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杨艳蓉工作单位：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一）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指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即怎样合理安排社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使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良性发展。虽然我国一再申明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便使我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存在一些较为调和的矛盾，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难以摆脱粗放型增长的阴影。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1、我国经济增长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存在的冲突在我国，只要谈及经济增长，必定是月增长率、上、下半年增长率、年增长率、GDP等具体数据的陈述，由此可见我国对经济增长总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意识的欠缺。从实际来看，我国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而疏于对环保、节能与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同时，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期望借助不断上涨的经济增长率来彰显领导者作出的努力，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我国企业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虽然也认识到环境、资源等问题，但受利益驱使，很难自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规划企业的经营管理。我国普通民众则认为自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产生有效影响，很少从自身利益出发，抵制政府或企业一些破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从而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受我国现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利用率，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地方由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已经在地下形成空层，一旦出现较大的震荡，都有可能导致“人造地震”发生。另一方面，企业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污水不经严格处理直接排放，对水资源和大气质量产生较大危害，在大部分农村已经没有能够直接饮用的地下水，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等，诸多的环境问题，使得我国已经丧失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3、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下，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一旦出现部分农产品价格过高，政府慌忙采取措施抑制，而部分农产品无人问津，农户做垃圾处理，造成农业产出极低。第二产业的工业发展，多集中在能耗高、污染重的重工业，节能型的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尚未形成一定影响，造成我国较大的环保压力。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属于低污染或无污染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

二、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困难

（一）我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的高投入尚能获得回报，取决于我国人力成本的低廉。据专业人士估计，我国到2025年将丧失人口红利优势。如果继续保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经济更高投入可能换来负收入，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停顿。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推行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应对我国资源日益枯竭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的资源、能源等的现实条件来看，我国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如果继续以高能耗、低产出，高投入、低收入的方式进行发展经济，我国的资源、能源供应将会产生更大的缺口，如果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可能导致我国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因此，面对我国资源现状，我国不得不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防经济发展陷入困境。3、世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压力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他们深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危害。因此，很多国家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为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不致被孤立，我国积极响应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措施应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压力。

“受到总理近期在欧洲之行中就中国外汇储备所作讲话的启示，本文讨论了外汇储备如何刺激国内经济的问题，指出“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外汇只能用在海外”的问题，并论证了外汇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的作用，外汇储备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的作用，以及利用外汇增加石油储备和资源储备对于外汇储备保值的重要性。

总理在最近欧洲之行中提到，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国内经济。但他也强调，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提出外汇储备支持中国经济的具体途径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几个关键问题，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待最近围绕外汇储备使用而进行的争论。

外汇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对外资产”，而不是财政部的资产。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央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但是，央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2块美元换出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一些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变成14元人民币兑换l美元，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副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央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央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2008年，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视为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一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潜藏的多种问题及矛盾，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更为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金融危机时期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战略选择便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一个关键性命题。

一、降低外贸依存度，有效扩大内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尤其是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此次经济危机而生发的国外市场的变动使我们意识到，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旦国外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多数企业就会面临着产品滞销、工厂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危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是庞大且有巨大潜力的。在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效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将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条必由之路。当下国内扩大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设法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城乡、行业以及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重要原因，少数富人的消费毕竟有限，此种情况长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减少税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动内需的另一途径。富民才能强国，中国的税收体制面临必要的改革，税种过多、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始终是困扰中国老百姓的重要问题，而分步骤适度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尽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步骤。再次，控制房价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保持物价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适度的物价上涨是必要的，但如若物价的增长或通货膨胀超越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反过来抑制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已经成为加重老百姓生活负担、干扰物价稳定甚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物价体系等方式，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让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有效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开发新能源

