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范文10篇

1引言

海外并购风险表现为海外并购的不确定性,是指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实际得到的收益相对于预期的收益之间的差别。海外并购中蕴涵着各种风险,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按照并购的实施过程予以分类,具体可分为并购策划阶段风险、实施阶段风险、整合阶段风险。

1.1策划阶段的风险

包括决策失误的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制度风险。

并购主体是否能够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对并购目标是否有足够的驾驭能力,都关系到海外并购能否取得成功。

1.2实施阶段的风险

自21世纪以来，我国企业并购情况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增加，在国外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国不少中资型企业已经按耐不住，想要通过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收购国外一些知名品牌的企业及其专业技术，并以此来提高自身在国内的地位。虽然我国海外并购发展迅速，但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缺少相关经验，而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文化、政治及法律等方面的冲突。所以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掌握机会降低风险，才能从海外并购这股新潮中给自身企业带来利益。

一、战略风险

在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企业需要选取正确的并购方式。其并购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战略性风险”，通过选取与自身企业发展及产业相似的海外品牌进行收购，以此来扩大自身企业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发展空间。二是“投机性并购”，投资性并购与战略性并购不同，投机性并购是一种准备不充足的并购方式，其存在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因为海外并购导致的美国并购处于退步的期间，我国企业应要做好全面的准备，通过科学的战略，提高海外并购的效率，不能只是没有目的的扩张市场。并从海外业绩降低企业中吸取经验，在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去进行海外并购。从大部分海外企业业绩下降来看，其一部分的是有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所以，打破传统的单靠资金并购的方式，确立科学的并购战略，是海外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财务风险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我国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出现经济危机，同时也给企业及银行间的资金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减少不利影响，许多海外国家对其计量标准进行了相关修改，以此减少海外并购带来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自身企业的资金情况，在确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海外并购，以避免得不偿失的情况出现。同时，企业还要拥有充足的人才资源，以确保收购后有能力管理并购的公司。

三、信息不对称风险

1海外并购的融资风险分析

企业海外并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保证并购顺利进行。如何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金渠道在短期内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是关系到并购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企业通常可采用的融资渠道有：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股票和认股权证。

一般而言，企业海外并购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并购企业的资金结构。(2)企业负债经营过度，财务筹资风险恶化。(3)汇率波动风险。(4)国际税收风险。第五，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风险。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并购一家企业的融资风险要比在政治稳定的国家高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求的利率和风险回报相对要高得多，他们也害怕自己的投资无法收回。

而影响并购企业的融资财务风险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外部来看，(1)是市场环境因素。资本市场是企业并购中迅速获得大量资金的重要外部平台，融资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都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方式有限，企业融资大多以银行贷款为主，融资成本不容易通过多种融资槊道降低。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融资程序比较复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融资的成本与风险。(2)是政策因素。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海外并购给与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我国政府积极参与海外并购融资政策的改革，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贷款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贷款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

从内部来看，首先是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包括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两方面。内源融资能力主要取决于该企业可以获得的自有资金水平及有关的税收折旧政策等，一般内源融资资金成本较低。但受企业自身盈利水平的限制，而且过多的运用内源融资，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外源融资能力主要指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等融资方式，取决于外部融资渠道的多寡、企业的获利能力、资本结构及市场对企业的态度等。其次是融资结构。包括企业资本中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结构。债务资本中包括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结构等，企业融资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融资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实际经营利润率小于负债利息率时，就可能产生利息支付风险和按期还本风险。在以股权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中，对外发行新股意味着将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转移给了新股东，如果普通股发行过多，原股东可能丧失控制权，并购企业反而面临被收购的危险，而且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2海外并购的融资风险控制

摘要：“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加大了力度，在环保政策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环保行业得到大力发展。环保企业出于掌握先进技术、扩大业务范围等目的开展海外并购。因此，本文以PEST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环保产业，探讨了中国环保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可能性。

关键词：环保企业；海外并购；PEST分析

一、我国环保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企业也踊跃实施“走出去”战略，实行“海淘”开展国际经营活动。海外并购，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企业实施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手段。2013年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保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十三年的持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增长40%，金额增长21%，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深入实施，环保行业面临重要战略机遇。特别是党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绿色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因此，在各项环保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环保行业发展迅速。在实施海外并购方面，环保行业作为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表现出强大势头。其中，2015年国祯环保以4437.08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3472.9万元）协议并购挪威GoodtechEnvironmentAS公司；先河环保以4292万元并购美国SunsetLaboratory公司。同年，发生的具有影响力的海外并购案有首创股份以1.13亿元收购新加坡ECO工业公司，扩展了海外业务，助力公司废物处理业务进一步发展。由此，近年我国海外并购的件数不断增加，数额不断刷新。然则，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蕴含着风险，诸如并购两方的经营观念不同、两国监管法律相悖、员工的工资待遇、环保等问题的存在，并购失败的案例也司空见惯。本文通过PEST工具分析中国环保行业现状，以对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环保行业的PEST分析

