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范文10篇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空间、景观、地方、时间与尺度是五大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媒介传播的幅度与力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绵延甚久而引人注目。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与上海这一地域环境密切相关。空间是人类展开社会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也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媒介与地理之间互生、互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复杂性，为我们解读海派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意义上的海派由京剧海派演变而来。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延至京剧，以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为中心，上海京剧被称为“外江派”，即京剧海派。可见，不论是绘画还是戏剧，“海派”一词都含有被排斥、被边缘化的涵义。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也由此借用过来，但与绘画、戏剧的海派作为贬义词不同，在2O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中，海派文人凭借其丰富、多元的地域意识形态特质，在上海文人地理集聚的呐喊与助威之下，颠覆了京派一以贯之的中心地位，而获得了海派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

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跨越天津、上海两地而展开。论争的缘起是1933年5月海派作家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在上海自费印行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年重版两次，章克标由此名声大噪。继之，6月16日上海《论语》第19期上刊载章克标《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8月16日第23期上又刊发该书的广告及目录。这引起了远在北京沈从文的关注，l0月18日，沈从文在其遥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列举中国当前文坛存在诸多“玩票白相”的情状，缺乏应有的严肃与“庄重”，直陈章克标等上海文人“登龙有术”而严重败坏文坛风气。此论一出，激发身居上海的海派作家苏汶(即杜衡)的不满，随即撰文《文人在上海》刊发于1933年12月1日《现代》第4卷第2期，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指出对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①。对此，沈从文撰文《论“海派”》刊发于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阐释“海派”一词的核心意义在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沈从文与杜衡一南一北的论战引发众多文人，如曹聚仁、徐懋庸、鲁迅、师陀、胡风、韩侍桁、姚雪垠等先后撰文参与此次论争。除其他少量文艺刊物之外，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京派方面，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沈从文的两文，就只有论争后期师陀的《“京派”与“海派”》一文。而师陀也不偏袒京派，他以公允的态度指出沈从文“因为愤慨至于极端，主观的成分很大”的个人观念上的偏执。但在上海，文人们对沈从文的海派说反应强烈，激起理论家、文学家等众人的非议。1933年11月，韩侍桁撰文《论海派文学家》为海派作家辩护，当时刊发于《小文章》，次年即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继之，《申报》的附张《自由谈》上刊发多篇论争文章。1934年初，相关文章有曹聚仁的《京派与海派》(1月17日)、徐懋庸的《“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1月2O日)、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2月10日)、栾廷石(鲁迅)的《“京派”与“海派”》(2月3日)和《北人与南人》(2月4日)、古明(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3月17日)等。这些文章虽不无对海派文人恶俗风气的抨击，但对沈从文所持“北方文学家”的优越感多揶揄之辞，更遑论正值与施蛰存展开“《庄子》与《文选》”酣战(1933年1—10月)之中的鲁迅的参与，以至于“‘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成为不刊之论。无论如何，上海文人摒弃各自文学理念的差异，以地理集聚的形式自觉为海派文学正名，捍卫其作为地域文学流派的合法性，并由此在全国范围造就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2月17日，沈从文发表《关于海派》一文表示退出讨论，其所抨击的海派文学却借势“浮出历史地表”。对于沈从文，这场论争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湖南出身的沈从文之所以以“北方文学家”自居而贬斥南方文坛的不良风气，源于其对于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坛的服膺与认同。北方文坛之厚重、严肃、纯粹本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厚重之弊也愚”，当它凝固为一种“有害的和摧毁性的”文学理念而压制南方文坛时，丧失了其本有的古朴与端正。而南方地域培育的机灵、反叛、包容的文学理念，使上海文人对于海派文学有合理而准确的定位，当然，海派文学的地域形态及深厚内涵为此场博弈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二、“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中的南北对峙

