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范文10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之一，也被认为是当财学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资产变现能力、筹资能力等等。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主要从股权结构角度比较分析我国不同股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政策，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关系，提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的一些措施。

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其股利政策关系，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的1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其连续5年（1999—2003年）的财务数据，试图找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的特点及其与股权结构的内在联系。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主要涉及八大行业，包括交通业（10个）、制造业（15个）、农业（9个）、房地产业（10个）、商业（15个）、信息技术业（15个）、社会服务业（11个）和综合类公司（15个）。该行业分类标准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制定的行业标准，样本公司是通过随机选取的方法进行选择。

一、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点及其与股权结构的关系

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考察，我们首先从总体上把握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股利分配方式，其次考察公司股权结构对其股利分配方式的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派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简称转增）、混合股利分配方式及不分配股利。

（一）100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总体情况分析：

【论文关键词】股权结构；股利政策；股权分置改革

【论文摘要】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期末如何分配其可支配收益的政策。本文以2006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及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内部人利用股利政策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引言

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以来因“同股不同权”而带来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股权过度集中、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无法流通，导致内部人利用股利政策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着广大投资者。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实现了股本的全流通，可以说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全流通下股权结构的变化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部人利用股利政策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行为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还有待市场进一步验证。

一、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股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公司的股东构成和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构成。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起作用的。根据股利成本理论，股利支付通过迫使企业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来降低成本，因此企业的股权成本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应越高，相反，如果企业的股权成本越低，现金股利支付率也越低。因此，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监督作用，则其持股比例越高，将越能降低公司的成本，从而其持股比例应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反之，其持股比例应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股权结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机制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股权结构差异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高层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日美不同股权结构模式决定企业不同组织模式、日本股权结构特征与分包模式、股权高度集中对分包选择的影响、法人持股为主与分包选择、银行持股与分包选择、美国股权结构特征与纵向一体化模式、高管持股和终身雇佣制对分包的影响、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与纵向一体化选择等，具体资料请见：

日美制造业企业对外包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用股权结构差异引起高管风险偏好差异，进而决定企业是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外包模式的理论逻辑来解释日美在组织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为理解日美组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集中的股权结构，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下降，从而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下，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关键词：股权结构；风险偏好；外包；纵向一体化

一、引言

日美制造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威廉森和克斯特等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向来倾向于利用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日本制造业企业则广泛依赖外包合同来获取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其外包程度要比美国高得多。

学界常用日美文化差异来解释日美制造业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许多日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太特殊，以至于非用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才能解释。而把日美形成鲜明对比的股权结构模式与其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巧合。本文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诸如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可能大量存在于日本，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制造业企业广泛采用分包体系获取零部件的做法。但是由于文化因素很难量化，用文化解释经济现象容易发生纯逻辑的推理问题。本文指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用可以客观度量的股权结构来解释日美分包体系的差异，这更符合实证科学的精神。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够合理已是不争的事实，配股和增发新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的主要方式。配股和增发新股能够直接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配股和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方式。近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对配股和增发新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进一步降低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财务指标要求，提高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市场化程度。随着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条件的宽松、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中出现了上市公司积极申请再融资的状况。2001年6月14日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减持国有股主要采取存量发行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公司)向公众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这样，增发新股又与国有股减持直接联系起来。在当前国有股股东普遍放弃上市公司配股权的条件下，配股和增发新股本身都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即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上升和非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下降。但是，这一比例的变化程度如何，在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方面有无显著意义，上市公司能否利用再融资方式优化股权结构并实现对经理层的激励，在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方案出台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应如何借再融资这一契机来改善其股权结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及其再融资特征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框架下进行的，按照这一改革框架，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按照所有者的性质进行了划分，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都属于国有股权。国家对国有股和法人股有明确的规定，即要保证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控股地位。为保持上市公司的国家控制权，作出了国有股暂不上市流通的初始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保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股市的二元结构，即纯粹市场化的流通股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国有股市场。截至2000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发行的总股本已达3709亿股，市价总值已达48473亿元。但是，沪深股市的流通股仅为1329亿股，占股本总额的35．8％，有2380亿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其他少量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处于沉淀状态，占股本总额的64．2％；流通股市值仅为16219亿元，占市价总值的33．46％，非流通股票市值高达32254亿元，占市价总值的66．17％。在非流通股份中，国有股所占比例超过80％。