（一）政治环境。中国环保部于2016年10月27日执行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积极提升了环保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组织开展的中国首届生态文明奖的评选活动，建立了生态保护奖励机制，从而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带动效应明显、生态功能保护基础进一步夯实、自然保护区综合监管得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和促进机制得到进一步改善。（二）经济环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即从以往如何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社会生产，转化为如何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发展的均衡性与充分性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部分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环保产业在国民民济中的比重中，从GDP和地方财政支出两方面来看，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国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从“十二五”初期的3100亿元到末期的5000亿元，因此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强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提升，环保行业将大有可为。（三）社会文化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的概念是否科学和正确，直接决定了发展的成败。为此，“十三五”规划草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当前，中国大量兴起共享单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国家对能源车的补贴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污染的排放。同时，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生态总体向着好的方向前进。（四）技术环境。国家更重视环保专利保护。2017年，环境保护部组织了近30个环境学术交流，举办了“2017年环境科技创新应用示范项目”、“国家环保工程技术中心创新成果展”等多项技术推介活动。2018年“中关村环保创新加速器”建立，旨在采用新模式与新机制，打造节能环保专业技术产业孵化创新体系平台。国家对技术的重视和支持推进环保行业的技术创新与研发。

前言

据2005年底商务部的报告显示，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7％，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了一份《向世界舞台迈进：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对外并购的第四次热潮，今后几年对外并购将继续发展并日益活跃。”我国企业现已进入一个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时期，但结果却不甚理想。上汽控股的韩国双龙汽车公司的员工持续罢工，让“中国老板”伤透脑筋；TCL兼并法国汤姆逊以后，赢利下降，市值缩水，与阿尔卡特的合作持续一年以后也宣告结束；联想吞下IBM个人电脑以后，在欧洲的销量下降，排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就显得异常重要，本文从知识转移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知识是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在企业的整个资源体系中，知识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由于知识存在的模糊性及强大的组织路经依赖，知识是竞争对手短期无法复制与模仿的，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根源。企业的发展就是知识创新、复制与转移的过程。随着企业的发展，走向全球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企业实力的壮大，我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向世界，但由于其特殊性，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是采用并购这一方式。

在实践中，一些大型的垄断行业的企业并购案中，政治及国家安全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在此不作讨论，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中所讨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指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并购行为，而这种并购行为的行业局限于国内已有充分竞争，有望在世界占重要地位的家电、IT等竞争性行业。

1知识的分类

按照获取的方式及被转移的难易程度，知识可以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显形知识从文献、图表、文件、统计资料等渠道获得，可以编码，易于传播。隐性知识多存在于个人和组织的经验中，也涉及个人的价值观、背景和组织的建构、文化中，通常无法以编码化的方式存在，它的传递只能依靠个人的交流与沟通，因此获取困难，转移的难度也很大。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沿线国家的企业来获取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容易被认为受政府控制，从而引起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和误解，最终降低了并购绩效[1]。但由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和创造性资产[2]，因此有必要探讨并购目标为发达国家企业或新兴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细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提供更准确的证据。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我国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的并购绩效，但其研究结果不能很好地解释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新兴国家的企业。本文将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目标置于同一框架，以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为例，探讨我国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完善并购理论体系。第二，为我国政治关联企业提高海外并购绩效提供参考。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我国政治关联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是否能取得财富效应，为我国的政治关联企业是否应借此契机投资海外市场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政府会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政治资源来获取政府的特殊待遇[3]。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企业家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企业减轻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消极影响，提升企业的业绩与价值[4]。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减轻融资约束[5]，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6]，更有利于获取公开债务投资[7]。企业家的政治背景还有利于企业享受税收优惠[8]、寻求产权保护[3]和弱化行政监管[9]等。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优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10]。袁建国等[11]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关联会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我国历史上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孕育了我国企业独特的政治基因，直至现在这只“隐形的手”依然影响着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并购行为[12]。许多学者针对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更容易提升公司绩效[13]。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关联来保护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从而提高并购绩效[14]。政治关联还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打破行业进入壁垒，有助于股东获取财富效应[1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在母国所建立的政治关联会导致其跨国并购绩效的降低[1]。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会存在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种外来者劣势导致了企业难以取得正的并购绩效[16]，并且，企业利用政治关联获取了融资便利往往使得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存在盲目性，由此对并购绩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7]。目前，大部分关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出发[16]，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主并企业在母国建立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但其主要采用了股票市场指标来研究其短期并购绩效[17]。因此，本文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考虑他们对中国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看法，从而深入考察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为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参考。

