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范文10篇

1汉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汉族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在民间中广为流传的有龙舞、狮舞、灯舞、绸舞、秧歌等等。现经专家整理加工已进入课堂的有东北秧歌、云南花灯、安徽花鼓灯、山东胶州秧歌和鼓子秧歌等。

2藏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在素称“世界屋脊”的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能歌善舞、具有悠久歌舞传统的藏民族。几百万藏族同胞勤劳、纯朴，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银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莽原，正好引吭高歌，河谷飞平坦的坝子上可以尽情欢舞。大自然造就了藏族人民优美的歌喉、矫健的体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豪迈的现实生活则是他们即兴歌舞创作的源泉。人民在歌舞中欢庆佳节，也在歌舞中祭祀祈祷，用歌舞来伴随劳动，也以歌舞赞美爱情与生活，歌舞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西藏舞蹈与歌唱艺术密切结合，以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著称。

3蒙古族舞蹈的风格特征

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和受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蒙古族与其他东方民族差异很大，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同时也创造了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舞蹈——蒙古族舞。他们的民间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洋溢着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豪放与自信的“天之骄子”的气概。

明代的女真族是春秋时期肃慎人的后裔，是清代满族的先人。自古以来，女真族就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当时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迨至明代，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面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①]，以后又在女真地区设立其他卫所。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明朝政府采纳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关于“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的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②]。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是对女真族居住的东北地区进行管辖的明朝地方政权机构，隶属于明朝中央政府之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和女真各部所置卫所，全都得服从明朝政府的政令，“有所征凋，闻命即从，无敢违期”[③]。明初，明朝政府与女真地区政治关系的发展，加强了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

一、明初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马市贸易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们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所以，在研究明初汉族地区与女真地区的贸易关系之前，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女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明初的女真族由于散居东北各地，内部又分为许多部落，加之东北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彼此之间交往的不发达，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据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二《辽东镇边夷考》记载：“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颜之后，金之遗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居黑龙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又一种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诸夷皆善驰射。”由此观之，当建州女真已进入“饮食服用，皆如华人”的时代，而“野人”女真还过着“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的原始经济生活。大凡越是靠近汉族地区的女真部落，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就是说更接近于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但是，一般说来，在明代初期女真地区大体上是一个农业、游牧、采集、渔猎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中，畜牧生产占居主要地位，马匹牛羊是构成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因此。畜牧产品不仅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主要输出品。其次，采集、渔猎和农业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生产活动。女真族居住的东北地区，得天独厚，资源丰富，不仅森林茂密，盛产人参、貂皮等特产，而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于耕作。如建州女真地区，“产珠及参与貂，最下赤松子。界鸭绿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鱼最肥。……东多茂松，貂巢其上，张弓焚巢，则貂坠于罗。取山泽鱼盐之利，故酋自富”[④]。采集、渔猎生产出来的人参、东珠、貂皮等产品，在与汉族地区的交换中，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是最适于同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产品。农业生产比较落后，惟有建州女真，“匡居耕食，不长射猎”[⑤]，其余各部的农业生产更加落后，有的部落甚至还没有农业经济，主要因为缺乏农具和农业技术。

综上所述，明初女真地区的经济结构表明：它的生产特点是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土特产与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不发展，它也十分需要通过与汉族地区进行交换活动，输入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和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铁制农具。

通过对一个民族的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的轨迹。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是一个少舞蹈的民族，其民间秧歌舞可算是迄今仍然活在民间的汉民族舞蹈的代表。所以，通过对汉民族秧歌舞的分析，可以看到汉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就艺术发展而言，现代审美意识，是最接近艺术本质的现代追求。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表现，人是艺术的中心，人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艺术是人类生命最璀灿的花朵。人从与自然一体的混沌中苏醒，恰如人从黑暗的专制之下觉醒，所以说，回到和重新发现人本身——这寻根的逆向追求，是最具艺术的现代意义。通过对汉族秧歌舞蹈所具有的现代审美意识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这种意义的理解。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唯有本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才是真正的出路。近代汉族童装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情感因子，这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对其开展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要做到传承文化是核心，传承形制是方式，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为标准，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设计出独具民族特色、文化品位的童装，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方式。

