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范文10篇

“戏仿”(parody)，又常常译作“讽拟”、“戏拟”、“滑稽模仿”．指一种对前人作品的带有戏谑意图的滑稽化的模仿和改写的文学创作方式早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戏仿创作的就非常繁荣．尤其在古希腊民主时期，达到了西方戏仿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繁荣的经济、民主开明的政治、开放多元的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兴盛．都为戏仿创作的繁盛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当时从事戏仿创作的作家很多．既包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著名的第一位戏仿作家赫格蒙．也包括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当然还包括在文学史上湮没无闻的许多没有书面记载的戏仿作家。如此多戏仿作家的出现带来了古希腊戏仿艺术创作的繁荣局面，一时间古希腊文化中充满了戏仿的形式古希腊时期的戏仿创作主要包括两种形式或体裁：第一种是模仿史诗体，第二种是萨提儿戏剧在古希腊民主时期形成了一种对史诗体裁进行滑稽模仿的创作传统和风气。大量的史诗都曾经被戏仿。尤其是荷马的英雄史诗．更是古希腊戏仿作家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这一创作传统发展到后来．逐渐在古希腊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模仿史诗体古希腊批评家把这种体裁的作品称之为“parodia”，就是现代文学术语“parody”一词的最初源头。这种诗体是“一种以史诗的韵律．使用史诗的词汇来处理某种轻松的、具有讽刺性的或模仿英雄诗的主题的中等长度的叙事诗”。

这种体裁的作家常常用严肃高尚的文体和史诗的韵律和语言来描述一些琐碎的、低俗的事件。他“用词谨严、风格高雅．多用优美的修辞手法和高尚的形象。若他用散文笔法．则句式冗长浮华，而用诗歌笔法时，用韵须庄重”。就像使小丑穿上的华丽光鲜外衣、把乞丐置于金碧辉煌的宫殿，他把宏伟堂皇的形式和低级、浅薄、庸俗不堪甚至令人生厌的主题或题材极不协调地并置在一起．然后将二者强行钮合在一部作品里，以造成一种讽刺性的、荒诞的喜剧效果古希腊的模仿史诗体作品通常具有讽刺性，常常是批评、讽刺史诗这种当时流行的体裁的写作成规。这种批评和讽刺既针对史诗主题方面的成规，也针对其形式方面的惯例．但在当时却不是对史诗作家(如荷马)及其作品的恶意嘲笑和攻击．而是以玩笑、戏谑和善意嘲弄的方式表达了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和尊重。古希腊当时出现了大量此类作品．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希腊时期的完整的模仿史诗体作品，就只有《蛙鼠之战》这一部了。这部作品描写了青蛙和老鼠家族之间的开始结怨、发动战争和最终和解的故事。有一定希腊文学素养的读者如果读过这部作品．可能立刻就会发现这个动物家族之间的战争故事是对希腊战争和英雄史诗的嘲弄性的模仿。它讲述了丑陋的老鼠和青蛙之间的撕打、流血和丧命的荒唐的小故事．却采用了英雄史诗的宏伟和壮丽的形式和情节一一这些小动物都被冠以古代英雄的名字、穿着希腊英雄们才拥有的华丽盔甲、说着高雅优美的贵族语言，它们之间的打斗、撕咬被荷马似的笔法描写得像特洛伊战争一样宏大．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关注着战争并最终介入了战事——其讽刺、嘲弄英雄史诗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仅嘲弄、暴露了英雄史诗主题的老套、情节的离奇、形式的做作和语言的矫饰等方面的弱点，而且间接表达了对这类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的礼赞和欣赏态度的反对。这种模仿史诗体在古希腊文学中定型以后．在后来的西方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悠久的创作传统。

