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范文10篇

摘要：韩非是战国法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术思想对后人有着深厚的影响，具有进步的意义，但他的女性观点无疑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女性的全部价值为“色”，把女性当作红颜祸水，并在“利”的掩盖下鼓吹男尊女卑。

关键词：韩非；女性；色；祸水；男尊女卑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家之集大成者，他将法家的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自西汉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施“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政策，使法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扮演重要角色。后人研究韩非时，多注意他的法术思想，他的感情生活由于资料厥如，几乎无人触及。但通过对《韩非子》的解读，我们可看出韩非对女性的态度。韩非在书中，多次提到女性，文中论点多以与女性相关之论据佐证。这些例子中，女性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仅有一次，即《十过》论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时所举曹君亡国的例子。晋公子重耳出亡经过曹国，曹国君主窥其裸浴，极其无礼。臣子釐负羁见晋公子非常之人，预知曹公引火烧身，必殃及臣民，但束手无策。其妻为他出谋划策，使他免于灾祸。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妻子明礼、通达与智慧等诸多美德。除此之外，韩非所举涉及女性之例，对女性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女性的价值在于色貌，而美貌具有危险性，女人是祸水；为了防范女人，应把所有的权利，包括家庭权力，集中在男性手中。

一、食色性也，貌美是金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已体现出人类对女性美的欣赏与尊崇。《诗经》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肯定女性的美与地位。《卫风·硬人》具体的描绘了女性的自然美与情态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周南·桃天》“桃之天天，灼灼其华”，把即将出嫁的女孩比怍春天粉红艳丽的桃花。《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用木槿花比喻女性的美貌，并从德行上肯定女性。女性不仅有自然美，情态美，还有品行美。诗篇着力赞颂了女性那艳丽夺目，令人怦然心动的美。但在韩非眼中，美即是“色”，“色”成了她们存在的全部的意义。

《诡使》曰“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备内》云：“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从这里可看出，韩非将“色”当作了女性价值的全部。女性年轻美貌时，男性对她宠爱有加，恩及家庭父兄；一旦年老色衰，便如昨日黄花，随手可弃，连自己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女性的价值在于她的美貌，用“色”事夫成为男女感情的全部，夫妻间并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主动权在男性手中，男性决定女性的价值与去留，二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外储说左上》记载：“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仅因为妻子的一个小玩笑，便把妻子赶回娘家；妻子回家再嫁，大大伤了男性的自尊心，为挽回面子，不惜发动战争。韩非用此例说明“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桓公将蔡灭了，韩非认为女性不顺从丈夫被出之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提醒男性行事的方式应巧妙些。女性如何以“色”事夫?孟子有言：“必敬必成，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作为女性，要尽量曲尽己意以逢迎男子的喜好。在妇顺夫这一点上，韩非与儒家达到共识。男性妻妾成群，三宫六院，属天经地义；男人窃玉偷香，寻花问柳，可以心安理得地“娱其色”。女性连妒忌的权力都没有，因为这是七出之一。夫妻之间不存在真情，如此，女性别无选择，只有战战兢兢的顺从，如履薄冰。

韩非子为法家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方向。面对争利为主、吞并天下的战国时代,韩非子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强大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相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韩非子提出了具有准军国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方案。

而后世对韩非子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而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韩非子充分的分析了人功利的一面，以高度的冷静，犀利的目光来看待世界，同时，他影响的大一统王朝——秦朝；却三世而亡，也不得不会影响到那些希望让社会更稳定的人的批判。但，韩非子的理论却一致存在中国社会中几千年了，并没有消亡，而是在每个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着自己重要的作用。

从韩非子的理论来看，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充实其中；

其一,现实主义。韩非子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富国强兵,符合时代主题;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案是军事性的,折射出他面对现实的焦虑与渴望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五蠹》、《显学》等篇的历史观不仅明确道出现实主义的倾向,其他一系列主张都无不渗透着现实主义。

其二,相对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现实主义派生的结果。所谓“实用主义”,就是指“排斥先验、抽象和思辨的思维习惯,将知行范围仅仅限制在‘人伦之用’等形而下的社会具体层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原则”

而这两点却影响深远。

摘要：韩非子内部控制思想从人性本恶的性恶论哲学基础出发，融合集成了法家“法”、“术”、“势”的理论精华，摒弃“德政”、“仁政”转而倡导“不务德而务法”，并在组织管理控制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无二适”、“法不阿贵”、在保持制度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法常可”、“治吏不治民”、因事用人、从基层中逐级选拔人才、循名责实绩效考评和保持治理威势以“禁暴止乱”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法。时至今日，其三元内部控制体系范式依旧能够从法治观、平等观、权责统一制度理论、管理层组织任免及考核、组织内部管理权威树立等角度，为当代管理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务借鉴。

