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罪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辉工作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一、海盗罪的概述

（一）海盗罪的概念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到107条是关于海盗行为的规定。其中第101条给海盗行为的定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为了私人目的，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在公海上或无管辖区内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2）自愿参加明知是海盗船舶或飞机事实的任何行为；（3）教唆或故意便利海盗的任何行为。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2条规定了准海盗行为：发生叛变的军舰、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及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在公海上或无管辖区内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以海盗罪论。同时军舰、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由于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并控制该船舶或飞机而从事第101条所规定的海盗行为，视同私人船舶或飞机所从事的行为，以海盗罪论。

（二）海盗罪的特征

1．海盗罪的犯罪对象海盗罪的犯罪对象不同于海盗罪的犯罪客体。海盗罪的犯罪对象是指本船以外的私人船舶或飞机，以及其上的人员或财物。如果是船员或乘客在同一艘船舶或飞行器内实施的的抢劫、掠夺行为，以及暴动、劫持船舶或飞行器的行为，均不构成海盗罪。2．海盗罪的犯罪主体海盗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不要求其具有特殊身份。包括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上的外国或本国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作为例外情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2条的规定，如果军舰、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上的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并控制该船舶或飞机在公海上从事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的，也可以构成海盗罪的犯罪主体。但如果军舰、政府船舶、政府飞机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其它私人船舶或飞机实施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不构成海盗罪，只能要求该国政府承担国家责任。3．海盗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海盗罪的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只能是直接故意。其罪过形式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含义：（1）行为人在认识因素上表现为“明知”；（2）行为人在意志因素上表现为“希望”。行为人在认识因素上必须“明知”其所从事的行为是海盗行为，且“明知”其海盗行为会对其它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或其上的人员或财物造成危害。如果行为人根本不知道这一事实，当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海盗罪。同时行为人在意志因素上必须是“希望”海盗行为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在意志上根本不“希望”海盗行为的发生，也不构成海盗罪。海盗罪的犯罪目的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私人目的的非法抢劫和掠夺私人船舶或飞机以及其上财物的行为。如果出于政治目的的抢劫、扣留或掠夺财物的行为，不以海盗罪论。4．海盗罪的犯罪客观方面（1）行为人在公海上利用私人船舶或飞机并使用武力强制或其它精神强制手段对其它民用船舶或飞机及其财物进行的掠夺行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海盗行为还包括事先无通谋的海盗共犯以及海盗教唆、帮助行为。（2）“公海或无管辖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盗罪限定的行为管辖地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6条规定“:公海是不包括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无管辖区”一般是指无主岛屿、极地等地方。如果海盗行为不是发生在公海或无管辖区内，而是发生在主权国家的领海内，则属于该国的国内法管辖，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海盗罪。

摘要：现代型海盗犯罪成为当今世界的严重威胁，本文从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角度出发，对国际法应当扩大或缩小海盗罪构成要件内涵的各学术观点做出回应；结合今日热点问题——索马里海盗事件，重申各国打击海盗罪之义务，并分析我国派舰艇赴亚丁湾护航的合法性依据及其积极意义；基于我国迫切需要设立海盗罪以保护海洋运输安全。文中详述我国刑法应如何增设海盗罪，以期能提出建设性观点。

关键词：海盗罪；国际刑法；国内立法

一、国际法上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

（一）海盗行为的界定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公约》规定的海盗行为的基本内容予以保留，稍加修改。“海盗行为”就是指“在公海上为私人目的，一私人船只对另一船只的人员或财产或由反叛船员或其乘客对所在船只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掠夺、扣押或动用暴力的任何非法行为”。

（二）国际法上海盗罪构成的特征分析

一、预防性自卫

预防性自卫是一种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或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主张,它又被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预先性自卫。这种自卫权是否存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关于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学界存在三种看法。

一是支持派,其看法是国际习惯法上承认这种自卫;没有一个国家会等待先受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因为现在武器条件下,这种首先攻击很可能摧毁该国进一步抵抗的能力,从而危及该国的生存;如果不允许预防性自卫,那么侵略者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发动攻击,从而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可能性。

二是反对派。许多学者反对预防性自卫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早期的国际法曾经承认,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急迫威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预防性自卫行为,但是这种权利在二战后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最终被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从现代国际法中剔除。

