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税收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不乏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之举的税收政策，本文通过对其前期税收制度的分析，并结合我国一九九四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试图找出其对当今我国税收体制进一步改革有所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税收借鉴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客观而言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在这里我们探讨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前期（1927-1937年）对税收制度的一些重大变革，并联系我国九四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作些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重新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上是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体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北京中央政府有时甚至令不出国门，收入为地方势力所截夺，中央政府收不抵支，往往靠借债度日，以致连行政国防诸费都难以为继，更遑论从事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集中财力，打击地方割据，保证中央政府庞大的各项开支，势必要提高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为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与《划分国家支出标准案》，将盐税、关税（海关税与常关税）、统税、印花税、矿税等主要工商税种列为国家收入，而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营业税等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列为地方收入，这样通过法律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对于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势。提高中央的权威与打压地方势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政权性质政权体制组织结构

论文摘要：独特的政权性质、不断变动的政权体制以及直接党制与委员制相结合的组织结构构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三大特点。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以其所推行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在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不可小觑。笔者在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特点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政权性质的独特性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产物，它所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总体上说都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中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阶级基础不同，两者的革命性也是有差别的。两党的属性以及合作和分歧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权性质的变化。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和广州国民政府性质是一样的，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建的一个具有特殊形式的政权，认为广州武汉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都难免失于片面，说它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两种政治力量或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联合政权或许更为准确。至于后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变异，其实是内部各派力量及外部因素相互博弈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时的政权性质是前期特殊性的极端化的表现，两者貌似截然不同，实质上有着内在联系。国共两党属性的不同以及革命目标__七的差别注定了统一战线难以维持，而共产党所奉行的右倾主义路线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渐趋强大，致使特殊的政权性质发生了质的偏离。因此，将后期政权性质与前期做一区别是有益的，但二者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总体而言，后者并不占主导地位。

【内容提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摘要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键词】鲍罗廷//迁都之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

【正文】

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

一

一、政府确立与实施幼儿教育方针政策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幼儿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幼儿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套幼儿教育制度。首先确定了幼儿教育在新学制中的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对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进行了修改，之后形成了1928年的“壬辰学制”，幼儿教育沿袭旧制没有过多改动。1929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幼稚园规程》中规定：“幼稚园收受四足岁以上至六足岁以下幼稚儿童，予以一年或两年之保育。但必要时，得呈准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收受未满三足岁之婴儿，予以三年或四年之保育。”①这些规定使幼儿教育在学制中得到了独立地位。其次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政策，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其中第一章就有关于幼稚园的相关规定。规定如下：“一、使儿童整个身心融于三民主义教育中。二、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三、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实际生活之初步智能。”②除了这些根本教育方针外，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了相关的幼儿教育政策。如在《党治下新教育之计划—训政时期施政大纲》中对幼儿教育做了规定：“一、于全国实验小学或师范附小设立幼稚园。二、研究幼稚园各种设施，适合本国国情。三、编写幼稚园教材。四、于各省师范学校内，酌设幼稚师范科。”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幼稚园课程标准，1929年8月29教育部颁布了《暂行幼稚园课程标准》，包括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及教学方法。政府不仅重视幼儿教育的发展，而且重视幼教师资的培训工作。国民政府时期前期这些教育方针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使得幼儿教育进入了一个活跃期，并促进了“中华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幼儿教育方针政策的修订及补充

国民政府后期，政府受到教育界人士和其他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士的影响，对幼儿教育方针政策进行修订与补充，使其充实完善。1938年4月中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包括四大纲领、九大方针、十七要点，这些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幼儿教育的，但是对幼儿教育的发展却有着指导意义。其中对幼儿教育的规定如：“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进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③教育部还颁布了《处理战区退出之各级学校学生办法大纲》，以及《战区儿童教养团暂行办法》，这些政策的颁布使得在战争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儿童得到了一定的保育和教养，使幼儿教育在战争中得到缓慢发展。1939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幼稚园规程》，这是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该规程的规定如：“一、增进幼稚儿童身心之健康。二、力谋幼稚儿童应有之快乐与幸福。三、培养幼稚儿童关于人生基本之优良习惯。四、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之改进。”④1943年教育部对此规定进行修改，于12月20日颁布了《幼稚园设置办法》。在抗战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政府仍继续发展教育，幼儿教育在这一时期稳步发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幼儿园制度的确定与实施

