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八十多年来几次大的转变中,勘察现代汉语艺术建构的境遇。文章认为,新诗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隐喻结构的形成———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的家园的抵达;而对新诗体形式的一再误读,则酿成了世纪的缺憾。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实践和收获。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八十多年来几次大的转变中,勘察现代汉语艺术建构的境遇。文章认为,新诗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隐喻结构的形成———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的家园的抵达;而对新诗体形式的一再误读,则酿成了世纪的缺憾。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实践和收获。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八十多年来几次大的转变中,勘察现代汉语艺术建构的境遇。文章认为,新诗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隐喻结构的形成———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的家园的抵达;而对新诗体形式的一再误读,则酿成了世纪的缺憾。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实践和收获。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内容提要】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对于“文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诗歌文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英文摘要】Thesourceofpoemandmusicisoralphrase,butthematerialofpoemislanguage,whichiscomposedofsoundandmeaning.Itisinevitablethatpoemlanguageseparatesfrommusic.Theactionofnotepoem（采诗）fuifilledbyYuefu（乐府）isoneofturningpointsoftheseparation.Thediscoveryofwenqi（文气）andinductionoffourtones（四声）,makelanguagediscovertherhythmofitself.Soitispossibleforthepoetictexttobecomeindependent.Thepursuitofperpetuitymakespoemspermanentbymeansofsilence.

【关键词】诗乐共生/乐府/文气/四声

originofpoemandmusic/Yuefu/Wenqi/Fourtones

一、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在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诗歌而存在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是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

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乐共生，这是对于中国诗歌和音乐起源的描述。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音初》讲四方之‘音’，此‘音’就指的民歌，其概念是包括了曲调和语言在内的。”[1](p.85)《燕燕歌》及《候人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发生神话，说明音乐形式在其发生之始，是以简约的口头语言为其载体，并且由此而得以显现。这一时期的音乐与语言同在，没有抽象的节奏和旋律，节奏在诗歌对于停顿以及韵律等等语言现象的运用中得以实现，旋律则通过诗歌语言音调的曲折实现；反之，诗歌语言生来就处于音乐形式之中，其每一个音节都有赖于音乐化组合与连接。因而，在诗歌语言中，句逗产生于音乐节奏，音乐和诗歌的共在也自觉强调了诗歌语言中的声之曲折，诗歌和音乐实为一体。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转型期文化语境下汉语诗歌的接受以及引发的思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网络成为汉语诗歌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发表和阅读作品的便捷度和自由性；阅读的交互性；接受环境的立体化；表现形式的多媒体化；从诗朗诵等活动中谈汉语诗歌的音乐性、汉语诗歌的发展、音乐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诗歌作为一种极具感情的文学形式、贴近心灵，抒写有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是诗歌的本质要求、汉语诗歌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在现代传媒多样化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语境下，汉语诗歌在历史性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看似衰微的局面中也出现了许多复苏的态势。本文试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当下的汉语诗歌。新时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

关键词：现代传媒转型期文化汉语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诗歌进入了白话诗阶段，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汉语诗经历了自由体诗、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先锋诗等探索阶段，基本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朝气，但进入九十年代至今，诗歌的创作与阅读都呈现了下滑态势。诚如王光明教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谈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时所言：“灯光暗转，垂暮放下，剧情已渐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直接走入了黄昏和暗夜。”这不能不使人焦虑，但是，关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新动态，由此浅谈开来。

一、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

诗歌传播是诗歌发挥艺术作用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诸如口传、抄写题跋、印刷、朗诵等，在现代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汉语诗歌的传播媒介有了重要的变化。

摘要：在现代传媒多样化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语境下，汉语诗歌在历史性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看似衰微的局面中也出现了许多复苏的态势。本文试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当下的汉语诗歌。新时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

关键词：现代传媒转型期文化汉语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诗歌进入了白话诗阶段，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汉语诗经历了自由体诗、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先锋诗等探索阶段，基本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朝气，但进入九十年代至今，诗歌的创作与阅读都呈现了下滑态势。诚如王光明教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谈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时所言：“灯光暗转，垂暮放下，剧情已渐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直接走入了黄昏和暗夜。”这不能不使人焦虑，但是，关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新动态，由此浅谈开来。

一、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

诗歌传播是诗歌发挥艺术作用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诸如口传、抄写题跋、印刷、朗诵等，在现代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汉语诗歌的传播媒介有了重要的变化。

