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范文10篇

股票回购对股东收益的影响

在现实中，投资于公司股票可以期望获得两种收益：一是现金红利，二是股票的增值，即资本利得。公司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就应该使现金红利和资本利得之和达到最大。如果没有机会投资于获利高的项目，公司就应该将收益还给投资者，采用的手段主要有派发红利和回购股票两种方式。如果一些发行在外的股票被回购了，保留在外的股票就将减少，分摊到剩余股票上的每股收益将增加，由此导致每股市场价格上升。可见，股票回购可以改善公司股价表现，使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增大股东财富。

股票回购行动一方面表明企业对其商业前景非常有信心；另一方面，可以缓解投资者对公司股票面临的抛售压力，支撑股价。因此，股票回购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通常将股票回购看作是公司传出的积极信号，当管理者认为股票被低估时，通常会回购股票。而且回购往往可以迅速减少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有效抑制股价的下跌。

那么，随着股票回购的增长，股东的总收益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算一下。假设一家公司预期今年可以有4400万元的收益，其中2200万元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现有发行在外股票1100万股，市价为每股20元。公司认为，它可以用2200万元回购100万股股票，预期可以推动股价上升至每股22元，或者可以支付每股2元的现金红利。

回购对剩余股票的每股收益和市价的影响可以分析如下：

一、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特点

“春江水暖鸭先知”，股票期权的理论魅力，使我国企业界以实际行动扮演了对股票期权的先知先试角色。股票期权计划在我国至今经历了10余年发展时间，已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上海”、“北京”和“武汉”三种模式。综合现有各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我国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案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际规范和惯例的特点，颇具中国特色。

1.期权不仅适用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还适用于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国外股票期权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这一点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希望借助于实行股票期权或期股等方式来完成改制和产权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制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企业历史积累中各要素贡献的分割问题，以便为企业未来的公司治理构筑合理化的平台。对于市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建立一个开放的、流动的产权结构是改制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扩大资本规模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单一国有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施更有效的激励的需要。怎样才能既保证管理人员获得能够产生较强激励效果的足够数量的股权，又能避免因分割存量资产引起的矛盾?一种变通的做法就是着眼于增量企业未来的股权，即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周其仁教授认为它是绕开私有化难题的制度创新，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2.股票期权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权，经营者必须购买。西方成熟的股票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而不是一种义务。受益人可以在未来某个时期因股票市价高于期权的执行价格而行权，也可以因股价低于执行价而放弃行权。但是在国有企业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中，期权不仅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义务，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必须实际购买本企业股票。比如武汉国资公司的延期支付计划，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而言，根本不是一种拥有选择权的股票期权，而是将其所有的已经分配的风险收入的指定部分拿去购买本公司的股票。对北京的期股试行办法来说，经营者必须在三年任期内按既定价格分期缴纳股款，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量的股份；在经营者缴足股款之前，这部分股份属于“期股”，经营者对这一部分股份只有表决权和收益权，而没有所有权，待全部股款缴足后，期股的所有权才属于经营者；经营者任期届满两年后，经审计合格，该股份可以变现。可见，在我国实施的股票期权，名为股票期权计划，实为“股票购买计划”，经营者获得的股票期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所有权，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所谓的股票期权已有经营担保的性质。

3.非国有中小股东利益在制度设计中未受到重视。从股票期权在我国的实践来看，不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武汉，其实施方案都是由政府国资、财政等部门发文规定，程序上一般都是让国有控股股东代表提出一项议案，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于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国有控股股东的提议都能够获得通过，从而使其意志处于支配地位，产生对中小股东的约束力。由于国有股东提出的股票期权议案是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考核指标的，这实际上排斥了中小股东在股票期权决策上应有的权利，造成了国有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获赠股票期权的经营者只须对国有控股股东负责就行了，而无需考虑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国有股东的代表人或者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直接从公司收益增加或股票价值上涨中受益，他们作为有限理性人有其自身独特的效用。这决定了他们与公司经营者签订的股票期权协议中的各项考核指标的订立和监管，并不一定能够与“以业绩为中心”、着眼于长期激励的股票期权制度的精髓相一致。