除了地理集聚效应，海派文学的生成与上海报刊媒介关系紧密，其所秉持的自由、包容的文化理念为之提供了强大的传播平台。论争期间，京派、海派文学的同人期刊，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的较量并未充分参与，除了沈从文、师陀、杜衡之外，学派同人也并未加入论争，最为突出的是《申报•自由谈》为此刊发的上海文人的诸多篇目。20世纪30年代，因内容的民主与思想的活跃，《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在留法回来的黎烈文任主编时期，《自由谈》刊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字，众多文艺家就文学、文化、社会等热点问题发表观点，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论争热潮。在此态势下，《自由谈》为海派文学的“浮出”营造了强大的气场，迫使“北方文学家”弃甲而归。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海派文学初期跨越北京、上海两地展开的“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上。此次讨论始于上海，也以北京学者的告退为终。海派小说的浮现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观念的转变与生成。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荡，20世纪2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大力宣扬现代观念，国内大报刊都展开相关的介绍、讨论，掀起现代意识的巨大思潮。其中1925年1-_6月发生在北京、上海两地期刊《妇女杂志》、《现代评论》、《莽原》、《妇女周报》、《京报副刊》等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对于海派文学的初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事件的起因是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刊发了主编章锡琛亲自撰写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该文借鉴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遵从自由与平等的人生原则，提出性道德“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同时刊发的有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指出“人的自然的欲望是正常的”，“科学的性道德”只需合乎两个标准——“不损害自己和他人”、“顾到民族的利益”。此刊一出，国内学者为之哗然。3月14日，北京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刊发北大教授陈百年的文章，批判章、周二人的言论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鉴此，章锡琛撰文《新性道德与多妻》、周建人撰文《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予以驳斥，与陈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展开笔战，5月9日，三篇文章同时发表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引起如此轰动，是《妇女杂志》所不愿的，因为发行该刊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先生，素来是以中正和平为主的，背时固然不对，激烈尤其大忌”。章锡琛渐受排挤与干预。而《现代评论》虽予以刊发论争文字，但终究有所顾忌，以至于编辑在排版上并没有以论战的方式并列着予以刊发。翻阅《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陈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编排于“时事短评”一栏，这是《现代评论》每期必有的头版栏目，占据着核心而醒目的位置。而章、周二文列于刊末的“通信”一栏，按鲁迅(当时在北京)的说法，“挂在那边的尾巴上”，“委屈得很”。在此情势下，章、周二人转而将文稿寄给鲁迅，请他代为介绍别处刊登，鲁迅激于义愤，毅然录用。5月15日，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同时刊发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两文；6月5日，又刊发章锡琛的《与陈教授谈梦》、周建人的《再答百年先生》两文。5月29日，陈百年的《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刊发于《莽原》，表示退出论争，以示结束。并且，论争期间北京、上海等多家报刊刊发相关文章，辨析双方观点。3月22日，《妇女周报》刊发顾均正的《读<一夫多妻的新护符>》，4月16El，《京报副刊》刊发许言午的《新性道德的讨论》，6月10日，《妇女周刊》刊发君萍《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这些文章虽角度不一，措辞委婉，但基本观点全然一致，均为支持或认同章、周二人的“新性道德”观点，彰显了现代意识的强大与趋时。