三是折中派。这部分学者主张,可以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行使预防性自卫。比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虽然预防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非法的,此问题的取决与事实的具体情况,尤其包括威胁的严重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先发制人的行动是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防性自卫比其他情况下的自卫可能更加需要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已开始受到武力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宪章》所规定的自卫权是一国在受到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时所采取的御防行动的权利,所以,为防止威胁而预先采取自卫的观点在《宪章》中找不到依据。关于某一攻击究竟是否紧迫的问题,通常不能以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这样,有关的决定必然落入有关国家的主观自由裁量,很可能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二、死刑犯不引渡

本文作者：高凛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海盗是一种古老的犯罪活动，对国际航运和国际海上安全危害极大。目前，由于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海盗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一直战乱不断，一些索马里军阀以“保护索马里海洋权益”为名，组建了多个海上武装组织。他们配备快艇，驱赶涉嫌非法捕鱼和在领海倾倒垃圾的渔船，却很快发现劫持外国船只和船员并勒索赎金是一项回报丰厚的“产业”，从而导致了索马里沿海海盗活动猖獗，被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从2007年起，海盗劫持外国船舶的事件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频繁发生的海盗袭击、劫持过往船舶事件，其在规模、影响和危害等方面都为二战以后所罕见。据国际海事局海盗活动报告中心的全球海盗活动年度报告，2010年是近年来海盗袭击次数最多、劫持船只最多、劫持人质最多的年份，创下了多项“记录”。2010年全球共发生海盗袭击445次，海盗劫持船只53艘，劫持人质1181人。表1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全球海盗袭船事件数和海盗劫持人质数一直在攀升。［1］海盗行为的频繁发生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联手重拳打击海盗已是大势所趋。各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唯有通力合作，增加警力，加强海岸巡逻，才有可能有效打击来自海上的恐怖威胁，确保世界经济发展。而海盗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实施，非单边主义所能为。随着打击海盗行动的深入发展，法律合作成为打击海盗国际合作中亟待加强的重要领域。

一、当前国际社会海盗犯罪的基本特点

海盗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征服海洋过程中逐步产生的。自从有了海上贸易，就出现了以海上劫掠为生的海盗。据有关学者考证，公元前10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首次对海盗作了定义，即“海盗是非法对船只和海上人员进行攻击的人。”［2］中世纪有人把海盗看作：非法地、凶残地在海上进行的甚至连平民等非战斗人员也杀害的行为。［3］不同时期的海盗有不同的特点，古代的海盗主要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活跃于地中海一带的海盗。随着17世纪新大陆的发现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航海时代也随之到来，大航海时代是海盗的快速发展阶段。据记载，从1609年到1616年，土耳其的海盗在地中海就劫持了466艘商船；而在1625年，仅10天就劫持了27艘商船。［3］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海军的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加强了对海域的巡逻，加大了对海盗的打击力度，使得海盗在相当长时期内几乎销声匿迹。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海盗才又开始猖獗起来。现代海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他们组织严密，技术装备精良，而且某些海盗组织还具有恐怖组织的性质和特点。（一）现代海盗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现代的海盗不仅组织严密，而且在技术手段上也极为先进。据有关索马里海盗的报道称，现代的海盗不仅装备了冲锋枪、手雷等轻武器，而且还拥有诸如重机枪、火箭筒之类的重武器，以及自动化武器、先进的高科技设备等。他们驾驶的不再是原始的帆船，而是快捷灵活的汽艇。在技术手段上，现代海盗不仅能熟练地使用电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海盗拥有先进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海盗不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已经形成了一种集团化、组织化、国际化的“海盗托拉斯”。他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递海运信息，摸清被劫船舶的具体情况后再实施抢劫。同时，一些海盗集团已与恐怖分子相勾结，共同从事犯罪活动。［4］这无疑给海上安全带来了更严重的威胁。（二）现代海盗具有海上恐怖犯罪的特点现代海盗不仅抢劫钱财，而且以造成最大限度的人员伤亡、引起最大限度的恐慌为目的。例如，2003年，国际海事组织接到了445起海盗袭击的报告，其中92名船员遭到杀害或失踪。全球2006年船员被劫持案件发生了77起，被海盗劫持船员为188人，其中索马里海域发生劫持案件5起，被海盗劫持的有87人；全球2007年船员被海盗劫持案件为63起，被海盗劫持的船员人数增至292人，其中索马里海域发生海盗劫持人质事件11起，有154人被劫持为人质。［5］全球最大的海上恐怖组织“泰米尔海上猛虎组织”，其拥有4000名左右的成员，有大量的重型武器装备，还有微型潜艇。（三）现代海盗活动范围扩大传统海盗一般在靠近领海的公海上进行抢劫，但是现代海盗的活动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从港口、码头，到领海、公海，都会发生船舶被海盗劫持的事件。2001年10月，一艘“彩虹号”货轮刚驶出印度尼西亚港口，就被海盗劫持。2008年11月，索马里海盗在肯尼亚外海800多海里的大洋中，劫持了沙特阿拉伯一艘330米长的超级油轮。随后，一艘乌克兰军火船“法伊尼”号在离肯尼亚海岸500海里处遭到劫持。［2］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海盗活动出现了现代化、网络化和产业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由于现代海盗隐蔽性强、装备先进，拥有几乎遍布全球的犯罪网络，威胁着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仅仅依靠少数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应付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面对和全球的共同参与。