一、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前农田水利事业受到重视

抗日战争前几年，为了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伊始，除继续办理长江、淮河、汉水、赣江、并江北里下河、通海各港筑堤、浚河、建置闸涵以及河南省伊、洛、沙、颖各河建筑堤坝、桥涵和植树、护岸等工程外，复致力兴办西北灌溉事业。如陕西省的泾惠渠、洛惠渠、绥远的民生渠以及甘肃、宁夏两省重要水渠均于年内分别进行。泾惠渠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秦郑国渠，据称当时溉田4．5万顷，以后，年久失修，至清末因渠身罅漏，仅溉田200顷。民国初年曾议兴修，以工款无着未能兴工。1928年，陕西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合力筹备，将原拟第一期计划分为两部，上部筑堤河坝，凿引水洞，及拓宽旧石渠、土渠、修建跨渠桥梁等工程，由华洋义赈会担任，于1930年冬开工；其下部修总干渠、南北干渠、中白渠及其桥梁、涵洞、跌水、渡槽、分水闸、斗门等工程，由陕西省政府担任。至1932年夏，各项工程大部告一段落，约计用费140万元。据统计，1932年实灌地亩为8万亩；1933年增为32万亩，1934年增至42万亩。另据调查，1934年，泾阳一县，产棉价值在百万元以上。每亩地价由5、6元增至40元。“教育及地方事业均因以发展，人民渐形康阜”②。据经济委员会派往查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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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德础：《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S7年第6期；陈国生：《战时四川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顾朴光：《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农林牧业概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奇、杨红伟：《论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②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第8章，水利(H)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一、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前农田水利事业受到重视

抗日战争前几年，为了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伊始，除继续办理长江、淮河、汉水、赣江、并江北里下河、通海各港筑堤、浚河、建置闸涵以及河南省伊、洛、沙、颖各河建筑堤坝、桥涵和植树、护岸等工程外，复致力兴办西北浇灌事业。如陕西省的泾惠渠、洛惠渠、绥远的民生渠以及甘肃、宁夏两省重要水渠均于年内分别进行。泾惠渠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秦郑国渠，据称当时溉田4．5万顷，以后，年久失修，至清末因渠身罅漏，仅溉田200顷。民国初年曾议兴修，以工款无着未能兴工。1928年，陕西省政府和华洋义赈会合力筹备，将原拟第一期计划分为两部，上部筑堤河坝，凿引水洞，及拓宽旧石渠、土渠、修建跨渠桥梁等工程，由华洋义赈会担任，于1930年冬开工；其下部修总干渠、南北干渠、中白渠及其桥梁、涵洞、跌水、渡槽、分水闸、斗门等工程，由陕西省政府担任。至1932年夏，各项工程大部告一段落，约计用费140万元。据统计，1932年实灌地亩为8万亩；1933年增为32万亩，1934年增至42万亩。另据调查，1934年，泾阳一县，产棉价值在百万元以上。每亩地价由5、6元增至40元。“教育及地方事业均因以发展，人民渐形康阜”②。据经济委员会派往查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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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德础摘要：《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S7年第6期；陈国生摘要：《战时四川的农业改良和农村经济》，《抗日战争探究》1999年第4期；顾朴光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农林牧业概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奇、杨红伟摘要：《论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②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摘要：《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第8章，水利(H)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一、以失业人员为救济对象的治标方法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救济失业方式的具体目的与效果的差异，可将其分为治标与治本两种：治标方法目的是救济已失业者，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如平民工厂、职业介绍所、公共事业、小本贷款与失业保险等；治本方法则是尽量避免失业的发生，减少失业人数，所谓的“防患于未然”，如振兴实业与职业教育等。通过对治标与治本两类救济失业措施的分析，考求国家对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它是如何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寻求治疗失业的良方，揭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临时性救济机构——平民工厂

