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范文10篇

摘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考点指南

1、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

认识郡国并行制是西汉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分析封国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归纳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并认识王国问题解决的意义。

2、察举制;

认识察举制是汉朝重要的选官制度、并理解其概念及目的。归纳察举制在两汉的演变及影响。

3、编户齐民

论文关键词：黑暗传汉族活态诗史神话史诗

论文摘要：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只暗传》作为一种“活态诗史”，具有“神话史诗”的特征;完全可以将《黑暗传》认定为“汉民族神话史诗”。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即受到文化界热烈关注的汉族民间神话历史叙事长诗《黑暗传》，终于在2002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有了第一个正式出版的文本，不能不令人备感喜悦与激动!

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黑暗传》是由胡崇峻完成的“整理本，，。因此我们的评说首先就民间文学的整理问题展开。《黑暗传》的第一个节录文本，见于1983年底编印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中。随后他又搜集到六七个抄本，集合起来成为《神农架黑暗传多种版本汇编》一书，于1986年由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印出。当时我在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坷先生的支持下，将它作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广义的神话史诗)予以评论，一时间受到文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引发争议。因《黑暗传》在广泛流传中生发出多种口头与书面(抄本)异文，就《汇编》中收录的文本来看，在内容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又有许多歧异，加之文本残缺不全的情况也很普遍，因此胡崇峻就产生了要进一步搜求内容更完整的本子，从而整理出一个集大成的完善文本的想法。我和袁坷先生都赞赏他的宏愿。袁先生于1987年2月23日复信道:

关于《黑暗传》整理问题，我以为宜持非常慎重态度。就现有8种残缺版本，似尚难团满达到整理目的。尚须作更广泛搜集，最好能搜集到接近原始状态的本子。整理时润色要恰到好处。至于“发挥”，则应着重原作精神，略事点染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离开本题，加入现代化的思想。

为进行更广泛搜集，这十几年胡崇峻可以说是如痴如迷，饱尝艰辛。他曾九赴兴山，三到株归，八奔保康，三至房县，只要听到有一点线索，他就抓住不放，既有过受人坑骗的烦恼，也享受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喜悦。“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了一系列新收获，如保康县店娅镇一村民家收藏的《玄黄祖出身传》抄本，计96页，20回，3000余行，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本子。还有神农架林区宋洛乡栗子坪村陈湘玉和阳日镇龙溪村史光裕口头演唱的《黑暗传》也较为生动完整。在占有丰富的口头与书面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仔细鉴别比较，胡崇峻便以《黑暗传》、《黑暗大盘头》、《混元记》、《玄黄祖出身传》等7份抄本和曹良坤、曾启明、史光裕、陈湘玉等十几位歌手的口述文本为基础，选取其中意趣和文词更为丰富生动的部分加以拼接，构成这一个新的文本。诗中的故事情节和文句均有来历，他不仅没有杜撰和改变原有的故事，文句上也只是根据情况略作修饰润色，尽可能保持其原貌。这是值得赞赏的。

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在场与不在场。发端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在本世纪之前一直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天下。自尼采以来，几个在场形而上学的反叛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哲学运动。尼采把人类的本质论证为是对存在的主动忘却预示了不在场与在场处在一种严格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两者平分秋色。胡塞尔在《笛卡尔哲学的沉思》中区分了意识的超越现象和纯粹的意识心理学与在场-不在场的二元对立是同构的。弗洛伊德的人格解剖学把心理动力学机制确定为潜意识，它“抹去了世界的始源和在世的存在之间的超越界限。在抹去这一界限的同时又将其产生出来。”[1]这实质上是在本体论中充分肯定了不在场的作用。德里达关于二元对立中一方的存在是另一方的延异的反复论证以及对踪迹、播撒、替补等概念的精确定义更是开宗明义为不在场的哲学奠定了丰厚的基石。

