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范文10篇

一、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一)提出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经济借助朝鲜半岛军火需求，迅速恢复经济经历了“岩武景气”时期，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诸多问题。此外，对比战前，日本战后发展经济的目的有意无意仍然存在“强国沦”意识。由此在制定新时期经济计划时引发出日本国家发生一场大讨论。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项宏伟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的诞生。[tl

(二)主要内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而且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来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田计划共分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和未来国民生活状况共四个部分。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具体来说，日本主要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就生产方面而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鼓励技术先进的产业及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生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体制和合作关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向现代化。就需求方面而言，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严格规定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在6到8倍之问，并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作用。促使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形成。19601970年，日本工人工资指数上涨了近1．7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远高于国际市场的“生产者米价”。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1960-1969年。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95％，工业产品价格仅上涨30％。闭

(三)实施的效果

一、改革国民收入分享机制以实现国民收入分享平等

国民收入分享机制的改革首先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理清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

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市场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边界和力度，确定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得以解决。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过程中，私权利主体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行使相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权力；政府既要履行成熟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中弥补市场功能性失灵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职能，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扩展市场功能的任务。这样可以避免市场失灵，恢复市场的权威，重新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2.使权力的约束制度化，构建权力与权利均衡机制。

现阶段国民收入分享中权力侵害权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乏、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等制度安排缺陷，导致权力难以约束，而普通公民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制度、完善制度，以便保障制度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效益和效率。当前，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缺失和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意识的张扬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政府与社会全力倡导并尽快树立正确的权力和权利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注重强化正式制度约束与保护；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构建和完善权利约束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内外约束机制。具体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国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指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调和各阶层的利益，贫富差距不能太大，高收入者应该具有收敛、共赢思想。

年轻时，我曾经打算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对这门学科颇感兴趣，而单位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调到政策办公室工作？我当时不理解，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设计有什么关系？联想到当年的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后来因为接触到不可调和的阶层、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于是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显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在理论上弄清楚原因之后，怎么公平合理地解决各阶级的经济利益问题。照这样的推理，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研究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一门学问。

本文不打算讨论经济生产，而是单独讨论年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产品直接交换，还是通过纸币作为媒介进行的，其结论只能是：任何一次可能的分配，分配前后的产品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守恒。物物交换好理解，一头羊和一把斧子相交换，交换前后都是一头羊和一把斧子。通过纸币进行分配呢？这可以这样分析，例如，甲乙两人分配1000公斤大米，这1000公斤大米先交到国家粮库，国家给甲乙两人各发500元纸币（合计发了1000元），然后各人到粮库去购买，这种情况下，甲乙两人各分配到500公斤大米。而如果国家给甲发800元，给乙发1200元（合计发了2000元），虽然名义上大家加了钱，但甲只能分配到400公斤大米，乙可以分配到600公斤大米，尽管分配出现了不平均，但分配前后仍然保持1000公斤大米不变。由于社会产品在分配过程中守恒，所以，社会的这部分成员多分了，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相对少分，如果大家都要多分，那只有请慈航大士下凡来，有求必应，普渡众生。

今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受到相当的议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时提出建议：“公务员加薪问题今后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刘凯欣代表认为，公务员加薪应掌握好时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加薪的前提必须是国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高，并且公务员为公众提供了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他同时建议对公务员加薪问题最好能够制度化，机制要合理，收入要透明、公平。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任玉岭委员说：“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担忧”。

以上两位委员的意思可以归纳成三点：公职人员多了，公务员收入增长快了，增长快了肯定就偏高了。

全国两会开完没多久，报纸上就出现了综合性的文章，文章报道国外的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有多少，以此从侧面对两位委员作了回应。该文章说，2004年，美国公务员年人均薪酬接近7万美元，布什总统是40万美元；在德国，相当于中国司处级的公务员能领到10万美元以上；法国的部长级高官的年收入在25万美元左右；英国公务员年薪5万至35万美元不等，首相布莱尔今年第一次可以领到最高的35万美元；日本的初级公务员年薪大约合3.7万美元，处长级年薪大约合11万美元，局长级年薪大约合18.2万美元；……看了这些数字您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公务员的年薪低了。日本的初级公务员的年薪就有3.7万美元，按8.3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31万元，我国哪一级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公务员的俸禄还应该增加快些、每年还应该增加多些，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才与大国地位相匹配；咱们不采用“称霸”这类反义词，改称世界领导，一个想成为世界领导的国家，其领导人出席国际场合，这个领导的年收入不高，怎么说脸面上也过不去。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理由。