二、反海盗国际法律制度的现状

国际反海盗法规是整个国际反海盗机制的基础，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定两部分，国际习惯法上关于海盗罪的防止和惩治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中。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1816号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原来国际习惯法以及相关国家条约的规定。1816号决议是安理会动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予的权力作出的决议，该决议授权相关国家进入索马里领海打击、抓捕海盗。（一）反海盗国际法律制度沿革从历史上看，在17世纪中期以后，在国际法领域出现了“海盗是人类公敌”的主张。海盗行为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相当严重的国际犯罪。英国国际法学家奥林•詹斯金曾指出：“所有的海盗，从法律的观点看，都是人类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一类人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敌人，他们是非法的。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命令并武装起来反对他们，就像反对叛逆者和卖国贼那样去镇压和剿灭他们。”［6］此后，在相关国际法学理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有关惩治海盗犯罪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现代著作中，《奥本海国际法》论述“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的人”，“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他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他的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航行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7］依据这些习惯法规则，只要从事了海盗行为，海盗及其船舶就丧失了国籍。每个国家都有权对海盗行为加以惩治。所有国家的船舶，无论是军舰、政府公务船舶还是商船，都可以在公海上追逐、攻击和拿捕海盗，并且把它带回本国，由本国法院对其进行审理和惩治。长期以来，海盗行为被公认为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但是反海盗的法律一直处于习惯法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对海盗犯罪进行规范的国际成文法。1937年9月14日，英国、法国、保加利亚等九个国家在瑞士尼翁签署了《尼翁协定》（NyonAgreement），标志着对海盗犯罪进行成文法律规制的开始。《尼翁协定》将潜水艇指挥员和其他官兵听从上级命令在公海上所作的残暴的非法行为视为海盗行为，扩大了原来只是将私人在公海上的劫掠行为视为海盗行为的海盗概念。这种扩大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8］1751958年的《公海公约》规定了海盗的相关问题，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二）现行国际公约中有关反海盗的规定1．1958年《公海公约》海盗，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犯罪，原属国际习惯法规范。［9］随着1958年《公海公约》的诞生，海盗犯罪第一次被写进了普遍性的国际公约。《公海公约》第一次确认了海盗罪，将19世纪以来国际习惯法中惩治海盗罪的规则加以明确化，使之更具规范性。《公海公约》第14条至第22条都是有关海盗行为的确认、管辖和惩治的规定。《公海公约》第15条对海盗行为的定义是：“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构成海盗行为：（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2．1982年《海洋法公约》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的规定与《公海公约》大致相同。《海洋法公约》第100条到107条专门规定了制止海盗的内容。第101条规定：凡私人船舶或飞机上的船员、机组人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在公海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内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以及其上的人或财物实施的暴力、扣留或其他掠夺行为，均属于海盗犯罪。根据该条规定，海盗犯罪的客体是海上的船舶航行、人身安全、海上贸易秩序。犯罪对象是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物。犯罪主体是私人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人员或乘客。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目的在于获利、报复、制造恐怖等。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在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其他船舶或船上的人或物实施侵犯行为。《海洋法公约》对于发生在领海等一国管辖范围以内的海盗行为没有涉及，导致了国家对于发生在他国领海等属于别国管辖范围以内的海盗犯罪行为无从打击，该公约的这项规定限制了对海盗的有效打击，尤其是在打击海盗国际合作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同时，公约还规定了各国船舶在任何国家的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因此在领海内犯罪也会侵犯到不特定国家利益，或者说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领海内发生的海盗行为或在公海上实施海盗行为后迅速逃往一国领海的行为，其海盗行为的本质并没有因发生地点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显然，《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滞后于国际现实。《海洋法公约》第100条还规定了“合作制止海盗行为的义务”，具体内容为：“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这就确定了对海盗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是一项国际义务，但是并没有设立任何专门的从事打击海盗的机构或国际组织，使在法律上组织反海盗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虽然公约规定各国有义务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权，但是对海盗实际控制的国家可能没有相应的国内立法或者基于其他考虑没有对海盗进行惩治，而且也没有将海盗引渡给其他有管辖权的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家如何承担责任？公约没有加以规定。另外，各国应该如何行使普遍管辖权？各国具体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合作的具体程序？有效的合作机制是什么？该公约也都没有具体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3．