当今世界面临着能源安全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能源的供应，还包括能源需求、价格、运输、使用以及环境在内的一系列风险和威胁。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产业无论在开发还是使用上都面临着诸多制约。如传统能源多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最多只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煤炭至多维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来源突破口，便会出现供需矛盾，由此引发地区争端，甚至爆发战争，引发全球性的能源灾难。另外，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与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臭氧层急剧损耗、森林面积锐减、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学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都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性命题。中国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则更为严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在中国都是极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问题。因此，产业调整势在必行。2009年以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逐步启动了对国内几大行业的调整发展规划。作为重点产业的汽车工业规划决定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逐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亦会通过补贴资金的方式，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广。钢铁产业则提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电子信息产业规划确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点任务，即完善产业体系，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立足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以应用带发展，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此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适时之举。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首先要改变部分行业发展散乱的局面，如汽车产业和钢铁企业，都明显存在着布局无序的现象，这对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其次，产业需要升级和优化，低碳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能源的高消耗，这种状况必然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进。最后是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逐步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局面，争夺国际新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低碳经济

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9月犹如火山爆发，现已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先是“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接着美林“委身”美银、雷曼兄弟宣告破产、aig告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再加上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一片惊呼声中倒下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火势迅速蔓延世界，强力冲击以美元主导市场的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应搞清原因，认清影响，吸取教训。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但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出了问题。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后来人们习惯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布雷顿货币体系。布雷顿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自由浮动，标志着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不再受约束。美国可随意印美元，剥夺世界经济成果；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如何给美元套上“缰绳”，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这是导致本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二是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出了问题。美国推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金融政策鼓励穷人买房，可以不交首付。他们预测房价10年内涨一倍，假定一所100万美元的房子10年后就是200万美元，每年有10万美元的溢价。这10万美元5万归银行还帐，5万归买房的穷人消费。现在是房价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为负资产，穷人还不上贷款，银行亏损，房地产商倒闭，资金链断裂。据权威人士估计，次贷所形成的亏损有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4万亿美元的1/7。目前美国70%的经济靠个人消费，每户5张以上信用卡，信用卡债务累计近1万亿美元，汽车和其他消费信贷1万5千亿美元，私人性质抵押贷款10万亿美元。整个美国的债务是多少，很难算清楚。正是这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促成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三是美国金融监管出了问题。虚拟经济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即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自上世纪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制造业被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而美国本土成了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中心，随后美国政府废除了金融管制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使人们投机心态加重，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被忽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形成泡沫经济。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十八大”精神为纲领，以推动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为抓手，以六大重点区域及各级开发区为招商主要载体，科学谋划，创新思路，资源共享，突出特色，抓好国内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对接交流和招商引资，圆满完成省下达的对口支援（扶贫协作）工作任务，巩固提高与友好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合作关系，实现全市国内经济合作稳步增长。

（二）主要目标：实际利用内资同比增长15%以上。

（三）重点工作

1、采取十项措施，加快产业招商发展。牢牢抓住产业招商主线，务实搭好活动招商平台，创新网上招商模式，深度拓展企业招商载体，进一步创优环境为企业服务，实现以商招商的新突破。

（1）认真调研分析，搞好项目策划。立足“十二五”目标和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六大重点区域规划建设，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和主攻方向，进一步强化产业群和产业链招商，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培育，着力谋划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特别是要瞄准国内外500强企业、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努力引进一批投资5亿元以上的龙头型、基地型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层次水平。

（2）主攻新兴产业，优化招商结构。立足我市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主攻新能源及配套、新材料及制品、新能源汽车、新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海洋科技开发等产业，重点打造新能源设备制造基地、碳纤维等新材料基地、医疗器械生产基地、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物联网配套产业基地、低碳环保高效子午胎生产基地等“六大新兴产业基地”，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开展与科技研发能力强、有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大中型企业进行“点对点”对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从多种视角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取得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FDI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对国内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并对目前经济增长理论中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提出探索思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存在过热风险。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5.6%的十年高点，促使中国央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掩盖了7月份进口的强劲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27%。然而，真正的风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

