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薛中文潘焱王萌工作单位：福建日报报业集团

1.基金概况在2009年至2010年间，国内共组建了10只产业文化投资基金，2011年，中国新募集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基金数量超过十余支。据相关机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文化产业相关基金已经披露募集资金总量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一个覆盖全国的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2.研究分析（1）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的追捧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国内已设立多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资本市场已经表现出了对文化产业的追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市场化形式助推文化企业上市已成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趋向。（2）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先行一步目前成立的各家基金里面，大部分都是由各省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些基金在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3）文化产业的体制问题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中很多是事业单位体制，市场化面临很多问题。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诸多元素流通不畅，政策管制也比较多，影响资本整合，加上传统媒体成长性不高，众多的原因造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项目选择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4）基金的市场化身份当前各只基金都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按照市场原则募集，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文化产业基金大多采取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在文化产业无偿投入的传统做法，由政府主要出资、专业管理公司经营，可以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的放大作用和引导作用。（5）基金的投资方向和社会责任根据目前的募资情况以及投资情况而言，大部分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主要方向尚未明晰。作为文化产业的投资基金，应该有明确的投资方向和社会责任感，要投资对各地文化产业有推动力的项目，尤其要照顾到一些弱势但对文化产业有实际意义的项目，不能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应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和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贡献。（6）基金的投资方式文化产业和一般产业相比，具有成长周期较长、收益滞后等特点，因此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项目的稳健性和成熟性。（7）基金的退出机制文化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否则投资者无法获取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将会影响到基金规模的扩大。完善文化产业基金投资者从基金中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增强产业基金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增加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价值。（8）基金的风险控制目前成立的各只基金大多建立了符合市场规则的治理结构和投资流程,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董事会、合伙人大会等多重决策机制,最大程度地管控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3.调研总结（1）项目总结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符合我国及福建文化产业政策引导方向，有利推动福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举措；是一个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跨越发展目标的举措；是一个能够弥补福建文化企业发展资金不足，加快构建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举措。（2）效益评估①经济效益。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可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必将引导和带动福建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增加值及GDP占比。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当前正值产业快速发展期，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是稳健、成熟的文化产业项目，有望获得较为稳定、可观的股权投资收益。②社会效益。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的一种有益创新和大胆尝试，也得到了政策认可，受到业界的欢迎。同时，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必将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生产总量，加快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3）尽快启动项目运作程序福建关于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可通过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丰富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但从福建基金设立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已经落后于其他兄弟省份。当前，恰逢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省内一些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相继启动，资金需求压力显著增强，应尽快启动设立投资基金的相关程序。

1.基金设立框架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合伙制的组织模式，以聚合资金，汇合资源，专家管理，专业投资，放大价值，促进海峡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宗旨，总规模3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投资开发集团作为基金发起人，其中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为牵头发起人。基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2.基金治理结构及风险管控（1）合伙人大会。由所有投资人共同组成，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基金与受托管理人签署《委托管理合同》，由基金管理人负责管理运营基金资产。基金与基金受托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资质的商业银行）签署《托管协议》，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2）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管理人推荐的已经完成尽职调查的、单项投资额不超过注册资本10%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核和投资决策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对拟投资项目均有一票全案否决权。（3）基金经理。由基金管理人推荐并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出任，在基金管理人领导下负责该基金的日常协调工作。3.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业务基金将立足福建，面向海西，辐射全国，重点投资文化产业中的高成长未上市的企业。（1）投资方向。投资文化产业，包括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动漫游戏产业、创意设计产业等；投资大型文化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投资于福建省内项目。（2）投资类型。以拟上市的大型PE项目为主，同时兼顾具有高成长性的VC项目以及战略并购项目。