我国向国有股倾斜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畸形状态。上市公司股份过度集中于国有股，使得其难以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仍然是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企业，对大股东负责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负责；又由于这种持股主体是一种虚拟主体，它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缺乏内在动力，上市公司的经营体制出现向国有企业复归的现象。另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不同和持股集中度不同，导致了“同股不同价”和“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为了使上市公司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管理绩效，股权结构的调整有其必要性。

现代契约理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效率最高的治理结构应该最大程度地保证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性分配。股权结构决定了企业控制权分布，不同的股权结构下，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监督程度是不同的，这会对内部控制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一、股权集中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股权结构中表示股权分布的衡量指标。当股权高度分散时，控制权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经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就会提供低质量的财务信息，掩盖其败德行为。由于股东持股比例小，有效监督成本就会很高，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同时，其他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也会进一步削弱股东对会计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动力，使得其对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缺失、对信息的有效需求不足，对会计信息的监督不够，从而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为了缓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股权分散的公司会采用股票期权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激励效果并不好。管理者为了使股票价格上涨，从股票期权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往往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甚至利润操纵。当股权高度集中时，控制权往往都集中在控股股东手中，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企业管理层通常由控股股东直接指派，此时控股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管更直接、更紧密。控股股东和经理、董事会共同控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质上并没有分离，控股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冲突就不是重点问题了。因此，有控股股东的公司因为监管目的对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需求就不是那么重要了。Fan,Wong（2002），Francis（2005）提出假设，因为控股股东不用信息披露就可以监管管理者，可能会减少高质量财务报告用于治理的需求，从而使控股股东提供更低透明度的报告。Ajinkya（2005）也认为，股权集中的机构使用私有信息，对高质量、及时的披露需求很少。由于控股股东拥有控制权，公司中又缺乏内部制衡机制，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肆意操纵会计信息，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时冲突就转向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控股股东可能通过金字塔持股或交叉持股实现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又经过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内幕交易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资产，与管理者合谋，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出于自利目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扭曲能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其他投资者只能通过在合同中增加一些条款以限制管理者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负责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层为了满足契约上的要求，降低违约风险，就会操纵会计盈余，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Fan,Wong(2002)分析了977家东亚上市公司，提供了所有权控制与盈余信息含量负相关的结论。Francis（2005）研究发现拥有双重股权结构公司（相同的现金流权利、不同的投票权），有相对低的盈余信息含量。王化成，咚岩（2006），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认为股权集中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时，影响更大。DeAngelo,DeAngelo（1985）关于信息透明度与控制股东负相关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解释。他们猜测但没有检测，双重股权结构公司的经理更愿意保留投票权控制。当信息用于外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或者评估管理业绩时，向外部投资者提供信息是高成本的。这个猜想符合Jensen,Meckling（1995）的讨论，决策权分配给最需要信息做出决策的团体更有效率。这个解释也强调了理解控股股东结构的选择和财务报告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缺乏透明度的财务报告环境产生了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控股股东与债权人和外部其他契约方的问题类似。在公司发展中，控股股东决定是否从中小股东或债权人筹集资金，或两者兼而有之，类似于债权人能够识别出借款人的不良动机，中小股东能够认识到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冲突，当冲突严重时，他们就会减少股份。对于控股股东来说，他们就会通过提供高质量透明的财务报告降低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从而缓解对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收益的担心。Fan,Wong（2005）研究了这个问题，在新兴市场中，由于产权保护的薄弱，控股股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提高公司价值。因为这样所有者能够更好地与外部契约方谈判和执行合同。认识到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控股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有动机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和担保机制，如提供及时、可靠的财务报告，限制他们获取控制利益的能力。与这一假说一致，他们分析了东亚公司的大样本，发现股权集中与在审计财务报表时选择高水平审计师的可能性正相关。Wang（2006）、Ali等（2007）在考察了家族企业后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作为控股股东，家族企业认识到与外部投资人的潜在冲突，期望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作为回应，以缓解这种冲突。Ali等（2007）发现家族企业更及时地报告坏消息和更高质量的盈余，会伴随着更多的分析和更少的买卖价差。Wang(2006)发现类似的结果，家族企业的报表存在着更少的非正常应计、更大的盈余信息和更高的盈余持续性。Ball,Shivakumar（2005）认为同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财务报告需求更大。因为上市公司与外部契约方参与更的公平交易（关联交易）。外部契约方存在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可能通过及时的财务报告缓解。Ball,Shivakumar（2005）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相比于利得，更及时地确认损失。Ball,Shivakumar（2008）在英国IPO公司也得到这个结论。

