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范文10篇

［摘要］“国民性”一词引入中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关于国民性话语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因此，厘定“国民性”的有关基本属性是进行国民性研究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国民性；源起；争议；含义；特点；影响因素

Abstract:Morethanonehundredyearshaspassedsincethewordof[WTBX]NationalCharacter[WTBZ]wasintroducedintoChina.Thecontroversiesexistedduringthisperiod.Therefore,clarificationontherelatedbasiccharacteristicsof[WTBX]NationalCharacter[WTBZ]istheprerequisiteforitsresearch.

Keywords:nationalcharacter;origin;controversies;connotation;character;influentialfactors

“国民性”问题曾是20世纪初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进入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温元凯与倪端著《改革与国民性改造》、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与沙莲香编著《中国民族性》（一）、（二）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后学者参阅引述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又有任剑涛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和俞祖华著《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问世。近几年，王德复著《民族复兴新论：国民性重铸与改革》和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作品陆续出版，更加丰富了国民性研究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编辑出版了《反省中国人：文化名人剖析国民性》、《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等书籍。还再版了如《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E·A·罗斯眼中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佬》、《1897年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格》等早期西方人士观察描绘中国的论著。这些均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很好的借鉴材料。

至于相关论文的发表，较之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袁洪亮、鲁东大学的俞祖华两位学者的论文数量较他人尤其为多，见解也颇为深刻。诸多的研究有以考察近代国民性思想的演变规律、发展脉络为重点的；有对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尤其是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国民性思想进行翔实的个案研究的；有将国民性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一、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涵养，提高生命质量。

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艺术理论、鉴赏艺术作品、参加实践活动等，树立正确向上的审美观念，培养高尚的美感观念以及创新精神。总之，在大学阶段接受艺术教育十分有利于提高受教育人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学艺术教育一般分为专业艺术教育和国民艺术教育两种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大学专业艺术教育得以全面发展，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已经设立了不少培育相关艺术专业人才的院系和教学教育机构；完整的学科构架、专业的师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这一切就对各艺术门类的独立形成、发展以及专业性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国民艺术教育作为以美术、书法和音乐为主要教学手段和内容的教育模式，以培养大学生接近美的基本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目的的素质教育，目前在大学教育中的发展相对滞后。

二、国民性艺术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在大学教育中强调国民性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就是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让全体受教育者获得艺术的熏陶和文化的洗礼，使得心灵更美好健康，感情更加丰富充实。

1、普及性

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着重强调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普及性的艺术教育，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学习关于美的理论知识并掌握艺术的创造、欣赏的基本要求，从这种程度上来说，国民性艺术教育就是一种极具普及性和普及要求的教育模式。

在我国文科大学中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为培养文学人才,传播文学思想,促进文学观念的变革,加快文学理论的建设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近百年来的“文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定格在不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学概论”教材中。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学思想,也浓缩和沉淀着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甚至是不同时期文学理论的经典标本。因此,这是研究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拟从20世纪我国“文学概论”教材关键词的视角,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资源何在?其二、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语”还是“得语”?这里,我们对“关键词”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谓“文学概论”教材的关键词,是指能够反映该教材文学观念的重要术语,或是建构该教材框架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指该教材所处的某个时期文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话语。

一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世纪,“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①,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年至1946年为第一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后来,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年,钱新、景昌极译)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质论系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二是创作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体论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等。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受今后的中国走向和世纪风云变化所制约。从当前的中外格局去观察，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而且会步伐加快；二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来越来紧密。由此两点就必然引申出来一个基本的结论：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必然会更加扩展，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理由很简单，现代化就意味着走向世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一个矢志不渝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绝对不会把交流的大门关上的。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互为因果，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增大。一则世界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会难分难解地掺和起来，跨到中国和中国跨至外国的世界跨国公司将使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将来中国经济的变动会直接对西方乃至世界发生比较大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对外国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强，与中国的交流会越来越迫切；二则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必然继续引起世界各民族的关注和广泛研究。古典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难有惊人的魅力，但不等于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力。文化的暂时落伍不等于文化的无用。被封存了的古典文化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受到不同层面的关注，所以古典文化对人类进步的辐射作用，从某种角度讲是永恒的，只是随着时间的不同关怀的角度有别。中国文化在现代化方面可能是低能儿，在后现代方面则可能会受人青睐。总之，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为世界各国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再加上现代化的交流手段，信息时代的到来，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无限广阔。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摘要］作为五四时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思想是陈独秀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而体育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面对青少年学生，大胆抨击封建教育，倡导发展新式教育，不仅提出了重视体育教育，实行德育为先、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而且提出以对青少年的“兽性主义”教育改造国民性、培养身心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主张，值得关注和借鉴。

