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范文10篇

我国的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和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酿造“五齐三酒”以供天子祭祀。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汉代独特的酒文化。

汉代饮酒风气盛行。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盖宽饶赴宴迟到主人责备他来晚了。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而后来的统治者改变了官营的政策。王莽时罢酒酤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此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椒花酒等。河北满城的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将饮酒成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铸酒器，可容四十斛酒。当时朝廷对饮酒礼仪非常重视，高祖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孝宣帝五凤二年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两千石或擅为繁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招。由是废乡党，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充分说明了酒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汉代酒还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T五日。”?T五日的意思是聚饮酒五日，按照汉代律法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是国家对百姓的一种赏赐。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赐帛絮”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百户牛酒是对女性户主家庭的赏赐，标准是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每户合百钱左右。

[内容提要]对财政收支的监督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稳定。监督的目的在于了解各级财税部门完成收支的情况，保障国家财政收支基本资料的准确性。汉代财政收入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垦田数量和户口情况审核上。秦汉时期国家虽然每年有一定的财政收入，但政府要承担的财政支出也多，并且在支出过程中又容易滋生支出不合理、官吏贪污腐化等问题，从而导致国家财政税收的严重流失。另外，财政监督立法是国家财政运作过程的核心环节，法律制度是保证国家财政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

[关键词]汉代；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迄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定制，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吏在每年岁末，必须把其所辖区域的人口、垦田、赋税收入等上报中央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执而戮之，逸，奔郈。郈鲂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第2415页)虽说上计制度在当时是作为官吏考核制度而存在，但由于它包含有对财政监督的内容，因而它实际上又是与当时的财政监督制度相关联的。从云梦秦简《仓律》、《金布律》、《效律》等律文中看，我们可以知道秦律在财物检查时间、官吏责任、奖励惩罚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这是秦财政监督制度的重要体现。汉代的财政监督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汉代财政监督体制是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确立而完善的，它所司职责当然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从文献来看，秦汉负责执行财政监督职能的系统也逐渐形成。学界已有专文分析汉代财政收支项目问题，如马大英先生的《汉代财政史》、陈明光先生的《汉唐财政史论》、黄今言先生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加藤繁先生的《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等③。而专门探讨两汉财政监督制度的文章很少，目前只有陈世材先生的《两汉监察制度研究》略有涉及。根据陈世材先生的研究，汉代监察机构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部刺史等④。他仅仅从行政监察的角度考察监督机构问题，而对汉代财政收支监督以及财政监督立法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笔者拟利用最近刊布的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财政收入的监督

对财政收支的监督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稳定，因而成为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两汉财政税收管理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对财政收入的监督，往往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⑤。秦汉财政收入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垦田数量和户口情况审核上。

(一)监察人员在审查财政收入时注意对垦田数量的审核。汉代田租的征收是根据规定的税率进行的。黄今言先生在《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认为，秦汉实行依照田亩与产量相结合的方式计征田租的⑥。因此核实田亩数量的多少对于政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防止地方官隐瞒垦田数量这类事情的发生，国家要求在上计时地方政府要如实呈报垦田数量。

《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汉书》虽然承袭《史记》不少篇章，但并非毫无选择地全录，而是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或者调整标题，或者改动字句，或者增加内容，主动舍弃《史记》雄奇疏朗的风格，追求严谨、密实、典雅、更富学术性的风格特征。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郭预衡在其著作《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部书文风之不同，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之趋势。”［1］324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语言特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地域文化在这时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形成了以统一的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记录。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妇女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特别是与一些人以为可以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宋明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一、汉墓壁画特点