对在场形而上学充满怀乡观念的海德格尔也许对不在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必竟确认了前理解和后理解的界限，那就是在印欧语系中把“在”和“是”的两种含义合而为一的符号表达式，如etre，tobe，sein……等等，“在之所在”与“是之所是”的同一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超越始源。[2]这是哲学史上首次把语言的符号认定为形而上学的界限，即形而上学是在前理解的Being与后理解的Being之间人对自身的理解。那么Being之前与Being之后将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具有类似于符号结构的深入观察以及拉康进一步论证潜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和潜意识以隐喻与象征的形式编码则添补了这一空白。有声语言是意识的产物。潜意识中的语言肯定是无声的，是类似于书写那类的东西。将这层意思推而广之，不在场则是一种无声的书写，对应于在场为一种有声的语言。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德里达建立了他那不朽的书写学。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每一个实意的汉字在其原始形态上都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代表着逻辑上的一个甚至几个命题。正因为汉字是这种经验的形象记载，最古老的汉语中则没有类似于印欧语系中的和tobe一类的词。原始的汉语没有系词正说明了中国不可能产生象古希腊的形而上学那样的哲学，即将“在之所在”与“是之所是”在同一个语词中相互延异的哲学。但是，哲学在发生学上却有着相同的构，或者说哲学化的策略(Strategyofphilosoplizing)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同一的。于是，我们把用这种同一方式产生的思想体系称为哲学。这种方式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把超越的始源涂抹而又保留其踪迹的思想运作。用德里达自己的话说，“超越始源的价值必须是使其必然性被感知发生在使其自身被涂抹之前。元踪迹的概念必须既服从必然性又历经被涂抹。它实在是自相矛盾的，并不能被同一性的逻辑所接受。踪迹并不仅仅是来源的消失……它是指来源根本没有消失，它永远不会形成，除非自返性地由一非来源形成，踪迹就是来源的来源的那种东西。”[3]汉字在其超越始源的阶段肯定是和其所指之间具有象似性(iconicity)关系的，在这个象似性时期汉字的无声图象形成必然性，紧接着象似性逐渐被索引性(index)和符号性(symbol)所代替。这恰恰是德里达的被涂抹(undererasure)这种思想操作。这就构成了汉语的元书写，也是汉人潜意识的编码。综观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老学与易学的核心概念----易，儒学的核心概念----仁，中国社会家庭本位文化的核心概念----祖，三者构成中国形而上学的超越始源的踪迹。它们的意义完全来源于其象形期的隐喻和换喻形式，当象似性被取代之后，在象形期形成的必然性却一直发挥着作用。没有任何一个汉语本族语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联想它们的象似性意义。然而，又几乎是每一个用这种语言思维的人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把这种必然性运用的得心应手。解读汉民族潜意识的文本看来只需分析这些关键的汉字，这无疑是对德里达元书写学的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为现在存在的人类语言没有一个能象汉语这样典型，也没有一种形而上学能象中国哲学这样高度概括地编排在几个如诗画的方块字里。

一、易---中国人的世界图景

“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包括老学与易学)将阴阳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两个基本原理……”[4]体现阴阳一体的汉字正是“易”字。汉字中的会意字有内在的结构，既有语义结构、语法结构，又有逻辑结构。正象语素的结构搭配和词汇的结构搭配将影响意义一样，字的内部结构同样塑造其意义。“易”字是“日”和“月”两个象形字的层次结构。《说文·易部》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韩康伯注：“阴阳转易，以成化生。”今天的“易”字再也看不出“日”、“月”上下叠加的样子，除非在汉字辞源学家那里还偶尔可以看到对其结构的关注。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便不难看出其意义和其形式的联系。“易”有三义：一为变易，如《广韵·音韵》：“易，转也，变也。”《易·系辞下》：“易，变易也，改也。”二为简易，如《广韵·图韵》：“易，不难也。”《墨子·亲士》：“是故君子自难易被，众人自易也难彼。Jp三为不易，☆不易’就是认为天地秩序和人们所处的社会尊卑地位不可改变。”[5]显而易见，一义和三义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从其结构中又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意义。一天之内日伏月出的变换直接产生一种隐喻的效果来代表变化。日月更替，周而复始又产生了另一个隐喻的效果即简单性。世界只有一个循环模式又通过换喻的形式也表达不变性。为什么会把“日”、“月”两图形重叠起来构成一个“易”字，这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前理解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旦其结构形成了，其意义的生成过程就不再是一个谜。既或说它的语义项是一个既变化又不变化的悖论结合，只要我们了解了它的组合方式，也不存在什么费解的奥秘。不过“易”字中的语义结构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奇迹般地不谋而和了。[6]波普用逻辑公式准确无误地表达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即A^～A(A和非A的合取)，这是和形式逻辑的三定律(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根本冲突的。波普还形式化地推导了A^～A的合取是真的这一复合命题可以推出一切命题，无论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以及无意义命题。这便是黑格尔的学说为什么总是成为意识形态专政的理论依据。当然，中国的“易”学原理无疑也是思想暴政的源泉。

“日”和“月”在人类的感知中是可以共现的，如日蚀。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常将其理解为互补的，如董仲舒云：“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秋繁露·阴阳出入》)“日”、“月”在“易”中首先代表两个互补的事物。而在形式的结合中它们同时又是对立的。因此，在符号和世界的同构关系中，便出现了互补和对立同被一个符号兼容、由对立表达互补、由互补表达对立的特殊现象。索绪尔严格区分互补与对立关系的作法在此找到了其反证。结构主义的信条，从其基本原则上便不适用于对汉语和汉人思维模式的分析。同理，变化与不变化是互补的关系，而在“易”的词项中却是严格的对立的关系。变化与不变化是一种聚合体中的两个事物，但是它们同样可以组成结构段，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句被人用烂了的口头禅，叫以不变应万变，它既是聚合体关系，又是结构段关系；既不是聚合体关系，又不是结构段关系，它只是两种关系的延异，或称两种关系的踪迹。