历代都不乏写作这类诗歌体裁的高手，创作出许多像《蛙鼠之战》一样精彩的佳作。古希腊戏仿创作的第二种形式是萨提儿戏剧。它在古希腊属于一种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悲喜剧体裁。根据《剑桥古典文学史》，萨提儿戏剧大致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总是不变地使用一支萨提儿合唱队；使用希腊史诗和神话的情节．通过对它们的歪曲模仿来造成幽默的效果；不讽刺同时代的人和事，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和悲剧使用同样的语言、格律和演员．同时根据自己特殊的体裁要求做一些改动；相对较少地使用情境、主题和人物塑造的陈旧俗套：具有典型地活泼的色调，偶而有一些闹剧成分和辱骂的语言：在长度上比较短：偶而戏仿前面的悲剧的要素。从以上所列的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戏剧既不同于当时的喜剧(因为它没有对同时代的现实政治和社会风俗的讽刺)，也不同于当时的悲剧(因为它虽然同样具有悲剧的一些形式特征，但其总体上所达到的却是一种滑稽幽默的喜剧性效果)．而是一种“游戏的悲剧”，是“悲剧和喜剧二者之间的中途．滑稽的与英雄的分子的奇异的混杂”，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戏仿元素它作为戏剧四部曲整体的第四部，与前面的悲剧三部曲的内容和风格截然不同．不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展。而是“至少与它之前的严肃内容形成一种部分地戏仿的关系”。巴赫金也指出．“这种接续悲剧三部曲的戏剧，在多数情况下是写与此前三部曲相同的情节性的神话题材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讽拟滑稽化的centre-partie(拉丁语：仿效)，不同于对相应世界的悲剧处理：这是因为这种剧表现的是同一个神话．只是采取了另一个角度”。而且，萨提儿戏剧的戏仿又与模仿史诗体的戏仿不同，它不是像前者那样用高尚优美的文体和语言对低级、庸俗的题材进行升格式的戏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简化的喜剧方式来上演英雄传奇以及更普遍的神话传说。即以一种歪曲模仿、滑稽改写的方式，对之前悲剧或者史诗或神话里的崇高的主题、严肃的事件以及高贵的英雄进行降格式的处理．来达到一种滑稽可笑的效果。它常常把著名的神话或英雄人物置于一种充满喜剧可能性的荒诞情境当中．让英雄遭遇各种尴尬和挫折：或者在剧中先营造一个暂时的悲居U的空间氛围．唤起观众的悲剧情感．然后再用萨提儿歌队的伴唱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是处于一个喜剧的而不是古代英雄的世界．从而颠覆、破坏观众的心理期待。引起人们的笑声所以．萨提儿戏剧的喜剧性效果并不像喜剧那样主要来自于它的情节本身(其情节都是借自于悲剧、史诗和神话．因而本身是严肃的)．而是来自于情节和萨提儿歌队所渲染的氛围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古希腊时期许多悲剧作家都同时既创作悲剧又创作这种萨提儿戏剧，像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创作过这种戏剧现在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完整的萨提儿戏剧剧本就是欧里庇得斯写的《独目巨人》(cyclops)。它的情节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九卷里奥德修斯与独目巨人的故事，但是却对原来的故事做了滑稽式的处理．主要情节虽然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却增加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场面和情境．例如羊人与任性的公羊发生麻烦、奥德修斯用酒灌醉巨人、瞎眼巨人在洞穴里徒然磕碰他的头颅而抓不着奥德修斯等，都是引人发笑的场面。萨提儿戏剧虽然只存在于古希腊时期．却对后代的即兴剧、民间歌舞剧、讽刺喜剧，滑稽模拟剧以及幕间剧等剧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些剧种之中，都有大量的戏仿因素的存在。

虽然戏仿作为古希腊各种文学体裁中一个相对边缘的形式，并没有受到当时的理论家、批评家的太多关注，也没有获得像史诗和悲剧那么显赫的文学地位．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戏仿创作在古希腊取得的光辉成就及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整个古希腊历史时期，戏仿创作实际上始终伴随在那些高雅、严肃的文学体裁(像史诗、悲剧)创作的左右．对它们施以欢快的、善意的戏谑和嘲弄，使它们“变成了可笑_的语言形象．显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和不完全性，不过却丝毫也不贬值”。