二、股权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关于股权性质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国有股、法人股和高管持股三方面。国有企业基本上是股权集中的。由于国有股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并不能真正地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委托政府行使其权利，政府委托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委托经营者进行经营。因此在国有企业就形成了一条至上而下多层的委托链条。层次越多，成本就越大，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就越严重。虽然政府和专门机构享有剩余控制权，却不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缺乏足够的动力监督管理者，出现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管理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所以管理者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也有的管理者出于政治目标，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政治上的利益，这些原因都会使管理者有动机粉饰财务报告，使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还承担着一定的政府社会职能，也会使公司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Bushman（2004）发现国有所有权和透明度负相关，国有企业因为征收活动，压制信息透明度，或因为直接对公司进行管理，不需要透明信息。Wang等（2008）发现国有企业很少雇用大的质量高的审计师。王立彦、刘军霞（2003）的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至于法人股，学者们认为它的存在会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法人股股东更看重长远利益，会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由于法人股拥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实力，因此能更好地对投资企业提供经营上的帮助，更好地监督管理者，从而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如果法人股份额较多时，会对股权集中企业的控股股东形成一定的制衡，能有效遏制其操纵会计信息，侵占中小股东的行为。刘立国、杜莹等（2003）得出结论法人股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高管持股一般是用来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的。高管持股越多，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越趋向一致，管理者的败德行为会有一部分由管理者自己承担，这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提高业绩，降低了成本。李常青，管连云（2004）认为高管持股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三、政策建议

摘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是公司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实现公司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保证。由于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股权结构中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并且由此也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要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必须优化其股权结构。本文阐述了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小股东

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权总额中各股东的所占有的比率，一个股东有了股权，那么他就拥有相应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种形式，如内部治理是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像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对公司的制衡机制。外部治理包括众多的竞争性外部市场及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市场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公司治理取决于股权结构。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能从总体上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一套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司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他之间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我国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许多国有控股公司“一股独大”，缺乏多元股权制衡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制度，出现了在现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国家是最大的控股股东的现象，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国家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占据绝对控股的地位(持股超过50％)，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股虽然未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但是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持股差距超过20％)。正是如此，在公司治理中对大股东的管理层根本上就无法形成必要约束和对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这样就会使得管理层无视小股东的存在，根本就不顾忌小股东存在的约束能力，那么就会容易造成对小股东的利益的忽视和侵害。

摘要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高度分散的，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被视为公司最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司股权不是高度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才是现代公司最核心的问题。

关键词股权结构问题隧道挖掘

1引言

股权结构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股份制企业中的问题。股份制企业与业主所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和股东的社会化。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不再局限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相互了解的出资人，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互不熟悉的机构或自然人组成，要求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将企业交给个别股东或者根本就不拥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去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或者部分所有者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即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发生分离，由此产生了问题。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中，因而具有不同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2伯利—米恩斯模式下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年代末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股票所有权高度分散，大多数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仅占公司总股份很少的部分。与这种股权分散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股东投票权的作用日益减小，企业经营者逐渐取资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伯利—米恩斯模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再次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200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1929～1963年》一文指出，伯利和米恩斯曾说有44%的公司和58%的公司资产是由经营者控制的，而到了196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84.5%和85%的水平。