［关键词］陈独秀;青少年体育教育;德智体三育并重;“兽性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陈独秀重视教育改革在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中的重要作用。他主要面向青年，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对教育对象、方针、方法都有阐释。体育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为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必须重视和加强体育教育，不仅提出德育为先、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而且提出以“兽性主义”教育改造国民性、培养身心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主张。

一、必须重视青少年体育教育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体育教育。在以科举为主体的封建教育制度下，在旧式书院、私塾里，并无真正的体育教学和体育运动，特别是运动一项，则被指为江湖卖技之术，为士子所不齿。陈独秀严厉批判了封建教育忽视体育的现象，认为中国封建教育向来存在“漠视体育与心灵二大缺点，”不仅摧残了人的身体，而且奴役了人性。［1］首先，中国传统教育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陈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抨击。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致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即便是新式学堂，“都把音乐、体操当作无关紧要的学问。”［2］他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只注重脑部训练，“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致使培养出来的“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吚吚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使中国人的体貌萎靡猥鄙、粗俗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驰，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以致中国青年“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以致获赠“东亚病夫”的诨名。他感叹，“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显然，传统教育已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其次，中国传统教育摧残了中国人的心灵。陈将“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并用，指出忽视体育教育必然产生迂腐文弱的封建文人，造成国民劣根性，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近代以来，“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人一旦失去身体的抵抗力，则为行尸走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对中国卑劣的国民性深恶痛绝，直指是“亡国灭种之病根”。以废除旧文化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他，当然不会容忍“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的国民劣根性的。他•97•①公然表示“我发誓宁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3］追求中国人心灵的解放，必须重视体育教育。再次，近代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体育教育。基于五次东渡日本留学和革命经历，陈十分推崇西方教育，赞扬“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他称赞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良好的智能，又有健全的体魄。“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4］他指出，观世界各国，“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竟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5］因此，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6］以推进改革，尤其要重视和加强体育教育。

二、三育并重，德育为先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实现民主转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然有一部分论者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决定论逻辑的观点，除了有其他逻辑和事实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即对于儒家思想本身的歪曲与误解。

一、儒学：民间舆论兴起的产物

学术大家对于原始儒家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孔子时代的儒学不是"官学"而是一种"私学"，则没有什么疑义。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由于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儒家思想中具有一些原始的民主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经孔子整理的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篇》引《泰誓》）"惟天时求民主"，人主只有能"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书经·多士》）。孟子和荀子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君的原意是群，君的职能是维护群的利益，残害仁义的纣王只是独夫民贼而已，没有资格再被视为君。他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天与"是"人归"的结果（《万章上》）。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篇》）君王也是一种职分，"治国有道，人主有职。"（《王霸篇》）君王不尽职守，不行仁义，就会被取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篇》）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后人常从"君为臣纲"方面理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中则说："友，君臣之道也。"君不以友道待臣，臣就有理由不臣，当时的公共舆论、庶民力量以及臣僚群体对君王的制衡程度，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充分了解。

论文关键词:文学观；命运；叙事；指导人生；国民性

论文摘要:老舍和茅盾同为现代“为人生派”作家，而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认为是文学观的差异造成了作品内容的不同，并于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文学观，以此来明确二者在文学史中的参照。

茅盾与老舍俱为现代文坛上的杰出作家，二者又都把目光投注向当时的国民启蒙，表现二十世纪的城市社会、人物和历史。他们同样高举着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都曾经历过五四思想的洗礼，并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学的底子，又在中西思潮交会和激荡中对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独特而深刻的了解，然而，因为文学观的差异，二者的作品焕发出迥然不同的光采。

本文试图从二者作品的文本出发，由表现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指导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三方面来比较两者文学观的不同。