1.网络成为汉语诗歌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阿库乌雾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用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的杰出人物，成绩斐然。其中以汉语创作的代表作品有《走出巫界》《神巫的祝咒》《阿库乌雾诗歌选》《混血时代》等。从他的诗作中，后人可以探析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关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一书。哈布瓦赫就历史记忆和文化批评者如何对待历史记忆的问题展开阐述。20世纪80年代，文化记忆的研究在德国蓬勃发展，学者扬·阿斯曼在《论集体记忆》的研究基础对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细化，他提出：“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扬·阿斯曼对记忆的研究为阿莱达·阿斯曼在记忆研究上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提供了研究基础，阿莱达·阿斯曼将记忆在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重审与批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记忆观。从此，对记忆的研究已然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演变为对文化记忆的研究。文化记忆主要包括了对时空的认知记忆、对自我及他人的认知记忆、对社会人际及情感认知记忆。对于普通人来说，记忆不仅仅是人脑的一种重要功能，它甚至是对现实梦境的补偿，或者说是心理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艺术性的。与普通人不同，诗人可以用文字艺术地表达记忆。新时期以来，众多凉山彝族诗人进行汉语诗歌创作时，在语言表述、叙事风格、审美取向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又显现出现代文明的因子，彰显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写作的独特魅力。诗人的诗歌中对彝族古老文明进行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彝族的生存发展状况。笔者基于文化记忆理论阐释阿库乌雾汉语诗歌承载的文化记忆，进而探赜诗人对彝族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对彝族传统文化在当下走向的哲学思考。

对彝族历史文化的记忆

一个民族如果想让其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就离不开民族记忆的传承，民族记忆的历史性延续[论坛]Forum23是民族文化之根基。民族文化的品格特征依赖于民族记忆，民族记忆也在建构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彝族神话传说和创世史诗是彝族族源的历史溯源和民族文化追忆，诗人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不乏对此类文化基因的注入，如他在《记忆》中写的：“那是女人跟动物私奔的世界/那是男人被任意放逐/成为兽中之兽的世界/那是生子不见父的世界”。凉山彝族先民对于生命的起源有着独特的想象与认知，在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猴世的家谱”部分就记载了有关推翻人类是由猴子演变而成的说法。在该创世史诗中天地始于混沌，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类是由雪水幻化而成，诗人在《雪史》中讲述了彝族先民雪变的神话，如“多么奇特的雪人啊/头上有喜鹊做窝/腰间有蜜蜂筑巢/鼻中有丝丝虫鸣唱/腋下有觉别鼠奔突/脐里有吉紫鸟建巢/腿间有阿尔鸟穿梭/脚背上蚁穴如野果”。这种水是万物本源的自然观是彝族先民生活实践的产物，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核。诗人在发现世界之美和体验生命之美的基础上，把彝族先民的生活实践和生存智慧作为其诗歌的审美取向，希望能再现彝族古老的历史文化记忆。彝族宗教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族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集中展示了彝族的文化内涵，对调节彝族社会矛盾具有强有力的作用，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宗教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在扬·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的保持有两种方式：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宗教文化浸染着彝族悠久的历史，卷帙浩繁的毕摩经书与代代相传的圣洁仪式见证着这个民族的传统。如诗人在《行咒》中写的：“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在日月的鼓沿上/在女人的头帕上/在扫帚的哀鸣里/在断蒿的伤痕里/面对时流面对浩宇/用低沉而悲怆的节奏/独自行咒”。诗歌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和起兴的表现手法，吟唱出了一曲神巫的祝咒，表达了诗人对彝族宗教文化的崇敬和热爱。宗教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总是以祭祀仪式的形态呈现在日常生活中，祭祀仪式又是文化记忆的活态表现形式。诗人对彝族宗教文化的书写实际上是对彝族文化记忆的书写，再如《巫唱》写的“双目微闭造就一面土墙的罅漏/生与死的毡叶从此处切开/流出鬼怪与神灵的混血/全被眼前瘫软的禽兽吸食/只有一根柔韧的青柳/成为长在禽兽身上的绿竹”。“绿竹”代表彝族的一种图腾崇拜，他们认为竹子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祖先就是从竹子里长出来的，人逝世后灵魂也将化为竹子。诗歌通过“绿竹”体现了诗人对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视和对彝族同胞的关怀，饱含着细腻的个人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情怀，同时也对宗教文化的际遇做出冷静和客观的思考。彝族最早的文化印记、最早的文化象征与宗教意义的建构来源于其始祖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是由于民众共同唤醒的历史。它以符号的形式表达，是对神圣化仪式的模拟。它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值得少数民族学者注意。诗人把彝族民间文学的艺术样式作为诗歌创作的主题，期冀激活彝族深层记忆里的集体无意识原型。

