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交史范文10篇

摘要：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一贯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但从今日南海局势来看，这显然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中国在南海的岛屿大量被东南亚国家侵占，传统的“九段线”早已不复存在。海权问题历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维护海洋利益和海洋主权，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真正的大国的必要步骤。南海问题绝不仅仅事关资源、领土或者主权的问题，更在于大国战略的实现、保证国家崛起的空间与长久的国家安全。因而，南海问题所面临的也将不仅仅是东南亚国家，更在于美日印等国家。本文试图论证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四大政策相互配合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与优势。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摘要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南海问题反映出海洋政治社会对海权、海洋资源的关注，海防、海洋军力和海洋安全问题，海洋政治社会中的大国博弈等等。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1引言

阅读推广是促进阅读、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阅读推广工作，2014年以来，总理先后多次从国家层面倡导全民阅读，要求图书馆乃至全社会创造良好的阅读条件，提供优质的阅读内容，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进而实现传承文明、创新知识，提升中华民族综合文化素质的目标。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分支，乡土文化阅读推广不但可以激活读者的阅读兴趣，唤醒乡土情感，还能促进价值认同，实现地方经济文化的有益互动[1]。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结合传播营销学原理，以泉州为例，探讨图书馆开展乡土文化阅读推广的路径。精心筛选泉州地方文化元素的精华部分，并根据各种文化元素载体形态的不同特点，创新表达方式，灵活采用纸质阅读、电子阅读、视听阅读和行走阅读等多种分类阅读模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泉州乡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力图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系统梳理、解读并普及泉州地方文化知识，促进广大读者开阔眼界，感受浓郁的泉州地方文化气息，有序认知、了解泉州辉煌的历史、璀璨的地方文化和先辈们的“帆起共潮生”的开拓精神，进而唤起泉州民众心中的乡土情怀和对家乡的文化自豪感，共筑美好的精神家园。

2泉州乡土文化阅读推广的内容筛选

2.1乡土文化概述。关于“乡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乡土性的，是基层民众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2]。因此，“乡土”也成为区域族群和基层个体的终身精神支柱，在人格塑造与自我认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而乡土文化则是指反映某一区域生态空间范围内的物产资源、经济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宗教信仰、乡贤名人、名胜古迹的各种文献和物质载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承载力和教育功能。2.2泉州典型乡土文化元素的选取。泉州地处福建南部，是一个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于2013年获评国内首个“东亚文化之都”。广受好评的央视读书节目《一路书香》的起始站就是泉州。笔者选取能充分展现泉州的风土人情，彰显和传递泉州传统文化本质精神的典型元素，即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泉州传统戏曲、泉州特色服饰；结合现代阅读推广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开启倡导泉州乡土文化阅读的书香之旅。