《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为了确保海上航运安全，打击海上犯罪，国际海事组织于1988年3月10日在罗马主持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对海盗等海上恐怖犯罪行为做了明确规定。该公约第3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人如非法并故意从事下列活动，则构成犯罪：（1）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任何其他恐吓形式夺取或控制船舶；或（2）对船上人员施用暴力，而该行为有可能危及船舶的航行安全；或（3）毁坏船舶或对船舶或其货物造成有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的损坏；……。第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使第三条所述罪行受到适当惩罚，这种惩罚应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每个缔约国应该通过国内刑法，为该种犯罪行为确立刑事罪名并加以惩治。《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还确立了各国的管辖权。第6条、第7条、第11条规定，对该公约第3条确立的海上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各缔约国均有管辖权。具体而言，这些具有管辖权的缔约国分为三类：（1）受害船舶的船旗国、犯罪行为发生国、罪犯的国籍国；（2）无国籍人惯常居所所在地国、受害人国籍国、犯罪意图所指国；（3）上述两类国家以外的、实际控制犯罪人的其他缔约国。当实际控制国是二、三两类国家时，实际控制国应将犯罪人引渡给第一类国家，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引渡给第二类国家。4．《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SOLAS）的第一个版本是1914年通过的，这是保护商船安全最重要的条约。后来又陆续通过了其他几个版本，还有众多修正案。总之，《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已经实现从海上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船舶检验，到海上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港口国监督的全方位监控。［10］因此，可以说，新的《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修正案，已经成为了海上反恐和反海盗的重要组成部分。［11］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2004年11月，来自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代表在东京缔结了该协议。该协议于2006年12月正式生效。《亚洲合作协定》是《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第一个专门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的多边协议。但是，《亚洲合作协定》对海盗行为的界定与《海洋法公约》上的规定大体一致，并没有突破《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的界定。鉴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专门规范海盗罪的国际公约，现行的《公海公约》和《海洋法公约》就成为认定和惩治海盗罪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该两公约在对海盗行为的管辖和惩治规定上并行不悖，没有什么差异，主要区别在于各自的参加国不尽相同。（三）现行反海盗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不足2008年以来，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但是，作为一种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反海盗国际制度可循。尽管1982年《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但其实际上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反海盗合作方面的一个初步共识，至于如何合作，并未提出具体方案。就打击海盗犯罪而言，现行国际法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而且也为国际社会在打击海盗活动的实践所证实。制度的不完善成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最大的障碍，例如对索马里领海内发生的海盗犯罪的管辖权问题、国际各反海盗力量之间信息沟通和联络问题、具体合作领域和范围不清晰等等。1．国际上缺乏专门的反海盗国际公约。现行的几个国际公约虽然对海盗犯罪均有涉及，但主要并不是针对海盗犯罪的。而且，这些公约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鉴于目前国际海盗犯罪日益猖獗，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航运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非常有必要针对海盗犯罪制定专门的国际公约。从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实践来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2．现行规范海盗国际公约存在缺陷。虽然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法理论均认可海盗行为违反了国际强行法规范，但是现行打击海盗的国际公约具有任意性的特点，这些反海盗规则作用的发挥，完全有赖于各国对公约的签署、加入和实施。因此，打击国际海盗犯罪，与其说是国家的国际强行法义务，不如说是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履行的选择性义务。而且，现行公约也缺乏一个有效的实施监督机制。只有各国均自觉遵守国际法的规定，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对国际海盗犯罪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控制。3．国家领海主权对打击海盗的制约。每个沿海国都对其领海享有主权，依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国船舶虽然可以在沿海国领海无害通过，但是，未经领海国允许，各国船舶是无权擅自进入他国领海追击海盗的。而且，各主要国际航运通往往往就处于一国领海范围内，如果海盗犯罪在一国领海范围内发生，或者海盗从公海逃窜至另一国领海，那么外国海警就无法追击海盗。4．世界各国反海盗存在严重分歧。国际反海盗机制的绥靖主义助长了海盗的嚣张气焰。虽然国际社会已经确认了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各成员国使用武力行使对海盗罪的刑事管辖权，但是世界各国在打击海盗的力度和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当前的国际反海盗机制不仅因缺乏合作意愿和动力而步履蹒跚，更因为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实力而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不能有效遏制全球海盗活动的升级和蔓延。从总体上看，现有国际法和国内法仍然不足以应对海盗活动所带来的挑战，要想有效地打击海盗，国际社会需要制定针对海盗活动的更加完备的条约或规定，各国也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规范海盗的国内法。