关键词：韩非子;法术势;思想集成;三元内部控制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平、殷鉴未远，美国次贷危机再起波澜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会计领域的理论研究学者和实务专家开始重新关注内部控制问题，希冀通过在组织单位内部有效实施各种制约调节措施与方法，从而达致充分获取和使用各种资源、防范控制潜在风险、最大程度提升经营效率的目的。国内现代内部控制研究多是基于美国COSO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而渐次展开，受制于中西方思维、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把原生于西方的内部控制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将视角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去汲取内部控制理论精华。其实，早在我国西周时代内部控制思想即已启蒙发端，从传世的《周易》中就可一窥组织管控和风险预测的端倪，后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进一步融合、完善和发展，及至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法家学说为代表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并一直传承沿用至今，可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西汉以降儒家文化思想的独有影响控制力和主导地位自不待言。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过程中，真正围绕内部控制提出治理方案并付诸实践的还应首推法家。法家并非望文生义的主张法学，而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架构和方法集合。韩非子作为法家的思想代表和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高度概括总结了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之前，法家观点大致一分为三：一派由慎到领衔，主张治国理政中要重视“势”（权力和威势）的运用；第二派由申不害带头，强调“术”（权谋与方略）的重要性；第三派以商鞅为代表，更为注重“法”（法律和规制）的制定与执行。韩非子将以上三者融会贯通，既赞许明主严明执法如天（“法”的作用），又主张驭人行事神鬼莫测（“术”的作用），还兼顾强调令出如山、赏罚分明以求令行禁止（“势”的作用），“法术势”兼而用之、合理把控，自然就形成了完备周全的内部控制系统。现阶段在构建新时代文化自信、聚力民族复兴伟业的大背景下，本文重新挖掘探究和审视借鉴中国传统内部控制思想理论，对于完善提升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依然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和继往开来的现实意义。