3文史类泉州乡土文化的阅读推广

作为泉州社会变迁和泉州文化发展的历史缩影，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主要包括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图书馆可将传统图书导读与动态行读模式相结合，为文化赋能，引导读者深入探索泉州文化发展的规律，在阅读中获得内心的充盈。3.1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概述。（1）泉州“海丝”文化。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古代泉州同世界60余个国家存在贸易关系，因此泉州存在大量具“海丝”文化特征的古建筑和史迹。如反映泉州古代瓷器生产与海外贸易的梅岭德化窑遗址；反映泉州海神崇拜的九日山祈风石刻、美山妈祖宫等，这些遗址经统计共有14处，共同构成泉州“海丝”文化重要历史资源。此外，围绕泉州“海丝”文化的古代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如唐人张循之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云山白越路，还珠入贡频。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4]，反映了古代泉州“海丝”贸易环境下，各国商贾在泉州往来频繁的景象；又如唐人陆龟蒙的《引泉诗》：“凌风捩桂柁，隔雾驰犀船”[5]；宋人王十朋的《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6]等，生动地刻画了泉州人爱拼的商业冒险精神和敢于漂泊四海的英雄气魄……目前，泉州“海丝”研究论著有十几部，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航海学会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7]、李玉昆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略》[8]、李大伟的《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9]、吴远鹏的《泉州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人物掠影》[10]等。这些研究论著从航海、造船、丝织、瓷器、贸易、天文、交通、海图、宗教、华人华侨和海交人物等方面，生动地描绘了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帆榷济济、梯航万国的繁华场景，展现了泉州“海洋文明”在峥嵘岁月里的兴衰交替及其在中国对外“海丝”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海丝”贸易背景下，大量外国商贾往来泉州，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随之在泉州播散，伊斯兰教、喇嘛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十几个世界各系宗教均在泉州留下印迹，泉州也因此成为多元宗教文化中心。至今，泉州仍有清真寺、草庵、圣墓等保存完整的宗教遗迹以及大量宗教石刻碑文。此外，泉州民间信仰亦是繁盛，除关公信仰、观音信仰外，还有清水祖师、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等众多闽南民间信仰，相应的祭祀庙宇，如关帝庙、真武庙、天后宫等更是香火不断。其经典研究著作如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11]、吴幼雄的《泉州宗教文化》[12]对泉州的各种宗教碑刻做了详尽地分析，展现了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各系宗教的交汇中心，各系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泉州和谐共处、文明竞争的历史。（3）泉州历史名人。泉州比较出名的历史人物包括朱熹、李贽、李光地、郑成功、余光中等，他们对泉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1）朱熹（1130—1200），宋代著名儒学家、教育家，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读本》等，朱熹早年随父在泉州生活、讲学，其泉籍门人云集，统称“清源学派”。因此，泉州又称“二朱过化”之地。（2）郑成功（1624—1662），泉州南安人，中国民族英雄，作为南明大将军，郑成功率军击败荷兰侵略者，顺利收复台湾，有力地推动了祖国统一。（3）李光地（1642—1718），泉州安溪人，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一生清廉恤民，开创了儒家易学派，并著有《象数拾遗》《榕村文集》等数十部经典著作。（4）余光中（1928—2017），泉州永春人，现代爱国诗人、散文家。其作品《乡愁》入选中学课本，象征了两岸民众彼此牵挂、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3.2结合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的载体特点，灵活开展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围绕以上泉州文化元素，集中采购相关研究论著、泉州名人著作，并结合地方志、人物志、艺文志、宗教志和族谱等泉州地方乡邦文献，分类建立“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专题书架。邀请专家来馆开展泉州文化专题讲座，组织读者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引导读者系统研读各类泉州文献并交流心得；营造品读泉州经典、重温中国传统文化的阅读氛围。在此基础上，图书馆还可根据各种泉州乡土文化元素的不同特点，灵活开展导读活动。（1）针对泉州“海丝”文化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利用“海丝”国际文化艺术节，在馆内开辟朗读室，举办“泉州‘海丝’经典诗词诵读”大赛，让读者在吟诵中赏析和体味泉州人重义求利、勇于冒险的开拓精神；结合泉州“侨批记忆”，展示泉州海外华侨感人至深的回乡书信，感受海外泉州人甘于奉献、不忘初心、回馈桑梓的家乡情[13]；进而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激发读者奋发勇为的拼搏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2）针对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围绕该主题开展摄影大赛，以图文的形式在图书馆开展摄影作品展览。展示泉州各大宗教庙宇的建筑风格及内部的楹联、书法、绘画等宗教艺术；引导读者了解不同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教义、教规、宗教仪式及其在泉州的传播过程；感受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3）针对泉州历史名人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应以延伸阅读的方式，引导读者系统了解泉州历史名人的生平功绩、经典著作、学术思想，培养学生希贤慕善之心。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以话剧表演的形式，再现泉州历史名人在本地的逸闻轶事和重大历史事件，讲述泉州名人与其经典著作的故事。如表演朱熹在泉州传道授课、开启民智的故事；郑成功不畏艰险、力排众议，收复台湾的故事；李光地与康熙深层对话、著书立说的故事；余光中的童年往事与思念故乡的独白……通过这些活动传承和弘扬泉州伟大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和人生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由于文史资料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馆员须对其适度加工，将学术性内容口语化、通俗化，并从现代认知格局的角度，客观反映泉州各种文化现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面貌，挖掘其中的深刻内涵。3.3行走阅读，实境体验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观里，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为了给读者留下更鲜明、直观的知识印记，图书馆还可进一步组织读者开展行走阅读，实境体验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走出去，在身临其境的泉州文化旅程中，以亲身所见所闻，与各种泉州文化元素亲密接触；在旷达的世界中，寻访泉州文化的脉络和韵味，感受其美感和情怀。引导读者围绕古老的泉州“海丝”文化印记，实地探访梅岭德化窑遗址、九日山祈风石刻、美山妈祖宫等历史遗迹，感受千年不衰的泉州“海丝”文化魅力。走进清真寺、草庵、圣墓、关帝庙、真武庙、天后宫等各种宗教庙宇，观看泉州各种民间信仰的迎神赛会、集体祈神、祝福仪式，体验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的情感和温度。徜徉于泉州名人故地，在朱熹讲学的“小山丛竹书院”，探寻朱熹父子“二朱过化”、启迪民智背后的动人故事；在李光地的安溪故居，打开李光地的文学地图，体会李光地廉洁高尚的执政理念和严爱有度的家风家训；到南安的“延平郡王祠”，感受郑成功的铮铮铁骨和乡亲对他爱戴与怀念；漫步于“新坂堂”的余光中故居，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浓厚意境中，重温余先生那道不完的浓浓乡愁……此外，图书馆还可进一步引导读者以“真人图书馆”的形式，走进一个个泉州寻常百姓家庭，与泉州的传统闽南人交流，倾听他们讲述祖辈的艰辛奋斗历程与人生感悟，分享他们与家中藏书的故事，从个体的角度“阅读”泉州的传统生活方式TUSHUGUANXUEKANNO.9，2019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9期与历史变迁；亲身体验泉州沿海民众养殖海蛎，与海为伴的生活，获取泉州山地民众地瓜采摘与保存技术；了解泉州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样，在一系列涤荡身心的行走阅读中，读者多角度深入体验泉州历史文化风貌，增强对泉州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摘要：在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的总体框架下，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进行整理。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为导入，针对性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策略，以期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南海藤编。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传承