三、案例分析

（一）研究设计。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发现目前衡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企业高管曾担任的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高低。张洪刚[18]将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府职务分为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科局级、科级以下以及无行政职务六个级别，赋予其相应的分值来衡量其政治关联指数。二是以企业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比例来代表政治关联的强度[1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借鉴张洪刚的分类标准将企业高管分为曾在政府任职和无政府任职经历两种。企业的高管曾在政府任职即表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目前，使用事件研究法或会计研究法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事件研究法适用于研究短期并购绩效，通过观察并购事件前后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来计算超额收益率，以此来判断并购事件是否给企业带来财富效应。会计研究法通过分析关键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的经营绩效，以考察并购事件对企业的长期影响。本文以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看法为切入点，致力于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了解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张新[19]的研究成果，选取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和主营业务利润率（Margin）这3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长期并购绩效。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研究我国企业在国内建立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海外并购绩效。为更清晰了解企业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已建立了政治关联的新都化工的海外并购绩效后，引入不存在政治关联的旗滨集团海外并购事件作为对比案例。选择该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都化工与旗滨集团所并购的标的企业均为马来西亚企业，且并购时间均为2015年，这两个并购事件的背景相同，可减少宏观因素的干扰，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并购目的均为横向并购，旨在开拓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第三，并购方式均为并购后增资，并控股标的企业。本文通过对比存在政治关联企业和不存在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分析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二）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1.企业概况。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成立于1995年，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更名为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都化工形成了以复合肥业务为核心、延伸和拓展调味品业务、开发中小城市电商业务的产业格局，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销量最大的复合肥制造商之一。目前，新都化工有超过100家分子公司，其中包括6家海外子公司。新都化工董事长牟嘉云，曾担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供销科长、四川省科委技术交流中心项目部副主任，2000年至今任新都化工董事长。从其任职经历可以发现，牟嘉云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因此新都化工存在政治关联。嘉施利（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嘉施利”），主要经营各类化肥、肥料进出口贸易销售业务以及各类农副产品进出口与销售业务。马来西亚是棕榈油出口大国，肥料大多依靠进口，投资马来西亚嘉施利有利于新都化工进入马来西亚广阔的肥料市场，快速扩展销售渠道。新都化工还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越南嘉施利以及收购了泰国嘉施利，并以此为落脚点开发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海外市场占有率。2.并购过程。并购前，马来西亚嘉施利的股东为三个自然人：陈宏伟、SoonYiHui和YongKetLeong。新都化工于2015年8月25日与马来西亚嘉施利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协议规定新都化工收购陈宏伟持有的60%股权，并向马来西亚嘉施利增资449997令吉（约合人民币701590.32元）。此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新都化工将成为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控股股东，持有其90%的股权。2015年8月27日，新都化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此次议案。如表1。3.并购绩效分析本文采用会计研究法，选取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这三个指标来评价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长期绩效。以并购前一年2014年为基准，观察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财务指标的变动情况，对这一并购事件的绩效进行分析。如表2。由图1可以看出，并购当年即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呈上涨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上涨幅度高达54%，但每股收益却下降了32%。导致两者变化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新都化工在2015年8月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增加了股本总数。而净资产收益率不受股权稀释的影响，能更准确地考察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主营业务利润率则能够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和企业的发展潜力。为了消除股本增加的影响，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衡量新都化工2015年度绩效更为科学。由此，本文认为新都化工在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当年获得了正的并购绩效。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时间为2015年8月，而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因此需要对并购事件发生后更长时间的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行分析，才能进行更合理的判断。从图1可以发现，从并购当年开始，直至并购后两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收益率均呈大幅下降趋势，且远远低于并购发生前的数值。这表明新都化工此次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没有实现财富效应，取得了负的并购绩效。（三）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旗滨集团成立于1988年，于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经过多年的积累，旗滨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生产、销售平板玻璃以及节能工程玻璃为主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的浮云玻璃生产线。旗滨集团扩展海外市场、优化国际销售网络、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在对东盟自贸区成员国进行调研后，认为马来西亚在多个方面存在优势，符合其海外扩张战略的推进。因此，旗滨集团在图3两次并购事件前后财务指标走势对比图2015年1月6日与马来西亚旗滨公司的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表》，并向其增资约70万元人民币。1月13日，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增资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旗滨集团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俞其兵在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任其董事长。通过查询俞其兵任职经历可以发现，俞其兵一直在民营企业任职，并未担任过政府职务，因此，旗滨集团在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时并不存在政治关联。如表3。由图2可以看出，旗滨集团在并购当年的各项财务指标出现了大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2015年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导致玻璃价格下跌，经营压力加大。查阅其披露的2015年年报可知，2015年旗滨集团营业总收入较2014年略有提升，但由于玻璃价格下跌导致的存货跌价损失巨大，净利润与2014年相比反而下降了。从并购后一年即2016年开始，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急剧上升，2017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是并购前的159.4%、281.3%和252.9%。这表明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取得了正的并购绩效，增加了股东财富。（四）两次海外并购事件绩效对比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总的来说，新都化工并购后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下降的，此次海外并购并没有获取正的财富效应；而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上升的，此次海外并购给旗滨集团带来正的财富效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在国内经济大背景相同、标的企业所处地区相同且并购方式和并购目的都一致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形成并购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主并企业是否在母国建立了政治关联存在不同的态度。旗滨集团在国内不存在政治关联，因此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认为其进行海外并购是遵循市场规律和竞争原则的结果。但在国内的政治关联可能使新都化工被打上了“政治烙印”，马来西亚国内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认为此次并购受到了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驱动，是中国政府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政府给予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更有可能被误解成政府干预的表现，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此次交易的警惕和抵制。在遭受这种外来者劣势情况下，新都化工在并购后的经营和整合过程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和较大的阻力，从而无法实现并购的协同效应。另外，新都化工不仅并购了马来西亚嘉施利，还成立越南嘉施利和收购了泰国嘉施莉，目的在于开拓东南亚市场，加速公司的海外战略布局。但新都化工的资金、文化和人才储备可能无法满足此战略的需求，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导致了并购绩效的下降。

