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范文10篇

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各种形式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其一生涉猎的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理论，法哲学等，并且在所涉的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对众多领域作了跨学科的研究之后，哈耶克建立起了一个庞杂而坚固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基础的是他于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andKnowledge）中提出的“知识分工”的思想。

提出“知识分工”的理念非常重要，然而它仅仅是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出发点，离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建立及提出“自生自发秩序”理念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对后者的研究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宽泛，远非某一门学科如经济学所能及的。它必须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等等学科作一大的跨学科的研究之后，尚能洞见到“自由自发秩序”的若干真理性的原则。哈耶克也因此从专业的经济学转到了研究法学、政治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在“理性主义的类型”一文中，哈耶克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这一转变作了解释：“……回顾起来，这大概始于30年前一篇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文章，我在文中考察了我们视为纯经济理论中的主要难题。我的结论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经济活动的整个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一秩序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它们并不是集中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是作为分散的知识，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中间。不过这同以下正确的见解还相去甚远：在个人行为所遵守的抽象规则与整个抽象秩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个人在对当前的具体情况作出反应时，受到这些抽象规则施于他的限制，才使这种秩序得以形成。在对法治之下的自由观、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由此产生的法哲学问题作了反复探索之后，我才为自由派经济学家长期讨论的自发秩序的性质，绘制出了一幅差强人意的清晰图画”（哈耶克，2000c，P602-603）。哈耶克在引文中后面部分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960年发表的《自由秩序原理》（《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和分别于1973年、1976年、1979年发表的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Law、LegislationandLiberty》）中。

一、自由的含义和意义

虽然人人都知道自由重要，但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多混乱，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物都同时被赋予了自由的称谓。哈耶克从最原始的意义上来定义自由“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哈耶克，2003b，P3）。这里的自由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自然环境或条件使人们处于某种“困境”中，只要没有人对其实施强制，则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仍在哈耶克意义上是“自由的”。所谓强制，在哈耶克这里是“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致于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除了选择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哈耶克2003b，P16-17）。显然，哈耶克认为的真正的自由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即强制不存在的。人们都试图能拥有完全的自由。甚至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时，都宣称自己推崇自由，道德哲学家、政治哲学家、诗人、经济学家都极力称赞自由，即自由是“美好”的事物。故作为与自由相反的强制为不好的。“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把人彻底为了实现他人的目标的工具”（哈耶克，2003b，P17）。哈耶克不属于崇尚自由的那种“冲动者”，即只知道主张自由重要，而不是从理性的角度客观的分析自由为何如此之重要，哈耶克的思想却是一贯的。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便指出人根据自由的信念和知识来作出决策。尽管客观上，个人因为“知识分工”的存在不可能拥有完全信息，但这没关系，价格机制可传递信息。价格要传递正确的信息，个人必须依据自己的“知识”自由作出决策，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的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适成对照”（哈耶克，2003b，P4）。“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能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城，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哈耶克，2003b，P6）。自由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系都要依靠一个社会的自由的程度，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样也需要自由来确保。文明的进步乃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只有通过增加人类的知识总量，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才可能变得现实。因为通过知识的扩展，即哈耶克所说的正确面对未知世界，人们可从中获得各种目标的机会，社会进步才会变成现实。“正因为每个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我们才相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哈耶克，2003b，P28）。要为这些我们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领域提供空间，自由必不可少。我们确知了自由的重要性，然而，自由却绝非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认为自由即是随心所欲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如果存在普遍的没有责任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哈耶克，2003b，P83）。责任之所以与自由不可分，乃因为行动的结果取决于行动者的行动，而如果行动者对自己自由作出的行动所导致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则人们不可能正确预期在特定情形中行动者将采取何种行为及将导致何种结果。在这种状态下，文明要达致进步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因此，课以责任，并不是立基于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知为真的事实，而是立基于我们相信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即那种鼓励人们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理性地采取行动的效果或作用。这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我们无力洞见他人心智的状况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哈耶克，2003b，P91）。、自由的敌人

自由即免于他人强制的一种状态，强制当然是自由最大的敌人。维持一个自由社会即要防止各种强制的发生。然而，强制绝非明目张胆地在当代社会施行，而是伪装成不同的形式甚至伪装成善良的政策慈母般地“关怀”着人们。而就是这样的政策却会一步步吞食着自由，直至到完全的奴役，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哈耶克对很多对自由构成侵害和将威胁自由的现象作了强烈的批判。这些现象已经被人们全然接受并且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正是这些现象，在哈耶克看来会最终完全剥夺人们的自由。