调研结束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发起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各项工作，将基金设立事宜上报至福建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了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创办福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向和思路，并先后两次召开省政府专题会研究创建福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事宜，根据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从2011年7月下旬起，报业集团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原则，有序展开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各项前期工作，积极牵头、多方协调、认真筹备，完成了方案的细化完善、各相关单位参与发起意愿的征询、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的比较筛选等工作。2011年10月29日，在第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发起的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首个上台签约项目进行意向签约。进入2012年，基金的筹办工作加速推进。在福建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协调下，省文改办多次召集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省投资开发集团以及工商、财政、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商讨推进基金筹办事宜，并成立基金工作推进协调小组，进一步研究讨论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比选不同基金管理机构。经过多轮次地与兴业资本创投公司、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等进行商谈比选，最终协调小组达成共识，由建银国际与各主要发起人共同出资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各主要发起人各占股15%即各出资150万元，建银国际参股55%并实际负责管理基金。10月26日，在第五届文博会上，福建海峡文化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当天总规模3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发起，联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投资开发集团、信达国际共同建立的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签约。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项目的推出，是文化产业融资的积极探索，将对发展壮大福建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福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直接“三通”实现后，海峡两岸双向旅游成为现实。通过对两岸景区经营、商业模式、旅社导游、餐饮住宿、零售购物的比较，我们发现内地旅游还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笔者参加了由山东嘉华国旅组织的“环岛八日之旅”。对比在大陆上多次旅游的经历，我们感到在发展阶段和经营管理上，两岸旅游企业的不同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景区经营比较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这包括已开发并形成游览景区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城市公园、工农业、地质、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湿地、海洋、海岛等资源，以及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应该说，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当然，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又明显丰富于台湾。说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即景区的经营，两岸已出现一定的差异。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在大陆，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同当年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赁经营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的经营权开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让或鼓励出让景区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已有300多个景区（点）以不同形式把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本文作者：董志武工作单位：集美大学

合法性审查是与合理性审查相对应的概念，基于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在行政行为的外部监督中，我们一般只审查其合法性，而不审查其合理性，即以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为界限，并对其甄别和处理。合法性审查不仅是司法审查的权力界限，也是权力机关制衡行政机关的权力界限。通常合法性审查包括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审查和法律适用审查两个方面的内容，但行政命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很少涉及到事实认定层面，主要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因此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对行政命令主体权限的审查、行政命令内容合法性审查以及行政命令程序合法性审查等方面。(一)行政命令主体权限的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主体权限来看，台湾地区对行政命令主体并没有具体的限定，根据其“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授权或职权行政命令，因此只要属于行政机关，无论其层级都可以行政命令。