约期刊的发展。

摘要：本文仅选用云南省2005—2019年旅游—文化—区域经济共34个二级指标数据，测度了三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三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均有递增趋势，且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增强。但从实证结果来看，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2015年表现出勉强协调的状态到现在的协调度递增，表明三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协调，以此提出几点建议为云南省经济增长提供参考。

关键词：旅游文化产业；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模型

一、引言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其烟草、鲜花、普洱茶等产业有一定的规模且独具特色。云南属山地高原地形，北部是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南部为横断山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奇观。同时，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独特的民族风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也为其旅游产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云南省主要有三大支柱产业，分别是旅游业、普洱茶和鲜花业，为云南的GDP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本文主要通过2006—2019年能代表各板块经济指标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云南的文化—旅游—区域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早已有众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旅游和文化一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梁永贤认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联度较高，二者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区域经济是旅游业的基础，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样也离不开旅游业的带动。通过以山东省为例，发现旅游业的发展要先于区域经济的发展[1]。衣保中、李铭洋通过研究表明，中国的旅游业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关系，其中居民消费、三产总值等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最为显著[2]。包剑飞、张杜鹃以长江三角洲26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探究了区域经济以及旅游产业两者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空间差异化逐渐缩小[3]。陆保、明庆忠等人对全国31个省份从2000—2016年的旅游业、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耦合态势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日益提升但其提升与演进速度较缓慢，三者的发展仍需较长时间的协调[4]。唐勇、席元凯以江西省为例，研究了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西省的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维持在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则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5]。张仪华、王园以福建省为例，研究了全域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属于中等水平，两个系统的协调度也呈现良性趋势[6]。综上，国内较多学者通过不同方法对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以及区域经济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到了许多结论。但许多研究都针对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或针对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两两进行研究，鲜有将三者系统、综合地进行研究。而针对云南省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三者进行研究，可探寻其相互作用机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摘要】党的在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权力监督运行机制建设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增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制度建设合力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以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等贯通国家监督体系的建设思路。在上述体系中，以审计监督为核心的经济监督在监督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免疫系统”作用。以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构建完善体系建设的耦合性环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监督体系；审计监督；系统构建