4.我国股票期权具有惩罚机制。在激励与约束上，我国股票期权更多地偏向了约束一方。北京市规定，如经营者任期未满而主动离职，或任期内未达到协议规定的考核指标，取消其所拥有期股权及其收益，个人现金出资部分也作相应扣除。武汉规定，完成净利未达到50％的，扣罚以前年度股票期权40％，而期股却是用经营者的部分薪酬购买的。上海市规定，中途离职利未达经营指标的，不予兑现股权收益，并扣除一定数额的个人资产抵押金。这样，股票期权就成了一种担保之债，具有惩罚性。

摘要：本文应用CAPM模型对上海股票市场上的青岛海尔A股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果结合青岛海尔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股票的系统风险在定价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青岛海尔股票报酬率变动可以用市场均衡组合报酬率来解释的部分不大，其他因素对股票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CAPM，实证分析，系统风险，市场组合风险

一、引言

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被称之为金融界的革命，它的出现使资本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CAPM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近期CAPM的检验由单纯的收益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的检验转向多变量的检验，用来解释收益的其它非系统性风险变量，这些变量往往与公司的会计数据相关，如公司的股本大小，公司的收益等等。这些检验结果大都表明：CAPM模型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存在着其他的因素在股票的定价中起作用。

本文通过选取单个股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时段进行回归分析，验证CAPM在不同时段的有效性，通过对不同阶段收益率的分析，研究对股票投资的指导作用。

二、CAPM模型的应用

摘要：股票价格涨跌脱离不了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影响供求关系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因体现大盘的振荡，内因决定个股涨跌，股市涨跌能否准确预测关键在于技术分析掌握程度和对投资者心理的分析。

关键词：均线；政策；投资心理；蓝筹股；股市分析方法

股票价格的涨跌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股市同其他任何市场均由供方（卖方）和需方（买方）构成，倘若股票的需求（买方）大于供应（卖方），股价便会上涨，反之，股价便会下跌。影响股市供求量的关系取决于准备出售的股票流通量和准备用来购买股票的股市资金。准备出售的股票流通量主要受股票持有者影响，股票持有者出售股票的原因有：一是股票持有者因急需资金而必须出售股票而收回资金；二是对于正处在上升的股票，股票持有者认为股票短期内不可能继续升到更高价位，另有更好更高的投资回报机会而出售股票；三是对于正处在下跌的股票，股票持有者认为股票还会继续下跌，为了防亏止损而出售持有的股票。当股票正处在上涨阶段，如果投资者认为还会继续上涨，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利益；如果股票处在下跌阶段，如果投资者认为已经跌到底了，马上就要回升了，不久将来能带来更高效益，在这利诱的情况下，投资者就会选择该股票进行投资，从而形成需求方。如何能够准确预测这供求关系变化而获利需要对此再做更深层次的分析。

从上显而易见，无论是准备投资还是投资回收，最终还是由投资者做最后的决策。投资者做决策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外部因素

（一）经济因素

1、基本分析

股市分析包括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两部分。基本分析研究影响股市供给和需求关系变化的因素，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股市政策、上市公司的各种情况以及能够影响股市变化的其它信息，作为股市投资的参考，以帮助投资者研判未来股市发展的总趋势，指导投资者选定入市时机，在众多的股票中，选择确定能够获得较大收益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影响股市行情变化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周期，国家的财政状况，金融环境，国际收支状况，行业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汇率的调整，都将影响股价的沉浮。

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运行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波动，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股市直接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必然也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经济衰退时，股市行情必然随之疲软下跌；经济复苏繁荣时，股价也会上升或呈现坚挺的上涨走势。根据以往的经验，股票市场往往也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1、基本分析

股市分析包括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两部分。基本分析研究影响股市供给和需求关系变化的因素，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股市政策、上市公司的各种情况以及能够影响股市变化的其它信息，作为股市投资的参考，以帮助投资者研判未来股市发展的总趋势，指导投资者选定入市时机，在众多的股票中，选择确定能够获得较大收益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影响股市行情变化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周期，国家的财政状况，金融环境，国际收支状况，行业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汇率的调整，都将影响股价的沉浮。