“新性道德号”事件影响深远，这首先对于上海现代意识在上海大众的播撒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性道德号”特刊期间，《妇女杂志》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群，“杂志发行量由过去的二千来本增至一万以上”I1I_，开创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而章锡琛离职后，《妇女杂志》复归保守立场，调整编辑方针，开设孩子喂奶和家庭厨房等事宜的栏目，销量一落千丈。可见，日常家庭护理等传统性选题已不再趋时，现代意识成为时人关注的问题。同可佐证的是，章锡琛当年离职创办开明书店，着手出版《新性道德讨论集》一书，收录论争中章锡琛、周建人、陈百年等相关文章，销量甚好，当年(1926年)“居然”再版，而后又版，不但于章锡琛而言是“大可慰藉”的，也足见上海民众对现代自由观念的广泛接受与普遍认同，这为上海女性广泛地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并继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消费对象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其次，上海报刊媒介造就的公共空间为海派文学的“浮出历史地表”开辟了道路。在两场南北论争中，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海的《妇女杂志》与北京的《现代评论》分别构成相互对抗的形势。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北京的《现代评论》均为同人创办的学院派杂志，以自由主义的姿态宣扬端庄、纯正的文艺趣味，少有围绕某一时代主题的同声呼气，集结发声。而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妇女杂志》则不然。它们面向大众，拥有持续而稳定的读者群，《妇女杂志》曾突破10000份的销量。作为全国的第一大报，《申报》最高的发行量更达15000份，附张《自由谈》及时捕捉社会热点，“与人以智识，使人得有优良的消遣与娱乐”。尤其在黎烈文主编期间，《自由谈》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给予撰稿者充分表达思想的空间，这为上海文人对京派文人的反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播撒场域。同理，在“新性道德”论争中，与北大教授陈百年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者是时任《妇女杂志》的主编章锡琛。章锡琛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在1920-1925年担任主编期间，他以激进态度改良杂志，旨在“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为此，开设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等10种特刊，旨在通过广泛地研究各种女性问题，探讨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走向，选题大胆、前卫而时常激起大众争议。在论争前期，《妇女杂志》销量飙升，发行上万，为章锡琛、周建人赢得庞大的读者群，至后期，虽《妇女杂志》碍于舆论有意撤退，但有鲁迅施以援手，更以《莽原》编辑身份为之刊发稿件，为其提供宣扬现代意识的后续论坛。相比之下，《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评论》延续的是新文学同人办杂志，自由相惜的传统路径，因此，不论是艺术趣味，还是营销手段，实在无法与上海报刊媒介相匹敌，可以说，上海的媒介环境为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颇具传播力的现代公共空间。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社会风气之先，成为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遗毒的聚集地。旧上海的腐朽社会风气、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文学的创作都有影响。施蛰存(以下简称“施老”)是出色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享有“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美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典范。其众多作品以上海为主要生活场景，反映大城市的病态生活，并对上海小城镇的平民生活作了深描。施老作品下的人物脉络多是植根于都市底层，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对舞女、小贩等诸多小人物寄予了密切关注，而且也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抒写底层百姓的惨苦生存境遇，同时，施老用相当多的笔墨对女权主义加以关注。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把女性的衣食住行作为其描写视角的一个切片，进而加工和修正。如在作品《蝴蝶夫人》中，主人翁蝴蝶夫人仅仅是一个性别符号，其在婚前被奉为爱神，婚后则被视为唯美蝴蝶，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女性主体地位。施老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权思想清晰地表明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矛盾、冲撞的双重性。施老作品对女权思想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等。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描写主体都是以男性为注脚，其作品笔下叙事中的女性亦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小说，如《上元灯》、《将军的头》、《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描写带有诗意的论调，但经常把传统的文化心理诉诸笔端。如《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文中认为石秀的行为是情欲和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性变态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尔会偷窥男性。对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认为西方生活方式属于“新潮”和“时髦”的代名词，同时也暗示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新潮”的生活。诚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在这个阴阳合一的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远古时代，女人属于天然被保护的对象，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生育，这犹如现代的男耕女织。但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将每个生活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统统地抛弃。波伏娃曾说过，宗教、诗歌等文艺形式中推演出来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因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届舞女，但其非常厌恶现实社会给予她的舞女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脱离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为如此，在男性视界中，女性时常成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总是习惯性地撅起嘴:“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其实，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其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中，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画男子的猎艳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诠释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构造的爱情神话中，女性在构建主人角色的同时，也赋予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关照。男性却在维持固有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女权符号的外化标签:异性互引的伦理界限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国文人都会将翩翩起舞的蝴蝶视为自由的象征。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梦还是《梁祝》中的化茧成蝶、比翼双飞，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性文化镜像中都清晰可鉴。不难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范式来研究性别的互引还比较鲜见。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欲一脉相承，情和欲的争辩也时常跨越时空的距离。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但是，在老的小说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施老通过妖妇的描写直入人心，给“妖妇”以平凡，从而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妖妇的本源意义。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灯》这两篇写得婉约优雅，隐约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灯》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记》里的陈小姐———曾经被林语堂大师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可爱的妙龄女子。施老作品《将军的头》中对“溪边的青春少女”，“凯旋而归的无头将军”，有点类似聊斋中对正义的内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伦理界限不仅在于性别的对等性，而且也在于对女性更多的期望与重视。波伏娃曾说过，男人使神话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书本中对“女妖”的认知与解读。《蝴蝶夫人》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与有着爱神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与和谐的象征。作为爱情指向的尤物，对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老宁愿将她夸张美化，使其变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号，于是凭着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为受众加以褒扬的另一半。这样一来，女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对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时时处处顶礼膜拜。在笔者看来，所谓神，在唯物世界里也仅仅是供人玩赏的翩翩蝴蝶标本。施老作品对蝴蝶的研究与对女性自由权利相互耦合，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妇“可敬”与“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妇为什么“可敬”与“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权作为一种符号来诠释，通过女权彰显出男女性别互引的伦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角色塑造与权利彰显