二、融合“法术势”的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

（一）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总体框架。（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内部控制思想。现代意义上的内部控制概念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美国学者提出，框定“内部稽查核算与管理控制制度特指出于保障企业资产安全和记账准确性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方法”，之后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几经修正改良，最后把内部控制制度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两大类。国内最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则是（杨雄胜，2011）“遏制非我与损我、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的提法。无可辩驳的是，内部控制概念的总结、提炼和提出虽然只有八十余年时间，但是内部管控活动却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被中国古人践行。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言，“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从更深层意义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一诗句便是对中国哲学精神，既追求理想更关照现实，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庸俗的最好刻画。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山林隐士，他们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而在社会活动中却也有能力、有办法成为统领一切的君王，这便是古人理想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融合统一，自然就无法脱离政治和社会管理，故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本身就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先贤们重视并致力于形而下的社会管理实务，率先提出并践行系统化的内部控制思想理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内部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修身养性”引导做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贤学习与自身德性修养同步进行、互为促进，他们笃信只有持之以恒地修身养性方能臻于圣人境界，才有能力和资格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当时公认的理想人格进阶流程，也正是这种被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理想人格，充当起构建以人为本内部控制体系雏形的基石。与儒家相类似，道家的创始人老聃和代表人物庄子、列子也都在各自的著作中表达传递出了“顺乎自然”、“不自是、不自伐”和“安时处顺”等修养自身德性的方法主张，这些劝人回归本真、发掘天赋的见解无不闪耀着朴素内部控制思想的光辉。二是以“有礼则安”规范做事。中国古来便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主流价值观推崇“礼尚往来”，主张“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直到今天，“礼”的观念和规范依然深刻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活动。“礼”最早发端自上古祈求神灵护佑的宗教祭祀仪式，继而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逐渐引申为封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范，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划分机制，并成为统治阶层维护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由此可见，古人依礼而行来规范做事程序，其内部控制架构的核心和制度体系的基础都在于“礼”上，以至于“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内涵及应用可谓无所不包，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内部控制体系和制度机制的周全完备。三是以“以法为本”管控治国。周朝的礼治随着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崩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而趋于礼崩乐坏的境地，新兴地主阶层羽翼渐丰力主推行法治。继公元前536年主张“宽猛相济”的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之后，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也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并推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初步形成了“盗、贼、囚、捕、杂、具”六大定罪量刑通例与原则的法律体系，在一改过往法令典制散乱无序，成就法律条文庄严系统性的同时，也标志着基于法治和制度机制建设的内部控制框架雏形得以确立。从唯物辩证史观的视角来看，“法”脱胎于“礼”而又去除了后者伦理化道德化的羁绊桎梏，韩非子倡导以“不务德而务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取代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商鞅变法使弱秦变强秦、秦始皇采纳运用法家理论构建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都证明了“依法治国”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佐证了内部控制体系在国家治理、组织管控方面的实用性和执行力。四是以“礼法相融”实现内部控制。一方面，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学派的思想既相互驳斥碰撞，又相互吸收借鉴，相传孔子曾四次专程登门向老子请教“礼”和“道”，其“仁”的理念则取法自齐国的管仲。法家的韩非子本身师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后来在《解老》中又以法家的视角诠释道家无为，其对黄老哲学的偏好和领悟跃然纸上、一览无遗；另一方面，秦王朝虽借助法家思想变法图强、一统江山，但仅传二世即崩溃消亡，不禁让人唏嘘感叹法家“严而少恩”，功效虽可立竿见影，终非长治久安之道。有鉴于此，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都选择“礼法相融”兼而用之的折衷方案，逐渐形成了儒、道、法、墨等多流派思想融合并用的治国理政方略。至此，在传统文化氤氲下的中国古代内部控制体系中，“修身”、“循礼”和“法治”三位一体，构建起了稳固的组织治理和内部控制架构。具体如图1所示：（2）“三元融合”———韩非子的内部控制体系架构。韩非子在继承早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思想成就和主要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三者融会贯通并创新构建了一整套能够自我循环的法家理论，也形成了其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一是“法”———制定法律以治国。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法家主张采取新的方法进行国家治理。在韩非子看来，“法”为治国之本，最为适宜的治国方法首推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的功用就是明示百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韩非子所言之“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般法律，而是类似可以使国家富强、能够在面上推行的政策措施。他深信“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且他还倡导“刑不避大臣，赏不遗匹夫”，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与至高尊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韩非子在运用法治加强中央集权、规制臣下的同时，也向君王提出了“虚静以待，去好去恶”（《韩非子•二柄》）和“守法责成以立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等劝诫，体现了他刚直不阿、一断于法和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二是“术”———驾驭臣吏以成事。在法规政策制定颁布后，君王还要监察督促臣民百姓加以执行落实。韩非子认为，圣人治国之要不在于确保人人自发行善，而在于有效遏制大众作恶，泱泱大国中能够自觉向善行善的只是少数，只要防范杜绝大多数民众不作恶天下便可太平。由此得出了“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的结论，确立了致力于建章立制、强调“执法”效果而非泛泛“立德”感化的内部控制指导思想。那么君王采用上述办法治国理政，既需要具备立法的能力，又要跟踪督查臣民的行为是否合法，岂非成了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任务？法家给出的答案是，君王无需亲自操办，只要拥有驾驭手下群臣官吏的权术手段，物色、筛选和委任适当的人选去代为履行受托责任即可。由是便引出了法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正名”，韩非子对此的解释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也就是说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具有必须完成分内工作任务的受托责任，君王只需关心考核他们的绩效并据此赏罚即可，颇具现代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的意味。