在这种面上戏谑的、反讽的、插科打诨式的嬉笑怒骂的之下那些崇高、严肃的、直接的体裁和语言进行“脱冕”和)解神秘化，对这种片面的、独白的、僵化的语言的进行对话、批判和纠正．“它破坏了神话对语言的独有的权柄；它使人的意识摆脱了直接话语的束缚；它打破了人的意识仅仅囿于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语言中这种闭塞局面”。总之，戏仿的存在，使得古希腊的文学世界始终维持着对话的、双调的、杂语的话语状态，阻止了某一种话语或体裁独霸天下的局面出现，对于维持古希腊时期的语言和文学f甚至包括文化)的生态平衡和全面健康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璀璨的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它的哲学思想在各个层面上都一直影响欧洲的发展直到现在。在艺术层面上，不论是历史上的欧洲还是现代欧洲的许多艺术作品的美学灵感和哲学思想上更是与古希腊哲学思想密不可分。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人文主义；理性；行为艺术

一、古希腊哲学的根本思想

提到古希腊哲学对欧洲艺术的影响，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古希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的美学理念就是：和谐。这也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观最根本的思想。毕达哥拉斯曾经这样说过：和谐，就是一切。实际上，那时期的音乐家追求的正是“和谐”的理念。首先，我们在音乐表面现象来看，从海顿到贝多芬，他们每个人的作品结构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那么规整、对称、严谨。不管是欢快的、还是悲伤地曲目，始终如一的按照某一规格而作。他们的音乐题材永远是那么重大，赞颂英雄，赞颂盛大的节日宴会。音乐意蕴是那么崇尚和追求理性、倾诉人的喜怒哀乐。气势是那样雄伟，每一句旋律听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流畅，那样舒适。这些音乐上的元素，都极其具有古希腊文明的色彩。我想这便是音乐家们深受古希腊美学思想的熏陶，“古典主义”音乐永远不会超越和谐的“界限”，它永远以他正统的贵族音乐气质屹立在世界音乐史上。假如没有古希腊哲学，那么很可能在音乐史上就没有“古典主义”时期伟大的音乐。

二、古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

古希腊哲学留给欧洲最重要的一件精神财富，笔者认为应该是“人文主义”精神。古希腊人崇尚自由，强调人的价值与作用。虽然文艺复兴的本质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但是许多艺术家的哲学来源和灵感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

【摘要】作为现代民主理论的渊源之一，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古希腊民主制度，尤以雅典为代表，在选举、行政、审判等制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其不足之处。在解读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时，我们要用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其优与劣。

【关键词】雅典；民主；局限

一、古希腊民主制度概观

古希腊文中有demokratia一词，其demo意即人民，skratia是统治或权威之意，demokratia就是人民的统治，即"民主"。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诸多城邦都发生了伟大的政治转型--民主化改革，其中以雅典最为突出，"它的民主发展是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典型，它的民主制度是希腊民主制度的突出典型"，其所描绘的政治景象对现代民主派有着其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一）公民大会

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制度，就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享有直接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利，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即代议制）的形式来治理国家。"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的体现，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包括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审查中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且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公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摘要：现代的服装设计中，对于古希腊服饰元素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翻新原型版，而是在尽可能的保留古希腊服饰自身的风格特点，加以现代服装设计的先进理念，追求精简的设计原则，从而将古希腊服饰元素发挥到现代服饰中去。现如今，对古希腊服饰元素进行古为今用，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服装款式，以适应不同年龄段的人权，这样才可以使服装设计和服饰审美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才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关键词：古希腊服饰元素；现代服装设计；应用探讨

1古希腊服饰特点

1.独特的地理环境带给古希腊人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情感，三面临海，使古希腊人创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古希腊服饰以方形结构的面料为主，通常是穿在身上后再进行缠绕，通过别针、系托、束腰带等方式进行固定，在完整的服装中，不需要剪裁以及缝纫等工艺。这样的穿着方式，大多呈现出悬垂的波浪皱褶，表现出一种“无形胜有型”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服装风格。2.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反而使得希腊人具有别出心裁，通过模仿外界力量再给予变化，就形成了多样化的古希腊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民主思想盛行的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下，创造了希腊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古希腊居民乐于将自己眼中看到的事物，原原本本的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去。在服装上表现出以人的自身为中心、具体表现可概括为：披挂、缠绕、垂顺多褶皱，线条流畅，简洁自由，层次多样化：舒适，贴合随身。3.倡导人体美学。古希腊人喜欢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探索自然科学，通过对比例的运用，来表达事物间的外在美。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美丽和比例的对称性，进而分析得出了影响至今的1：0.618黄金分割比例。例如在人类的身体上，黄金分割点无处不在，肚脐就是其中一个，脚底到肚脐比总身高为0.618；再比如膝盖分割了腿部，膝盖以下比整条腿也为0.618。然而，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浪潮的引导下，古希腊人用理性的艺术观念对服装进行加工处理，通过对方块布的披挂、缠绕在身体上，以达到其“无形”的思想观，把服装美化、用以突出人体结构和线条美，使服装完全的成为了人体的附属品。

