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汉字文化信息；汉字教学；策略

【论文摘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是分析汉字文化信息，改进汉字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求准、求深、求广、求活、求趣是应对当下汉字教学的现实策略。

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交际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这样说，许多汉字的面世，都是造字时代特定文化背景及先民心理的凝练，这种凝练常常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信息，而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不大。现在通过对汉字进行文化信息分析，复演前人关于汉字的理解，捕捉汉字原始造义与今天汉字所记录的语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今人关于汉字的认识，分析解读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并把他运用于汉字教学，无疑对改进当前的汉字教学是一种有益尝试。要在汉字教学的实际操作中运用好汉字文化信息分析，并不是没有一定难度的，如分析汉字构形就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熟练掌握推源、考证的具体方法。利用字的构形去分析文化信息，必须同时借鉴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生在产生新鲜感的同时往往也会产生一种艰深的隔膜感，更何况很多汉字几经简化，时移字异，出现了无理可寻的记号字，教学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就容易导致学生学起来发惜，教师教起来也倍感吃力的情况。所以，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一)求准

从古至今人们对汉字的解说可谓众说纷纭，很多时候往往对同一字有不同的解释，作为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选择科学性强又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解释方法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在汉字教学中，进行解说前要认真比较，慎重择优，遵循汉字文化信息确定性原则，给学生传递准确的信息，同时引导学生寻求最佳结构分析法，这是汉字文化信息分析运用于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臣”字的解析现行的大致有五种:第一，许慎《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第二，王鸽《说文句读》:“金刻作，是人跪拜之形。”

第三，章炳麟《文始》:“臣者本俘虏及诸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共形当横作‘”，臾缚伏地，前象分头，中象手足对缚著地，后象民，以下两胫束缚，故不分也。”第四，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臣字本象纵目形，纵目人乃少数民族的一种。典籍也称之为竖目。”古文字以横目为目，纵目为臣。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被俘虏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既引伸为奴隶的泛称，一又引伸为臣僚之臣的泛称。”第五，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对此，经分析可采用郭沫若的说法，因为:第一，这种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己得到不少文字学家的承认。第二，这种说法宜直观教学，简单易授。第三，便于知识的迁移，照顾到文字的系统性;明白了“臣”表示立起来的眼睛，那么“卧”就可以理解了，“卜”字在“卧”字中，就是“人”字变形，人在站立或坐时，眼睛是平的，在侧而躺着时，眼睛就是立起来的了，所以“卧”表示人躺或趴着的意思。

【论文关键词】汉字文化信息；汉字教学；策略

【论文摘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是分析汉字文化信息，改进汉字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求准、求深、求广、求活、求趣是应对当下汉字教学的现实策略。

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交际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这样说，许多汉字的面世，都是造字时代特定文化背景及先民心理的凝练，这种凝练常常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信息，而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不大。现在通过对汉字进行文化信息分析，复演前人关于汉字的理解，捕捉汉字原始造义与今天汉字所记录的语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今人关于汉字的认识，分析解读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并把他运用于汉字教学，无疑对改进当前的汉字教学是一种有益尝试。要在汉字教学的实际操作中运用好汉字文化信息分析，并不是没有一定难度的，如分析汉字构形就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熟练掌握推源、考证的具体方法。利用字的构形去分析文化信息，必须同时借鉴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生在产生新鲜感的同时往往也会产生一种艰深的隔膜感，更何况很多汉字几经简化，时移字异，出现了无理可寻的记号字，教学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就容易导致学生学起来发惜，教师教起来也倍感吃力的情况。所以，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一)求准

从古至今人们对汉字的解说可谓众说纷纭，很多时候往往对同一字有不同的解释，作为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选择科学性强又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解释方法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在汉字教学中，进行解说前要认真比较，慎重择优，遵循汉字文化信息确定性原则，给学生传递准确的信息，同时引导学生寻求最佳结构分析法，这是汉字文化信息分析运用于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臣”字的解析现行的大致有五种:第一，许慎《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第二，王鸽《说文句读》:“金刻作，是人跪拜之形。”