【摘要】：言语修辞活动中，对修辞材料、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的选择运用，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12语修辞活动中折射出汉民族具象、整体、联想比附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含蓄、谦让、以和为贵的汉民族文化心理，复杂、多样、异彩粉呈的汉民族地域风俗。

【关键词】：21语修辞；汉民族；文化信息；思维；心理；风俗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它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作为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要素中的;作为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民族文化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口语修辞活动中，口语表达者说什么，怎么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那样说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对修辞材料、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的选择运用，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在口语交际的动态过程中折射出一个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模式、民族心理、风俗民情、审美情趣等文化特征。本文试从口语修辞的角度解读言语交际中蕴涵的汉民族文化信息。

一、具象、整体、联想比附的汉民族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趋向的综合表现。具象思维和整体的系统思维是汉民族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所谓“具象”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反复观察和体悟来对事物作出判断，然后将其概括、提炼成意向，在这种形象的提炼中，完成未知到已知的认知过程。它既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绘，也不是脱离事物形象的纯粹抽象符号，而是一种象征。汉民族在口语表达上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是领悟多于理喻、含蓄多于直露、模糊多于明确，重视内心体验，讲究沉思与感悟，不像西方修辞那样注重客观再现，讲究直截了当、追求准确严密。在口语修辞中表现为口语交际中谴词造句重形象轻抽象，喜用形象色彩鲜明突出，具有极强的具象审美特征的词语，从而产生鲜明而真切的形象美感，在修辞方式上大量运用比喻、比拟、通感、象征等修辞手法。如口语中常用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骄傲就像地里的野草”“脏得像个泥猴”“脸像苹果似的”“科学的堡垒”“问题的瓶颈”等，由于具象的思维方式，口语修辞中喜用这些与具体形象交织在一起的词语。再如鸡冠花、樱桃嘴、喇叭裤、龙须面、鸭舌帽、狮子头等。就是对抽象事物的概括表达也经常借助具体的形象，如:垂涎三尺、紧锣密鼓、瞳目结舌、鼠窃狗偷、怒发冲冠、水深火热、惊弓之鸟、瓮中捉鳖、探囊取物等。在口头熟语中更是丰富，如歇后语: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蜜糖嘴巴刀子心—阴毒，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收回不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等。俗语:半瓶醋、墙头草、敲边鼓、开绿灯、吃大锅饭、穿小鞋、铁饭碗、挤牙膏、马后炮等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的一个比喻:“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讲抽象的大道理，用了一个!功的比喻道出了深刻的道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启功先生曾自喻为熊猫，有人就问他:“你把自己比喻成熊猫，那可是国宝啊!”启功先生回答说:“什么国宝呀，还不是现在写字的人少了物以稀为贵嘛!如果熊猫能像猪羊一样常见，人们还不食其肉，寝其皮呀!”启功先生是德高望重的书法大师，他很谦虚地道出言外之意，写字的人多了就显示不出自己了。启功先生用了形象生动的比喻含蓄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在意会不在言传，从中可看出启老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口语修辞中大量的形象词句，无不反映出汉民族具象思维的显著特征。

汉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半封闭的海岸型大陆，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特点。口语修辞要适应语境，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口语交际中，力求合位、合俗、合式、合礼，强调整体把握、互相协调，把言语交际与题旨情景视为一个整体，特别重视言语交际中的各个要素以及功能关系，在言理、物理、心理各方面做整体观照，这正是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特点的体现。汉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物生有两”“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这个整体系统又由许多小系统构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互存互补，相辅相成，天地、日月、男女等等都是在浑然一体中往复变化，反映在口语修辞中就是既要注意事物各部分与整体自然和谐的关系，又要重视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正是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又要辩证认识世界思维特点的体现。在口语修辞中，一个词，一句话静态的看无好坏之分，只有在动态的言语中才能判断出运用的优劣来，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语境，口语修辞中的得体性原则，就是在汉民族整体思维特点的观照下口语修辞要适应语境，合位得体，整体把握，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相互协调。