2古希腊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主要应用方式

2.1锦上添花式。设计师的设计灵感常常是来自古希腊服装的某些元素，运用抽褶、系带、皱折等修饰手法想通过这些手法让本已单调的面料视觉上色泽丰富、从而也可以达到不同的肌理效果和有趣的空间形态，腰带是古希腊女人最常用的一种装饰，她们最擅长用腰带打造立体的上围让原本单调随意的服装看起来更加美观。观摩今天的时尚界腰带无处不在，设计师对腰带的运用已经不单单是束腰，腰带的作用被他们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加以夸大的腰封，它不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情怀，温婉中带有一丝霸气。这种用法早早的超越了它本来的作用，也超越了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趋势。2.2相辅相成式。现代的服装设计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服装元素。古希腊服装元素经常和不同的服装元素相结合这样才能将两者最大程度的精华发挥出来。比如与民俗元素组合：DKNY的首席设计师唐纳•卡兰（DonnaKaran），是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女性设计师，她的设计灵感大都来源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时代气息，她将她其次的是时装展氛围就设定于希腊的某小岛上，这次服装会的主题命名，也是这次服装展最大的特点。在这场秀的整个过程设计中，大量的运用了希腊式的宽松大袍，巧妙的将皮带扣、束腰等结合在一起，凸显了浓郁的古希腊民族风情，把雪纺面料与希腊民俗手艺结合创作具有希腊式风情的垂坠式洋装等等。2.3全面统筹式。许多服饰设计吸取了古希腊服饰的元素,它不是一个程序,而是追求整体风格的统一与和谐。今天在时尚界,希腊女神服饰受到重视,柔和的丝绸面料,细腻的皱纹加工,古典的水晶珠片,金色和白色高贵的组合,没有人能抵挡它们带来的魅力。同时,使用薄纱材料制成的优雅长裙也在这一设计中得以延续,其自然随性的设计也同样洋溢着迷人的女性风韵。

温克尔曼是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古希腊艺术,形成了古典化理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温克尔曼,历史主义方法,古希腊艺术

在鲍姆加登确立美学以后,他的学生格奥尔格·费里德里希·迈耶尔(1718—1777)和莫伊塞·门德尔松(1723—1786)等人大力宣传和整理了他的美学体系,并把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总不免那种抽象和脱离具体艺术分析的思辨基调。但是,在遵从鲍姆加登的人当中,毕竟出现了一个具有精细艺术鉴赏力,处处结合艺术史研究来探讨美学问题的独特的美学家,这就是温克尔曼(1717—1768)。他是欧洲近代艺术发展史的真正奠基人,他主要研究了他所理想的古代希腊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就在这种研究和分析之中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美学问题。他的探讨虽然不具有那种体系的宏大规模,但正是他把新古典主义所崇尚的古罗马楷模的更深的根源揭示出来了,并且运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和阐述,渗透了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把美学研究从以一般诗学为中心,真正有效地扩大到了造型艺术的范围,对启蒙主义德国美学的崇尚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人的理想的强烈倾向,实际上是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整整两代德国美学家。尽管他的审美趣味还有某些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正如法国的伏尔泰一样,他在德国却是真正启蒙主义的美学家,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古典化的理想,成了古典现实主义美学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