第三，章炳麟《文始》:“臣者本俘虏及诸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共形当横作‘”，臾缚伏地，前象分头，中象手足对缚著地，后象民，以下两胫束缚，故不分也。”第四，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臣字本象纵目形，纵目人乃少数民族的一种。典籍也称之为竖目。”古文字以横目为目，纵目为臣。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被俘虏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既引伸为奴隶的泛称，一又引伸为臣僚之臣的泛称。”第五，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对此，经分析可采用郭沫若的说法，因为:第一，这种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己得到不少文字学家的承认。第二，这种说法宜直观教学，简单易授。第三，便于知识的迁移，照顾到文字的系统性;明白了“臣”表示立起来的眼睛，那么“卧”就可以理解了，“卜”字在“卧”字中，就是“人”字变形，人在站立或坐时，眼睛是平的，在侧而躺着时，眼睛就是立起来的了，所以“卧”表示人躺或趴着的意思。

摘要：从本体看，汉字数量庞大，笔画多、结构复杂，音节与汉字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一般不能表音，文化内涵丰富、信息量大，体现了其繁复；从使用看，汉字高频字集中、常用字数量少，文本记录篇幅短、阅读速度快，一音一义多、构词能力强，电脑输入速度快，体现了其简易。汉字是繁复与简易的统一体。汉字必须朝着简易化的方向改革，这种改革要在找准汉字繁复与简易的最佳结合点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汉字；繁复；简易；中国

一、概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其它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早已在历史风尘中湮灭。只有汉字经过浩浩荡荡的五千年的流变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其他文字无可比拟。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在当今世界语林独树一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也论述得比较全面,但是对汉字的特点即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的认识，学者们却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汉字是繁复性与简易性的结合体，有的人则将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汉字的特点是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本体和使用两个层面分析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以期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更科学、理性地总结汉字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使汉字沿着与汉语的契合日趋完美的道路继续前进，使汉字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汉字的繁复

从汉字的本体层面看，汉字具有繁复的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一、汉字构形的具象性

《说文解字·叙》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盌盓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早期的汉字，依赖于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对象，经抽象思维、多维联想而产生的，以“依类象形”的方法表现出来，是当时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体现。这种直接的取象表义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就是象形；以具象示义成为汉字的个性特征。现有的甲骨文资料以及《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汉字构形来说，最早的造字法和构造类型是象形字，其他的造字法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合而成，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和根本。象形字的本质是象形，是以具体的形象表达语义，具象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象形字所表现的是具有突出的整体轮廓或形状特征的事物形象，是以具象的视觉效果和联想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多为名词，表现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等诸多事物；表现人的各种形态和身体部位。这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具体形象，是人类感性认识的视觉符号化的形象描绘，是将直观的感性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的思维组合后的固化形象。而这种固化形象必定融入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融入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甲骨文的“山”、“水”二字为独体象形字。“山”字之形由高耸的主峰和两边稍矮的侧峰构成，“水”字之形由中间的水流和两边飞溅的水花构成，形态逼真，能产生“见形而知义”的共识效果。这些字体形象，当然是先民们将直觉感受抽象、概括出的固化形象，是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觉形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用文字来表现这些形象时，在于对整体形象的把握，突出其特征，强调视觉效果。这种具象的形成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归类概括出的表义形象，而汉字的表义功能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具象性成为汉字构形表义的个性特征。

汉字的具象性也表现在合体字的构字形象中。随着汉字的发展，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此时的象形字成为合体字的构字部件，由于象形字以具象示义的功能与它作为构造部件的作用共同进入合体字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独特的以具象示义功能和形式。我们以“杲”、“杳”为例，分析其形体特征：日在上为“杲”，表示阳光明亮的意思；日在下为“杳”，表示天色昏暗不明的意思；这些合体字构字部件的数量、位置不同，但都以整体的直观形象示义。这种构形表义的思维方式正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具象性以及具象的时代性。