〔摘要〕索马里海盗对来往商船的劫掠事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一问题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在此方面，国际法虽然制定了一些规范，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其不足之处:缺少专门的惩治海盗的国际公约，在管辖权上存在混乱现象。为此，必须完善国际法在惩治海盗方面的规制，如建立专门的国际公约以加强规制及，确立国际刑事法院对海盗犯罪的管辖权，从而为国际合作打击海盗提供法律依据。

〔关键词〕索马里海盗，国际法，不足，完善思路

索马里海盗对来往商船频繁的劫掠事件，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对此高度关注，一些国家纷纷派舰队赴亚丁湾护航。但是，由于索里马海盗力量强大，单靠各国力量不足以对其实施有效打击，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这就给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制定并完善打击海盗的法律规范。在惩治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行径方面，国际法虽然也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索里马海盗问题。面对这种愈益严峻的客观情势，有必要从国际法角度深入探讨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通过国际法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必要性

索马里海域位于红海、阿拉伯海及印度洋交汇处，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必经之地，是全球能源海上通道的咽喉所在。这里海情复杂，航道狭窄，沿海地区港汊密布，有利于海盗得手后迅速脱身和隐藏。自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没有建立起权威性、有效性的中央政府，致使其国内长期处于内战频发、经济凋敝、治安混乱的恶劣状态，为海盗滋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现在的索马里海盗是实力雄厚的高技术海上军事组织，指挥系统以正副指挥官的称谓按军队序列编制，指挥官及一些重要成员曾在当地海军服役，可称得上是“第二海军”。与其他地区小偷小摸式的海盗行为相比，索马里海盗不仅活动范围大、犯罪规模大，还具有职业化的特点。在活动时间上，他们劫持船只通常是在白天，主要以机关枪和火箭炮相威胁;在活动范围上，以整个亚丁湾为主，印度洋西岸为辅;在技术装备上，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和电子手段;在活动方式上，他们通常是以改装过的普通民船作为“母船”混迹于民船中，航行到外海找到目标后，再放下快艇对目标船只实施包围，难以事先防范。可见，打击索马里海盗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仅靠个别国家单方面的力量难以担此重任，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这就要求制定为各国所统一遵循的法律法规。要依靠国际合作从根本上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就要完善国际法的相关规范，建立强有力的实施和监督机制，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对于海盗罪的简要介绍

海盗罪是一个古老的国际罪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布鲁达克对其所做的定义“海盗为非法对船只和海上城市进行攻击的人”。1937年由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签订的《尼翁协定》将海盗罪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为国际罪行的一种。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尚未产生一个专门惩治与规范“海盗行为”的国际公约。对于“海盗行为”的界定,主要依据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海盗问题日益的复杂化,而上列两公约在某些领域也不能给打击海盗提供行之有效的国际法依据。