温克尔曼是从研究古希腊艺术发展史开始他的美学思考的。他的主要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见解》(1755)和《古代艺术史》(1764),特别是后者,是当时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的经典性作品,在这些著作中,温克尔曼突出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古希腊艺术,表现了启蒙主义思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在《古代艺术史》导言中就指明了这两个方面:“艺术史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亡,以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和各个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尽可能根据现存的古代作品来作论证。”[1](P303)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古希腊艺术是高不可及的典范,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和优越使它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最高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古希腊艺术这个最高峰和完美典范呢?他明确指出:“希腊人在艺术中所取得优越性的原因和基础,应部分地归结为气候的影响,部分地归结为国家的体制和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而希腊人对艺术家的尊重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和使用艺术品,也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他对这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气候的影响。温克尔曼认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那些能够从中生长出艺术的种子复萌,“许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却是一种自然属性”。那里气候适中,少有霾雾和有害瘴气的影响,阳光充沛,空气清新,因此能赋予人体以完美的形式,女性尤其显得庄重优美。因此,“大自然在希腊创造了更完善的人种”,“在希腊人那里,凡是可以提高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蔽起来,艺术家天天耳闻目见”,在他们那里很早就开展了妇女美容比赛。[2](P134)这里明显地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地理环境和人种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对19世纪社会历史学派美学家丹纳有明显的直接影响,从根本上看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是,这种分析也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和某些合理性。温克尔曼谈气候的影响是看到人这个中介因素的,一方面是人这个艺术表现的最高对象,另一方面是艺术创造的主体艺术家。这是把艺术与人和人的美紧密联系起来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明确地针对新古典主义的。因为新古典主义要求表现固定的抽象的人性(自然)和理性原则,而温克尔曼却认为艺术表现的是受气候影响的具体的完美的人,而且正是人本身的美(特别是形体的美),使得艺术家受到耳濡目染,从而创造出了最高的美的艺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启蒙主义运动解放人的思想的美学表述。

摘要:古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艺术教育因具有培养德性、净化心灵的作用而受到高度重视。艺术教育之所以能深融于古希腊人的生活，与当时道德教育、体操训练和古希腊思想家的理念与实践密不可分，同时呈现贯穿于教育始终、严格筛选音乐优劣以及各类艺术教育内容受重视程度有所不同等诸多特点。古希腊艺术教育在教育理念、师资水平、基础设施、普及程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经验，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希腊;艺术教育;品格培养;大学生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在古希腊历史上被称为“荷马时代”或“黄金时代”，在此时期所创造的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展现出古希腊人的艺术基础与浓郁的艺术氛围。进入奴隶社会后，随着城邦的发展，古希腊教育逐渐形成相对清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艺术教育也随之得到发展。