“灵魂不死”是古代民族的共同信仰，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活着。从山顶洞人陪葬中的装饰品到濮阳西水坡墓葬中的蚌塑龙虎都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灵魂意识。商周频繁而隆重的祭祀和墓葬中大量的陪葬也是一种灵魂不朽观念的反映。其实就是人类否定死亡、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信念，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本能的情感之中。基于当时灵魂观念中死后魂、魄分野的意识，汉代墓室壁画在整体构思和图像的选择和配置上通常按照墓室本身的空间架构，把壁画分上、下两大部分来安排。上部(主要是墓室顶部、隔梁上部，间或也有四壁上端)一般绘日月天象，下部(主要是墓室四壁)一般绘地下阴宅，两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宇宙自然景观。受以上思想观念的影响汉代的墓室壁画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几个固定且有相当内涵的绘画体系。

（一）宇宙天象与祥瑞灵兽组成的天堂仙界景致

这些题材内容虽然贯穿汉墓壁画的始终，但其主要兴盛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图像大多分布在墓室顶部或四壁上端，主要有:一、日月，日中配以金乌，月中则有玉兔、蟾赊或桂树;二、星宿，或描绘零散的星辰，或描绘北斗之类的星宿，或描绘二十八宿，有些星宿还用人物或动物表示;三、翡蔚的彩云;四、人首蛇躯的伏羲和女蜗，两神或分别紧贴日、月，或分别双手擎日、举月;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早期壁画墓中北方神则是蛇或鱼妇;六、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五方之佐;七、西王母及其天庭仙灵瑞兽，这组图像通常包括头戴华胜的西王母、捣药的玉兔、舞蹈的蟾赊、奔跑的九尾狐和三足乌;八、或乘龙、或御虎、或驾麟、或跨鱼、或骑鹤、或戏马、或飞升的羽人;九、昆仑仙山;十、升仙的墓主之魂;十一、虎头蛇身、鸟头蛇身、龙首人躯、龙首虎躯、鱼身鸟、应龙、翼虎、仙鹤、天鹅、天马、天鹿、白象、蜚廉、雨师、凤凰等天界神怪灵异以及灵芝、瑞草、莲花等。东汉晚期一些壁画墓中则把各种灵瑞从天堂仙界中剥离出来，集中展现了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祥瑞形象，其图像所蕴含的天人感应思想相当明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蒙古合林格尔汉墓的墓室壁画中还出现了“仙人白象”的佛教题材绘画内容。

（二）镇墓辟邪的各种神怪灵异物

这类题材内容在汉墓壁画中也一直持续不断，但前后有所变化。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担当镇守墓室、保护墓主安全的守护者均取自传说中一些形象狞厉凶狠的神灵。专司此职的神灵有方相氏、疆良等。另外，一些天堂仙界的神灵或方位神往往也兼有镇墓辟邪的功能，如方位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门吏、门奴形象虽于新莽时期就已出现，但尚不普及。东汉后期至汉魏之际，此前流行的镇墓辟邪神灵依然存在，并且还出现了诸如虎头、重明等一些新形象。但总体来看，以狞厉怪异的神灵来作为墓主护佑还是比较普遍。

在汉代的财政收入中，赋税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汉代的赋税，有这样一点颇值得注意：即汉代诸赋的征收与国家的军费需求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汉代的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三宗——租、赋、税。租指田租，是地税，征收谷物与刍稿；赋指诸赋，按人或户征收，形式是货币；这两宗都由大司农掌管，归属国家。税大致是指按行业或地区征收的杂税，形式以货币为主，由少府掌管，归属皇室。在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农掌管的诸赋，供应汉代的军费开支。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在汉代的财政收入中，赋税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汉代的赋税，有这样一点颇值得注意：即汉代诸赋的征收与国家的军费需求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汉代的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三宗——租、赋、税。租指田租，是地税，征收谷物与刍稿；赋指诸赋，按人或户征收，形式是货币；这两宗都由大司农掌管，归属国家。税大致是指按行业或地区征收的杂税，形式以货币为主，由少府掌管，归属皇室。在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农掌管的诸赋，供应汉代的军费开支。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集合。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二

贩运贸易是汉代商业活动的重要形态之一，但以往对此缺乏必要的系统研究。考诸史册，汉代贩运贸易的类型，既有私营，也有官营。为便于集中探讨，这里仅就私营贩运贸易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做些历史考察。失当之处，有望大家赐教。