关键词：近代童装；创新设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童装市场也越来越受到国内设计师的关注，近年来也涌现了很多童装品牌，但其西方化、成人化趋势明显。我国本土的民族风格童装比较少见，就算有，大众的接受度也不高。如何将传统童装和现代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水平和时尚需求，这是当下设计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1近代童装的造型、形制创新

1.1“屁股帘子”创新设计。对于大小便不能自理的小孩，他们都会穿开裆裤，但是当他们尽情玩耍时，经常喜欢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样屁股就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蚊虫叮咬等生理卫生问题。而且到了秋冬季节，屁股大片暴露在外，还很容易着凉感冒。因此，聪明的家长们为孩子精心设计了“屁股帘子”。这种近代童装其实就是从上衣的背面垂下一块布，很好地将孩子暴露在外的屁股遮盖起来。从装饰角度看，这块多出来的布活像动物的尾巴，再加上孩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显得十分憨厚可爱。从实用功能来看，这块布的上端和上衣相连，下端是可以随意掀起来的，这样一来，自理能力差的小孩子只要一蹲下来就可以很方便快捷地自己解决大小便，而且还让屁股免受风寒和蚊虫叮咬。可以说，“屁股帘子”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关怀和爱护，是一个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民间设计作品，其设计理念以及款式特色都是值得现代设计借鉴的。民间这种传统质朴的“屁股帘子”现在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的装饰功能和卫生实用功能却是值得现代设计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可以将传统的“屁股帘子”创新设计成符合现代人审美标准的时尚服饰（如图1）。图1“屁股帘子”创新设计（作者绘制）1.2三维立体动物造型。仿生设计是现代服装造型设计形式之一，是以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为借鉴对象，并以这些生物的造型、轮廓、线条、色彩直接或间接借用到服装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和色彩设计上去，创制出新的服装造型，即为仿生服装。［1］近代传统童装的头衣和足衣中大量运用了动物立体造型，如大量童披风的帽子、各色兽鞋、兽帽，主要是运用夸张抽象的手法模拟出动物的头部形态，包括眼睛、鼻子、胡须、耳朵等，其实这种仿动物外在形态的设计也叫仿生设计。仿生作为服装设计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童装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仿动物形态的设计，其数量之多、使用之频繁、设计之巧妙以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程度，足以引起当代设计者的重视。虽然当下市面上的仿动物形态童装琳琅满目，可是我们很难感受到当年那种单纯质朴但又不简单的装饰情愫以及极具浓厚民俗韵味的情感因子。现代童装中塑造的动物形态大多显得单板无趣、形式单一，研究学习近代童装中动物立体造型的塑造后，对于仿动物头部造型，我们应多运用丰富多彩的贴布工艺，将不同色彩、质地、形态的织物贴于底布上，甚至可以叠加贴很多次，来增强层次感。接着再运用盘、贴、填、缀、绣、粘、钉等多种工艺手法或结合高新技术，反常规和夸张地钉缝固定在服装上。用不同技法和不同材质混搭，以丰富肌理效果，使动物造型更加活灵活现、逼真可爱，又独具民族特色，如图2设计的中国风童披风。图2仿“虎”头部立体造型设计的童披风（作者绘制）

2近代童装纹样图案创新设计

由于受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一定差距，成为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研究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表现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目的指向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国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生活认知态度不同