以具象示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汉字的形体构造，也影响着整个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中假借字占70%以上，假借是在象形字之后出现的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也是世界上所有早期象形字发展的方向。汉字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因为假借字直接借形标音，偏离了汉字以具象示义的轨道，因此，在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又为假借字增加象形字作为构造部件而重新组合，形成了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汉字以具象示义的特征得以保留。正如前人所言：“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2](P69)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正反映了汉字体系以具象示义的独特的功能和表义形式。

二、汉字构形的辩证性

1.汉字教学的目的。所谓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当然，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同时必然也在接触和学习汉字文化，毫无疑问，这是汉字教学自然产生的客观效果，无须刻意追求。必须特别强调，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个学生掌握汉字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汉语口语水平的高低，而且也是学好汉语书面语的关键。

2.汉字教学的现状。现代汉字教学，应该贴近教学对象的实际。我们的教学对象可分两类：一类是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在语系上和文字体系上跟汉语汉字完全不同的欧美等国学生；另一类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生。后者虽然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但不会说汉语，而且日语和韩语在语系上跟汉语没有亲属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日本学生在中学阶段就会日本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学生也会1800个韩国常用汉字，撇开读音不谈，这对他们学习汉语词汇会有一定帮助。不过，由于日本和韩国汉字的字义在借用汉字时跟中国汉字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负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纸”相当于汉语的“信”，汉语的“点心”则相当于韩国的“午饭”。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肯定要比汉字文化圈外的学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三个国家的汉字分别记录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都应该把汉字当作外语外文来学习，不这样是学不好汉语的。事实上，也许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日本和韩国学生并没有因为认得汉字的优势而一定比欧美学生学得更好，特别是口头表达方面。

当然，学习繁富复杂的汉字，对于年过20的欧美学生而言也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记忆更是苦不堪言。据我所知，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比较重视汉字教学，作出了较好的安排。在初级阶段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汉字课，布置汉字书写练习。到了中级阶段，则把汉字教学置于课文教学之中，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结合起来，使学生比较准确地理解汉字的字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也会产生弊端，以词汇教学取代汉字教学。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课文的阅读与理解上面，关注的是词语和语法教学，汉字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教给学生，这样很容易忽视汉字的教学。所以，有人说，所谓汉字教学只是初级阶段才有，到了中级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很难说还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我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贯彻基础汉语教学阶段的全过程。当学生看到“美不胜收”时，首先是查看英语翻译：Somanybeautifulthingsthatonesimplycan''''ttakethemallin.或者morebeautythaonecan''''ttakein.他们是从英语翻译来了解该成语的含义，却不大理会这一成语四个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他们通常从图形上认读汉字，摄取汉字的形体图像，疏于记忆，如果教师不作特别强调和提示，学生们很难分辨汉字的部件和笔画，因此写起来常常丢三落四。通常的情况是，各校一年级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但许多人浅尝辄止，遇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柯彼德，1997）据我所知，即使这些佼佼者，他们的毕业论文几乎很少是用汉语写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他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离所谓“语言通”“文化通”和“中国通”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柯彼德，1997）他们对汉字往往缺乏审断能力，不能分辨“浃、挟、狭、铗，挡、档、裆，买、卖、实，没、设，讷、纳、呐、衲，募、幕、蓦、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动起笔来常常出错；打出来的文字也错得离奇。这就是当前的汉字教学情况。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论层面上，有人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可以跟本体分离的。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者JohnDeFrancis，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中级汉语读本》《高级汉语读本》就分为拼音本和汉字本两种。他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对于那些只想学习会话单项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汉字。这种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欧美。这种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欧美学生，他们普遍地存在着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以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汉字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词语，保留了古代圣贤的语录，保留了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格言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格式，并把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汉字与汉语简直难解难分。一个外国学生，如果真的要学好汉语，成为汉语方面的高级人才，我想，不学习、掌握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把汉语学习跟汉字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若要学好汉语，必须得学习汉字。

