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范文10篇

提要：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二、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

提要：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二、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

我国现行担保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的,相对于抵押、保证、留置等担保制度,权利质权制度的发展较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首次规定了权利质权制度,随后,有关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存单质押的行政规定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权利质权制度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建立后对担保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渴求,立法者仓促上阵,匆忙制定一些法律规范,以应付现实所需,致使《担保法》在制定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急躁性和社会功利取向,使权利质权制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先天不足。因此,我们需要在慎重研究这些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来完善我国的权利质权制度。具体而言,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权利质权制度。

一、权利质权的标的种类范围的完善

从各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权利质权的标的一般为所有权以外可转让的财产权。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在其民法典中以概括的方法规定了权利质权的种类,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则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出质的权利种类。尽管立法体例有别,但各国一般都将债权、有价证券、知识产权、股权等权利作为出质的标的。我国《担保法》第75条以列举和概括的方式规定了权利质权的种类:“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这种立法例既具体又灵活,它一方面列举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供质押的几类权利,另一方面又以“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一词来涵盖《担保法》未规定到的其他几类权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本条的立法缺陷也显而易见:第一,该条未明确规定在权利质权制度中最为常见最为重要的一类质权——普通债权质权,从而缩小了该制度的应用范围,因而有必要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予以补充;第二,在规定股权质权时,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称为“股份”,其用语不准确,且未明确指出该股份、股票是否包括未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些都有必要在将来立法时予以明确;第三,在规定知识产权质权中,仅规定了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出质,对于商号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权的出质则未提及,这都有必要在将来予以补充。第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一词用语不准,因为它与本条中的“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词构成同义反复,没有对可以出质的权利的性质作出界定,因而,笔者认为,根据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权利质权标的的认识,应当采用“依法可以转让的所有权、不动产用益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一词较为准确,因为后者可以概况可出质的权利的特点。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出质的,按照担保法第七十五年第(四)项的规定处理。”也即,不动产的收益权如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等收费权可以作为担保法第75条第4项所规定的“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来质押。实际上,这些不动产收益权为附属于不动产之上的财产权,民事理论上习惯将它们视为与不动产相似的财产,在其上面设定的担保宜作为权利抵押对待而非权利质押。所以,笔者主张在将来不宜将上述权利作为出质的标的。

二、权利质权设定方式的完善

权利质权的设定是权利质权取得的最主要的原因。各国一般都在立法中确认,权利质权在设定时一般准用动产质权的规则并遵循权利让与的规则。约定质权是权利质权设定的最主要的方式,权利质权在设定时一般由当事人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并移交相关的权利凭证,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应当办理出质登记。

我国《担保法》第81条明确规定:“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即权利质权除适用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应当适用第一节动产质权的相应规则。在此,我国“担保法”采用的是“适用”而非“准用”一词,这实际上暗示动产质权的某些规则可以直接在权利质权部分适用而无需类推。笔者认为,“准用”一词似更准确,因为它可以揭示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尽管存在相同之处但二者之间毕竟有所差异,因而在适用上只能类推而不能直接照搬,所以立法上采用“准用”一词更为准确。关于权利质权在设定时应当遵循权利让与规定的规则,我国《担保法》并未明确规定,实际上,该法在规定股权质权、有价证券质权等问题时都遵循了该规范,所以从立法的严密性、外延性而言,宜将这一基本规则明确确认下来,以起到兜底的作用。

中国的道路设计特别是城市道路设计，是非常奇怪的，讲究直南直北、直东直西，因此到处都是90度的交叉或者转弯。从天空看，道路网似乎很有规矩，象格尺画出来的一样。方方正正被认为就是美。中国人做人做事倒是不讲方方正正，而是讲究圆滑。而道路的这种方方正正并不具有实用的价值，车辆转弯、掉头有极大的困难。在较窄的道路上，经常遇到一辆车为了转弯而把整个道路给堵死了的现象。即使不被堵死，这些路上也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景象。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规矩，而是这种设计给中国人留下了后患。

90度的转弯，对于车辆来说是有难度的。工程师没开过汽车，也骑过自行车吧。没骑过自行车，也可以用跑步、走路做个实验吧。就是走路的时候90度转弯也是很不方便的。速度越快，越困难。因为你得付出更多的注意，你得减慢速度，你还得避让其他的行人车辆。遇有建筑物，就算你停下来，还是看不到侧面的路况。

所以，90度的转弯就像练武术摆个花架子，花拳秀腿，但是不经一战。日本都市的道路并没有中国的这么宽，也没有中国的这么直，可是一般也没有中国的这么堵、这么难。中国人有走路的权利。日本人却享有走路顺畅的权利。