1、福利政策的危害

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各种形式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由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和市场经济的深刻洞见，哈耶克荣获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是集众多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朝圣山学社”(theMontPelerinSociety)的创立者外，哈耶克还是数个领域的精神领袖，一生涉猎的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理论，法哲学等。并且在所涉的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对众多领域作了跨学科的研究之后，哈耶克建立起了一个庞杂而坚固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正如J.Gray所说：“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与穆勒（John﹒Mill）（由于翻译原因，后文的约翰﹒密尔指同一个人）和马克思(K﹒Marx)的思想体系相媲美，但是却远不如它们易于受到批判，因为哈耶克的体系乃是一种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有关理性之范围和限度的观点为基础的……。”[1]凯恩斯（J﹒M﹒Keynes）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思想统治的”[2]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在我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了解和研究哈耶克的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哈耶克的热潮，已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我希望本文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详细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困难的，本文的目的在于理出其核心主线，即勾勒出其思想脉络。在我看来，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基础的是他于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andKnowledge）中提出的“知识分工”的思想。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使人们必然对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事件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每个行为主体都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所掌握的信息作决策。作为传递信息的系统的市场协调着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动。市场和其它的制度要有效的运行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个人必须能自主的做各种决策。因此，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法治是自由的真正保障。故哈耶克的思想脉络可简单表述为：知识分工到自由，再到法治。

一、作为基石的“知识分工”思想

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就已经具有了世界声誉，是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干预主义成了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凯恩斯的干预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作为凯恩斯长期论敌的哈耶克从大论战中败下阵来。尽管在那个年代哈耶克仍然写出了不少在今天看来属经典之作的论著，但这些都被知识界对凯恩斯的追捧所淹没了。直到1944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哈耶克又为自己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一次，不仅仅是在经济学家中，而且在普通百姓中，哈耶克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很快成为畅销书。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影响，在职业经济学家们看来，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是不应写出如此大众化的读物的。传言这还使得他未能在当时快如日中天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谋得一个教职，[3]倒是后来却成为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主要教授。

在与凯恩斯论辩的数年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很多主要著作都作了批判。但由于凯恩斯在学术上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且往往在论辩中不能针锋相对，使得哈耶克渐渐厌倦了这种争论。以致于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哈耶克没有及时对其进行批判，这也成了他终身遗憾之事。在凯恩斯的思想风靡之时，哈耶克发现仅仅从经济学上对凯恩斯主义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干预思想进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其更基本的思想渊源进行彻底的攻击。这一次，哈耶克的雄心更大，他不仅要对各种各样的干预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而且还要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思想体系，使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得到延续，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一）对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批判

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基石的即是与凯恩斯的《通论》同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因为这两篇文章，1936年应是经济学思想史上重要的年份）。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思想。至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后，他的自由市场的思想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且也得到了继承，但作为其核心思想的分工理论却没有得到发展，只是在1928年杨格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人们重新重视分工思想。[4]显然，哈耶克这篇文章里把分工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中，会有一些不符合现实的基本假设，如信息是完全的、个人偏好不会发生变化、不考虑时间因素等等。这里的信息即是哈耶克所用的“基据”（datum）也即在这里“意指的是应当成为客观事实的东西，而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哈耶克，2003a，P60），而作均衡分析时不考虑时间因素，在哈耶克看来“纯属无稽之谈”。故均衡理论中以往被忽视或不合实际的假设实是非常重要。“第一，只有当一个人持续采取的先后行动都是同一项计划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这些行动之间才会存有某类均衡关系；因此，这个人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所发生的任何变化，亦即会致使他修正自己计划的任何变化，都会打乱他在他的知识发生变化以前所采取的行动与他在此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那种均衡关系；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在他的预期被证明是正确的期间内所采取的行动才能构成均衡关系。第二、由于均衡是行动间的一种关系，又由于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从时间上讲必定是相继发生的，所以显见不争的是，就赋予均衡这个概念的任何意义而言，时间的推移便是至关重要的。”（哈耶克，2003a，P57），从这段引文可见哈耶克的动态经济学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同时也对新古典均衡理论中的信息充分的假设作了批评。在研究均衡是如何产生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含的一个假设即完全竞争市场，这就意味着信息充分，市场中每一个成员都知道每一件事，故“第一，那种为了满足均衡分析之假设所必需的完善市场绝不仅限于意指各类商品的特定市场；第二，必须把整个经济系统都假设成一个完善的市场，而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同时知道每一件事。这样，有关完善市场的假设就仅仅意味着，即使该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没有被假设为绝对的无所不知，也至少应当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知道所有与他们的决策相关的事情。”（哈耶克，2003a，P68），在一篇文章中，要创造性的包含多种思想，实属不易。除了上述两点外，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还阐述了理性预期的理论，我相信这篇文章影响了基德兰德（Finn﹒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在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设计上的重大贡献而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前述，哈耶克对静态分析的批判中指出的，在均衡分析中不考虑时间因素是不可取的。一旦考虑到时间因素，则市场中的行为者的偏好和行动的其它相关的条件都可能发生变化。在这种动态条件下的均衡理论，不是某个时点上的均衡状态理论，也绝不是行为者无所不知条件下的均衡理论。“无论过分追求纯粹经济学的论者偶然说过些什么，有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惟一能够证明我们关注这种均衡状态的合理理据乃是这样一种假定：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趋于均衡的趋势”（哈耶克，2003a，P67）。这种趋势需以行动者正确预期作为特征。“第一，只要预期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均衡就会持续下去；第二，只是在与个人决策相关的那些问题上，这些预期才必须正确的”（哈耶克，2003a，P64-65）。从这些分析可见，在哈耶克看来，新古典的均衡分析，以静态分析、完全信息为基础实为不可取。而应是建立在行动者正确的预期，即是行动的一致性基础上，以动态分析方法为分析工具的均衡理论，用此一理论可以描述一种逐渐进化的社会，也可以用来描述那些近来一直给我们的研究造成许多麻烦的只具短暂性质的价格关系。但是如何才能达致这种均衡状态呢？要达致均衡状态需要行动者的正确预期，每个人需要知道什么知识以及多少知识呢？哈耶克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深刻洞见。