2018年，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南海传统藤编手工技艺作为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已传承上千年。在地理位置上，地处珠江岸边的南海，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内外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南海藤编技艺得到快速改进和提高，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到近现代，黄岐的陈溪、涌口、泌冲、白沙编织用品因做工精致而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声名远扬，黄岐八乡更被誉为“藤乡”。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原有材料和编织工艺局限，产品款式老旧，南海藤编产业市场进一步萎缩。大量技术师傅不得不转行、退休，藤编传统手工技艺受到严重冲击，传承和保护面临困境。因此，对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对其文化内涵抽丝剥茧，层层分析，明确各层级对应的措施方向和目标。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放管结合，政企研共同推进，有序开展。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在国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振兴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国内针对藤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也逐渐增多。张婉萍在《传统藤编，创新发展——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藤编）分析》一文中首次对南海藤编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现状和保护措施；刘肖建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中分析了竹藤编织产品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变迁；王媛在《线形线义——陕南民间竹藤编结图式研究》中对竹藤编结图式的线形线义、纹案形态、设计价值进行了理论挖掘；袁哲在《藤家具研究》中对藤材的材料与技术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总体来说，国内虽然有众多关于传统编织方面的研究，但着眼于南海藤编方面的研究还是稍有不足。1.2国外研究现状。国际上关于藤编应用的资料和研究较为丰富。《设计和制造竹藤家具》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藤材的培育、保护等进行讲解，并详细分析了藤编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设计、加工工艺以及生产管控等方面的内容；《竹藤家具制作》介绍了东南亚藤编家具制作的工艺流程，从藤材的预处理技术、编织工艺到表面涂饰等。此外，在国际竹藤组织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家具类相关网络及刊物上，可以全面了解国际编织类产品的工艺水平、设计创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覆盖面较广。综上所述，欧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藤编家具的研究成果较国内更加丰富，市场发展更加成熟，从设计、生产、销售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有效支撑着藤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国内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较多，创新实践研究并不多见，有市场影响力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对南海藤编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关编织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经验，立足区域发展，明确定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各个层面重新确定方向，创新方式方法，面向世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困境

【内容提要】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世界近代史是西欧资本主义强权通过海洋向全球扩张的时代，是其高扬海权、以炮舰为后盾推行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这股汹涌的世界大潮摧毁了亚、非、美洲的许多古文明，拥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华夏文明也从16世纪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勃兴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最终被其打败，从鸦片战争起忍受了长达百年的历史屈辱。本文通过检讨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分析其保守主义的实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所实行的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海外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

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海洋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航路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通过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

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即从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当然，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都逐渐落伍是无庸讳言的。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打败？对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并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大航海开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

本文是阐述笔者上述观点的开篇，主要检讨明及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指出其保守主义的实质。关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摘要】商业交通的发达和宗教传播的兴盛，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域外地理知识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东亚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问世；在南部边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完成，南海的地理情况首次见于记载，《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已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南海中国家的史地情况，记载扶南国和师子国的地理篇章先后问世；在西域与中亚方面，以法显为代表的僧侣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过程中，考察和记录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尔高原的地理情况。此外，北魏时已出现明确的西域地理分区的概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持续趋缓，在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然而，地区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则是地区内与邻国相关争议最多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与邻国曾既有陆上争议也有海上争议，日本则只有海上争议。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一些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作为两个地区大国，中日在传统上分别被视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其与周边国家的争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地区相关争议的概貌。

本文围绕东亚中日俄韩及东南亚国家间争议的6个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概述争议演变的状况，探讨导致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相关国家间及整个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将决定其未来;而后者的演变也将对前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中苏/俄边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边境上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条约线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苏图线是苏方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的边界线。从条约线到苏图线再到实际控制线，苏俄占领了中国更多的领土。由于三条界线并存，中苏国界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双方争议隐而不露。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此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紧张，边境摩擦也随之上升，1960年发生了中国新疆6万多居民逃往苏联的严重事件。60年代初，两国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谈判桌上。

第一次谈判于1964年举行。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一度达成初步共识，后因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加重而未能签署协议。第二次谈判(1969－1978年)因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并已发生过边境军事冲突，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三次谈判(1987－1991年)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快取得了进展。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双方边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苏联解体后，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中俄两国继续谈判，先后达成《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为标志，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可以粗分为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在当代，可以说是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就我所见，在本世纪，海德格尔是前一传统最重要的人物，维特根斯坦是后一传统最重要的人物。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色色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