一、引言

我国《宪法》和《审计法》规定，审计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有关机构及其人员，依法独立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核、鉴证、评价的监督活动”。从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角度看，审计监督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特别是审查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财经纪律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免疫系统”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审计监督要实现“全覆盖”目标。从学理角度看，所谓审计监督“全覆盖”是指凡是涉及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全领域”和上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使用“全过程”，以及经济运行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等“全对象”，都是必须接受审计监督的事项和范围。与审计监督“全覆盖”目标相适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审计监督不仅在监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监督保障权力运行的政治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耦合也称耦合性（Coupling），是系统科学的一个专有名词。从词源学角度看，耦合性来源于工程领域关于各模块之间存在的控制、调用、数据传递等相互作用机制。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完善，耦合性被广泛应用于描述系统要素之间、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聚合性和关联性程度。从方法论角度看，耦合性研究和构建目的在于通过对具有相互关联的系统进行有效引导，促进彼此要素有效衔接和功能整合，实现整体性和协调性有效提升。因此从系统论角度看，国家监督体系和审计监督的关系构建，本质来讲就是一种耦合性体系建构过程，即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如何充分发挥好审计监督的重要作用，实现系统之间功能有效整合和作用充分发挥。正如党的报告中提出，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社会监督活动有效贯通起来，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监督合力。认真贯彻上述重要部署，关键就是将彼此相对独立的各项监督制度通过衔接性机制措施，有效耦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并进一步形成“监督合力”。具体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建设中，深入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国家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探索审计监督有效融入国家监督体系的耦合路径，努力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成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度性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从时间节点上看，2014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审计“全覆盖”重要理念，开启了学术界关于上述问题研究的起点，并在2015年国务院相关意见出台之后达到了研究高潮。而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监督体系中审计监督所承载的重要历史使命，围绕审计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衔接机制问题，成为近两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目前搜集整理的资料来看，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围绕国家审计职能与社会治理耦合性进行系统研究，重点突出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载的社会责任[1]，并从政治和法律框架下，对如何更好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机制措施提出构建框架[2]。（2）围绕审计监督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重要，初步提出了审计监督与行政监察等监督手段“耦合”路径问题[3]。（3）围绕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职能拓展[4]、实现路径[5]、运行机制[6]和存在问题[7]等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面对大数据环境中，全覆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制度思考[8]。关于审计的耦合性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原因在于学术界开始探索将系统论方法引入审计理论体系中，探讨审计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解读审计工作如何充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1）围绕内部审计系统耦合性关系，有学者重点论述了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耦合性问题，强调“内部审计正是内嵌于公司治理机制监督系统中的一项子制度，有效保障公司的秩序”[9]。有的学者则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耦合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并且在文中提出所谓耦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相互交叉、交互作用而又相对区别”的关系总称[10]。（2）围绕内部审计与社会审计耦合性关系，有学者从企业内部审计和管理会计“协同效应”这种耦合关系进行了探讨[11]。（3）围绕国家审计和社会治理体系的耦合性关系进行模型设定。例如有学者以全国二百多个地市数据为样本，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探讨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耦合关联模型，重点阐述了提升国家审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系统之间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制度实现方法。（4）围绕审计监督与国家监督体系耦合性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有的学者开展了国家审计与人大监督的耦合效应研究，提出了在国家治理机制中，国家审计与人大的监督权具有耦合效应，并论述了两者之间耦合机制实现的制度路径[12]。有的学者则围绕国家审计与政府行政绩效监督工作的耦合性进行了模型构建[13]。综合分析上述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对审计监督“全覆盖”研究正逐步从宏观政策层面向微观制度运行层面转变，其中围绕监督职能的转变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建立，学术界已经有相关研究成果涉及。从目前学者研究成果分析来看，对于耦合性引入审计理论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就耦合的“元概念”与审计理论之间如何形成理论“接口”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但是，对于党的所确立的国家监督体系和审计监督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衔接和耦合等问题，还鲜有成果涉及。特别是对于审计监督耦合性的概念等基础性问题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力争在归纳学术界对审计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与环境耦合性关系研究基础上，以党的以来所确立的监察全覆盖和审计监督全覆盖两项重要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国家监督体系与审计监督的耦合性问题进行初步总结，争取在更为宏观的体系架构下对审计“全覆盖”的实现路径提出制度构想，从而达到理论体系构建与制度实现相统一的研究目标。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所强调的审计监督“耦合性”是从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和提升监督合力角度，描述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类型之间存在的制度体系关联性和衔接性特征。而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思考和把握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之间如何实现系统“耦合”制度可行性，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摘要: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维度，以及生态环境水平、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3个维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7—2017年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7—2017年浙江省城镇化、生态环境指数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协调度由0．0116提升至0．7856，两者间关系实现了从不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为进一步提升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合浙江省实际，提出城镇化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方式应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同步实施、协调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浙江省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城市面临着空气、水环境、垃圾、噪声等污染，以及自然资源退化等问题。近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增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合4940万t标煤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645万t钢材和2190万t水泥。从1999年起，城市生活污水排放超过工业废水排放成为主要污染源，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成为主要污染物［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在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下，厘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推进城镇化的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较多，主要从理论和实证2个方面展开。宗宁等［2－4］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何刚等［5］运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Getis－OrdGi指数，探讨了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影响。周正柱等［6］运用VAR模型，探讨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认为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部分学者采用理论研究或者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手段，从城市群、省、市等层次研究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间的影响制约关系［7－11］。浙江省是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先行省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2017年浙江省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8%，高出全国约10百分点，但也较早遭遇了城镇化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如城市生态空间被挤占以及水体、空气、噪声污染加重等。笔者分析了浙江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历程，以期促进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提供有效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都是极其复杂的概念，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前提。城镇化过程是一个集合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的城镇化，其中空间城镇化是外在表现，社会城镇化是内在本质［12］。因而将城镇化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维度。根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生态环境可由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3个维度的指标来表征［13－15］。遵循科学性、可获得性和可比较性的原则，结合浙江省实际情况，选取10项城镇化指标和8项生态环境指标(表1)来量化表征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综合情况。