通胀激增本身看来并未失控。原因可归咎为生猪出现疫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如果不包括重要的食品领域，年通胀率不足1%。进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油价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9%。这是中国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进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贵，而出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便宜。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官方向来运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已经“钱满为患”的国家；而对银行贷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导致的扭曲现象，也在预料之中。廉价资本、受补贴的能源、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宽松银行贷款，以及免费的土地（归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荒唐的。

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低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政策处方可谓众所周知：对能源和资本实行更现实的价格；改革国有企业领域，重组银行；最终放开资本账户。如果要让这些发挥作用，建立某种类型的社保网络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只要看一下清单，就可以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挑战已经变得多么错综复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成功传奇。但是，接下来的章节也许会包含一两个曲折情节。

一、经济全球化将推动经济转轨进程。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一、我国目前对GDP认识存在的误区

（一）过分夸大GDP对经济的指导作用2011年2月，随着各国陆续公布2010年经济数据，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日本自1968年以来，第一次让出世界第二的排名。中国从2004年的排名第六位到2011年的第二位，只用了6年时间，先后赶超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很多媒体已开始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形容中国。但是，笔者认为，现在就开始宣布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为时尚早。原因有两点：

1.GDP统计的是流量而非存量。所谓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测度的，其大小有时间维度；而存量是在某一时点上测度的，其大小没有时间维度。就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他的收入，财富就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也就是说，GDP所衡量的生产创造能力只是这一段时间（通常为一年）内的，而在统计经济总量时更应该以存量的形式来表示。简单的来说，存量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内的流量汇总。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不比较太多，仅以近十年（2002-2011年）数据对比见表1。由表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到，仅以中国快速发展的这十年来看，经济总量与日本仍然相差较远，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到。仅仅是一年或是几年超过一点，仍然不能弥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我们必须要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将来自然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更加准确衡量生产创造能力的不是名义GDP，而是实际GDP。前文已经介绍过两者的概念，因为GDP是衡量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有了价格才能体现出市场价值。名义GDP在统计时是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的，所以当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就会影响到名义GDP的变化；而实际GDP在统计时是按基期价格来计算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因素，因此不论是物价上涨或是下降都不会影响到实际GDP的数值。所以，衡量一国生产创造能力更准确地指标应该是实际GDP，而不是名义GDP。而我国媒体所公布的“2010年GDP超过日本”中的GDP恰恰是名义GDP。按表1所列数据，2010年中国、日本的GDP分别是401512.8亿元和363014.9亿元，中国2010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3，相较上一年上涨3.3%，而当年日本的CPI却是下降1%。综合考虑后，我们发现中国与日本的GDP之间并没有眼前所看到的那么大差距。GDP应用得恰当，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分析一国经济面临的状况，及时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毕竟它只是一个数据，只能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二）盲目迷信GDP指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取得快速蓬勃的进步。“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转化，这种进步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应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的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但是，我们很多人在理解发展时，只看到了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同时进步。这与经济增长更好量化、比较也有一定关联，而其他指标一般难以量化，在短期内也难以看到迅速上升。

所以在考量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时，更多的是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治理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单一的考核指标逐渐引导了全社会盲目迷信GDP指标。只要GDP在增长，那么其他的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素质降低等等都不会影响到考核、晋升。实际上，环境污染现在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头号大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一方面社会上大量地出现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甚至有的地方把同一条道路挖了填上、然后又挖开，造成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各个地方开始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玩“数字游戏”，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数据是，每年各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往往会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不相符合，这种差别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统计误差。

经济法责任伴随着经济法律关系运行的全过程，是经济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经济法目的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探讨，构建和完善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的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目前《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研究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法实施效果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经济诉讼实践不仅涉及对市场主体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压力机制下，责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对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重要性，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进展却举步维艰，在很长时间里被学者们称为“难垦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对相对成熟的传统部门法的责任理论，如何开辟出一条合理化的研究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在对违反经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称谓方面，学者们在综合衡量各种称谓，如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律责任、经济关系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等之后，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主张采纳“经济法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济法责任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初步共识，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也采用这一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