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范文10篇

直接“三通”实现后，海峡两岸双向旅游成为现实。通过对两岸景区经营、商业模式、旅社导游、餐饮住宿、零售购物的比较，我们发现内地旅游还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笔者参加了由山东嘉华国旅组织的“环岛八日之旅”。对比在大陆上多次旅游的经历，我们感到在发展阶段和经营管理上，两岸旅游企业的不同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景区经营比较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这包括已开发并形成游览景区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城市公园、工农业、地质、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湿地、海洋、海岛等资源，以及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应该说，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当然，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又明显丰富于台湾。说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即景区的经营，两岸已出现一定的差异。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在大陆，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同当年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赁经营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的经营权开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让或鼓励出让景区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已有300多个景区（点）以不同形式把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属东亚福利体制。虽然大陆医疗保险改革都已经历30年。但是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控制、双向转诊制度等方面较为领先。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比较两岸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大陆在新一轮医改和和落实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关键词：全民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东亚福利体制

一、两岸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分析

（一）制度演进过程。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从规划到实施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组建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健保的规划实施事宜，经过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与权衡，健保草案最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进行，法律条文给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而大陆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之后，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划筹备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医疗保险的实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予以确认，法律效力较低且随意性较大。（二）制度内容。1.保险对象及分类。台湾地区民健保被保险对象分为六类，实行家庭保障，覆盖率高达100%，除服役军人、受刑人员及受社会救济者外，其眷属均受到保障。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象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只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面覆盖。2.保险费率及负担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险费费率自开办至2002年均维持在4.25%，后逐渐调整至5.17%。二代健保实施后，因加收补充保险费，费率下调至4.69%。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6%，雇员须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缴费率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根据各省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标准和政府的承担金额，差异较大。全民健康保险的缴费率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配套政策。1.长期护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医疗保障功能之外，还具有居家照顾、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长期照护工作引入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论人计酬”方式，即以某一医疗机构负责特定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健康问题，该机构自负盈亏，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该机构为了盈利会增加预防保健项目，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台湾地区正在推动长期照护的立法工作和服务体系的转型。大陆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长期失能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并在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进度上，大陆都相对发展较晚。2.分级转诊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四个层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和基层院所。民众可自由选择医院的层级，但就医前未经转诊，自付比例会随医院层级的增加而增加，且医院需承担这部分医疗费用差额。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引导民众逐步形成基层首诊的习惯，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接诊行为。针对急病和重病，基层院所可根据病情将患者转诊至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针对小病和慢性病，建立个案加以管理，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照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大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地区的分级转诊制度的建设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加强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联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和医疗保险支付机制，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医格局。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群众缺乏基层就诊意愿、转诊之后起付线不同、医院之间利益竞争导致分工合作困难等问题尚存，阻碍了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四）办医格局。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办医格局具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医疗服务机构呈现医院数量减少和诊所数量增长的趋势，其中公立机构占比极小，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竞争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健保支出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民间资本逐步开始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蓬勃兴起，但私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整体实力始终无法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相提并论。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公立医院是唯一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处于垄断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积极性。

二、造成两岸医疗保险制度差异的因素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今天海峡两岸媒介都处于某种发展的瓶颈之中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论文关键词：媒介媒体大陆台湾现代性消费主义公民社会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

提要：作者以中国大陆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两个文本为依据，对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制定实施、基本会计准则架构、基本原别三项具体内容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阎德玉：本校会计系教授，1941年出生。

为适应建立巾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大陆于1992年11月30日了《企业会计准则》并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早在1971年（民国60年4月30日）台湾地区修正通过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共6部分56条。①此后台湾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又对前会计评议委员会所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加以增删修订，于1982年（民国71年7月1日）作为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公布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1981年10月18日又进行了修订。

一、会计准则制定实施比较

海峡两岸会计准则的制定动因、制定机构、时间和适用范围均有一定的差异。

中国大陆制定会计准则的动因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会计核算标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并明确其制定根据是“会计法”，台湾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美国一位会计师1970年访问台湾时，就如何发展台湾的会计事业提出的三项建议（制定会计原则，颁布查帐准则，拟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无不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根本动因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摘要题】海外视野

【正文】

预测性信息是上市公司基于其生产计划和经营环境，对外披露的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的前瞻性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公开披露能使外部使用者了解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下，会计也在趋于国际的协调。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的来往更紧密，因此本文对两岸有关财务预测信息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一、海峡两岸的财务预测制度简介

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财务预测信息的规定没有形成体系，散见于各行政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解释中，主要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台湾的财务预测制度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十六号——《财务预测编制要点》、审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审计准则公报第十九号——《财务预测核阅要点》、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资讯公开体系实施要点》等。