冷战的结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全球化的角度理解西方与亚洲国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冲突。我们知道，上海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程度可以和巴黎、伦敦、东京相媲美。特别是在在193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海十分发达的商业文化和十分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论文。这个时期，欧洲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观念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讨论比尔兹利与海派作家的颓废艺术观念，并进一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比尔兹利绘画的传播和中国颓废主义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现象。唯美主义者将生活与艺术截然分开，把艺术理解为远离社会的乌托邦。这种唯美主义思想所掩盖的是商品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的审美感性的塑造功能。海派作家对艺术的理解，特别是他们对女性人体的艺术观赏，是都市生活方式在文艺中的"症候式"反映。在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之中隐藏着物化和商品文化的逻辑，这一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论述中已经有所说明。但是上海都市生活中表现出的审美与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无意识性质，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解释的问题。本文将对文本无意识进行讨论，指出比尔兹利作为无意识"症候"体现了商品文化对审美的渗透。

一、比尔兹利在中国

英国颓废派画家比尔兹利以及他所担任绘画编辑的杂志《黄面志》是在192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创造社的两名主将郁达夫和田汉把比尔兹利与其他颓废派作家如道生、王尔德等等一起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不仅展示了他的绘画作品而且引进了他们具有颓废意味的唯美主义思想。郁达夫于1923年9月写了一篇介绍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的文章，题为《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郁达夫以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为背景介绍了比尔兹利的生平，称他为"天才画家"、"空前绝后"，而且"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郁达夫对于比尔兹利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事人的叶灵凤在谈到郁达夫这篇文章的影响时回忆到，"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图1《孔雀裙》。《莎乐美》插图。比尔兹利作。1894。莎乐美的激情体现在大弧度曲线构成的黑色长裙之上。

叶灵凤的评述显示出郁达夫在介绍和发扬光大颓废派文学艺术的功绩。其实1909年周作人已经把王尔德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此后又有薛琪瑛、陈瑕、沈性仁、潘家洵、胡愈之、田汉等人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所以在1923年王尔德和唯美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在192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附有比尔兹利的16幅插图，还有原作的封面。因此当时中国读者已经有幸目睹了比尔兹利的一部分最杰出的作品。所以较早介绍比尔兹利的要推田汉；田汉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编排、校对都是我们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Beardsley的《莎乐美》插画等。"正是由于田汉，中国读者在了解比尔兹利的生平和思想之前，已经鉴赏了他的作品。

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内容提要：王尔德的《莎乐美》是唯美主义的一部代表作。这部诗剧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肉体崇拜，以及唯美主义当前即永久的时间观念，是英国文学中反对启蒙现代性的艺术作品。但是，莎乐美作为艺术形象以及《莎乐美》在中国上海的传播与接受却完全表达了商品文化的物化逻辑。中国唯美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卷进了当时都市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海洋。不过，在郭沫若和田汉那里，唯美主义背后的商品关系和感觉的物化现象却被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所替代。《莎乐美》体现的颓废主义瞬间观念被"再生"的现代性时间观念所置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莎乐美表现为一个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艺术形象。