一、古希腊艺术教育发展的背景

古希腊的“艺术”理念是广义的。柏拉图认为，教育是以体操来锻炼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①，因此将科目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层次。初级科目的体育包括游戏和若干项运动，初级科目的音乐除狭义的音乐和舞蹈外，还包括读、写、算等文化学科;高级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学、音乐理论和天文学。雅典学校课程内容的“七艺”，即包含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从审美角度来看，古希腊艺术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音乐、诗歌、舞蹈和戏剧等。古希腊人重视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音乐在艺术教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艺术教育的内容需要音乐配合进行。(一)道德教育与艺术教育相辅相成。古希腊人重视音乐的陶冶和净化功能，认为它具有医治人类身心甚至净化灵魂的神奇功效，是治愈身心和培养品性的良药。医药神是竖琴神的儿子，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克莱尼亚斯每当心情不悦时就会弹奏竖琴抚慰心灵，把竖琴看作是能使灵魂宁静的精神灵药②。音乐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美妙的音乐有助于他们塑造优秀的品格、减少甚至消除苦难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诗歌、戏剧等其他艺术具有道德教育的价值，对希腊民族性格的形成和道德的培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道德教育不仅对人的青少年时期发挥重要价值，在成年后迈向社会的过程中仍具有深刻作用，伴随着人的一生，影响着青年人的成长成才。而艺术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中介和桥梁，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指引艺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两者相互融合，道德教育需要借助艺术教育得以实现，艺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教育。(二)体操训练与艺术训练密不可分。古希腊人的体操训练离不开艺术训练的参与，斯巴达人特别喜欢舞蹈，但他们的舞蹈实际上是指军事操练，战斗是舞蹈的一种形式。斯巴达儿童5岁开始学习战斗舞蹈，模仿实际战争中的打斗动作，进行徒手搏斗和刺杀演练。角力舞也是在音乐伴奏下完成的。斯巴达部队在行军中经常使用长笛吹奏进行曲，吹笛手在吹笛的同时用脚拍打着急促的节拍，部队根据曲调和节拍变换队列、以舞蹈动作行军或冲锋。斯巴达女孩除体育锻炼外，还需接受音乐训练。在希腊各地，舞蹈和唱歌都需要音乐，因此音乐训练非常普遍。除了战争舞蹈，舞蹈也被运用于重大节日的祭祀和庆祝活动。合唱舞蹈是克里特和斯巴达教育的一部分，人们唱歌的经验主要从这里获得。在作战期间，人们在国王的帐篷前唱挽歌，就餐时特别是获胜者得到一块好肉奖励时要唱挽歌①。在这些战争舞蹈中，所有在真实战斗中的表情和身体姿势都得以再现，而这些战争舞蹈的特点又促使戏剧表演的诞生和发展。希腊人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性格细腻又敏感。雅典戏剧在希腊人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剧中角色大多是半人半神的人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品格的养成。(三)古希腊教育家的艺术思想与实践相互推动。古希腊拥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们积极参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强调教育对人的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其中自然包括艺术教育，这对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两条格言:“什么是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这两条格言构成这个学派的最基本观点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体育并不是蛮横凶猛的粗暴训练，而是要将其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培养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③。这种教育观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与和谐观相融合，产生了“人体黄金比例”，促进了人体美学思想的传播，并通过人体之美将内心之美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发展和谐教育观，将音乐作为其核心部分，将文学作品和诗文阅读与欣赏等现代人所认为的智育部分均划为音乐教育的内容，认为音乐有美育的功能，又是智育和道德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柏拉图甚至提出音乐是“在平时可以使一个军人‘认识严肃、勇敢、慷慨、高尚等一类的形式和其相对的东西’。”④古希腊人整体的文化艺术修养是古希腊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孕育了众多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同时，众多艺术家、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又促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增强了人民的艺术修养。

二、古希腊艺术教育发展的特征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西方早期社会变革异质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内容提要：巴门尼德哲学不只是对过去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更是对此前整个古希腊原始朴素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所提出的“存在”范畴与此前原始朴素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范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他的“存在论”哲学对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均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始基；存在；思维；哲学进展

巴门尼德哲学的出现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和质的飞跃，然而有的人由于不理解巴门尼德哲学，对哲学进展秘密的无知以及囿于自己所形成的评价标准和概念框架，却把它说成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中包含着的后退。”[1]。由于巴门尼德哲学不能解释一般人的常识，所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与它有缘了。但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去贴标签有什么用呢？以是否“唯物”、“唯心”、是否“辩证”为标准来评判一种哲学的进步与落后，这合理吗？本文并不想指出巴门尼德哲学是否“唯物”、是否“辩证”，而只是想指出：这个所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后退”的哲学正是它自己的母亲——它之前的希腊哲学史所孕育和产生出来的，并且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自身也子孙满堂。

一、古希腊原始朴素哲学对智慧的追求——巴门尼德哲学的来源

对于巴门尼德哲学的来源，人们一般只提及毕达哥拉斯和塞诺芬尼，而很少提及泰勒士等其他自然哲学家，因而忽视了巴门尼德哲学同其他原始朴素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由于片面“划线”，巴门尼德哲学被理解为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的结果。所以，这里有必要从思想理论内涵上考察一下它同其他原始朴素哲学之间的关系。

