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范文10篇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

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一)难啃的硬骨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兴民营企业的小商品走俏街头巷尾，但如今我们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营金融机构却未必能同样风光，从而也就很难说其能挑起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国有金融，而国有金融改革的主战场显然又是国有银行改革。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产权结构调整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的两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通过采取注入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公开上市等，加快国有银行的改革。这一举措引起了国内外金融界的关注。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论文关键词：渐进转轨国有银行改革产权结构调整民营化

论文摘要：本文是对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模式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地位，进而阐述了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产权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国有产权的退出和民营产权的引入；然而在中国的渐进转轨之路还远没有走完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实现完全的民营化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给出一中间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核仍是股份化，具体的含义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具体的组织形式主张采取在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摘要

本文认为，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对国有银行的分析中，在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之后，提出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本标准，进而结合国有银行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探讨了国有银行上市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结合国有银行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在微观上影响到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应当成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各国从提高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划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近年成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共同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涵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c）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层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的权利；高级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quot;（吴敬琏，1994）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难啃的硬骨头；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矛盾；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明晰的产权结构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前提、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还要面临现存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国有银行中的某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垄断特权，他们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垄断起来等，具体请详见。

(一)难啃的硬骨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