一、欧洲文化传统中的莎乐美形象

《莎乐美》(Salomé)说的是希罗底(Herodias)的女儿痴情于施洗者约翰，遭到拒绝之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Herod)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了她疯狂的爱欲。莎乐美最终以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圣经》，不过女主角是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在舞后要求约翰的头颅作为回报。这个版本一直延续到19世纪，海涅把希罗底的故事写进诗歌(AttaTroll，1841)，已经加进了对约翰头颅的"热烈的吻"。福楼拜和马拉美也分别写过希罗底的故事(Herodias，1877)和诗歌(Herodiade，未完成)，但这时的莎乐美还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子。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热情、刚烈的莎乐美形象。莫罗富丽堂皇的莎乐美系列绘画在巴黎的沙龙(1876)和巴黎世界博览会(1878)上展出，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为之感慨唏嘘。(图1)于斯曼在《逆向》中对莫罗的莎乐美形象有大段的描绘：忧郁、性感、艳丽、珠?獗ζ踩皇且南笳鳌?nbsp;此后，随着王尔德的法文诗剧《莎乐美》在巴黎出版(1893)和上演(1896)，比尔兹利为英文版《莎乐美》所作的惊世骇俗的插图在伦敦出版(1894)，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的歌剧《莎乐美》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演出(1905)，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莎乐美成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并广为流传。那么，莎乐美在西方文学中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流行有哪些历史文化原因？

图1《幻影》。居斯塔夫·莫罗作。1874－1876。于斯曼笔下的主人公德·艾散特对此画有如下描绘："面带忧郁、庄严、甚至令人敬畏的表情，她跳起了淫荡的舞蹈，旨在唤醒希律老王沉睡的感觉。她的乳峰上下颤抖，晃动的项链轻擦着硬起的乳头；钻石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指环也闪烁不已；在她宏伟的长裙之上，珍珠镶边、银色的花纹衬出金光闪耀，宝石串起的胸铠燃烧起来，射出一束束火焰，在乌暗的肉体、褐红色的皮肤上滚动，如同一只巨大昆虫的幼虫。它光彩夺目的翅壳布满暗红色的大理石花纹，点缀着菊黄色斑点，钢蓝色斑点和孔雀绿条纹。"

从文学史上看，莎乐美是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文学传统中一系列"致命的女性"(femmefatale)形象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或神秘莫测，或激情满怀，通常是美丽无比但又冷酷无情。比如济慈《无情美女》中来去无踪的无名女性，梅里美的卡门(Carmen)，戈蒂耶的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福楼拜的萨朗波(Salammbo)，以及斯温伯恩和邓南遮(1863－1938)笔下的某些女性人物。

到19世纪末，这些"致命的女性"形象，特别是莎乐美又带有浓厚的颓废、色情的特点，注重感官享乐，追求瞬间快感，对最初的浪漫主义形象有较大的发展和超越。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艺运动发源于法国。法国拿破仑战争以后贵族阶层没落，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崛起。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背景是工业文明及启蒙主义，相信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历史前进。但是唯美主义者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观、历史观并不认同，对奉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视之为市侩、庸众。他们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理性之光也没有使人类摆脱野蛮与愚昧。相反，战争、杀戮、疯狂仍然主宰着世界。启蒙主义所允诺的美好未来非但没有实现，而历史还不断重复过去的邪恶。而唯美主义对理性不屑一顾，对启蒙理想百般嘲弄，对审美感性顶礼膜拜，对感官享乐疯狂追求。这正是在文艺思潮中的回响。惠斯勒、斯温伯恩把法国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带到英国，佩特和王尔德使之发扬光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佩特对感性和艺术瞬间的礼赞影响深远，奠定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尔德对唯美主义奔走实践：奇装异服，高谈阔论，语惊四座。而《莎乐美》则集中体现了唯美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艺术特色。其中所隐含的注重当前和瞬间的时间观念，鄙视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使莎乐美在华丽的外表之下具有极大的思想深度，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艺术形象。

[摘要]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无名氏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从零开始，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无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纪的无名氏研究。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无名氏；研究；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名氏研究。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内容提要：王尔德的《莎乐美》是唯美主义的一部代表作。这部诗剧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肉体崇拜，以及唯美主义当前即永久的时间观念，是英国文学中反对启蒙现代性的艺术作品。但是，莎乐美作为艺术形象以及《莎乐美》在中国上海的传播与接受却完全表达了商品文化的物化逻辑。中国唯美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卷进了当时都市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海洋。不过，在郭沫若和田汉那里，唯美主义背后的商品关系和感觉的物化现象却被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所替代。《莎乐美》体现的颓废主义瞬间观念被"再生"的现代性时间观念所置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莎乐美表现为一个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艺术形象。