在操作层面上，有人从同源论出发，认为汉字就是汉文化，在教汉字时往往大讲汉字的源流嬗变、文化考察、风俗探源、书法艺术欣赏等等。如果如此理解汉字教学，人们就可以这样讲授“茶”字：“茶”在《说文·草部》中为“荼”：“荼，苦荼也，从草余声。同都切。”据大徐本注：“此即今之茶字。”然后引证《广韵》：“宅如切，平麻澄。”再论“茶”字三种写法“茶、梌、荼”，根据《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注解：从草，当作“茶”，其字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梌”，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自《尔雅》。再解释“茶”的民俗含义：“旧时订婚聘礼的代称。如三茶六礼，受茶。”明陈耀文《天中记·茶》：“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行什么财礼？下什么茶？”再讲茶的种类，茶的功能，茶具、茶道等等。讲者用心良苦，努力在弘扬汉字文化，听者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无所获。难道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吗？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讲清“茶”的形、音、义，告诉学生“茶”字的用法和写法。还有，教师可以通过组词练习，比如“红茶、绿茶、新茶、陈茶，茶馆、茶道、茶点”等，并且隔三差五地考考学生们记住了没有。事情就这么简单！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从汉字创始的意义看。首先，汉字浓缩了字前史的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如“家”字，最早的字型是房里有猪，猪繁殖力强。因为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生产、所以就用生产能力旺盛的猪象征家里人丁兴旺。其次，汉字代表了字前史中国人的科学精华。比如“思”字，现在看是“田”和“心”，好像说“心田”是管理思想的。这是因为没看到“思”的最早字形造成的。“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个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人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就不只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它对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习性、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情况、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积极的作用。

从汉语表达方面看，汉字也有着与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优点。如果我们把汉语的特点和汉字的性质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汉字在表示音节、语素、词、语法手段等方面都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拼音文字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在表示二维语音时，就不及语素音节文字简单方便。它表示声调时，或用附加符号，或要在音节末另加字母，或者用别的手段。汉语就不同了，汉语拼音是中国的拼音文字，它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到能读会写。同时，由于汉字用不同的形体表示相同语音的不同意义，所以它也是区别同音语素的理想符号。拼音文字则无能为力。正由于汉字是用形体表示意义，同时表示相应的语音，这种二维性的图画文字对于我们的表达来说是相当优越的符号。汉字相对与表音文字来说比较稳定。据目前统计，由于英文中新词汇的不断产生，400年前才统一拼写的英文，其词汇已经突破了40万，预计到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现在的人们读莎士比亚的原著就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读400年前英国诗人乔叟的诗了。而在中国，现在中学生还可以朗朗上口地读几千年前屈原的《楚辞》。由于汉字是用形体表示意义，也表示相应的语音，所以它还可以与不同方言中同一意义的不同语音发生联系，换句话说，可以超方言使用。拼音文字是用形体表示语音，再通过语音表示意义，所以同一种文字只能同固定的语言发生联系，不能表示不同的方音。可见，汉字在这方面还表现出了表音文字无法比较的超时空性。

但是汉字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从一定程度上说，汉字已经成为沉重的包袱，甚至成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例如，西方在1457年印刷第一本书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印刷史。但是印刷术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艺复兴、使蒙昧黑暗的欧洲转变为文明、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欧洲。可在中国，由于文字使用的困难，印刷术并没有导致文艺复兴。而且，直到晚清，中国的印刷术仍然停留在手刻本的阶段。这样就使得使用汉字的中国人要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汉文，找起资料来也困难重重，以致学者很难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久而久之，繁难的汉字就使中国的科技进步极端缓慢了。再者，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无形中执着的心理就僵化成为汉字中心思想。以致人们受到汉字无法直接输入电脑的困扰，资料检索还在有待零的突破，电脑汉字处理也是困难重重。大家都知道汉字不是与生俱来和与汉语等同的，但形码设计者却坚持难上加难地对几千个汉字进行编码，而不愿意使用简单的汉语拼音。这正是电脑处理汉字问题长期突而不破的根本原因。