而其“行政程序法”所称的行政机关，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系指代表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其他行政主体表示意思，从事公共事务，具有单独法定地位之组织”，同时“受托行使公权力之个人或团体，于委托范围内，视为行政机关”。因此，“行政院”及其“部会”以及各级政府都可以行政命令。在法律上争议比较大的是乡镇一级机关是否可以行政命令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宪法”对于地方自治仅规定至“县”这一层级，乡镇一级还不属于其“省县自治法”调整的范围，因此乡镇一级当时的确不能够行政命令。但1999年3月30日“省县自治法”被废止，2005年12月14日通过了所谓的“地方制度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地方自治团体包括乡镇自治团体具有公法人地位，而省政府则属于“行政院派出机关”，同时该法第25条规定:“直辖市、县(市)、乡(镇、市)得就其自治事项或依法律及上级法规之授权，制定自治法规。自治法规经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各该行政机关公布者，称自治条例;自治法规由地方行政机关订定，并或下达者，称自治规则。”可见台湾地区乡镇一级政府在“地方制度法”通过以后可以行政命令。由于台湾地区有所谓“双首长制”说，因此其“总统”根据其“宪法”第37条规定以及“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的规定，可以行政命令和紧急命令。在历史上，台湾当局曾经五次“紧急命令”，最后一次是1999年9月25日，李登辉为“九二一地震”“紧急命令”，以因应灾害救助及灾后重建。大陆行政命令主体的规定非常具体，最主要的条文有1982年《宪法》第89条、第90条、第107条的规定，明确了国务院及其部委(局)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行政命令，而乡镇基层政府则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1条的规定也可以命令，个别学者认为大陆乡镇人民政府不能行政命令，可能是受台湾地区旧的行政法的影响。另外，虽然大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除国务院部委(局)以外的政府工作部门可以行政命令，但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的第3项的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实质上准许了政府工作部门可以行政命令。(二)行政命令内容的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内容来看，行政命令不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还要符合法律保留的原则。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法律保留，根据其“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规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宪法”或法律有明文规定，应以法律定之者;二是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三是关于“国家”各机关之组织者;四是其他重要事项之应以法律定之者。而对于地方行政命令，则规定有类似于法律保留的留给“自治条例”制定的事项。如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43号解释就役男出境问题涉及到的两项行政命令即“征兵规则”第18条和“役男出境处理办法”第8条所做的“大法官会议”解释，明确指出“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权利之限制者，亦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如以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命令为补充规定时，其授权应符合具体明确之原则”，并据此裁示“征兵规则”第18条和“役男出境处理办法”第8条违反法律保留的原则而失效。大陆对于行政命令主要强调其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即法律优位的原则，比较而言，法律保留的原则根据《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主要针对的是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于一般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行政实践中政策高于法律、先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三)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制定程序来看，大陆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决定和命令的有关程序和名称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国务院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该办法仅仅将行政命令规定为其公文种类的一种，至于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则没有任何涉及，而且该办法也被行政法学理论界所忽视，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实际还属空白。相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制定程序，不仅有“中央法规标准法”加以规定，而且为保证该法得以实施，其“行政程序法”第151条规定:“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除关于军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项而涉及国家机密或安全者外，应依本法所定程序为之。”若行政命令不符合程序要求则有可能被确认为无效。根据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及其行政实践，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包括立法建议、法案起草、法案审议以及公布等方面，同时对于行政命令的选择适用也加以规定，其“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8条规定:“各机关受理人民申请许可案件适用法规时，除依其性质应适用行为之法规外，如在处理程序终结前，据以准许之法规有变更者，适用新法规。但旧法规有利于当事人而新法规未废除或禁止所申请之事项者，适用旧法规。”可见，台湾地区对于行政命令有关程序的规定非常周延。