摘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它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结果。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翻译活动的基础。正由于思维内容的全人类性，各民族之间才可以通过语言的翻译进行思想交流。语言和思维紧密相关，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也作用于思维，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以英语或汉语为母语的不同民族间的思维差异即英汉思维差异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对同一主题的表达方式也各异。通过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大量的实例，从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思维中心、思维风格、思维侧重点的差异入手,站在更高的哲学角度上探讨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使译者重视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从而译出准确性更高的译文，也希望能减少两民族的交流障碍，从而促进两民族的合作。

关键词：英汉民族；思维差异；翻译；影响

一、引言

不同的民族，不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有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思维风格等，这便是思维差异[1](P38)。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2](P11)。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而英语的分布最广。因为英汉两民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而两民族的思维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一直影响着两民族间的对话。翻译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思维活动[3](P28)。笔者拟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通过思维差异的表现形式，揭示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感情和愿望、交流思想的方法。简单地说，它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即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具体地说，它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作为构成思维模式的材料符号中的一个部分，语言通过音、形、义的结合，系统地储存于人脑的皮层细胞内，参与思维活动。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倘若没有语言，思维则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反之，若没有思维，语言也不具备其多功能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也作用于思维。思维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思维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4](P53)。

清前期，关内外满族(女真)和汉族进行了频繁的人流，深入考察和探讨其人口流动情况及其影响，对于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及民族关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清入关以前，辽沈地区的满族和汉族之间就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广泛的人流。

早自明初开始，女真人就不断地渗入辽东。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入居辽东更加频繁。当时辽东的辽阳、开原是女真内迁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辽阳设置了东宁卫，专门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尔哈赤在入居辽东后曾说：“辽东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2]辽东除东宁卫外，还有于正统八年自开原移到辽阳的自在州，专为“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统年间“野人女真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4]，可见当时辽阳已是汉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开原是当时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内迁辽东定居的集居点。明廷在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安置要求入居辽东的女真人定居。此外，辽东的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笔者就《明实录》中记载的女真人迁居辽东的情况略作一钩稽。大体上自永乐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由于辽阳开原已人满为患，所以此间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还有一些女真人通过各种渠道而入居辽东：(一)有不少沿边(指辽东边墙)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办法长期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杲所部诸酋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明军沿边驻守的城堡之一）为雇工，庶自给”[6]。连部酋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苦女真往汉区佣功当为常事。（三）还有的部落因战争落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7]。总之，早在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以前，辽东地区已经迁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大批的女真军民风尘仆仆来到辽东，满(女真入)汉人口开始更大范围的交流。在随军事占领之后，努尔哈赤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满(女真)人迁往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8]。为了解决大量迁居辽东地方的满(女真)人的吃住问題。强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9]。进入辽东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镇，如海州、鞍山、牛庄、耀州等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将大批辽东地区的汉人迁移到满族(女真)的故乡，因为大量满人(女真)随军迁移辽东，这样就需要大批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汉人)”[10]，用以安置这些远离故土而来到边外的汉人。由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以后，对辽东汉人实行极端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令汉人“剃发”[11]，伤害了汉人的民族尊严；又两次在辽东汉人地区大规模地移民，使得许多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辽东大肆征发繁苛的差役．逼得汉民无以自存；特别是其残酷的屠杀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辽东汉民横遭杀戮。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辽东汉人的强力反抗。于是，逃亡成为辽东汉人的普遍的斗争形式。除了少量逃亡辽东沿海岛屿外，大部分逃亡汉人由海陆两路逃亡关内。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岛屿的明将毛文龙，以后，又有大批辽东汉人陆续逃往海岛。逃亡关内主要途径，陆路由山海关进入关内，海路自沿海各口进入关内。经山海关的“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沿海各口，自辽东战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绝，前后运载亦不下数十万人。大批辽东汉人流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甚至远及陕西等省。尽管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粗略估算，当时辽东汉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关内、

从上述史实来看，努尔哈赤时期是辽东满汉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叉流动时期，满人(女真人)大批进入辽东，一小部分汉人被强迁入原满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区。而相当一部分汉人则由于战争或努尔哈赤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流往关内，而辽东的大部分汉人则留在故土与满人(女真人)错居杂处，出现了空前的满(女真)汉大交融。

满族(先祖为明代的女真)为什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占据辽东，并以此为根据地，进而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作为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他所强制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试图就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政策，略作钩稽和探索，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什么是通讯：

通讯是比消息详细地报道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经验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

通讯稿格式：

通讯和消息在格式要求上不一样，消息有固定的格式，通讯没有固定的格式，通讯结构与一般记叙文章相同，基本上按时间、逻辑二者结合的顺序安排结构。

通讯与消息的区别：大汉民族——传播汉语言知识，宏扬中华文明，在各大搜索大汉民族，很容易找到我们。

1.选材不同，通讯要选择含量较大的真实典型材料。而消息选材不受此限制。

——兼谈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