一、欧洲文化传统中的莎乐美形象

《莎乐美》(Salomé)说的是希罗底(Herodias)的女儿痴情于施洗者约翰，遭到拒绝之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Herod)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了她疯狂的爱欲。莎乐美最终以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圣经》，不过女主角是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在舞后要求约翰的头颅作为回报。这个版本一直延续到19世纪，海涅把希罗底的故事写进诗歌(AttaTroll，1841)，已经加进了对约翰头颅的"热烈的吻"。福楼拜和马拉美也分别写过希罗底的故事(Herodias，1877)和诗歌(Herodiade，未完成)，但这时的莎乐美还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子。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热情、刚烈的莎乐美形象。莫罗富丽堂皇的莎乐美系列绘画在巴黎的沙龙(1876)和巴黎世界博览会(1878)上展出，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为之感慨唏嘘。(图1)于斯曼在《逆向》中对莫罗的莎乐美形象有大段的描绘：忧郁、性感、艳丽、珠?獗ζ踩皇且南笳鳌?nbsp;此后，随着王尔德的法文诗剧《莎乐美》在巴黎出版(1893)和上演(1896)，比尔兹利为英文版《莎乐美》所作的惊世骇俗的插图在伦敦出版(1894)，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的歌剧《莎乐美》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演出(1905)，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莎乐美成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并广为流传。那么，莎乐美在西方文学中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流行有哪些历史文化原因？

图1《幻影》。居斯塔夫·莫罗作。1874－1876。于斯曼笔下的主人公德·艾散特对此画有如下描绘："面带忧郁、庄严、甚至令人敬畏的表情，她跳起了淫荡的舞蹈，旨在唤醒希律老王沉睡的感觉。她的乳峰上下颤抖，晃动的项链轻擦着硬起的乳头；钻石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光；她的手镯、腰带、指环也闪烁不已；在她宏伟的长裙之上，珍珠镶边、银色的花纹衬出金光闪耀，宝石串起的胸铠燃烧起来，射出一束束火焰，在乌暗的肉体、褐红色的皮肤上滚动，如同一只巨大昆虫的幼虫。它光彩夺目的翅壳布满暗红色的大理石花纹，点缀着菊黄色斑点，钢蓝色斑点和孔雀绿条纹。"

从文学史上看，莎乐美是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文学传统中一系列"致命的女性"(femmefatale)形象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或神秘莫测，或激情满怀，通常是美丽无比但又冷酷无情。比如济慈《无情美女》中来去无踪的无名女性，梅里美的卡门(Carmen)，戈蒂耶的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福楼拜的萨朗波(Salammbo)，以及斯温伯恩和邓南遮(1863－1938)笔下的某些女性人物。

到19世纪末，这些"致命的女性"形象，特别是莎乐美又带有浓厚的颓废、色情的特点，注重感官享乐，追求瞬间快感，对最初的浪漫主义形象有较大的发展和超越。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艺运动发源于法国。法国拿破仑战争以后贵族阶层没落，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崛起。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背景是工业文明及启蒙主义，相信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历史前进。但是唯美主义者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观、历史观并不认同，对奉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视之为市侩、庸众。他们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理性之光也没有使人类摆脱野蛮与愚昧。相反，战争、杀戮、疯狂仍然主宰着世界。启蒙主义所允诺的美好未来非但没有实现，而历史还不断重复过去的邪恶。而唯美主义对理性不屑一顾，对启蒙理想百般嘲弄，对审美感性顶礼膜拜，对感官享乐疯狂追求。这正是在文艺思潮中的回响。惠斯勒、斯温伯恩把法国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思想带到英国，佩特和王尔德使之发扬光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佩特对感性和艺术瞬间的礼赞影响深远，奠定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尔德对唯美主义奔走实践：奇装异服，高谈阔论，语惊四座。而《莎乐美》则集中体现了唯美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艺术特色。其中所隐含的注重当前和瞬间的时间观念，鄙视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使莎乐美在华丽的外表之下具有极大的思想深度，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艺术形象。