二、海峡两岸财务预测制度比较

【内容提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谈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海峡两岸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岸体育管理体制形成各自的体系，均属于混合型管理体制，但在其实际操作中各有所侧重；其适应性改革均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因而，新旧双重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摘要题】地域文化

体育管理体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体制对该国或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体育管理体制反映出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体育运动的推展与活动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更由于祖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措施，使同宗、同语、同文化的两岸同胞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之中，两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两岸体育分别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发展，深受其影响。长期以来，两岸形成各自的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在体育体制及运行机制上也存在着差异。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谈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下两岸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力图揭示两岸现行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各自优势与不足，为全面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促进两岸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大陆体育组织机构概述

1.1政府体育组织机构

1．罪名设置。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犯罪类型的具体化，体现立法者对于特定法益类型的保护，罪名选取、罪名归类直至类型关联，继而构建整个分则体系。类型化视野下，罪名的选取应当尽量体现类型属性，而犯罪类型的设置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量避免交叉与重叠，因为同一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类型，将对认定犯罪造成实际困难，影响定罪处罚的实质公正；另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可能全面、尽量减少遗漏，因为刑法上的漏洞越多将越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可能损害刑法的正义性”。[8]18-19立法者在设置犯罪类型及具体罪名时，应当充分考量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大小，危害轻重，还应兼顾现实生活中犯罪类型变迁，并结合具体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调整。2．要素关联。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型是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要素既是组成类型的基本构成，也是决定类型性质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若干要素的全然消退、新的要素加入或居于重要地位，一种类型会交错地过渡到另一种类型。[9]117刑法理论中的转化型犯罪、结果加重犯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介入新的要素，而使本犯的原有要素系统被打破，从而发生罪质上的重大变化，甚至过渡到新的犯罪类型。如台湾地区新刑法329条规定的“窃盗或抢夺，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而当场施以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即为转化型犯罪，大陆刑法第269条也类似设定了盗窃、诈骗、抢夺向抢劫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出，因介入“当场施以强暴胁迫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这一新的要素，打破窃盗或抢夺犯罪原有的构成要件结构，使类型性质与种类发生更替。诚然，新要素的加入或是隐退，可能促成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要素的强调则可能衍生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等形态。3．谱系构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尝试进行类型谱系的构建，着眼探究纵向序列及横向序列的内在关联，并据此形成一种“类型的体系”。纵向维度上，上位类型（母类型）可以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进一步演绎分析，区分出下位类型（子类型）；下位类型（子类型）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阶层子类型的权衡比较，归纳、提炼出相互之间的共通要素，继而抽象出上位类型（母类型），形成类型体系的纵向序列。而横向上，上述纵向序列中相邻的子类型，在要素结构上兼有共通和相异之处，需要加以细致区分，并基于这种相邻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其上位类型的整体轮廓之内形成类型体系的横向序列。以中国大陆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类型设置为例，依据行为样态，侵犯财产犯罪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毁坏财物型犯罪和取得财物型犯罪。其中，取得财物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是否转移占有，区分为转移占有型犯罪和不转移占有型犯罪。转移占有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权利人意志情形再细分为违反占有者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抢劫等）和基于占有者有瑕疵的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诈骗等）。其中，抢劫罪还可以继续区分为“普通抢劫”、“携带凶器抢夺转化抢劫”等类型，诈骗罪也可以再继续区分为“普通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类型，继而形成侵犯财产罪的整体谱系。