摘要：近期商誉减值频频爆雷，商誉减值风险管控愈发重要，公司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研究公司股权结构和内外监督对于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在股权结构上，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内外监督上，外部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呈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股权结构;监督;商誉减值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从2014年开始，A股上市公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每年因此新增的商誉高达3500亿元左右，商誉正是在这个时期快速积累起来的。而2018年以来，多家企业的商誉减值频频爆雷，商誉减值的累计数额高达千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商誉是由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进行并购时所支付的溢价形成的，也可理解成是对被并购方的一种价值补偿，其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由于并购企业未来绩效等因素的影响，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我国自2007年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来，商誉由逐年摊销改为通过减值测试来计提减值准备。相对于之前摊销的方法，减值测试的结果更具有经济意义。但由于商誉难以独立产生现金流量，需要结合相应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才能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步骤繁多复杂，因此又更容易为公司管理层所操纵和利用，使商誉的价值信息有所失真。现有的相关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鲜有涉及公司治理与商誉减值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结构和内外监督的视角，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文献综述。在现阶段，商誉减值的原因动机和经济后果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商誉减值的原因动机，主要以并购的三个阶段展开研究。并购前公司的内控质量会影响并购决策的质量。CaplanDH，DuttaSK，LiuAZ(2018)指出企业并购决策的质量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相关，且研究表明在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不足的年度收购中确认的商誉在随后年度的减值率高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年度[1]。并购中的高额溢价是后续发生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刘喜和与王洁远(2019)以2014—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购时的高溢价并不能实现积极的协同效应，反而会使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变大[2]。并购后公司的经济绩效和盈余管理也是影响商誉减值的重要因素。季盈(2014)借鉴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模型，研究发现在新准则落实后，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与企业后续获利能力存在负相关性[3]。卢煜和曲晓辉(2016)运用两种模型对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商誉减值与公司的“盈余平滑”动机和“洗大澡”动机正相关，但审计质量与股权集中度可以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4]。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主要围绕公司价值和个体利益进行研究。吴虹雁等(2015)从短期市场反应的角度出发，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市场对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会给予显著的负面回应[5]。卢煜和曲晓辉(2016)通过分组回归，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对高管的薪酬有负向影响[6]。目前关于股权结构和监督与商誉减值关系的研究非常少。KabirH和RahmanA(2016)以澳大利亚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公司治理会对商誉及商誉减值产生影响[7]。吴益兵等(2009)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股权的制衡是内部控制质量的基础[8]。张新民等(2018)从事前和事后的角度出发，发现并购产生的超额商誉和后续的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9]。滕腾(2011)研究发现，公司监事会的规模和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有负向影响，可以有效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10]。LinJW，HwangMI(2010)实证研究表明，审计质量、审计师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性[11]。1.2研究假设。1.2.1股权结构。根据大股东掏空机制和侵占假设，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更有动机和能力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企业的并购决策也会受其影响。同时，股权的高度集中，可能会出现控股股东过分干预经营者决策的行为，致使并购后整合效果不佳，商誉代表的超额盈利能力减弱，商誉减值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大股东一股独大，难以对其形成制约，将会导致企业的治理结构失衡，影响内部控制质量水平。最终可能会导致企业决策的失误和并购后协同效应的乏力，增加商誉减值计提的概率和比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假设1：股权集中度与商誉减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反映股东间相互制衡的水平。高股权制衡度意味着企业不存在单独拥有决策决定权的大股东。股权制衡度越强，其他股东的权利相对越大，可以对大股东的权利起到制约作用，使其无法通过左右管理层决策以攫取个人利益，而更愿意客观审视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强并购整合能力，减少后续由于业绩承诺无法完成而形成的商誉减值问题。同时，高股权制衡度，意味着董事会中有更多其他股东的代表，在企业进行并购等重大决策时，可以有效发挥监督和制衡作用，减少低效和不合理的并购决策，降低并购后商誉减值损失率。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假设2：股权制衡度与商誉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1.2.2内外监督。上市公司监事会作为内部的专设监督机构，负责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层行为进行监督，但学者们对监事会在股份制公司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大小向来争论不一。王兵等(2018)认为专业知识能力欠缺、获取监督信息的途径少以及成员的积极性差是国内监事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但通过研究发现内部审计人员兼任监事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抑制[12]。杜永奎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监事会规模可以弱化高股权集中度在信息披露中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13]。总之，监事会的有效监督，可能会使企业商誉减值更加审慎，而监事会规模是监事会履行职能的基础和保障。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假设3：监事会规模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性。外部审计实际上是对企业内部审计和监督的补充。董晓洁(2014)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有效减少此类盈余管理的发生[14]。高质量的审计师具备专业的知识、良好的职业判断以及丰富的经验，能够更好地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誉减值计提概率和比例的非合理性。同时，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在乎自己的声誉，因而在审计过程中会更加注重信息真实性和审计质量。据此，我们提出假设4。假设4：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性。