［摘要］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金融机构也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海外并购虽然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同时也为金融机构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章主要分析金融机构进行海外并购的现状、动因，探究金融机构进行海外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而为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海外并购业务提出合理化的风险防控对策。

［关键词］金融机构;海外并购;风险控制

1引言

随着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形式(宋秀珍等，2013)。［1］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业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频频出现(叶育甫，2011)［2］。2019年欧盟反垄断直指金融业，对金融机构海外并购提高了难度。因此，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加快国际化步伐。本文首先对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探究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动因;再次，对金融机构海外并购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控对策。

2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现状

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并购领域广泛，境外融资规模创造了历史新高。2017年境外融资861.5亿美元，规模比2016年高出七成，占并购总额的72%。其中，金融机构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已经超过千亿美元。然而，自2003年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中资金融行业同比交易数量下降45.1%，披露金额下降49.8%，金融行业的跨境并购呈现萎缩趋势。

1引言

海外并购风险表现为海外并购的不确定性,是指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实际得到的收益相对于预期的收益之间的差别。海外并购中蕴涵着各种风险,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按照并购的实施过程予以分类,具体可分为并购策划阶段风险、实施阶段风险、整合阶段风险。

1.1策划阶段的风险

包括决策失误的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制度风险。

并购主体是否能够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对并购目标是否有足够的驾驭能力,都关系到海外并购能否取得成功。

1.2实施阶段的风险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国有资产流失、所有制缺位、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摘要：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但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的增长势头依然高涨，这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最近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国内外的相关法律环境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正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尤其是最近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更是对中国的海外并购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关键词：新经济形势；“走出去”；海外并购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

自2000年我国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并举、相互促进的政策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16年中国企业实现了海外并购的大幅增长，不管是从并购数量来看，还是从并购金额来看，都是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据相关统计，2016年的并购数量成交了438笔，同比增长21%，并购金额实现2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8%。由此看来，2016年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处于跨越式增长的时期。而到了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是越发理性，投资也逐步回归理性，出于目前“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与2016年相比，不管是并购数量还是并购金额，都双双出现了下滑。根据晨哨数据研究部的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数量为376笔，并购金额实现约为1465亿美元。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则是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累计为220亿美元，较2017年同期的567亿美元和2016年上半年的1187亿美元大幅下降。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分析

从不同阶段来看，次贷危机发生到2012年的这段时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以收购自然资源为主，从区域来看，发生在亚太地区的海外并购的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从并购标的来看，石油、天然气是最大的并购标的，这些并购涉及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从2013年开始，迎来了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主要的并购行业各有不同，侧重点都不一样。在该阶段，对于发达国家的并购目标，主要是集中在TMT（科技、媒体和电信）、化工、消费品和零售等行业企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集中在公共事业和新能源领域。进入2018年，出于战略性目的的考虑，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核心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扩大技术优势和增强市场地位，同时将长远目标设定在全球化布局和市场扩张，以此将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向其他国家输出，实现全球化战略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大的区域目标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这是出于尽快获得品牌和技术效应的目的。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众多因素叠加累计的影响。具体来看，自从美国政府新总统上台以来，“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中美贸易摩擦矛盾持续升级，人民币也在经历着贬值，一是使得海外并购的成本不断增加；二是中国企业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于海外市场发展的担忧；三是来自海外国家自身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出于对中国的防备，在众多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设置了障碍，阻碍中国企业对其国家内的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四是中国政府对于跨境并购的监管也是越来越严格，这也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时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