对彝族精神的礼赞

凉山彝族诗人擅长通过诗歌唤起彝族的自信，进而重塑民族精神形象与现代民族精神。作为彝人之子，阿库乌雾在诗歌写作中自然不缺关于彝族的民族精神歌颂，他在诗歌写作中多次对神人支格阿龙射日的英勇事迹进行重现，以彰显彝族勤劳、果敢的精神样态。彝族是一个崇尚和平、果敢坚毅的民族，在历史的漫漫征途中，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还要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摧残搏斗，造就了大量民族英雄，因此从古至今都持有英雄崇拜情节。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和价值传承的核心源泉，民族英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骄傲和自豪，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和精神财富。支格阿龙是彝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英雄人物，云、贵、川、桂等省区的广大彝族地区皆流传着与他有关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及典故等民间文学作品。诗人在诗歌《图尔博里》中就写下了彝族英雄支格阿龙的英雄事迹，旨在对民族精神的彰显，如“泪证求生的肝胆/莫非你只是神人支格阿龙的神箭/射出去的一把土一块石一粒沙/由此/生命之河早已渊远而流长”。民族的文化基因总是孕育于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时期，先民们对大自然认识能力浅薄，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质匮乏，由此对民族英雄产生渴慕以及崇拜。支格阿龙射日、定疆界，或者是斩杀恶龙，无不凝结着现实生活中彝族先民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美好愿景，人们将这种愿望寄托于某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人物，支格阿龙正好承载了这种愿望。民族节操、民族气度、民族风范等都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民族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勇往直前、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至死不屈等气节和情操则是民族精神内核的体现。且看《神人之弓》。“神人/你将那把罕见的木弓/随意压在你渊深的脚印上/这个民族的洪荒历史/未能再挪动半步”。支格阿龙不仅仅是彝族中有射日本领的神人，更是民族精神的表征，他的英勇形象在彝族人心中永存不朽，对于建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具有着重要作用。支格阿龙承载着彝族的生存精神和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敢于斗争、勇于进取、不畏强暴、同情弱者。民族英雄符号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书写的重要元素，对于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彝族文化中弥足珍贵的成分、是彝族的根脉、是彝族的血液、是彝族的精神。诗歌中对神人支格阿龙射日的回顾，是对彝族历史文化记忆的还原，折射出彝族刚毅、果敢、顽强的民族精神，是对英雄崇拜时代的彝族文化进行歌颂和传承，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

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

【内容提要】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对于“文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诗歌文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英文摘要】Thesourceofpoemandmusicisoralphrase,butthematerialofpoemislanguage,whichiscomposedofsoundandmeaning.Itisinevitablethatpoemlanguageseparatesfrommusic.Theactionofnotepoem（采诗）fuifilledbyYuefu（乐府）isoneofturningpointsoftheseparation.Thediscoveryofwenqi（文气）andinductionoffourtones（四声）,makelanguagediscovertherhythmofitself.Soitispossibleforthepoetictexttobecomeindependent.Thepursuitofperpetuitymakespoemspermanentbymeansofsilence.

【关键词】诗乐共生/乐府/文气/四声

originofpoemandmusic/Yuefu/Wenqi/Fourtones

一、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在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诗歌而存在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是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

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乐共生，这是对于中国诗歌和音乐起源的描述。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音初》讲四方之‘音’，此‘音’就指的民歌，其概念是包括了曲调和语言在内的。”[1](p.85)《燕燕歌》及《候人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发生神话，说明音乐形式在其发生之始，是以简约的口头语言为其载体，并且由此而得以显现。这一时期的音乐与语言同在，没有抽象的节奏和旋律，节奏在诗歌对于停顿以及韵律等等语言现象的运用中得以实现，旋律则通过诗歌语言音调的曲折实现；反之，诗歌语言生来就处于音乐形式之中，其每一个音节都有赖于音乐化组合与连接。因而，在诗歌语言中，句逗产生于音乐节奏，音乐和诗歌的共在也自觉强调了诗歌语言中的声之曲折，诗歌和音乐实为一体。

【内容提要】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对于“文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诗歌文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英文摘要】Thesourceofpoemandmusicisoralphrase,butthematerialofpoemislanguage,whichiscomposedofsoundandmeaning.Itisinevitablethatpoemlanguageseparatesfrommusic.Theactionofnotepoem（采诗）fuifilledbyYuefu（乐府）isoneofturningpointsoftheseparation.Thediscoveryofwenqi（文气）andinductionoffourtones（四声）,makelanguagediscovertherhythmofitself.Soitispossibleforthepoetictexttobecomeindependent.Thepursuitofperpetuitymakespoemspermanentbymeansofsilence.

【关键词】诗乐共生/乐府/文气/四声

originofpoemandmusic/Yuefu/Wenqi/Fourtones

一、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在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诗歌而存在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是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

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乐共生，这是对于中国诗歌和音乐起源的描述。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音初》讲四方之‘音’，此‘音’就指的民歌，其概念是包括了曲调和语言在内的。”[1](p.85)《燕燕歌》及《候人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发生神话，说明音乐形式在其发生之始，是以简约的口头语言为其载体，并且由此而得以显现。这一时期的音乐与语言同在，没有抽象的节奏和旋律，节奏在诗歌对于停顿以及韵律等等语言现象的运用中得以实现，旋律则通过诗歌语言音调的曲折实现；反之，诗歌语言生来就处于音乐形式之中，其每一个音节都有赖于音乐化组合与连接。因而，在诗歌语言中，句逗产生于音乐节奏，音乐和诗歌的共在也自觉强调了诗歌语言中的声之曲折，诗歌和音乐实为一体。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