而对于君王如何知晓何人适合某项工作，韩非子的答案是依靠“术”便可辨别，“功当其事则赏，功不当其事则罚”，只要遵循赏罚分明的原则，无能之辈就不敢占据他们力有不逮的职位，优胜劣汰机制自然得以建立。君王手握赏罚大权，就是韩非子所言的治国“二柄”。它们之所以功效明显，盖因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使然，这与现性经济人假说又不谋而合。君王驭人之术对臣吏个体行为的影响如图2所示：三是“势”———强化威势以维稳。齐相管仲最早提出“势”的概念，他认为居于优势地位的贤明君王“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之后，慎到融合道家学说完善了“势”的理论，得出“势位足以屈贤”的论点。韩非子在消化吸收和扬弃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善任势者国安”（《韩非子•奸劫弑臣》）的论断，充分肯定了威势在其三元内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八经》篇中把“势”描述为“胜众之资”，是统领驾驭众人的有力武器，并在《显学》等篇章中阐释了“势”的“禁暴”、“止乱”的功能作用，认为“势”是一种具备普遍强制力和唯一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资本和权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君王的统治权和国家的主权。韩非子“法术势”三元内部控制系统架构如图3所示：（二）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法术势”特征体现。（1）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法治”特征。一是法条以书面形式对外披露，尺度统一以体现法律的公开公平公正。韩非子强调法律条文和制度规范应以书面形式设立在官府昭告天下，掌握尺度必须严明统一，以便全体民众知晓、领会和遵守，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在统一性方面要力求“法无二适”，避免不应有的歧义曲解。为此，在法律制定上要尽可能严谨周全，不给当事人留下争议辩解的余地，确保治理过程简明有序、控制效果显著直接；在公平公正性方面要“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做到大臣和匹夫同样接受法律的刑过和赏善，废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外特权和不平等规制，构建严明统一、有法必依的良好法制环境，有效防范内部控制失效情况的发生。二是正确处理法律制度连续性与修订调整的辩证关系。韩非子基于“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的认识，倾向法律制度应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观点，他以民众所从事行业工种频繁变化会大幅降低生产效率作为类比，例证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必然建基在连续性和稳定性之上，一旦朝令夕改很容易让臣民感到无所适从，法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也会大打折扣；韩非子在强调法律制度连续性的同时，也反对刻舟求剑式的一成不变和守株待兔式的墨守成规，他始终倡导“不法常可”，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创新变化和与时俱进，通过贴合实际的法律制度变革，不断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三是法律制度的制定施行应注重可行性，做到合乎人情、顺应民心。“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韩非子•五蠹》），如若民众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获得奖赏，如何谨慎都难以避免刑罚，那么立法赏罚的意义和作用将无从谈起，民众也会因陷入恐慌绝望的境地而奋起抗争。故而韩非子理想中的“法”应该是像“朝露”般纯朴自然，让民众心无怨恨、口无怨言，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可单凭强权硬性推行，而是要因人情而治天下，达致“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韩非子•功名》）和“兵强主尊”的最佳效果。四是法治推行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韩非子把国家强弱的原因归结于能否正确制定法律并严格执行，强调执法过程中必须公正严明，力求做到“绳外不引，绳内不推；法外不急，法内不缓”（《韩非子•大体》），不可因执法者主观意愿而偏离法度；同时，主张法治面前无分贵贱、执法对象一视同仁，让君王、臣吏和民众都有法可依、不失其道，既体现出了法治的严肃性和内部控制的严谨性，也为组织未来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靠保障。（2）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术治”特征。一是“清净无为”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术。一是清静无为、深藏不露的无为之道。韩非子的无为思想源自老聃，其玄之又玄的玄妙之处皆在于不可知和不可见，故而韩非子劝诫君王“去好去恶”、“去旧去智”，不要把自己喜好厌恶表现得太明，以免臣下趋炎附势、刻意逢迎，发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行政乱象；同时，深藏不露、不被人轻易看透识破，在韩非子看来正是君王正确行使赏罚“二柄”的必备前提，提前把赏罚标准泄露往往导致下属投机取巧，而君王表面清净无为、让被督察者捉摸不透，反而能收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韩非子•主道》）的上佳治理效果，这种无为而治的内部管控之道，直至今日依然对企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部门具有实际借鉴作用。二是内部管控的重点在于“治吏”而非“治民”。君王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遇事不分轻重件件过问、事必躬亲，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而于事无补。所以，“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高明的君王善于发挥群臣的智慧能力，鼓舞和激励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开创国家良治的大好局面。由于官吏本身具备管理职能且对民众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故而“治吏不治民”符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治理程序和逻辑，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的实效。二是因事用人、逐级提拔、职责分明和信息透明的组织运转之术。一是因事用人而不能因人设事。在选人用人方面，韩非子主张“论之以任，试之以事，课之以功”（《韩非子•三难》），因事务的需要而考察选用人才，而不能为了提拔官员而设置职位；在用人标准方面，韩非子对“贤材者”和“功大者”推崇备至，提倡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无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是“明法便国利民”者皆可破格任用。二是人才选拔任用注重从基层逐级提拔。形象概括地提出了曾被多次公开引用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著名论断，强调高层阶的文臣武将要优先从具备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的组织原则。三是任职履职贵在专职专任、职责分明。鉴于一人身兼数职、同时担负多项任务，容易自相干扰、难以胜任，不若专人专务一事、专司一职更为绩效突出，故此“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韩非子•难一》），这与经典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现代内部控制学说的组织职责明晰论断不谋而合。四是信息沟通和信号传递讲求真实有效。信息传递的实效性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前提和保障，韩非子深刻洞悉人性中对不同观点厌恶排斥的弱点，劝诫君王要善于倾听逆耳忠言，并把“众端参观”列为君王驾驭群臣七种手段之首，要求摒弃门户之见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取得兼听则明的良好效果。三是“循名而责实”的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之术。一是循名责实抓好督查考核。韩非子所言“名”和“实”大致包含臣吏承诺之“名”与所任职事之“实”、臣吏所任职事之“名”与实际绩效之“实”、得失功过之“名”与毁誉赏罚之“实”三层含义。循名责实就是要把上述“名”与“实”两相比较评估，核查是否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类似以绩效作为考核最高标准的审计督查办法，仍为当代组织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所沿用。二是“禁奸于未萌”防范杜绝舞弊事件发生。韩非子主张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认为在舞弊事件的萌芽状态就应予以根除，并设计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的控制模式，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前介入达到防控潜在风险的目的。（3）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势治”特征。在韩非子看来，无论“生而在上位”的自然形成之权势，亦或后天掌握操控统治权而形成的人为设立之权势，对于组织最高管理者而言，一旦失去威势后果不堪设想，故而必须充分认识权势“胜众之资”、“禁暴止乱”的巨大作用和极端重要性，强化集权独尊，善于运用管理威势推行法和术，反过来又要巧于利用法和术来维持强化权势，臻于“法势合一”、“抱法处势”进而长治久安的理想管控局面。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在探讨“势”的来源时，提出了“民之所予”的论断，与当今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主流观点异曲同工。