论文关键词：海派京剧；国际影响；创意；世界文化市场海

论文内容提要：海派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海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海派京剧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新时期以来海派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回顾和论述，探讨了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出的成功经验和成功原因，借以推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派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海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海派戏剧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海派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回顾和论述，探讨一下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出的成功经验和成功原因，借以推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上海京剧院为代表的海派京剧采取了多种途径，努力向国外弘扬我国的京剧艺术，尤其是别具特色的海派京剧。途径之一，将海派京剧新演出的优秀改编剧目和原创剧目介绍到国外，让世界人民亲自感受新时期海派京剧新的艺术魅力和海派京剧艺术家的迷人风采，扩大中国民族艺术上在国际上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向世界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稳定和艺术的繁荣。

海派京剧的艺术魅力，在于一个“海”字，它对中外古今各个门类的艺术精华择善而纳，从而新意盎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上海京剧院重新改编的《盘丝洞》(黎中城改编，马科、贺梦梨导演)，就是一出充分体现新海派精神的“西游戏”。剧中描写赴西天取经的唐僧一行路经女儿国，使女儿国王萌动春心，恍惚间，墙上的唐僧画像活动了，“唐僧”来到国王身旁，一阵交欢，又回到画像之上，这里用的是舞美特技处理。女儿国王醒来后，召唤真唐僧，含情脉脉地问道：“可还是夜夜独枕眠?”唐僧答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弥陀佛!”这段对唱，女儿国王用的是阿拉伯民歌，唐僧唱的是西皮原板，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反差很大，十分别致。蜘蛛精从古洞里飞到了女儿国，扮演者勾了个“阴阳脸”，半是美女半是魍魉，当即“钻”进女儿国王的身躯，女儿国王疼痛得“啊”一声倒地，刹那间，又运用机关布景，让蜘蛛精瞬间从舞台上失踪了。而“女儿国王”起身后则判若两人，由温柔敦厚而变得张牙舞爪，原来蜘蛛精已经附在她的身躯之上。女儿国王的扮演者方小亚，以一个形象，扮演两个角色，巧妙地运用传统戏“一赶二”的表演方法。由于猪八戒好色贻误战机，使他和唐僧一道被掳入盘丝洞内。蜘蛛精一声号令，猪八戒的身体在舞台上立时被拦腰一劈为二!这里导演又大胆地采用了魔术的手法。如此这般的演出，融合了魔术、机关布景、歌舞技巧，加强了此剧的技艺性、文学性和可看性，突出了神话色彩和海派风格。此剧演出后深受几十万青少年观众欢迎，他们说看了《盘丝洞》后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很为祖国有这样美丽的艺术花朵而自豪。1987、1992年此剧两度赴香港演出，均获得盛誉。不久，又作了“五百场”庆祝演出，成为中国京剧近20年来的一个壮举。

上海京剧院领导及时抓住这一优秀剧目，向海外推荐，赴日本进行商业演出。“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十多个城市演出，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朋友说这个戏比他们以前见到过的任何京剧都好，他们惊叹日中一衣带水，却不知邻邦有这样一出了不起的戏剧。”东京国际大剧场，从来就没有一个戏剧团体能在那么大的场子里把观众“叫满”，上海京剧院的京剧《盘丝洞》却做到了。日本教育部有一个计划，要让日本学生接触世界不同的文化艺术，为大中学生演出芭蕾、歌剧、交响乐等，中国京剧也在此教育计划之内。上海京剧院的《盘丝洞》名声在外，也列人与日本教育部的合作项目。1987年以马科为团长的上海京剧院演出团带着《盘丝洞》等剧目，在日本作巡回演出，演出团一行十八人跑遍了日本南北各城市三十几所学校，大大地扩大了海派京剧的影响。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现代文学》的名称界定与教学安排仍颇存争议———有主张与当代文学合二为一的，有主张二十世纪大文学概念的，有主张把晚清文学也应囊括进来的，不一而足，但是目前就大多数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来看，还是把《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然而自从实行了课程改革，公共课的比重增加，专业课的课时量进一步压缩，《现代文学》课也未能幸免，一般是一个学期结课，只有50个课时左右。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怎样讲授这门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很多高校，该门课程都被命名为“现代文学史”，所以一般是以思潮、流派等文学史为主，辅以作家作品的研究，实则忽视了本科课程应以作家作品讲解为主，辅以文学史的串联之根本。本文拟从教材选择、整合，师生互动关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对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做一反思，以利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有的放矢对教材进行选择与整合，体现多样性和多元性