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运行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波动，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股市直接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必然也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经济衰退时，股市行情必然随之疲软下跌；经济复苏繁荣时，股价也会上升或呈现坚挺的上涨走势。根据以往的经验，股票市场往往也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近代公司制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后,公司股票以其整齐划一、转让灵活的特点,为国人投资理财带来了不少方便。但是习惯于独资、合伙与借贷等经营方式的民众,尚难深入理解与体验公司的经营原则。于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的嫁接,便导致了一些奇异的经济行为。民众股票投资方面的债券性要求就是其中一例。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证券化的认识。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成本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社会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高潮。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追踪股票打破了传统证券理论下股票资产的不可分割性，融入了将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的思想，使股票收益权与母公司业务分支实体的经营业绩挂钩；同时也突破了“一股一票”式的公司决策参与权。

追踪股票概述

追踪股票（trackingstock，简称TR），又称为目标股票（targetedstock）或字母股票（letterstock），是一个公司所设计的专门跟踪公司内部某一些特定部分或某一特定附属子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公开发行上市的一种特殊股票。追踪股票最初是作为避免企业整体解散（demergers）的一种替代形式而出现的，由于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良属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型金融工具，特别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股权重组工具，受到了许多大型企业的青睐。追踪股票最早诞生于美国。1984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在为收购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DataSystems）而进行的筹资活动中，首次发行了追踪股票，新股票专门追踪新公司的经营业绩。紧接着不久，通用汽车公司又在为收购休斯航天公司（HughesAircraft）而进行的筹资活动中再次发行了追踪股票。

在1984年通用汽车公司发行第一只追踪股票之后的几年之中，美国公司一直没有再发行追踪股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追踪股票的优良特征逐渐被企业和投资者认识到了，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开始日益增多，仅1999年发行的追踪股票数量就达11只，累计发行数量也从1991年以后开始稳步上升。截止2000年底，美国共有43只追踪股票上市交易，像Cablevision、AppleraCorporation、AT&T、Disney、Spint、Dopont、UsWest和ApolloGroup等著名公司都发行了追踪股票。

在20纪90年代后半期，追踪股票成为备受市场追捧的对象，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热潮开始有所降温。从2000年起，美国有关部门开始讨论要对追踪股票的发行征税，甚至对此进行了国会听证，引起了企业界的不安，对追踪股票的关注也有所降温；加上科技部门周期性波动刚好转入低谷，纳斯达克股市大幅下挫，资本市场中证券发行跟着受累，使得近两年美国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减少。当然，鉴于追踪股票所具有的一些特殊优势，从2002年下半年起又有不少企业重新对追踪股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国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来为其处于高速发展的业务（通常是电子商务、高科技项目等）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为此，发行追踪股票的价值和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美国首创发行的“追踪股票”近十几年来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普遍关注。除美国以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企业也尝试在本国（地区）股票市场上发行了追踪股票。例如，2001年6月，日本索尼公司（SonyCorp.）发行的追踪股票在东京股票交易所上市，该追踪股票是针对索尼公司的一个下属分支实体——索尼通信网络公司（SonyCommunicationNetworkCorp.）而发行的。这是日本发行的第一只追踪股票。此后，其他一些日本公司也纷纷表示将考虑发行追踪股票，不少公司已经着手筹划追踪股票的发行上市工作。在英国，一个类似发行追踪股票的先例是投资信托机构，该机构发行了一种类似追踪股票的证券，一般被称作C股或S股。C股仅有一个较短的存续期限，而S股具有一个较长的存续期限，因此，S股从本质上说就是追踪股票。这类股票的许多权利都只是专门针对投资信托机构某一分部而言的，它的发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近年来，曾有许多英国上市公司提出过要考虑发行追踪股票，其中不乏像Pearson和Misys这样的大公司。此外，印度的一些企业也表示要考虑发行追踪股票，这一概念已经走进了当地报纸当中，而且在企业部门的敦促下，印度证券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考虑放松对此的管制，允许企业选择发行追踪股票。

（一）股票期权是否是一种支出

在美国，对于股票期权的理论纷争由来已久。股票期权的支持者认为，公司发行股票期权不需任何现金支付，而且还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反对者认为，公司是要为股票期权付出代价的，股票期权会造成原有股东权益的稀释，侵害原有股东利益。当期权持有人行使期权，从公司购进股票后，市场上的流通股增加，必然分薄了每股收益。有些公司为维持股票收益水平，不得不动用储备资金回购自己的股票，这样必然影响对其他投资和研发活动的投入。