内容摘要：道家与法家这两种看似差别很大的学派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法家通过对某些道家思想资源的吸收，从而使道法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关键词：老子韩非道法渊源

道家思想①和法家思想这两种看似差别很大的学派之间本来就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从道家到法家的发展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但过去我们对这一点似乎重视得不够，这里仅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点浅见。

第一，道家思想为法家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把“道”当作万物的本原和规律。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下引《老子》只标注篇章数）。“道”也是天下万物的总规律，老子说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地高悬于社会之上对社会生活起着根本的指导作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老子的“道”简直成了万物的主宰，“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超越了传统思想中至上神的地位。“道”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三十九章）从老子对“道”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道实际具有自然规范的意义，这种规范是客观存在的绝对权威，而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服从“道”的规范。在道家看来人是只能服从于这样的外在规律的，《庄子》②中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忘”（《庄子·天运》）。这种对外在的自然规范的强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纯任法治思想的产生。葛兆光先生认为道家“对‘道’的超越性理解和普遍性解释，正好为权势主义者所强调的君主权势至高无上而又广大普施，提供了宇宙依据”。范文澜先生也在《中国通史》第一册中指出老子思想认为“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定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韩非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把“道”看成万物的根本，“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以下引《韩非子》只标注篇名），“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他把“道”作为万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根本依据：“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解老》）①，这和《老子》第三十九章的话如出一辙。韩非子还把“道”看做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是以死生气禀焉，万物斟酌焉，万事兴废焉”（《解老》）。这样的“道”是宏大无边无所不在的，“夫道者，弘大而无形”（《扬权》）。当然韩非子对老子的“道”并不仅是继承，也有所发展。韩非子明确区分了“道”和“德”，他认为“道”的实际功用就是“德”，“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解老》），他还提出了“理”的范畴，即万物各自的“道”的特殊性规定，他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理”和“道”的关系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解老》）。

韩非子之所以要继承老子的“道”是因为他要把“道”来作为自己社会哲学的依据。韩非子在分析了“道”对万物的控制能力之后，把道引向人类社会，他指出人也要依“道”而行，“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人民而亡其资财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解老》），所以他念念不忘要人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同上），他心目中的圣人就是能“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同上）。这样的“道”已经由绝对的规律性引申为外在的规定性，由“道”引出法是很自然的事。韩非子进一步把“道”扩展到治理国家上来，把“道”看成一个国家能够生存的根本，他说：“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同上）。不仅如此，他还把“道”的绝对独尊地位引申为君主的独尊，而为独裁找到依据，他说：“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这样的明君也就是道在人间的体现者，是活生生的“道”。

摘要:高校一直被认为是圣洁象牙塔，当前同样受到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片净土，违纪违法事件层出不穷。高校违纪违法行为阻碍了高校改革发展的进程，涣散了教职工的队伍，败坏了高等学校的社会声誉，破坏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积极治理高校违纪违法行为迫在眉睫。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借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完善高校内部控制，提高重视道德教化，提高个人修养，建立预防和惩治并重的高校违纪违法治理体系，预防高校职务违法违纪发生。

关键词:高校违纪违法;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内部控制;道德

一、高校违纪违法概述

（一）高校违纪违法含义。高校违纪违法是指高校有关人员违反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高校规章制度等，依法依规应受党纪、政纪以及刑事处罚的不当行为，其表现为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学校利益遭受损害。高校违纪违法行为大多发生在工程招标、工程款拨付、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调换专业、教师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科研经费等领域。（二）高校违纪违法成因分析。高校违纪违法是一种舞弊行为，根据舞弊三角形理论，高校违纪违法的发生由压力、机会、借口共同作用，缺一不可。压力是高校违纪违法发生的直接动机，如果面临经济、工作等压力时，违纪违法就有可能发生。上海某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刘某因买房买车经济压力打开了贪婪的闸门，利用艺考评委身份受贿42.9万元，获刑两年半。机会是能够进行违纪违法且不会轻易被发现的条件，机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控制制度不完善、惩罚措施不到位等。钱玲（2018）对高校103个违纪违法案例的分析发现，很多案例的发生都是由于学校内部控制不健全，存在漏洞，为潜在的违纪违法行为人创造了违纪违法的机会。面临压力，又有机会时，违纪违法的发生还需要合理化借口，使违纪违法行为能够自圆其说。常见的借口包括规章制度含混不清；别人都这么做，我也可以这样；诚信、廉洁等都是虚无的东西；这是我应得的等。例如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自述，临沂师范学院和山东轻工业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分别更名为临沂大学和齐鲁工业大学，他感到自己也应得到相应的“报酬”，开始大肆收受贿赂。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受审时却辩称相关受贿事实或子虚乌有，或属礼尚往来，或属合理薪酬。因此，为了有效治理高校违纪违法行为，就要阻止违纪违法成因的形成，减少违纪违法机会、降低压力和消除借口，打破违纪违法三角形。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治理高校违纪违法的启示