二、国际公约对海盗罪行的惩治与防范以及修改建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5条是关于海盗船舶或飞机扣押的规定,其内容如下“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可见该条文将打击海盗行为的区域限定在“公海”或是“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该条文这样规定的意义在与为了维护某一国家的领海主权,因为一国领土的独立与不容侵犯在国际法上被视为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根据管辖的普遍性原则“只要海盗在公海或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被捕获,任何国家都能对海盗行使管辖权。”但是我们知道索马里海盗往往公海进行抢劫商船后迅速逃回其领海区域或是直接在其领海进行海盗行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当局发现了海盗纵使行使了其紧追权,当被追逐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的领海时也必须停止。那么紧追权的追逐范围也被限定在公海领域。若追逐进入索马里领海区域则极有可能造成对其领土主权的侵犯,从而违背了互相尊重主权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可见完全依据以上两公约来进行对海盗行为的打击难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对海盗行为的惩治与规范。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窘境,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了第1816号和第1838号决议,第1816号决议授予了各国“进入索马里领海,以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而且还包括“在索马里领海内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以制止海盗及武装抢劫行为”。但同时又规定“在征得索马里政府同意,并由其致函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各国可进入索马里领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可见国际社会在有效打击海盗这一国际罪行必须以尊重沿岸国的领土主权为前提,务必取得沿岸国的“同意”以免除其侵入他国领土的国家责任。该决议无疑在体现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更好的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依据。第1838号决议则是呼吁关心海上活动安全的国家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公海的海盗行为,可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海盗是必须也是有效的方式。

三、打击海盗引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自古有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乃是19世纪英俄法三国对于土耳其的干涉从而使希腊成立。近期就是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当时南斯拉夫民族纠纷的干涉。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有些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索马里海盗之所以会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索马里国内内战连年,使得一部分贫瘠的人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选择海盗这一职业而谋取生计,而他们在劫持船舶取得赎金后也很少进行残酷的杀戮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些海盗中的一部分也属于国际法上的难民,而《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一些国际章程和公约也明确提出了对难民的保护和尊重难民人权。安理会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将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范围从海上扩展到了陆地,这项决议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更为具体且必要的依据但范围的扩大也可能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滥用联合国该项授权,为了其目的在索马里国内借打击海盗之名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从而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无疑与该决议更为有效的打击海盗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笔者认为联合国也应当就该决议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确定滥用该项授权造成额外灾难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并在必要时可以加重该一国际责任。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恐怖活动遍及全球，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急剧增加，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是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上规定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这一类犯罪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据此，对该罪进行分类并确定罪名：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和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罪。国际条约确立了对该罪的普遍管辖权并处以严厉刑罚，排除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我国在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中，我国民用航空法详细规定了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运输安全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我国1997年刑法具体规定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罪名及其刑事责任。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航空器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早在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了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1979年，该委员会还设立了工作小组，全面处理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和反对措施。世界各国也纷纷通过国内立法和加强国际合作，以期防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但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未因此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的统称，其中，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是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美国9.11恐怖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国际法上规定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其一，1963年9月14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它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其二，1970年12月16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其三，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以上三个公约，被我国学者称为“三个反劫机公约”；（1）此外，还有1988年2月24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补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制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补充议定书》）。该议定书补充了《蒙特利尔公约》的不足，规定了危害国际机场内的人员、设备及其未使用的航空器的犯罪，然而，由于批准及加入的国家不够法定数而没有生效。

一、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立法背景

早在1969年，联合国就已经将劫持飞机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同年，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组成了防止非法妨害民用航空委员会，专门研讨空中劫持的问题。在该组织的主持下，分别制订了上述公约。（2）

本文作者：高格

一、在我国刑法中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参加的与国际犯罪有关的多边条约有十多个,这些国际条约一般都规定,缔约国对犯有国际罪行的罪犯,有权行使管辖权。1987年6月23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作出了阳应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而国际条约赋与缔约国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又包括承担“或起诉或引渡”这两方面的义务。因此,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和引渡制度作出规定。刑法中有了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和引渡制度的规定,是否就完善了呢?显然仍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如果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就无法对这些犯罪行使管辖权,既不能起诉和审判这些罪犯,也不能实行引渡制度。历史的经验还证明,我国刑法对国际犯罪未作出明确的科学的规定,就会使我们因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而不能有效地开展同国际犯罪的斗争。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国际义务或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看,还是从同国际犯罪作有效斗争看,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国际犯罪是完全必要的。