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注意到股票期权的成本问题。1972年，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APBOpinionNo.25，简称25号意见书）《对职工发行股票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forStockIssuedtoEmployees)，对公司职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25号意见书采用内在价值法计量股票期权，即股票期权的补偿成本(CompensationCost)只限于计算日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行权价格的差额。而事实上大多数固定认股权的行权价格至少会等于计算日的市场价格，不会产生需确认的补偿成本。由于当时股票期权还没有被广泛应用，而且股票期权的成本计算也是一大难题，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决定期权不需纳入成本。80年代初，美国的几大会计事务所向FASB提出具体意见，认为股票期权明显是一种支出，应纳入成本核算。90年代初，有关股票期权问题争论逐渐升温。FASB认为，股票期权计划应当确认报酬成本，包括市场价格等于行权价格的固定型股票期权，理由是：(1)股票期权具有价值；(2)股票期权产生了报酬成本，应当正确计入企业的净收益中；(3)在可以接受的限度内能够估算股票期权的坐标。FASB主张以公允价值取代内在价值法来确定补偿成本，这一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在多方游说下，美国参议院以88票对9票的结果通过一项反对FASB改变会计准则的非正式决议。FASB于1995年10月了SFASNo.123（简称123号准则）《股票补偿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forStock-BasedCompensation)，123号准则是妥协的产物。新准则鼓励而不是要求企业运用公允价值法，允许企业选择内在价值法来核算股票期权，但需要追加披露两种方法对本期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决策者们开始担心股票期权潜在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无担忧地指出，不把股票期权纳入成本会人为地夸大企业的利润和股票价格。安然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投资者开始怀疑股票期权存在的负面影响。在2002年2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安然前CEO杰弗里·斯基林承认，股票期权能“超乎寻常”地夸大公司的盈利水平。纽约经纪公司贝尔斯登称，2000年，安然发行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如果将期权成本从2000年公司利润中扣减，那么当年安然公司的运营利润将下降8%。公司在2001年的运营利润要比不采用期权时高出9.33亿美元，期权不算成本的做法同样使花旗集团的2001年运营利润提高了9.19亿美元。欧洲保险公司安联保险旗下的一家投资银行表示，如果把所有的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入账，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2001年的利润会下降30%（郄永忠，2002）。

美国对股票期权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IASB)已一致同意批准起草新的会计规则，新规则将要求公司把股票期权列入经营开支。

（二）股票期权是否会诱发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

我国股市建立十八年多来,一直处于不断地动荡上冲及回归往复的起伏调整过程。2007年8月9日,沪深两市总市值突破20万亿大关,并且首次超过2006年GDP总额21.087万亿元水平。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就股市运行而言,其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意义之重大,不得不尽快解决。从我国股票市场的大幅震荡以及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的严重损害来看,我国股市还没有进入到理性运行的阶段。

一、我国股市发展的总体评价

1992年以来,沪深两地的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剧烈。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除了1995年波动幅度小于100%,1992年到1996年的波动幅度都在100%之上,其中以1992年波动幅度最大,高达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388.12%;但从1997年开始,两地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减小,平均年波动幅度不足50%;直到2006年股市波动幅度又达100%以上。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蔓延,股票市场的影响首当其冲,如表1所示。

那么,中国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否和上市公司基本价值波动相吻合呢?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对平稳(图1)。除了1998、1999年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略低于0.2以及1993-1995年超过0.3和2007年超过0.4以外,其余年份大多数在0.2-0.3之间。1993年和1994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保持相同水平,而两地的股票价格指数分别有223.10%和150.68%的波动幅度。1995年和1996年上市公司业绩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深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幅度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外,1994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仅没有呈现上升的趋势,反而在缓慢下降,但在2001年最高点指数比1994年翻了1倍多,最低点更是翻了将近5倍。此外,2006-2007年的这一波行情,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也不足以支持,毕竟,如中石油、中国平安等一大批优质企业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股票价格指数的大幅变动已经不能单纯以企业的基本价值变动来解释,只有承认泡沫的存在,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股票市场。

二、我国股市波动强度测量

(一)用市盈率比率测度波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