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比较

剖析类型思维的生成与展开，为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进行海峡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据上文所述，刑事立法即以设定价值评价侵害法益的刑罚当罚性，并辅以具体立法技术设置犯罪类型，在规范法意义上体现为罪名设置、要素关联与谱系构建，基于此或可形成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的正当进路。（一）立法技术比较两岸刑法中，在分则罪状描述上均存有完全概括法、完全列举法和例示法等三种方式。完全概括法可以使刑法条文较为简洁，且因其自身的高度抽象概括性可以使刑法条文具有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在具体适用上较为灵活，但却难免损害刑法安定性。通常认为，完全概括法仅仅适用于少数传统型罪名，即该类概念应当在时代环境中被大众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如两岸立法中，均将完全概括法适用于杀人、伤害、盗窃（窃盗）等民众认知较为一致的传统型罪名。完全列举法则是概念思维的体现，立法者描述某种犯罪“所有”可能的行为或手段，却限于时代认知实际上难以穷尽事物认知。诚如上文所述，这种封闭式构成要件可能因缺乏开放性难以适应社会变革而最终损害其安定性。然而，实际上两岸在刑法分则中大量采用了完全列举方式，甚至例示法一度遭到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明确性等的原则性质疑。对比两岸立法，台湾地区刑法立法时期较早，继受闭合式构成要件理论，在例示法上持谨慎态度，较少设置“兜底条款”，而中国大陆刑法受开放式构成要件理论影响，不少条文设有兜底规定。如中国大陆刑法第195条设定了信用证诈骗罪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以“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作为概括式规定。（二）罪名设置比较1．罪名选取。从两岸刑法罪名选取中，容易发现类型化程度差别。台湾地区刑法分则所设犯罪，大体上按照犯罪侵犯的不同类型法益的危害程度大小进行排列，即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人格法益、财产法益）类型及先后排序，[10]26罪名选取较为规范，类型归属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是依据犯罪客体不同进行犯罪设置，但从罪名选取中难以准确归类犯罪。如刑法分则设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信用证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与保险诈骗等犯罪，均与诈骗行为有关，系诈骗类犯罪，这是在各种诈骗犯罪之上的类型化，刑法第三章将其规定在第五节内，称为“金融诈骗罪”[11]91-92，与普通诈骗分属不同类型；而台湾地区则将类似犯罪统一归入分则第三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类型化较为彻底。2．罪名精细。⑤台湾地区刑法传承了较好的法典传统，立法者在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方面尽量维系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平衡、罪名粗细较为得当。在有关人身权利、公共安全等重要法益的保护上，尽量采用具体化、精细化的犯罪罪名；而在涉及轻微法益保护上，例如，对于社会信用、市场秩序等较为轻微法益的保护，尽量采用一般性、类型化的犯罪类型。而中国大陆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虽然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在刑事立法技术上，对于条文和用语设置讲求科学性，即应当基于立法技术科学性对罪名设置的繁简精细进行理性考量，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但实际的刑事立法中却未能有效采纳，通观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繁简倒挂、粗细错位等现象较为严重。以中国大陆证劵市场的“老鼠仓”事件⑥为例，事发之际因无明文规定只得以行政处罚了事，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18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用以处罚该类行为。然而，这种需要事后通过刑法修正来填补刑法漏洞的方式，显然降低了刑法条款对社会生活的涵摄性。台湾地区则较为科学地设置了一般类型的背信犯罪，较之中国大陆不厌其烦地规定或者保留了本质相同的具体背信犯罪类型，⑦台湾地区在罪名精细方面显然更为成熟。（三）类型谱系比较纵向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依据犯罪客体和侵犯法益对一类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形成差异较大的母类型，母类型继续区分形成子类型，继而区分形成实际罪名，而这与罪名设置的探讨存在交集。正如上文所述，台湾地区刑法法典传统历史悠久，在犯罪类型上较好维系了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有效平衡，纵向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在类型区分上存在交错现象，如金融诈骗、普通诈骗侵犯不同客体而归类不一。横向上，即考量某一母类型及其细化的子类型与其他母类型之间衔接关系，台湾地区鲜见横向衔接疏漏错位，中国大陆犯罪类型设置横向关系不紧密现象则较为多见，法网严密性较低。以长期困扰基层实务的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产罪为例，中国大陆1997年刑法修改时增设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私分罚没财产罪，而如何区分三者关系存有颇多争议。如私分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由于其犯罪对象是公款而非国有资产，该类行为不宜定性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如果按照贪污罪的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处罚，则同样犯罪数额的前提下，私分公款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最终处罚结果将存在较大差异，显然有失公平。深入剖析原因，不难发现立法者在对私分类犯罪立法时类型化意识不足，致使类型与类型之间衔接不紧密，存在着缝隙。