汉族地区人口分布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的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感，与民族地区公民相比，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大。特别是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据对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汉族居住的北大营村调查发现，有34.28%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有较深的了解，61.2%的被调查者知道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表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民族地区人口多数居住在分散、文化设施落后、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便利的地区，活动范围很小，封闭的、静止的人口流动和人际交往使公民在价值观念变革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强烈地制约着公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外部信息的冲击，农民对自身地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缺乏认知，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很多公民基本上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成为与政治参与关系不大的“地域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以景颇族为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景颇族人民包括一些山官，历来只知道土司管，国家观念淡薄。”[2]即使是一些山官，也是“见识少，汉话傣话都不会说，只知道最大的官是土司。”[3]在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博甲村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有42.6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国的国家主席，45.4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62.58%的被调查者听不出我国的国歌，表现出对现政权较低的认知度。

（二）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形式不同

通过对一个民族的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的轨迹。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是一个少舞蹈的民族，其民间秧歌舞可算是迄今仍然活在民间的汉民族舞蹈的代表。所以，通过对汉民族秧歌舞的分析，可以看到汉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就艺术发展而言，现代审美意识，是最接近艺术本质的现代追求。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表现，人是艺术的中心，人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艺术是人类生命最璀灿的花朵。人从与自然一体的混沌中苏醒，恰如人从黑暗的专制之下觉醒，所以说，回到和重新发现人本身——这寻根的逆向追求，是最具艺术的现代意义。通过对汉族秧歌舞蹈所具有的现代审美意识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这种意义的理解。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摘要】为了快速鉴定DEL表型，建立浙江汉族DEL表型的基因分型方法，根据RHD1227A等位基因序列设计等位基因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allelespecific-polymerasechainreaction,AS-PCR)，用于DEL表型的基因分型。用已知RHD1227A多态性的样本和已知DEL表型的样本评价基因分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表明：在50例RHD1227A阳性和50例RHD1227A阴性的Rh阴性样本中基因分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都是100％；在33例DEL阳性样本和89例DEL阴性的样本中，基因分型方法的灵敏度为100％，有2例样本血清学结果为阴性而基因分型结果为阳性，重新用血清学方法和序列分析方法复核这2例样本，发现2例都是血清学漏检，因而基因分型方法的特异性是100％。结论：设计的基因分型方法可以有效地鉴定浙江汉族Rh阴性人群中的DEL表型。

【关键词】DEL表型；RHD1227A等位基因；基因分型

EstablishmentofGenotypingMethodforDELPhenotypeinZhejiangHanPopulation

AbstractInordertoestablishagenotypingmethodforDELphenotypeinZhejiangHanpopulation,anAS-PCRmethodwasdevelopedaccordingtotheRHD1227Aallelesequence.ItsspecificityandsensitivitywereassessedintwoRhnegativepopulationswhoseRHD1227AorDELphenotypestatuswasknown.Theresultsshowedthatinevaluationofthemethodbydetecting50RHD1227Apositiveand50RHD1227Anegativeindividuals,thegenotypingmethoddisplayedasensitivityof100%andaspecificityof100%;inevaluationofthemethodbydetecting33DELpositiveand89DELnegativeindividuals,thesensitivitywas100%,however,thereweretwoserologicallynegativesampleswhichwereconfirmedaspositiveusinggenotypingmethod.Afterre-testingthesetwosampleswithserologicalmethodandsequenceanalysis,itwasfoundthatoriginalserologicalmethodgavefalsenegativeresultsandgenotypingmethodstillshowed100%specificity.TheminimaltargetDNAconcentrationofthisgenotypingmethodis8.13ng/μl.Inconclusion,designedgenotypingmethodcanbeusedtoidentifyDELphenotypeefficientlyinZhejiangHanRhnegativepopulation.