摘要：文章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视角下，分析了滇西北地区高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即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是滇西北高校特色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滇西北高校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二者具有相互依存、互动影响的耦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滇西北高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耦合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高校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滇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居住有白、彝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主流文化的渗透，该地区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不断受到冲击与侵蚀，消失正在加快。当前，滇西北地区的四所高校在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为了应对当前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滇西北地区的高校或多或少忽视了自身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未能承担起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

一、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下，允许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平等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教育。它的目标在于“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1]。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为滇西北高校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理论视域。

二、滇西北地区高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耦合关系

［摘要］高校的校园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专业的文化修养，成为培育大学生积极向上精神品质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在校园的四年之中，耳融目染的都会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对其思想认识、道德观念、能力素质等的提升有明显作用，因而高校校园文化现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但是，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却有着特色不明显、文化主题不明确，文化内涵不丰富等问题，这严重制约着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和“以文化人”功效的发挥。实践证明，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纳入“院士文化”，可以丰富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助推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帮助高校坚守本体功能和文化属性，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路径。

［关键词］院士文化;高校校园文化;耦合与优势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

高校的校园文化指的是大学生、高校教师、高校管理者在校创造的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软实力，是学校师生们长期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规则等。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重要的基石，具体包含学校的建筑物、校园内外环境、科学研究场所、整个校园的建设和布局等，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制度文化是高校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内在机制，包括学校的历史传统、约定俗成的礼仪形式和高校的规章制度等，它已经成为维系学校正常秩序不可忽视的保障机制。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最高层次的内容，它主要包括校园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意识形态，是一个学校本质、个性、精神面貌的综合反映。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高校校园文化的同心圆结构。

二、院士文化的内涵

院士普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第一，对待工作，对待人文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展现了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院士是国内学术水平顶尖的科学家，不论是学习、科研都渗透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受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熏陶。院士们以科学精神作为科研工作的基础;又以人文精神指引科学精神，使之有了动力，科学的方向和目标。其中由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东南大学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协商、组织、编写的《院士思维》一书讲述了几百位院士的生平和故事，为我们了解院士精神提供了一定的思路。院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所体现的精神情操包含以下特点:(一)院士普遍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院士尤其是老一辈院士往往将自身命运发展与祖国繁荣富强的目标相结合，报效祖国是老一辈院士开展科学研究强大精神动力，并以此转换成为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动目标。院士们将学科前沿与我国社会需要紧密关联，研究出最先进的成果投入社会建设，并将科学技术上升至学科前沿，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院士们能够很好地把与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很好地结合起来。(二)超前的科研视野和严谨的研究态度院士们往往有着超脱历史、超越未来的眼光，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从全球利益角度出发审视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果断地把握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发展趋势，这展现出院士们超前的科研视野和水平和严谨的科研态度。(三)重视在科研工作中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或许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院士们强调科研要遵循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事实数据要遵循从客观事实出发，坚持有理有据的原则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对于有异议的观点坚持采用婉转的方式进行说服，准确把握科学研究的大方向，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要顺延至同事或上下级关系之中，并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四)重视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科研工作总是枯燥乏味的，院士们战斗在科研工作的一线，需要灵活运用有限的资源将其转化为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因此长期的艰苦奋斗成为常态，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同时院士们在承担专业技术课程时，普遍把德育置于教学工作的首位。

耦合是物理学名词，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运动方式或系统间通过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影响或联合的复杂现象，用来表述大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动态关系”。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多系统共同作用的共同体，单讲学科竞赛与学风建设，二者关联度低，但将其放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中，关联因素会增加很多。因此，分析、探究学科竞赛与学风建设的耦合机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构建“三全育人机制”、响应“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