中国大陆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反思

台湾地区刑法典自1935年颁行以来，六十余年间仅修正过10余次，而且修正的都属于局部的甚至大多是很具体的内容。[10]29其虽有发展不足的质疑，但刑法稳定性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为彻底的类型化，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8（一）方法论反思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存有较大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对类型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不一。台湾地区传承大陆法系法统，对于类型化研究更为充分。作为实证主义没落、概念思维逐渐凸显弊端之后的一种新型思维方式，类型思维逐渐被寄予厚望，并在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推广运用，在刑事立法上则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而中国大陆“对于类型化思维问题被学者们意识到或注意到，只是发生在有意召集的直接以‘刑法方法论’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并且只是被一部分学者所意识到或注意到，也偶或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为研究方法被导师们轻描淡写谈及一下。至于类型化思维被学者们直接而自觉地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则尚未普遍化”[12]40，刑事立法中的类型化明显不足。事实上，“类型是建立在一般及特别间的中间高度，它是一种相对具体，一种在事物中的普遍性”[13]190。换言之，类型是连接“抽象概念与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是抽象与具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中点。基于此，法律体系呈现出“抽象概念——类型——具体事实”三个层次清晰的结构，其中，类型不但在整个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沟通和建立整个体系的“过渡安排”与“连结要素”，类型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刑法适用思考“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比较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只是期望找到完善刑法体系的正当进路，而在刑法条文作出修改之前，应当力求准确适用规范，据此发现、归纳体系缺陷，促成立法进步。事实上，通过类型思维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构成要件，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新理解会形成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而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与刑法规范体系的含义。[2]76而类型思维同样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与方法的革新，尤其对于准确解释、适用例示法中的“兜底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国大陆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立法者基于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先行列举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非法经营行为，再设置“其他方式”作为兜底式概括规定，以免出现新型非法经营行为之际难以处罚，却面临着“口袋罪”以及损害刑法明确性等诸多质疑。从类型化角度，“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条款实际上并非漫无边际、空洞虚无的规定。例示法具有示范作用，在刑法适用中，通过剖析非法经营罪所列举的三种典型行为的实质内涵，容易推断得出条款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与法条列举的行为性质相近且危害相当，即应当均系未按要求或未经批准从事某种专营业务。该类规定正是遵循了例示法的示范引导和类推论证作用，适应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定本身是较为合理的。⑧（三）立法发展路径刑法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的疏漏，却因具体实务的困惑进一步佐证立法的缺陷。对比台湾地区刑事立法，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大陆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不足。从类型化的立法思路来看，对于一般有关重罪或侵犯重大法益，往往需要对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化；而为了尽量减少刑法漏洞，对于侵犯法益较小，变动较大、方式多样的犯罪，往往需要采用涵摄力强、包容性大的抽象概括的刑法用语及表述方式，刑法分则条文对于该类犯罪仅需描述其类型，而不做具体的定义[14]78。如台湾地区设定背信罪涵盖中国大陆刑法数十个条文规定的各类侵犯较轻法益、本质相同的具体犯罪；而侵犯重大法益的犯罪类型设置中，如故意杀人罪，则细化普通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义愤杀人罪、生母杀婴罪、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受嘱托或者得承诺的杀人罪等六种具体杀人类型。无疑，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要求立法者必须同时具备具体化和类型化的思维，并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轻重，在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中，尽量做到粗细相宜、繁简得当，此乃刑事立法发展的正当进路。类型思维作为新型思维进入刑法领域，对于探究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在对比海峡两岸的刑事立法中，我们也可明显感觉两岸对于“类型化”认知、接受不一。应当认为，类型观在台湾地区的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在刑事立法上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

本文作者：林雪标周孙章工作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摘要：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的快速发展，为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岸应当向对方开放自己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同时在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应注意解决学历、学位的互相认可、学生权益的保护、教育投资和教育投资者的保护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法律实施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两岸法律

教育服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体系中重要的服务部门之一，目前已有49个成员不同程度地承诺开放教育服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均承诺开放教育服务。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将是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目前两岸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经开始启动。研究两岸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下载。

一、两岸是否应该相互开放教青服务

是否向对方开放教育服务对两岸来说本不应该是个法律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相继加入WTO，加上1995年加入的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中国在WTO中有4个成员，即“一国四席”。其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均在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服务。大陆地区承诺开放除了义务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党校教育和警察教育等部门以外的所有5个教育服务类别(subsector)，台湾地区则承诺开放高中教育、高职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根据有约必守的国际法准则和WTO非歧视原则，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均应向对方开放境内的教育服务市场，履行WTO项下的承诺义务。但在过去的9年中，由于两岸的政治现实和影响，两岸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进展不尽如人意。

加入WTO以后，中国大陆制订和实施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1999年，教育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安部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明确了招收台湾地区学生的有关政策。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积极鼓励台湾地区学生赴大陆求学，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还联合《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收费标准及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在各项收费标准方面对在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给予和大陆学生同等的待遇。2002年起，教育部专门针对大陆高校招收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就读研究生发出通知。《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与内地教育机构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的参照执行该条例；而且，所有法律规范和政策中的海外留学均包括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接受教育服务的学习与培训活动。由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开放了教育服务中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和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两种服务提供模式。但是，台湾地区则没有明确的政策和立法履行对大陆地区平等开放教育服务的WTO承诺，并且拒绝承认在大陆求学的台湾地区学生的学历，对大陆学生赴台设置各种限制。由于台湾地区在加入WTO时没有声明对大陆地区援用互不适用条款，因而对大陆开放教育服务是其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否则，中国大陆可以对其诉诸违反WTO义务的投诉。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此启动WTO的有关机制，显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