KeywordsDELphenotype;RHD1227Aallele;Genotyping

Rh血型中D抗原在输血医学和产科学中意义最为显著。最近的研究发现，DEL表型（一种极弱表达的D抗原，只有通过吸收释放的方法才能检测到，称为DEL抗原）的血液输注给Rh阴性患者仍会产生抗D免疫反应［1］，因此，对DEL抗原的免疫原性应予以重视［2-4］。目前常用的血清学DEL表型鉴定方法由于步骤繁琐而不适合临床大规模应用，如何快速有效的鉴定DEL表型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课题。我们的研究发现，浙江汉族DEL表型和RHD1227A相关（未发表研究结果）。根据RHD1227A等位基因序列，我们设计了1种AS-PCR方法，通过检测100例RHD1227A多态性已知的Rh阴性样本和122例DEL表型已知的样本，对该方法用于浙江汉族Rh阴性人群中DEL表型基因分型的适用性进行评价。

在中国古代，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

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疆8所高校的480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三个民族，分为3个年龄段：22-35岁为低年龄段，36-44岁为中年龄段，45-60岁为高年龄段。每个年龄段调查160人，其中汉族男、女教师和民族男、女教师四类人群各40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教师统称为民族教师，其中94％为维吾尔族，6％为哈萨克族）。

1.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参阅国际通用心理测评量表，结合高校教师实际情况，编写调查问卷。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调查内容涉及躯体及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力等方面。每项细则都定有三级选项，每级选项按程度以1分、3分、5分标定，得分越高显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数理统计法：调查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分析。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的教师的选项评分。

内容摘要：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民族声乐的概念和分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和分歧。当代“民族声乐”到底来源于汉族传统民间歌曲还是西洋美声，汉族民歌的分类标准又应如何把握。诸如此类关于民族声乐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我国当代的声乐研究工作。为明晰汉族传统民歌的分类关系，文章将通过对民歌分类的几种方法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此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整体协调发展提出学理性的参考。

关键词：民族声乐汉族民歌分类色彩区

事物从起源，开始发展，直到消退，这看似清晰的过程，分析起来竟是如此缓慢，甚至有些模糊。这是由于一些演化而来的事物，很难由后向前追究，也很难用“划分”这样一个词来对如此复杂、缓慢的过程进行“加工处理”。所以，人们仅在此模糊地清晰些，又在清晰中变得模糊。不难看出，从本身就无法言表的音乐艺术到纷繁复杂的民歌发展。人们也很难确立出一个方整、明显的界限。单从这样一个深奥而又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我也会不经意想到“近似”这样一个词了。

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惯用的是按照“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其大致可把汉族民歌分为：1.号子(有“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2．山歌(包括“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等)；3．小调(例如“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的方法、特点等问题。

但是，究竟什么是汉族民歌的“体裁”?汉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依据应如何确定呢?“体裁”究竟是指民歌音乐形态上的艺术特征，还是指它的社会产生条件?抑或是指产生和应用场合所造成并限定了按照这一如此模糊不定的“体裁”概念分类，人们对汉族民歌的“体裁”有了不同的理解，于是便出现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劳动号子”，如果按产生和应用的场合把它定义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那么“田歌”“牧歌”也是劳动时所唱的歌；但“田歌”“牧歌”的主要音乐形态特征又显然与一般的劳动号子一领众和，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等特点不相一致，而更多地与一般山歌节奏自由悠长的特点相吻合；然而，二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又与一般山歌不尽相同。这就产生了多种的分类方法。“体裁”分类方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所造成的。这些依据中有根据民歌的使用场音分类的(例如“民间歌舞”和“小调”的分法；“渔歌”和“田歌”的分法)；也有按照民歌的篇幅分类的（“大型民歌套曲”）；还有按照民歌的社会功能分类的（“风俗歌曲”)等等。

如此众多分类依据的并存，让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该种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样一种纷乱的状况，对于民歌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不利的。江明惇先生明确地阐述了他划分汉族民歌体裁的依据，即按照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民歌的形成、发展以及流传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体裁的问题也很复杂。汉族民歌中多种体裁因素相综合的现象、不同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①也就是根据音乐特征，演唱场合和功用这三种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划分标准下，多少是将体裁划分定义作了一个“模糊处理”。遇到不同类体裁出现交集的时候依然很难把握原则。这就好比将几种相互干扰、相互交叉的划分标准混合到一起。当然，其表现出来的分类作用有时也显得有些相互干扰，左右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