(一)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不同，台湾地区采用“五权分立”的体制。所谓“五权分立”是指国家权力在配置与控制中，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权相互分立，各司其职，在法理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机关均可以审查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不过由于考试权主要是从行政权中分出，是一种负责考选、铨叙公务人员的权力，因此台湾考试机关一般不对行政命令进行合法性审查，而监察权则是从立法权中分出，台湾“监察机关”过去属于“民意机关”，现在则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但仍然主要执掌弹劾、纠举及审计职能，其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通过纠正的方式间接进行。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主要还是通过行政审查、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来完成。台湾地区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行政审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行政诉愿即类似大陆的行政复议，另一则是通过“行政院会议”议决。由于台湾地区行政诉愿的对象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诉愿的审查范围，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行政院会议”议决，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首长之命令或处分，如各部会就其主管事务认为有违背法令或越权限者，可以提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后，停止或撤销。而立法审查则是立法机关对行政命令是否违反法律所进行的审查。根据台湾地区1999年公布施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命令及授权命令应送立法院审议，出席的立法委员对于这两类命令认为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的，或者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却以行政命令规定，经过30人以上连署或附议，就可以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3个月内有关委员会应将审查结果提请“立法院会议”决议，经议决后，通知原订颁之机关变更或废止，相关机关须于2个月内更正、废止该行政命令。台湾地区立法审查的模式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与“行政院会议”直接停止或撤销行政命令不同的是，“立法院会议”只能间接通过原行政机关自行更正或废止该行政命令。这种做法主要还是基于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以防止立法权膨胀。实际上台湾地区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还是通过司法审查来实现。其司法审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般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司法审查。一般司法机关包括各级地方法院和行政法院，他们可以就其受理案件可能适用的行政命令，自行认定是否违法，并拒绝适用于其所受理的案件中，即有享有对行政命令的拒绝适用权。但行政命令机关若对法院拒绝适用的行为有异议的，则可以依法提请大法官解释进行抗衡。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命令，即立法者违宪概括授权，但行政命令却谨守其法定分际，未介入法律领域或规范内容未抵触宪法，这种情况可称为“命令违法即合宪”，对此一般司法机关也应当依法提请大法官解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具有完整的司法审查，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命令均可以通过大法官解释认定违法，并宣布无效。与一般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不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不以是否存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为启动条件，并且其宣告对行政命令无效的效力具有普遍性，也不能通过提请大法官解释进行抗衡，因此“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合法性审查具有废止该项行政命令的效力。(二)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大陆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直比较薄弱，行政命令在理论界实际上也没有共识。大陆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以规章的效力等级为界限，低于规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一般称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一并式审查和行政诉讼附带性审查。但实际上，大量的行政命令效力等级相当于甚至高于规章，对于相当于规章的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附带性审查，但不能复议，对于效力高于规章的行政命令则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来判定其合法性。至于立法审查，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第67条、第104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但对于如何启动立法审查却没有具体的法律予以规定。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90条规定了法规审查的建议权，但该条并没有规定对于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可以参照本条行使审查建议权。由此可见，大陆对于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还没有形成比较成功的模式，行政审查还基本停留在非法治的阶段，立法审查则还属于宪法纲领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相对比较多见的司法审查，该部分至今还属于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软肋，由于审查体系的不完善，公民的权利往往受其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相较于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审查机制，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四、重构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的基本思考长期以来，大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局限于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重构我们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的制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统一认识，将行政命令从行政禁止、行政强制中嫠清，明确行政命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虽然大陆的行政命令的外延小于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所规定的范围，但至少宪法和有关组织法所提到的命令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命令，我们应该统一为整体并加以定义，这也符合法制统一的原则。因此笔者建议，我们将来应该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使用行政命令这一概念，并明确为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同样，针对其合法性审查制度部分，借鉴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可在将来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程序法”的调整范围，不仅要重视抽象行政行为的事后监督，也要重视其事前监督，其制定和的程序应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行政命令不仅遵守法律优先的原则，还遵守法律保留的原则。同时参考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和“行政程序法”，结合大陆立法实践，可以考虑在《立法法》第90条增加第3款，即当行政命令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时，允许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其是否合法的意见。同时还应把行政命令纳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范围。至于司法审查部分，由于台湾地区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尤其建立宪法法院与否，我们还没有共识，抽象行政行为目前也不可能直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逐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尤其是扩大附带性审查抽象行为的范围是完全可行的。另外，不同于台湾地区“行政诉愿法”，我们可以考虑将《行政复议法》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命令的一并审查改变为允许单独审查，因为从一并审查到单独审查，跨度并不大。总而言之，在海峡两岸合作交流的背景下，彼此借鉴、学习与反思对建构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是有益处的。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两会”归来志满怀，献计出力促发展。昨天，记者采访了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陈明义。他对记者说，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我省41名全国政协委员高度关注福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问题，通过联名提交提案、大会发言材料、联组会议和小组讨论会上发言等形式，积极建议中央和有关部门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并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大家对我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充满信心，决心为实现这一振奋人心的目标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陈明义说，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省委、省政府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推进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准确反映了福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尤其是东部加快发展中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实际，是20多年来福建改革发展进程的延续。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将同南北两个“三角洲”紧密对接，充分发挥两岸三地连接点和福建对台工作的优势。它关系到福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福建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福建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定位，使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决策深入人心，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中形成广泛共识。