教材对一门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的选择对教学工作的进行往往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现代文学》课的教材很多，较经典的有《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等，有的注重文学史的梳理，有的注重作家作品的研读，即便是梳理文学史脉络，也不尽相同，有的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有的注重所谓纯文学的视角来观照。高校教学与中学阶段教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教师授课的自由度更大，尽管也有教学大纲的规定和期末考试的限制，但是任课教师可以自行选择部分教学内容，或者部分内容的重难点可以稍作调整。在这种前提下，笔者认为，《现代文学》课的教材应该尽量做到多样化，体现出多元性。多样化是指不能抱定一本教材，学生手里的教材是哪一本，教师就讲哪一本，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不利于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尽量综合不同出版社，不同地区出版的教材。我们一向有“京派”和“海派”的说法，其实教材的编撰方面往往也能体现出两派的不同。笔者的做法是综合两派的观点，各取所长。比如“海派”的教材往往更注重个人性的分析，观点比较新颖，视角的独创性较强，“京派”一般更注重所谓的客观和严谨，注重历史性解析。而对本科生的教学，整体上采用历史解读与梳理，理清脉络，然后再做个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理解，这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教材如能做到多样性，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就能做到多元化。以《现代文学》中的重点内容“鲁迅”的教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鲁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观点也几经转变，经历了一个“去神话化”的过程。每本教材对鲁迅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是大致都遵循着同一个政治立场，就是对鲁迅的评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点是相同的，更多看到鲁迅作品的战斗性和积极向上的一面，看到鲁迅作品对蒙昧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性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的研究成果，比如，美籍华人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尤其是前者对鲁迅的研究，把鲁迅内心深处“黑暗”的一面解读的很有深度，也更切合实际。也就是说，如能使教材多元化，做到观点多样性，更有利于全面客观的观照一段历史，一位作家和一部作品，做到更真实，更有说服力，这样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遵循“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基本原则，提高学生参与度

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灌输，往往是教师“一言堂”，学生只能被动听讲，在大力推进教学改革的今天，似乎中学的教改成果比较显著，但在高校，教师“主讲”的局面仍无大的改观。高校教学相对不大重视师生互动，很少采用提问的方法，教师一人讲解，完成教学任务即为成功，文科类往往如此，不考虑学生的感受，更没有下课解答疑难问题的环节，一个学期下来，教师对任课班级的学生几乎没有印象，师生间的距离过大，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针对此种情况，“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原则为我们指明了课堂教学应该采取的正确路径。尽管这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但在教学过程中却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遵循，都能做到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必须得到充分体现，整个课堂的内容布置、节奏把握等都由教师来掌控、调节，但是具体的操作与实施主体应该是学生，而不是教师代学生完成教学内容的学习。总体来说，要让学生做到课前预习，查找相关资料，课堂上以学生讲解为主，教师串讲解疑为辅，最后分几部分师生共同总结，得出最适宜的结论。这样做的好处是:赋予学生主体性，使其处于主动学习的状态，让学生们集思广益，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现代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教学为例，这是一篇著名的诗歌佳作，大多数学生应该都读过此作。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开篇可请学生来朗诵该诗，之后引出作者，请学生介绍作者的生平经历，并介绍该诗的写作背景等，然后请学生谈谈朗读或听他人朗读该诗时的内心感受，结合当时作者的心境谈一谈诗作表达了怎样的情感，教师可引导并谈自身的感受，与学生的观点相结合。最后再齐读诗歌，总结出诗歌的艺术美的特点。学生各抒己见，得出的结论不但包括了所有教材上所指出的观点，还得出了很多教师不曾想到的，更新颖的结论。这样既避免了一言堂的枯燥乏味，又增强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是明显的。总之，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放低姿态，不能采用强制灌输的消极授课方法，而应让学生参与进来，共同学习，共同完成课堂教学。

三、教学手段应多样化，强化趣味性，活跃课堂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