2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选用模型

1.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4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广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年12月31日的截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这样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数共22家，其中沪市10家、深市12家。与其他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只选取广西地区的上市公司，因为本文目的在于分析广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状况及特点。数据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2004年年报（从金融界网站以及巨潮资讯网站获得），统计分析过程采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3.1完成。

2.模型设计

本文研究涉及股利分配指标、股权结构指标、经营业绩指标、企业规模指标、资本结构指标、现金流量指标等。股利分配指标有：每股现金股利（DPS）、股利支付率（PAYOUT）；股权结构指标有：国家股比例（SP）、境内法人股比例（LP）、国有法人股比例（SLP）和流通股比例（FP）；经营业绩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指标有：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资本结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DR）；现金流量指标有：每股经营现金流量（CPS）。

本文以股利支付率（PAYOUT）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家股比例（SP）、国有法人股比例（SLP）、境内法人股比例（LP）和流通股比例（FP）为解释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资产负债率（DR）、每股经营现金流量（CPS）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1伯利—米恩斯模式下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年代末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股票所有权高度分散，大多数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仅占公司总股份很少的部分。与这种股权分散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股东投票权的作用日益减小，企业经营者逐渐取资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伯利—米恩斯模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再次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200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1929～1963年》一文指出，伯利和米恩斯曾说有44%的公司和58%的公司资产是由经营者控制的，而到了196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84.5%和85%的水平。

企业所有者将自己投入公司的财产交与经营者来管理，从而确立了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拥有所有权的股东是委托人，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是人。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这一委托—关系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委托人与人拥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委托人的追求的是自身财富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是包括货币薪酬、在职消费、权利欲、社会地位等在内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二是信息不对称，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偏好和工作努力程度，不从事具体经营活动的委托人对市场及外界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经营的真实状况的了解也远不及掌握实际控制权的人；第三是委托—合同的不完备性，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人们难以把未来的各种情况都预料到，即使能够预料到未来的情况，签约双方有时也难以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描述，难以达成协议，

即使能够达成有关协议，有时也很难在出现纠纷时，能够使第三方（如法院）明确理解并强制执行该协议，因而委托人和人签订的合同不可能穷尽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处理方式。由于关系的这三个特点，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经营者就有可能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采取背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所有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问题。在伯利—米恩斯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研究股权结构的学者一直以“两权分离”作为研究的前提，因此，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公司中的核心问题。

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起点。所谓公司治理是指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保证公司的所有者能够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的视角下，公司治理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使经营者与所有者实现利益协同，从而削弱经营者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成本，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2股权结构与问题研究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