一、贩运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马克思谓之为“转运贸易”[①]。在秦汉的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贩”、“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②]，审其精意，一般都是指从事买货出卖的贩运贸易。这种商业行为，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而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活动。

贩运贸易的渊源甚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地区间的交往增多，贩运贸易便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形式。如郑国商人弦高，就曾在贩运途中机智地救了他的国家[③]。越国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⑤]。当时，各地方物、土特产日渐进入流通领域。荀子说：“今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国得而财使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至其用”[⑥]。不仅地区间的商业联系加强，土特产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业品如铜器、布帛等，也越来越成为贩运贸易的商品内容。其时的贩运商人，能“料多少，知贵贱”，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顾疲劳，不畏艰难，远出千里之外行商。这正如文献所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长途贩运商人的活跃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汉时期的贩运贸易，正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兴起和发展的。

汉代继秦之后，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生产发展，交通便利，市场扩大，较之战国之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四百多年中，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当时的商业和贩运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西汉前期，国家经过一度恢复之后，由于对工商业实行宽惠政策，弛商贾之律，解山泽之禁，通关去塞，开放关市等，使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⑩]，从事商业、贩运贸易的人甚为普遍。据载：关中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亦多大贾”[①①]。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①②]。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①③]“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①④]，确乎经商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贩运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相守”，“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①⑤]。这些贩运商，往往“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①⑥]。他们随着商贩经验的积累，不仅能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关系；而且懂得“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①⑦]的道理。即商品太贵，往往是跌价的征兆，太贱则是涨价的苗头，还值得注意的是，据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文景之时，已出现了所谓“中舨共侍约”[①⑧]，即合伙做商贩所共同订立的契约。诸多事例表明，西汉前期的贩运贸易是比较发达的。在那时有不少贩运商发了大财。他们“富至巨万”，或“能致七千万”[①⑨]，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资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富商大贾，或嵽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但汉前期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摘要：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现代漆画作为新兴画种，其发展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汉代漆器在装饰造型、装饰题材、装饰材料和技法以及装饰色彩等方面对现代漆画的发展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现代漆画的发展需要扎根传统艺术的同时，也要汲取现代艺术的营养。

关键词：汉代漆器；现代漆画；审美；创新

漆画从依附漆器作为一种装饰到成为独立画种，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漆画作为一个新兴画种，其发展历史相当短。现代漆画虽已“开门立户”，但现代漆画的发展问题仍是当下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最终决定漆画能否真正踏入当代主流艺术的行列之中。关于现代漆画如何发展的论著不断发表于各大期刊。

有的认为现代漆画的发展应该偏重于传统材料的开发和工艺技法的创新，有的则认为应该偏重于漆画作为绘画艺术表现方面的研究。毕竟，“‘漆画’二字界定了漆画的特质。它既与漆器为邻，又区别于漆器，与绘画为伍，同时也区别于绘画。”

漆画之前所依附的载体———漆器，特别是汉代漆器，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统一，其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在中国青铜工艺文化向陶器工艺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汉代漆器不断发展，全面成熟。汉代疆域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的统一，汉代漆器融合了战国及秦代的漆工艺优秀传统，在这种兼容、交流、整合中其装饰和绘制艺术达到鼎盛，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和工艺的杰出代表。然而汉代漆器从其装饰造型、装饰题材、装饰材料和技法以及装饰色彩的处理等诸多方面，对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表现语言，丰富了现代漆画的艺术语言和思想内涵，对现代漆画的发展有着有益的补充和深远的启示。

一、汉代漆器装饰造型上实用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不是始终凝定不变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大都具有表现出独特个性的时代风格。历代妇女的物质生活情状与精神生活风貌，是体现社会演进过程的历史存在，也是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文化存在。考察历史上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可以看到历代在多种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差异。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地域文化在这时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形成了以统一的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记录。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妇女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特别是与一些人以为可以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宋明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