（一）法家思想对治理高校违纪违法的启示。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治。管仲是法家思想创始人，商鞅是奠基者，韩非子则是集大成者。借鉴法家思想，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加强违纪违法奖惩，可以减少违纪违法机会，增加违纪违法被发现的可能。1.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围绕高校容易发生违纪违纪行为的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做到有法可依，减少违纪违法机会，高校人员不会因为没有制度约束而违纪违法。法治思想为高校提供了制度建设之道。如韩非子所言“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建立健全控制制度时，注意规范性、公开性和稳定性。目前，我国已经颁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和《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各高校要按照规范和指导意见的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加强对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的监督。建立控制制度后，及时广泛公布和宣传，组织全校人员进行制度培训，使每位人员都明确自身的职责和相关内部控制。同时，专门进行反腐倡廉等违纪违法培训，增强全体人员的守法守纪意识。2．严格执行控制制度。控制制度存在但未有效执行，监督机制实效是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很多窝案的发生是因为相互勾结，规避原有控制制度。韩非子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控制制度一旦颁布实施必须严格执行，所有人都在监督控制之内，一视同仁，无论身份、地位或才能，确保权力规范运行。像商秧执法一样“王子犯与庶民同罪”，公平、公正、公开地执行制度，违纪违法机会必将减少。3．加强违纪违法的奖惩。法家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商鞅曰“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性恶论为违纪违法奖惩机制有效实施提供了依据。韩非子主张“严刑重罚”，认为“严刑重罚”是治国安民、贯彻法令、禁奸止乱的有力武器。“严刑重罚”治理犯罪见效快，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还具有警示作用，使人害怕而不敢犯法。因此，加大违纪违法的惩罚力度，使违纪违法成本高于违纪违法收益，并及时公布处罚案例，可以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违纪违法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发现。举报是发现违纪违法行为非常有效的方式。韩非子主张“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对包庇隐瞒犯罪的人严厉处罚，对举报犯罪的人重赏。由于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加大违纪违法的举报奖励和包庇隐瞒的处罚，高校会收到更多更有用的违纪违法线索，从而更容易发现违纪违法行为。（二）儒家思想对治理高校违纪违法的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展开了历史空前的正风反腐工作，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相继制定出台，高校违纪违法机会不断减少，高校违纪违法有了明显好转，但依然有个别人员不收敛、不收手，无视党纪国法，顶风违纪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高校违纪违法的发生不仅在于违纪违法机会的存在，更与违纪违法压力和借口有关。违纪违法压力和借口都与个人行为有关，必须依靠道德水平提高来降低和消除。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修身养性，重视道德教化。借鉴儒家思想，建立诚信的校园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和高校领导干部监督，提高个人修养，降低压力、消除借口，积极预防违纪违法的发生。1．建立诚信守法、崇廉尚洁的校园文化。儒家重视社会良好风气的培养，认为社会的治乱，主要取决于“风俗之厚薄”，而且社会风俗具有改变人的志向乃至本质的功能。在校园中，风俗即校园文化。诚信守法、崇廉尚洁的校园文化，形成正面的示范效，依法治校、守法做人，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其中的规范要求，规范要求所包含的道德精神也将不断地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子曰“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义利关系是价值观的核心，人们不能诚实守信的根本原因是“利”的干扰，没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诚信为本作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准绳，见利思义、先义后利是解决不诚信问题的根本措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每个人在追求利益时，诚信守法，崇廉尚洁，抵制住不当利益或非法利益的诱惑，消除“诚信、廉洁等都是虚无的东西”等违纪违法借口，减少违纪违法的发生。2．以人为本，加强教职工关怀。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仁”的体现。作为道德规范，“仁”要求学校善待、理解和关心教职工，及时发现他们面临的经济、工作等压力，并给予帮助，减少违纪违法压力。同时，让教职工体会到学校的温暖，以学校利益为重，为学校着想，消除“这是欠我的”等舞弊借口。3．重视道德教化，提高个人修养。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主张仁政德治，重视道德的作用，倡导进行道德教化，认为道德教化可以祛除人的恶性，提高个人修养，把人培养为谦谦君子。“教”是通过宣传教育、表彰先进、营造氛围等手段，形成某种社会秩序，使每个人都清楚应承担的职责，自觉地履行责任和义务。“化”是依赖道德的内驱力、自我约束的内省性，通过矫正人的不良行为，规范人的行为，养成文明行为、道德行为，行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成本性，逐渐内化为的个人价值观。道德教化时，更应强调“化”，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人的羞耻心和敬畏，让人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具备羞耻心，做了不恰当的事情后，会自愧并自责，从而自我约束，行为得到修正。敬畏心是对法规或某一些事物产生畏惧而约束其行为。有所羞耻和敬畏，就不会胡来；没有羞耻和敬畏，就可能为所欲为，为不当利益或非法利益不择手段、肆意妄为。很多高校违纪违法行为发生，就是因为违纪违法行为人没有廉耻心，对党纪法规失去敬畏之心。通过外在的“教”和内在的“化”，个人行为得到规范，树立遵守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的意识和责任，恪守本分，达到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和提升，违纪违法借口消除。4．重视高校领导干部监督。高校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人绝大部分为高校领导干部，他们对教职工影响很大。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高校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诚实守信、廉洁奉公、见利思义，教职工违纪违法也会大大减少；相反，如果高校领导领导徇私舞弊、监守自盗，教职工会上行下效，甚至形成窝案，共同违纪违法，规避已经存在的控制制度。因此，重视高校领导的监督，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并提高其道德修养，使其成为教职工的表率，整个高校的违纪违法局面将大大得到改观。综上所述，借鉴法家的法治思想，加强违纪违法行为奖惩，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减少违纪违法机会；借鉴儒家的仁政思想，建立崇廉尚洁、诚信守法的校园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和高校领导干部监督，提高道德水平和自身修养，规范个人行为，降低违纪违法压力和消除违纪违法借口。两者相结合，建立预防和惩治并重的反腐败体系，有效阻断高校违纪违法成因的形成，打破违纪违法三角形，更积极治理违纪违法。