二、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原则

要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好国际犯罪,必须遵循以一『原则:(一)必要性与可能性相结合的原则。目前国际间实际发生的与国际条约己经规定的国际犯罪有许多,根据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巴西奥尼提出的《国际刑法典草案》共列举了二十个。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出破坏环境军、困际走私罪等等。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这些国际犯罪邵规定于国内刑法之中。世界各国刑法也无一先列。有些国际犯罪本国公民很少可能或不可能去实施,而别国公民实施的某些国际犯罪,本国刑法又难于或不可能管辖,就不必在本国刑法中加以规定。例如侵略罪、战争罪、灭种罪、种族隔离罪等等。(二)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的原则。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国际犯罪有劫机罪、国际贩毒罪等,在刑法中必须对这些加以规定,有些国际犯罪在国外发生的比较普遍,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发展,我国也会受其所害。必须预测国际犯罪的发展而作超前规定。如海盗罪、扣留人质罪、干扰海底电缆罪、贿赂外国官员罪、国际贩运淫秽物罪等,在我国刑法中均应作出规定。(三)统一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这里讲的统一性主要指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统一,国内刑,法规定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体系的统一。前者指国内刑法规定的国际犯罪是国际刑法中规定的国际犯罪,特别是本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中刑事条款规定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中没有规定的国际犯罪不应规定。后者是指国际犯罪在国内刑法中的规定,要与国内刑法规定的国内犯罪在总则与分则体系要统一,在立法形式、逻辑上要统一。所谓科学性是指对国际犯罪的规定要比较全面、准确、规范,要吸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使之尽里完善并且有相对稳定性,以避免立法上朝令夕改或经常补漏拾遗。

三、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璐的立法形式

摘要；近年来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危及国际海运安全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影响和破坏国际海运安全的问题之一，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罪行。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后各国纷纷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从国际法学角度通过对打击海盗行为的依据、目的、各国的普遍管辖权、免责以及国家主权原则的例外等国际法律问题的分析，可以厘定打击海盗行为的性质、方式和合法性。

关键词：海盗；国际法；主权原则例外；国际合作

索马里位于东非之角，其海域是出入苏伊士运河和进入非洲东海岸的重要国际航道。1991年以来，索马里国内长期战乱、干旱、饥饿、部族冲突和粮食价格上涨，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猖獗，使得那里的海域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近年来，海盗活动更为频繁和嚣张，袭击船只的数量猛增，据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MaritimeOrganization)的统计，2008年那里发生了120多起海上抢劫行为，超过30艘船只遭劫，600多名船员遭绑架，至2008年12月为止，仍有10多艘船在海盗手中。中国船只也频繁途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2008年1月到11月间，平均每天有3到4艘次中国商船过境，据悉其中20%受到过海盗袭击，仅劫持事件就发生了7次，我国船舶和人员安全面临严重威胁。随着沙特阿拉伯“天狼星”号超级油轮遭劫，中国天津“天裕8号”渔船、上海“振华四号”等被劫，国际社会对日益嚣张的索马里海盗的关注空前高涨，各国纷纷表示将加入到打击海盗的战役中来。

索马里海盗行为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海运秩序，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给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经由索马里、亚丁湾船舶的财产及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目前，美国、北约、欧盟、俄罗斯、印度、韩国、中国等已经或者宣布准备向索马里以北的亚丁湾派出军舰，打击海盗，维护安全。

本文主要对打击索马里海盗行为的依据、目的、以及各国享有的普遍管辖权和免责，国家主权原则的例外，以及肃清海盗的根源等国际法律问题的初步分析和探讨，希冀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更深入的研究。

一、依据：联合国安事会决议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有效同意

一

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法的客体。其二认为个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因为国际权利义务归根结底都要由个人来享受或承担。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个人在某种限度内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过于绝对和激进，笔者主要讨论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

二

在具体讨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之前，回顾一下国际法主体的涵义是很有必要的。韩成栋、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是这样规定的，“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在具体说明这个定义的涵义时，该教程指出，国际法主体必须构成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的实体，自然人和依据国内法所设立的法人在国际关系平面上不具有与国家相等的地位，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该定义虽使用了“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字眼，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脱离要求国际法主体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参加者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实体只能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更不用说视国家与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和交战团体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不合理性，后者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暂时的有限的国际法主体。当然，它们在国际立法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参加权，都是立法性国际法主体，它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大小是各不相同的。

最近王铁涯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这一定义预先排除了那些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但能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者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这种国际法主体概念与否认个人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以及认为国际法上的客体为国内法上的法律关系的理论相联系。他们认为“个人作为国际罪犯受到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国际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

我们不妨类比一下，个人作为国内罪犯受到国内刑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这些人是国内刑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内刑法的客体。上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赵廷光教授指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的，一方只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另一方只能是国家。（注：赵廷光主编：《中国刑法原理》（总论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国家作为处罚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能将犯罪人降格为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