论文摘要：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是目的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的统一。政府对市场结果正义的过多关注会摧毁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唯有建立有限政府、彰显个人权利、拓展个人自由才能促成善的经济的形成。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但不乏智慧的光芒，对思考中国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摘要：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是目的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的统一。政府对市场结果正义的过多关注会摧毁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唯有建立有限政府、彰显个人权利、拓展个人自由才能促成善的经济的形成。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但不乏智慧的光芒，对思考中国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论文关键词：哈耶克内部规则财政权力分立

论文内容摘要：在财政制度领域，哈耶克认为，分派个人税额所须依凭的一般性规则与确定所需征收税款总额的决策分属于不同的规则范畴。因此，这两种规则的制定权力应赋予不同的机关行使。藉此，哈耶克构建了其财政权力分立的理论。文章认为这一理论对避免公共财政的过度扩张和确保税收的经济效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哈耶克财政法律制度理论的思想基础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庞大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而其财政权力分立的财政制度理论就是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实践性理论。该理论也是以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知识论、社会秩序理论和法律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认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这一认识论框架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区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立基于笛卡尔式欧陆理性主义的思辨式的建构论唯理主义；另一个则是近代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别是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它是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

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

（一）财政制度兼含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

问题的提出

尽管哈耶克特意解释过他为什么不是一位对任何变革都表示反对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老辉格党人），但是由于他对待传统的态度，他仍被许多人看作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常常引述哈耶克对于传统的态度，来为无条件接受某种传统辩护，比如许纪霖在《读书》杂志，2000年第一期发表的《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结语就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是那样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毕竟成为我们的一个历史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从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

中国学人也尝试着要给哈耶克这种试图调和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与尊重传统之间内在的冲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典型者大概是陶东风的解释：“窃以为哈耶克得出自由与传统相互协调的理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从而这个理论也就不具备必然的普适性。在哈耶克熟悉的英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已然存在一个在他心目中既‘自生自发’、又合乎自由理想的传统与秩序……因而在哈耶克的心目中，维护这个传统就是维护自由，而用人为设计摧毁这个传统就等于摧毁自由。”

这种解释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却从根本上瓦解了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普遍意义，似乎他的理论只是适应于自由秩序的原发地英国和生来就只有自由传统的美国，甚至连欧洲大陆都难以援为旧例，后来的努力要超越自己的本来传统，建设自由社会的文化和民族国家，则只有彻底打破、抛弃自己的传统，另起炉灶一途。这就使哈耶克陷入尴尬的境地：有自由法治传统的民族将享有自由法治，而没有自由法治传统的民族则永远不能享有自由法治。哈耶克成了文化相对主义者。我想这是哈耶克所决不能接受的。从他对市场普适性的坚持，从他坚持自发秩序及晚年探讨扩展秩序看，不应该得出这种结论。

在哈耶克看来，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美国）之所以发展出可欲的复杂的自由法治秩序，并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偶然地采用了某种适当的规则，这种规则透过不断扩展和深化而逐渐自发地形成为复杂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其固有的传统有没有可能向自由的方向演进？哈耶克提出了种群文化竞争进化理论，即某些社会的规则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实施它们的群体更为成功并取代了其他群体，即这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繁荣并发展起来，并能更成功并包容群体外的人，因此，他晚年更多把自发秩序称之为扩展秩序。

虽然有论者指出，哈耶克晚年的文化种群选择理论笼罩着神秘的气息，并且其立论似乎与其早年所坚持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直接冲突，但它依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不过，哈耶克似乎并没有仔细地解释被动地卷入进化过程的群体何以会改变其规则，其传统以何种方式演进。这些问题对于哈耶克的思考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最要紧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质，许多人谈过。例如西方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WernerSombart），陶普（MauriceDobb），……中国有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发表了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算是给这场“主义”之争盖棺论定。我要在这篇小文章里叙述的，大致就是这些大学者们说过的话。但是我把这些话分做两段说，一段是人们在哈耶克那本书发表之前的认识，我称为“传统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称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类，就难免有质疑说“僵硬”或“教条”。不过我这里的“最后的看法”确实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这位从本世纪初即参与了人类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的学者已经于1993年3月辞世而去了。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谱系中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学派从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生产过程的时间因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资本结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相互对立，在经济危机与萧条等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与萧条，研究与反思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探讨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等方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传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1931）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一）关于生产结构的论述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最后一个阶段之外，其它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变化时，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赢利状况，而这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货币数量一定时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当生产结构由于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的自愿储蓄增加了，则增加的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将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它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