要围绕发展第一要务，切实有效地履行好政协职能，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献计出力。要着重就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党委和政府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就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内涵、规划、重点、举措，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专题调研和考察视察活动，进行深入研讨，努力建言献策，贡献真知灼见。今年第二季度，省政协将召开第六次常委会议，就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开展的系列调研成果进行交流，集民智、献良策，充分发挥各界委员的优势和特点，支持和鼓励委员在本职岗位上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多做贡献，努力使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更多地进入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和决策层面。

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省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尤其是要把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政协一项重要任务，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凝聚最广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与省各派、工商联、无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坚持多沟通、多商量、多联谊，努力增强包容性，扩大团结面，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陈明义强调，我省政协港澳委员众多，这是我省政协组织结构中的一大特点，也是做好政协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要着眼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努力拓宽同港澳委员和闽籍港澳有关社团的联系渠道，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更广泛地团结港澳台侨各界人士。要充分发挥福建对台区位优势，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陈明义充满信心地说：“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一定能够为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属东亚福利体制。虽然大陆医疗保险改革都已经历30年。但是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控制、双向转诊制度等方面较为领先。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比较两岸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大陆在新一轮医改和和落实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关键词：全民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东亚福利体制

一、两岸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分析

（一）制度演进过程。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从规划到实施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组建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健保的规划实施事宜，经过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与权衡，健保草案最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进行，法律条文给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而大陆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之后，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划筹备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医疗保险的实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予以确认，法律效力较低且随意性较大。（二）制度内容。1.保险对象及分类。台湾地区民健保被保险对象分为六类，实行家庭保障，覆盖率高达100%，除服役军人、受刑人员及受社会救济者外，其眷属均受到保障。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象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只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面覆盖。2.保险费率及负担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险费费率自开办至2002年均维持在4.25%，后逐渐调整至5.17%。二代健保实施后，因加收补充保险费，费率下调至4.69%。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6%，雇员须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缴费率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根据各省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标准和政府的承担金额，差异较大。全民健康保险的缴费率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配套政策。1.长期护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医疗保障功能之外，还具有居家照顾、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长期照护工作引入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论人计酬”方式，即以某一医疗机构负责特定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健康问题，该机构自负盈亏，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该机构为了盈利会增加预防保健项目，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台湾地区正在推动长期照护的立法工作和服务体系的转型。大陆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长期失能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并在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进度上，大陆都相对发展较晚。2.分级转诊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四个层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和基层院所。民众可自由选择医院的层级，但就医前未经转诊，自付比例会随医院层级的增加而增加，且医院需承担这部分医疗费用差额。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引导民众逐步形成基层首诊的习惯，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接诊行为。针对急病和重病，基层院所可根据病情将患者转诊至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针对小病和慢性病，建立个案加以管理，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照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大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地区的分级转诊制度的建设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加强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联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和医疗保险支付机制，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医格局。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群众缺乏基层就诊意愿、转诊之后起付线不同、医院之间利益竞争导致分工合作困难等问题尚存，阻碍了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四）办医格局。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办医格局具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医疗服务机构呈现医院数量减少和诊所数量增长的趋势，其中公立机构占比极小，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竞争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健保支出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民间资本逐步开始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蓬勃兴起，但私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整体实力始终无法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相提并论。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公立医院是唯一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处于垄断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积极性。

二、造成两岸医疗保险制度差异的因素分析

【摘要题】海外视野

【正文】

预测性信息是上市公司基于其生产计划和经营环境，对外披露的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的前瞻性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公开披露能使外部使用者了解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下，会计也在趋于国际的协调。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的来往更紧密，因此本文对两岸有关财务预测信息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一、海峡两岸的财务预测制度简介

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财务预测信息的规定没有形成体系，散见于各行政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解释中，主要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台湾的财务预测制度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十六号——《财务预测编制要点》、审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审计准则公报第十九号——《财务预测核阅要点》、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资讯公开体系实施要点》等。

二、海峡两岸财务预测制度比较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提要：作者以中国大陆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两个文本为依据，对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制定实施、基本会计准则架构、基本原别三项具体内容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阎德玉：本校会计系教授，1941年出生。

为适应建立巾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大陆于1992年11月30日了《企业会计准则》并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早在1971年（民国60年4月30日）台湾地区修正通过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共6部分56条。①此后台湾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又对前会计评议委员会所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加以增删修订，于1982年（民国71年7月1日）作为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公布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1981年10月18日又进行了修订。

一、会计准则制定实施比较

海峡两岸会计准则的制定动因、制定机构、时间和适用范围均有一定的差异。

中国大陆制定会计准则的动因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会计核算标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并明确其制定根据是“会计法”，台湾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美国一位会计师1970年访问台湾时，就如何发展台湾的会计事业提出的三项建议（制定会计原则，颁布查帐准则，拟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无不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根本动因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今天海峡两岸媒介都处于某种发展的瓶颈之中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论文关键词：媒介媒体大陆台湾现代性消费主义公民社会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