巴门尼德哲学主要是指他的存在论哲学。“存在”是巴门尼德哲学的基本范畴。他把“存在”规定为具有“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独一无二”、“完整不可分”等特性。也就是说，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2]。他这样的“存在”，在一般人的眼中，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所以，缺乏一定思维训练的人、缺乏一定哲学史背景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似乎只是哲学的胡说。这里要问：巴门尼德哲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巴门尼德自己头脑里突发奇想而编造的奇谈怪论吗？都不是，而是希腊哲学史自身发展的结果。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西方早期社会变革异质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本文作者：马晓云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德性之维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个从早期社会发展至现代仍然风靡的世界性体育赛事，在形成之初就在古希腊时代、社会和文明体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古希腊的意义，已经不止与一项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以此为核心起点，并向文艺、公益活动领域拓展。比如古希腊著名的诗人品达就曾经为胜利的运动员谱写赞歌。这种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整合吸纳同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员加盟的形式，构成了古希腊城邦生活中重要的文明形式。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首先，奥利匹克运动会曾经是古希腊人曾经用来纪年的标志和节点。古希腊犬儒学派代表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在他的《名哲言行录》中用这种纪年法来记述各个时期的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了，也暗含着体育精神与哲学家的道德示范其内在是统一的。其次，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步成为通行于古希腊各个城邦之间互通有无的跨区域、跨国界的体育赛事，各个城邦通过对它顺利举行的支持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众所周知，古希腊城邦制是一种较为分散的政治联盟体制，在利益分配上必然会构成各个城邦之间发生战争的理由和原因，而只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才能够让各个城邦达成停战的共识约定，从而确保运动员和观众能够安全参赛和安全观赛，这一点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弘扬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了对利益、权力的争夺。古希腊人即便在大战前夕也仍然表现出这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追求和推崇。如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面对着强敌压境，危在旦夕，居然能够确保奥林匹克运动会照常进行，足以见证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热爱和重视。最后，众所周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最终得到的奖品是橄榄冠。由橄榄枝编织而成的桂冠，却是一种象征性、荣誉性的表彰，在全体希腊人民中获得了无可置疑和不可亵渎的赞扬和推崇。这里需要阐明一个概念，德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强调的是一种个体对社会秩序的遵从，是社会构建出来的对个体行为的一种规范，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德性是一种义务。而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下，德性则强调的是一种好的功能，是人或物自身的属性和功能能够为外界所用且达到效能，可以说是一种权利，是社会对个体功能的一种认可。因此古希腊语境下的德性之维，彰显体育精神的有用性，能够训练健壮、灵活、勇敢和坚强的英雄运动员，便是最大的德性。作为古希腊体育文明的标志，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反向激励了古希腊体育精神乃至整个古希腊文明，将古希腊对身体美、健康协调、运动能力、竞技精神、合作精神和超越信仰等理念灌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中，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体育道德的崇高精神之外，还孕育着更加市民化、大众化和世俗化的体育道德示范。这种在体育精神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幸福感，恰恰暗合了古希腊文明尺度下的德性。在古希腊人朴素的思想里，“幸福”并非完全的主观感受，而是有着客观的标准的，这就体现出了古希腊文明中明确的科学倾向。标准中非常明确的包括身体健康、形体俊美这些内容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寻求灵肉平衡，历来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而这一点即便在各个流派的哲学家思想体系中，也并不为过，都一致认为强健的体魄和完美的形体是通往崇高道德的必经之路。从而可以看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集中反映下，古希腊体育精神并不显得空泛抽象，而是鲜活而极具实践性的。