中国人比较穷，机动车还没有普及。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福利国家，公共交通非常非常不便利。不管机动车普及不普及，不管公共交通便利不便利，中国因为人多，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步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步行和骑自行车也需要道路。步行和骑自行车速度比较慢，这是常识；他们不能和机动车共用道路，这也是常识。还有一个常识，中国的大多数道路，都是所有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搅和在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结伴同行，擦肩而过。险恶丛生，而且失去效率。不仅直来直去的道路如此，转弯也是如此。交通的混乱在十字街头达到了顶点。

为了解决十字路口的交通拥挤状况，有的城市建设了立交桥。有的立交桥设计很差劲—再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了：本来是1个大十字路，建成立交桥之后，一下变成了4组小十字路。而每组小十字路由包括4个更小的十字交叉，即1个非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交叉口，2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1个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也就是说，这一个大的十字路，现在变成了16个小的十字路。

有人说，分割成小的十字路，就是把交通流量分担了。实际上没有分担，而是雪上加霜。交叉多了，效率就降低了。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人权与国权――价值层面的冲突；人权与国权的和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基本人权在当代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人权的权利价值认同具有绝对性、人权是凝结在法律（尤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国权的价值取向归结为合宪性与合理性、法治才有别于工具主义的规则之治、国权作为与宪法相伴而生的政治权力、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和价值方面、用和谐的观念统摄、推升人权、用和谐的观念规范、整合国权、人权与国权的内在和谐等。具体请详见。

提要：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内容提要】全国人民是人权的主体；讲人权要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强调经济是人权内容中最基本的权利；只有维护和保持国家的稳定才能保障人权，是邓小平人权的一贯标准。

【关键词】邓小平/人权/思想/一贯性

【正文】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人权角度说，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争取、实现、捍卫国家人民的人权而斗争的一生。他进行的这一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为突出。粗略统计，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的著作中，仅在1979年到1990年12月期间，针对国内外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就有8次直接论述了人权问题。他极其简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权标准并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些标准。掌握这些重要标准，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尊重人权、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和保障人民的人权。

一、在人权主体上坚持全国人民是人权的主体

人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提出来的。例如，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1]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2]仅从表面看，这种人权思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性，似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是所有人类成员都能同时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但无论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人权的现状看，人们对人权的看法和人们享受到的实际权利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权理论和人权的具体实现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事实上，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初提出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代表在封建社会发展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一种权利要求，其人权主体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是借用了“全民”这一旗帜提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人权要求而已。

【关键词】邓小平/人权/思想/一贯性

【正文】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人权角度说，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争取、实现、捍卫国家人民的人权而斗争的一生。他进行的这一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为突出。粗略统计，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的著作中，仅在1979年到1990年12月期间，针对国内外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就有8次直接论述了人权问题。他极其简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权标准并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些标准。掌握这些重要标准，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尊重人权、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和保障人民的人权。

一、在人权主体上坚持全国人民是人权的主体

人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提出来的。例如，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1]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2]仅从表面看，这种人权思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性，似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是所有人类成员都能同时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但无论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人权的现状看，人们对人权的看法和人们享受到的实际权利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权理论和人权的具体实现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事实上，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初提出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代表在封建社会发展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一种权利要求，其人权主体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是借用了“全民”这一旗帜提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人权要求而已。

当代世界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我们同西方世界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方世界力图把它们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力图强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0年11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9次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提出反华提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人权为武器，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我们则针锋相对，一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标准，宣传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决反对任何人强加于我们的人权标准。在9次较量中我们都取得了胜利。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及世界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等重大人权理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架构，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一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围绕人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谬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价值取向、首要任务以及人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和途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的人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人权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和研究人权问题。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权只能是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坚持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讨论人权，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85年6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权观，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人权的阶级属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也就根本不会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然权利”。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平等的人权。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往往享有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之所以否认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极力夸大人权的自然属性，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权观，目的是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特权而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所谓的“天赋人权”规定为资产阶级可以实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特权的经济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区别于资本主义人权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权上的重要体现。

摘要：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有机共同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保障人权，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今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必然选择。所谓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因此，摒除重义务轻权利传统刑法积弊，树立全新的民权理念，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是建构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关键词：民权刑法和谐社会人权保障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

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其刑法文化必然是强调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以君权为代表的统治权的绝对尊重，刑法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传统观念下，国家本位、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行政化的社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导向政治文化盛行，使得传统刑法观念只能是权力本位性的刑法。在权力本位性刑法观念下，把刑法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手段，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维护两种绝对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权利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剥夺，而国家权力却可能得到膨胀与滥用。

【关键词】：VaR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分析法kupiec失败率检验法

【摘要】：2006年5月8日起正式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提出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概念。自2006年11月首只分离交易可转债（06马钢债）发行以来，分离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共发行分离债20只，募集资金达到920.655亿元。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是我国最为重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一，因此将VaR方法引入我国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市场风险测度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一、VaR的理论模型

VaR(ValueatRisk)方法是由J.P.Morgan公司率先提出的[1]。VaR按字面解释就是“处在风险中的价值”，其含义指市场正常波动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的最大可能损失。更为确切的是指，在

一定概率水平(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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