平民工厂或称为民生工厂，前身为贫民习艺所，是为了救济失业，安排充斥于社会的失业者而开设的一种“福利工厂”，它对失业者的要求不高，享有政府的优惠与扶植政策，因地制宜相机而设，遍布全国各地，使贫苦无依的失业民众得以生存，部分地补救了失业恐慌所造成的损失。早在1928年，省市一级的城市已经设立了平民工厂或民生工厂，市立的平民工厂为市政府社会局所属的救济机关之一。如南京市的第一平民工厂为接收失业人员，于是年成立，“本厂自1928年5月起算至今年1931年止共销出布匹约8，000匹”（注：蔡光谟：《第一平民工厂沿革史及其业务情形》，《南京社会特刊》，南京市政府社会局1931年版，第131页。），对城市的失业压力有一定的缓冲作用。随着省市平民工厂的成功开办，加之全国的失业形势愈加严重，1932年9月，“内政实业两部为救济失业起见，又会拟县市设立民生工厂办法及县市政府劝办工厂考成条例草案，通咨各省市办理”（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4年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46、140、141、257页。）。其中“鲁省所办失业救济事业，以平民工厂最有成绩，1928年业已开始筹设，虽已成立无几，实开全国县立平民工厂之先河，办理迄今，平民工厂已遍及全省，此项事业尤以近两年来发展为最速”（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4年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46、140、141、257页。）。1932年，山东省103县，开办平民工厂121家，容纳职员399人、工人185人、工徒1285人。与此同时，江苏、河北、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省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纷纷成立了此类工厂，工业类别侧重于手工业，如上海在“一二八”事变后，为救济战区的失业工人，举办了各种传习所，让他们从事木工、印刷、针织等手工业制造。1933年，仅上海游民习艺所一处共收容失业贫民达493人。其社会效果由此可见，一方面，它可以使失业群众获得工作，暂时不必为生计发愁，避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强制性销售措施，工厂的产品基本上畅销无阻，增强了其与外货相抗衡的实力，促进国内实业的发达。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平民工厂短时期内会呈现一定的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其资金短缺、技术水平低、规模有限与工人素质良莠不齐，后来又受到战争的影响，平民工厂便不能长时间地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以致于歇业关闭，工人再度沦为无业游民。因此仅仅依赖此手段，还难以治理长期、复杂的失业问题。

(二)经常性的救济机构——职业介绍所

职业介绍所是调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一种社会中介机构，它不仅可以预防失业，帮助失业群体顺利地再就业，而且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我国的职业介绍，向来缺乏系统，求人求业，很难统计，可分为三种形式：(1)私人经营，收取手续费，名称“荐头馆”之类。(2)社团办理，收取登记费，名称“职业介绍”之类。(3)政府公立，完全免费，名称“社会服务”（注：李龙：《论职业介绍》，《新经济》第11卷第8期，1944年，第204页。）。

摘要：货币现代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南京民国政府在1932-1935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开端,它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法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货币摆脱了传统的银本位制度,实现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而民国政府后期法币被迫退出流通市场,则说明以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关键词:民国政府货币改革废两用元法币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吴玉文①、刘方健②在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论及当时的货币金融政策。显然，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③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④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⑤

【内容提要】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政策

【正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国家整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内有基于军阀混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的社会动荡。如何选择多民族国家治理之路，有效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对国家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能力尚不足以全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因而以矛盾最突出的边疆民族事务即蒙藏事务为重点，在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统筹处理蒙藏事务，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未作为边疆民族事务纳入到专门的管理系统，更多的边疆民族事务是与地方事务合二为一，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呈现一种被动、逐步扩展关注范围的状态。

一、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

【内容提要】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政策

【正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国家整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内有基于军阀混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的社会动荡。如何选择多民族国家治理之路，有效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对国家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能力尚不足以全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因而以矛盾最突出的边疆民族事务即蒙藏事务为重点，在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统筹处理蒙藏事务，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未作为边疆民族事务纳入到专门的管理系统，更多的边疆民族事务是与地方事务合二为一，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呈现一种被动、逐步扩展关注范围的状态。

一、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