一、学风建设现状

（一）学生学习风气一般学生学习风气一般，学习氛围不浓。在调查中,通过与学生和教师的沟通以及对湘潭市几所高校的实地调查发现：1.学生课堂抬头率低，大都低头玩手机，注意力未放在课堂上。2.学生与老师在课堂上的互动少，课后同老师交流的学生更是少见。3.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率低，大多数为任务型学习，靠外部因素激励学习，“临时抱佛脚”型学生多。另外，61.3%的调查对象认为，我校学风的主要问题是学习氛围不浓厚，而学习氛围影响着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加强新型学风建设刻不容缓。（二）第二课堂同第一课堂的契合度不高。第二课堂大体由科研、发明活动、学科竞赛活动、学术报告、社会实践等组成，是对第一课堂的有效拓展和补充，已经成为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将第二课堂制度纳入高校教育体系既能完善高校的实践教育，又能体现高校教育工作中“以人为本”的根本使命[1]。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有效融合符合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要求。但是，目前学校尚未根据“双课堂”的特点建立完善的联动机制，不利于最大化地利用教学资源，也不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学风学风建设长效机制不完善。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良好的学风需要长时间的氛围营造，学校应本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宗旨，根据本校实际与学生发展规律建立学风建设长效机制。《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目前学校开展学风建设的措施偏向“物理性”建设，即抓出勤率、手机“对号入袋”、加强查课等强制性规范措施，并不能使学生与学风建设产生“化学反应”，这里的“化学反应”即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二、基于湖南工程学院学生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课题通过线上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湖南工程学院学生关于学科竞赛与学风建设的相关数据，共收回有效问卷174份，并运用SPSS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一）学风状况与学生性别学风状况与学生性别、专业类型、年级的相关性。分析本次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显示：男生所填调查问卷为46份，占总人数的26.43%；女生所填调查问卷为128份，占总人数的73.57%。性别对学风状况的Pearson系数为-0.86，显著性为0.261，即性别与学风状况的相关性不大。专业类型对学风状况的Pearson系数为0.079，显著性为0.299，即专业类型与学风状况的相关性也不大。学风的好坏程度与性别或专业类型无关，高校应该将学风建设的重点转到其他地方。本次调查中，年级对学风状况的Pearson系数为0.305，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年级对学风状况的影响大。低年级与高年级的学习动机与学风特点不同，低年级学生首次进入大学校园，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的同时，由于脱离原有高中“鞭策式”的学习，因而会对学习产生茫然的心理。高年级学生大都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或考研或考级或选择考各类资格证为继续深造或丰富求职履历而做准备。高校要建设优良学风需要着重考虑高低年级学生对学习的需求及其学习的心理，不能用同一种管理办法抓学风建设。对低年级学生，要着重考虑其在入校阶段的学风建设，建设良好和长效的学风机制，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高年级学生因考研、考级等需要，学习自主性较强，因此对高年级学生要采取增强学习有效性的做法。（二）学风状况与学风问题学风状况与学风问题、学风规章制度完善与否的相关性分析为。0.154，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显著性为0.043，这就说明学风问题对学风状况的影响大。调查显示，我校的学风问题主要有：逃课、旷课现象较为严重；迟到、早退人数较多；抬头率低，认真听课的学生少，课后与老师交流少，甚至不知道任课老师的名字等。学风问题的多少以及严重程度将直接关系到课堂学习氛围的优良与否，课堂学习氛围又能间接地反映出学风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因此，高校建设优良学风要完善管理制度，着重解决逃课、旷课、迟到、早退等现象严重的问题，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本次调查中，学风规章制度完善与否对学风状况的Pearson系数为0.471，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示学风规章制度完善与否对学风状况有较大影响。在学风建设中，高校要立足于整体，顶层设计，建章立制[2]。学风规章制度的制定主要体现在学风建设实施方案上，一个学校对学风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学风建设的科学性都能从该校的学风建设实施方案上体现出来。要用科学完善的学风规章制度来规范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生活方式，营造优良的学风，为人才的健康成长创造环境条件。（三）学风状况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本次调查中，学习动机对学风状况的Pearson系数。为0.20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显著性为0.008，这表示学习动机对学风状况的影响非常大。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弱决定着其学习效果，高等学校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策略，从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入手，不断优化学习动机系统，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3]。高校如果将学习动机利用好，使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就会对学风建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与进步。

三、学科竞赛与学风建设耦合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