一、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

茅盾对个体命运的表现常常投射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往往关系着时代国家的命运。比如《子夜》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出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与帝国主义的——买办金融资本家的矛盾，吴荪甫一次次的抗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也就说明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时代的命运把握在更具有先进性的阶级手中。

无论是要国家强盛，还是要国家独立和自由，其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国民人格。而人格的形成在幼年、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梁启超先生就有了上面的名言。

“改变国民性”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国民性”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国民性”指的就是国民人格，即全体国民在人格方面的共同特征。那么，一场以改变人格为目的的运动为什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手段和方式呢？这是因为，文化与人格是一对相互影响的、有着共同思想基础的社会学体系。当时中国人的国民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又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笔者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试着对人格和文化进行一下分析，也许最后我们能得出一些共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我们先来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1、人格：

（1）人性：人性就是指人的本性。即人具有通过自身的本能接受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进而通过自身影响环境，从而达到和实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身、家庭、种族、和群体这样一种潜能和欲望。

（2）人格：这里的人格是指人的品格。即人为实现其人性潜能和欲望而形成的具体理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

(一)少数当选，民主尴尬——选举团制度遭遇危机

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戈尔的国民选票(popularvote)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国民选票率为48.4%比47.9%)，在全美国多获得约50万张选票，但最后却因比小布什少5张选举人票(electorvote，266比271)而落选。[1](P.150)

大选结束后，美国各界反应强烈，来自112所法学院的585位教授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政治声明，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5名共和党大法官对这次竞选结果的判决，认为他们背离了自己的天职，以党派偏见袒护小布什(2000年大选最后以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5∶4的判决，中断佛罗里达州人工重新计票，从而支持小布什当选而告终)。有民意测验表明，超过60%的美国人对2000年总统选举不满，主张修改宪法，取消选举团制度，采用直接选举方式选举美国总统。[2](P.14)争吵喧闹了5周以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才有结果。

从美国历史来看，除了2000年这次总统选举以外，以选举团制度为问题焦点的美国总统选举还曾面临3次较大的危机。

最早的一次发生在1824年。那年有4位候选人角逐美国总统。按照国民选票数多少排序，他们分别是杰克逊、亚当斯、克莱、克鲁福德。他们4个人中没有一人得到过半的选举人票，所以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由众议院投票决定。投票结果是亚当斯当选。选举结果刚一宣布，支持杰克逊的选民大怒，强烈反对这个结果，并声称是克莱和亚当斯做了交易，克莱以出任国务卿的出价，支持亚当斯当选。杰克逊也宣布这个结果非法，并第一次公开主张废除选举团制度。杰克逊的主张直接导致了后来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方法的重大改变，政党代表大会逐渐取代了政党核心会议，成为了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主要途径。

第二次发生在1876年。北方的共和党候选人海斯在国民选票率低于南方候选人泰登的情况下，以多1张选举人票的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当时学者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过错”，《纽约太阳报》以通栏黑框来表示对民主堕落的悲哀，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甚至主张取消海斯的总统资格。众议院议员击败共和党议员的反对，通过国会决议，声明“泰登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各州反应更为强烈，纷纷成立武装组织，打出“到华盛顿去!”“不是泰登就是战争!”等强硬口号。[2](P.37)最后，这场危机在南方领导人和北方共和党的幕后交易中平息，共和党同意做出多项让步，包括停止在南卡州和路易斯安娜州的军队重建，任命南方人入阁，提供联邦资助等等，最后，离法定的就职日期仅剩两天，海斯才被匆忙宣布正式当选。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69—1979年。这10年有关废除选举团制度的主张开始进入立法机构激烈辩论时期，产生过许多“动真格”的提案。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81%的美国人主张用直接选举方式取代选举团制度。[3](P.98)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大律师协会(ABA)等院外团体加强了游说力度，于1969年促使美国国会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一个法案，主张废除选举团制度，采用直接选举制，此主张还得到当选的尼克松总统的支持，这在美国历史上很为罕见，但最后仍腹死于参议院；[2](P.40)1979年，废除选举团制度的宪法修正案得到了参议院51票的支持，这在美国参议院历史上也是创记录的，但仍未能达到法定的67票而流产。[2](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