汉字在现代的发展。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字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汉字进行了大胆的简化，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随着社会进步，科学飞速发展，汉字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表示新生事物的汉字不断出现，许多汉字也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怎样把汉字输入计算机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研制开发了一系列汉字输入法，如拼音、五笔字型、表形码、自然码等等。汉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改进自己，完善自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汉字过于复杂，提出了“文字拉丁化”的方案，认为汉字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我不这样认为，汉字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标志。因而，总体说来。汉字的前途是可观的。

［摘要］汉字在发明与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了园林景观的内在与深层结构。汉字元素在汉字公园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字→意；字→形→意或字形（结合）→意；意→意。并遵循相应的“章法”、“韵律”借助园林材料这一物质载体进行表现，进而构建园林景观。

［关键词］汉字元素；园林景观；应用

1前言

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籀文、金文。汉字与园林景观具有相似的渊源，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与审美观使两者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部结构均如出一辙。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1]古代名士大夫吟诗作赋，常借书画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往往也亲身参与园林营造，对其注入自身的艺术修养与精神内涵。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追求意境，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汉字与园林景观都是作者内心活动的外部映射，创作主体的同一性，使得汉字与园林景观具有相似的艺术渊源，书画、园林因其相同的审美特征合而为一，浑然一体。汉字在创造与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了园林景观的内在与深层结构。汉字作为一种造景语言，通过自身图形化演变（文字变形）、与图形结合形成图案（字图结合）、利用汉字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文字涵义）等途径，并遵循相应的“章法”、“韵律”借助园林材料的物质载体进行再创作，达到构建园林景观的目的。

2汉字公园背景简述

汉字公园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至中华路、东至永明路、南至人民大道、北至TD13号规划路区域内，包含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在内，总面积约389.02亩。建成后的汉字公园将于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同构成一个景观整体。2.1安阳文字文化。安阳，简称殷、邺，位于河南省最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2]、中国十大最古老城市、被誉为“中国文字之都”，有着“文字之根、文化之根、人祖之根”[3]的美誉，是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是人文始祖颛顼帝喾繁衍地，有殷墟和中国大运河（永济渠）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出土地，是中国文字博物馆、曹操高陵和中国“庞贝古城”三杨庄汉代遗址所在地。历史的积淀使安阳形成了殷商文化、周易文化、邺文化、建安文化、北朝文化等华夏文化精髓。2.2汉字公园项目概况。汉字公园由中国文字博物馆承建，借助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影响，打造时尚、新颖、立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汉字文化创意思维，力图将文化复制，文化移植，文化陈列等手段与园林艺术相结合，在汉字创意上推陈出新，向全世界展示出“汉字公园”这个极具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期望达到以下几个目标：（1）文化目标：塑造以“汉字”文化为表现主旨的多元文化景观，体现安阳地域和文化特色，提供一种发扬传统文化、培育新文化的场所和氛围。避免当代园林景观出现的文化“失语”现象。（2）景观目标：强化以“汉字”文化为表现主旨的特色景观，并希望通过景观的展示来深入诠释作为“文字之根、文化之根、人祖之根”的安阳的人文历史文脉。避免当代园林景观出现的景观“同质化”现象。（3）经济目标：以公园的建设为契机，提升周边地块价值，带动周边多元景观，体现安阳地域和文化特色，“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进而实现人口集聚、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经济增长等趋势。（4）社会目标：结合安阳中心城区与东部城区的发展属性，完善城市功能，使之成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艺术与科技的文化公园设施，并强化公园的文化教育功能，使之成为适合各种市民活动的城市公共空间。（5）生态目标：以生态建设为契机，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善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营造自然的、人性化的、高层次的特色景观，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一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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