，君而已矣！”那么这些以“内圣外王”自许的专制君主之“大害”何在？黄宗羲进而鞭辟入里地指出，这些家伙：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可悲的是，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并未唤醒我们民族那麻木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思想闪光也难以点燃我们民族的启蒙之火，更谈不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涤荡旧思想的启蒙运动了。因为我们民族类似于“英雄崇拜情结”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了，何况还有一层难以击碎的封建专制主义外壳牢牢地禁锢着它，所以，只好等待强大的世界大潮去冲决它。

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人类的解放只能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过去有人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英雄和英雄崇拜》），而我们则要大声说：不，“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

引文

1《国语·鲁语上》

读《大话世界》，犹如针芒在背，边鼓在擂，感觉被说至痛处，但却痛快顺畅。《大话世界》的字里行间中，无不洋溢着生活的深厚哲理，作者以儒、法、道三家之处事逻辑来喻今世之理，用热情的态度、冷静的角度、犀利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国之大道”和普通人的“为人处事之道”，劝告我们应珍惜眼前享有的一切，应在“安乐之中，不忘忧患”，时刻保持进取的精神。

通俗，无疑是《大话世界》的第一个看点。对普通人而言，孔子、韩非子、老子、墨子是遥远历史里的线装书，是用来顶礼膜拜的几个“长胡子老头画像”，除了学校念书时学的那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不矣乐乎……”，除了大学里研究国学的那一小堆“学者”或者学校里面的历史考师，多数国人都不怎么能够真正理解儒、法、道家的博大思想。但《大话世界》果断地抛弃了那些过于专业而观者寥寥的自然科学内容，终于在可以无限通俗化的人文科学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作者把孔子的“对外宣言”、韩非的“法制手腕”、老子的“心理素质”拿到现代，喻作美国的外交内治之策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佩服他把孔子、韩非子、老子给读透了。事实上，通俗本不错，至少可以把“学术”带到寻常百姓家，带到普通人的脑海里。

警醒，是《大话世界》的第二个看点。打麻将、斗地主、网上盗菜是当前国人流行的三种消遣方式，妇孺老少，都在玩，虽然偶有传闻说谁谁因为偷菜上瘾耽误工作，麻将玩大被公安拘留之类的事情，但小打小闹也没怎么觉得不妥。但《大话世界》中的一句话却让我警醒——“乐是苦的因！”这种过于庸俗的玩乐，过于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玩乐也许就真正消耗了国人的积极向上之精气。范老先生的大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犹然在耳，可面对牌桌，却没有几个人能坚决拔腿走掉；面对人家菜园子的果实，却没几个人能抵得过心里的诱惑。也许有人说，不玩这三样了，个人素质就一定提高了吗？中国足球就冲向世界了吗？也不尽然。但有了玩无聊游戏的时间与精力，国人至少可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勤奋发挥自己的长处，做一点积极向上的事情。点滴小事，成就一个人；人才积累，成就一个国家。

读罢此文，至少我不会再轻易三天两头去玩这三类游戏……

摘要通过揭示刚性管理的内涵、回顾刚性管理理论的历史渊源、剖析刚性管理的特征及刚性管理的利弊来对刚性管理进行专题探讨，以引起人们在大力倡导柔性管理的同时正确关注别性管理。