德性之维视野中的古希腊体育道德哲学

神性——人性体育道德的信仰基础西方社会体系中的道德伦理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神学情结，强调的人内在的自律，而这种自律的动力来自内心深处对神的崇拜及对神性的眷恋。可以说，由于道德伦理从属于文化，而宗教神学作为文化之源，其精神运行模式自然会影响到伦理道德的构成方式和实施原则。神性在人的道德自律中所占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具有信仰高度的，从而使得古希腊体育的道德构成系统始终强化了神性的在场。在古希腊人民的城邦生活中，呈现出的是处处有神灵、时时讲神话故事的景象。人类精神中对神灵存在的相信和信仰，将古希腊城邦生活精妙的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之中，使得古希腊城邦人民的始终以行为处事不触犯神灵为标准示范。同时，有形的神性不在场，也同样能够以特定方式视觉化神性的存在，如通过祭祀、入定等方式，将普通人置于一个充满神性且追求神性的空间内。当然，古希腊神话语境下的神性从现代视野来看，是具有相当浓烈的人性色彩的，这一点与东方的神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抽象权威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神性虽然形式上是一种超自然，但在信仰层面上，神性往往就是自然的一种人格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希腊诸神都是操纵一种自然力的原因。因此在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上，往往能够看到或繁琐或简约的祭神仪式，这也是运动员、观众群体与神能够心神相通的最普遍使用的祭祀方式。在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语境下，体育通过将人的生命激情全面释放从而贡献人的生命中代表着自然与完美的神，而与此同时，在这种氛围下，体育竞技又内生出了对规则的遵守要求，从而强调了生命激情必须要符合理智的约束，从而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古希腊的追求平衡和谐的时代精神，而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也强调了这种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结合，因为之后这种结合才能真正反映神性，才能真正实现与所代表的自然的统一。而此刻被赋予了巨大祭坛功能的体育竞技场，古希腊人从中获得了与诸神同在的殊荣。而在竞技中获得优胜的运动员则被簇拥进入神庙，被授予橄榄冠，受到整个城邦体系人民的爱戴，这只源于获胜者更加接近于被神恩许的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古希腊的体育道德必然要在神性所代表的自然法则的实现和信仰上呈现出一贯的内省式和自律性。这也为整个西方体育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系统中的道德伦理线索奠定了最基本的思想价值模式基础，也决定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体育道德及其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伦理都深谙着强大的自觉性和信仰高度。

敬畏——体育道德的精神来源正是这种对神性所代表的自然法则的信仰，使得古希腊乃至西方文明都强调了敬畏在信仰中的地位，因而敬畏则成为了西方社会主流的内在价值取向。敬畏必然形成主体内在的自律和对规则的遵守，从而确保了公正。可以说，古希腊体育道德的公正诉求，恰恰是基于神话传统，对神的敬畏所形成的自律，而非他律，因此也可以说，古希腊体育道德是一种需要，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体育运动是一场群体社会活动，而在这个群体社会活动中维系其正常进行就必须要公正，就像正义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一样，而公平正义必须要以规则为前提和保证。而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设置最基本的规则一般都是以神的意志和要求，这就基于敬畏的信仰而衍生出了对规则的遵从。在体育活动中，就像人挑选纯洁无暇的牲畜进行祭祀，古希腊人也力图在竞技赛中角逐出人群中真正卓越的人来取悦神灵。他们为比赛设定规则以确保比赛的公正性，而恰恰是基于敬畏的信仰，使得规则本身与内容设定也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语境下，除赫拉节和极少数的节日竞赛之外，女人和奴隶都是严禁进入竞技场的，否则就会以对神不敬罪名被处以极刑。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母亲为了观看儿子的比赛而女扮男装进入赛场结果被发现，要处以极刑，而她的儿子过关斩将成为了全能冠军被授予橄榄冠，他的母亲也因此获得了赦免。这也说明了对神的敬畏在规则中的精神指导地位。而在具体实施中，体育赛事裁判的选定往往是集中于祭司出身或者是城邦中德高望重的神祇人员，而且在比赛前他们要向神起誓，绝对严防严禁拒绝收受贿赂、欺诈、舞弊等等不公正行为。参赛的竞技者不能有舞弊行为，不能恶意致对手于死地，否则都会被城邦以严厉的罪名惩处。这些都反映了对神的敬畏。另如前文提到的城邦战争因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举行而暂时休战。这个被称为“神圣休战”的规则对于各个城邦都是有着的普遍适用性的，而这一原则由于其强大的超越性也成为了对各个城邦公平参与竞技进行了确认和保障的重要原则。“神圣休战”原则使希腊城邦之间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也确保了奥林匹亚竞技会很大程度的公正性。不过也有例外，斯巴达、伊利斯和阿卡迪亚都曾在休战期间开战，为的是争夺运动会的举办权，为城邦争取荣誉和利益。以形而上的视野来看，体育道德是对体育赛事作为一项竞技类社会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确认和保证。而深谙神学和宗教情结的古希腊文明则将这种对诉求的起点建立在一种对神的全知全能和超自然视野的认同和敬畏，从而将行为规范内化为一种需要和信仰，从而形成了西方文明几千年来的内在自律特征，与东方的外在他律的道德伦理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