关键词刚性管理；内涵与特征；利弊分析

在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增强组织的应变能力是必然的，人是组织的主体，以人为本理念也正得到大力倡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柔性管理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自上世纪80年代掀起的企业文化管理思潮以来，人们对刚性管理进行批判，致力于柔性管理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以至于产生一种厚柔性轻刚性，将柔性管理置于刚性管理之上的倾向。有人认为，“从刚性管理走向柔性管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柔性管理是在刚性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形态的管理模式，是更加深刻、更加高级的管理”；“柔性管理是刚性管理的升化”；等等。在工作实践中还游生出一种对规范化管理产生逆反心理的现象。事物总有两面性，刚性管理虽有局限，但在管理实践中享有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不可厚此薄彼。为此，本文将刚性管理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探讨，是想引起人们的正确关注。

一、刚性管理的思想文化渊源

刚性管理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无论东方或西方，都可以上溯到很久远的历史年代。我们今天追溯刚性管理的思想文化渊源，是为了更好地领悟刚性管理的精髓，辩证对待刚性管理。

(一)西方刚性管理的思想文化渊源

一、一对同乡两个布衣

庄子与惠施是战国中期的两位卓越哲等家。他们的生卒年在史书上皆无明确的记载，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据此，惠施比庄子早卒是可以肯定的。如按他们的生年说，庄子与惠施大致可说是同时代的同龄人。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这一对同乡早年是否有过交往，史书上无记载。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云：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1]钱穆著《惠施公孙龙》亦云：“（魏惠）王果听张仪，施见逐之楚。……楚王……乃奉施而纳之宋。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遂与庄子交游。”[2]如果这里所谓“与庄子相晤论学”、“遂与庄子交游”是说惠施与庄子初次相见，那么二人的交往是比较晚的。但我们还不能这样认定。可作为参考的是《庄子·秋水》篇云：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如果这段话不是全出于杜撰，那么庄子与惠施至少在“惠子相梁”时即惠施被逐至楚的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交往。如果再考虑到惠施身为魏相，庄子以一介隐士欲往见之，恐不是素昧平生而突兀造访，两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些接触，庄子要去见一见以前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秋水》篇说，惠施对于庄子的到来很不理解，轻信了别人说“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惠施恐不至于真的这样器量狭小，这段话可能是要说明惠施当时不知庄子之清高，于是引出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段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惠施与庄子已有过交往，而惠施不知庄子如此之清高，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惠施对庄子知之不深；二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变化。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

摘要：法家法治思想主张务实功利、普施明法、法不阿贵、法与时宜等思想理念，对学前教育立法启示在于应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积极推进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贯彻落实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有效维护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学前教育；立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的完整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和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虽不及儒家思想深远，但法家思想对以法治国的独特见解，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意蕴

法家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深刻理解，根源于其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法家先贤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其后继者也主张“事断于法”(《慎子》)“缘法而治”(《商君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有度》)等与“以法治国”相似的说法。法治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全程。(一)法治意味着务实功利。法家主张法律的作用应当是崇尚实用功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法者，事最宜者也。”法家认为法令具有功利目的，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长久实利，是治国理政的客观尺度和最佳方案[1]。以法治国，暂时痛苦却长久受益；以仁治国，暂时享乐却后患无穷。国君正是权衡利弊，从长远考虑，才选择以法治国。(二)法治意味着普施明法。1.厚赏重罚。法家主张法律作为国民行为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提出“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商君书•修权》)法律是要求国民普遍遵守的，用以规范和衡量国民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在充分论证法律本质的基础上，法家强调制订法律应当贯彻厚赏重罚的思想理念，作为法律主要内容的厚赏与重罚，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和效用。韩非强调厚赏“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而重罚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2.易知易行。法家主张立法应是“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法律内容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有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才能使百姓容易了解法律的真实要求。3.明确具体。法家强调立法内容应明确具体和清晰无误。“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明确具体是成文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条文清晰无误地规范行为，臣民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才不会恃强凌弱，以众欺寡。臣民能够依法明确各自权责和义务，官员就不敢徇私枉法恣意妄为，百姓也不敢偷奸耍滑触犯法律。4.法一而固。法家强调法律内容一旦制定公布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整体统一和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管仲强调：“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故而“法莫如一而固”。因此，坚持赏罚如一，就能取信于民[2]。5.法布于众。法家认为法律是国君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是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指引，应当将法律内容公之于众，令全境百姓提前知晓，而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自省自警自律自戒。正如韩非所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既可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商君书•定分》)，也可以让“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韩非子•孤愤》)(三)法治意味着法不阿贵法家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君管理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依法而为，除国君外不允许有法外施恩的情况存在，法大于人(国君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强调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管仲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提出“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韩非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强调法律对待百姓与权贵必须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允许以功抵过，以权压法，以期鼓励国民“耕战”“告奸”。(四)法治意味着法与时宜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的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法律的制定也应根据国家现状调整和变革，即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法律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适时变更。正如管仲所言：“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商鞅所言：“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商君书•壹言》)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