一、劳动产权与分配的正当性

英国的约翰•洛克认为，人对自己身体享有天然所有权，因而，人对使用其身体的劳动过程的结果也应当享有所有权。［1］这一被凡勃伦称为“欧洲常识性理论”的劳动产权观显然影响了马克思并发展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于这一概念，马克思提出了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不仅应当享有劳动力产权，更应当享有劳动产权。换言之，劳动者应当享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只能被看作是非法的盗窃和不公正的剥削”。［2］基于以上观点，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提出了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剩余价值应当在劳动者之间按照活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予以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虽然不是所有劳动者的活劳动都会被计入商品的价值(如商业劳动者销售商品时付出的劳动)，但是所有劳动者都应当凭借自我活劳动的投入参与商品剩余价值的分配。不过，如果完全遵循所谓按劳分配原则，资本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求将被否定，劳动和资本将会对立，显然，这会使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陷入实践上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这一现实窘境的发生，一个被忽视的(或许是有意而为之)马克思主义观点又重新提出并被频繁引证: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物化的劳动，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这一“劳动与资本同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正了资本内涵，肯定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理论上的统一。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产权观，资本和劳动(尤其是劳动)都具备了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正当性。此时，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与其说是以私人所有权为依据，还不如说是以劳动产权的排他性为依据。众所周知，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后的剩余部分，物质消耗包括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因此，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显然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三个方面:一、劳动者本人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二、劳动者子女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三、劳动者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费用，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至少应该包括这三方面的足额补偿。理论上，可变资本预付的购买劳动力的货币额v就是对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但实际中，这一预付“工资”往往达不到足额补偿的标准。为了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所获得的预付“工资”往往都很低(如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都很低)，甚至达不到最低限度的补偿(如十九世纪西方国家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掠夺行为)。很难想象，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任何宣称按照劳动和资本贡献大小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能够做到真正的公平。所以，生产资料购买对劳动力工资的“挤出效应”会严重削弱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基础，要想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必须首先保障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必须首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从此意义上讲，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企业盈亏无关，企业不能以亏损为由克扣职工工资，企业破产倒闭时，政府必须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因为保障劳动力健康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包括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换言之，劳动补偿是必须的，是刚性的。不过，剩余价值分配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却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则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能力。一个消极怠工、偷奸耍滑、不思进取、无能力的劳动者不可能比一个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积极进取、有能力的劳动者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所以，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激励，而非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平均主义，不同劳动者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会有不同分配水平，有的可能高，有的可能低，有的可能没有。这一分配结果与劳动者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相关，而与劳动者的劳动身份无关。从这一角度相较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必须和刚性的。不过，劳动激励也有一个刚性的特点，那就是任何劳动者通过积极劳动所创造的任何形式的利益增量(无论是成本节约还是新增利润)都应当获得必要的分配。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企业的员工通过积极工作，降低了企业成本或扭亏为盈实现了利润，却无法获得必要的激励。这种忽视劳动激励的态度和行为会大大挫伤劳动积极性，影响劳动能力提高，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增速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民收入按劳分配的劳动激励本质，必须要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对国民收入进行激励性的分配。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实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调整。

二、不确定性承担与分配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从微观层面讨论具体企业的分配问题。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回答具体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企业亏损时，谁应当承担责任并弥补亏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货币———商品，即W———G———W。而在“W———G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或卖的阶段，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一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4］”可见，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亏损应当由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家承担。但是，资本家又凭什么承担亏损呢?马克思继续说到:“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5］”于是，当“利润是资本的增加值和回报”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时，利润将被支付给资本家，而不再是劳动者了，而亏损(负利润)当然也就同时应该由资本家承担。不过，以上解释还不足以说明“亏损和利润的绑定性”，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奈特(knight，1916)认为，企业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度量和不可度量两种，“我们用‘风险’一词指称前者，用‘不确定性’一词来指称后者。一般情况下，‘风险’一词的使用极为宽泛，它适用于指称从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一词同样可以指有利的结果。我们用‘风险’，表示的是一种损失，说‘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6］”由此可见，资本家所承担的实际上是一种经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亏损或利润。利润是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的正结果，而亏损则是负结果。所以，资本家承担的既不是亏损(风险)，也不是利润，而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损失”的不确定性，也是“获得”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资本家而言，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正结果，那么，他将享受利润;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负结果，自然，他将承担亏损。基于以上认识———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形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原则———按资分配原则。在按资分配原则下，资本是分配的主体和中心，劳动仅仅是一项生产要素。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要素报酬，以购买劳动要素。劳动者不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确定性报酬———劳动工资;资本家则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利润或亏损。按劳分配原则正面回答了企业亏损如何分配这一具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资本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其在根本上仍是片面的，需要受到严肃批判。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过程中，这一原则却俨然成为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执行原则。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国民收入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1995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最终收入分配比例为16．7%、16．5%、66．8%;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则演变为20．38%、21．79%、57．83%。其次，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大大增加。1997～2007年，我国资本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本在30%～33%左右浮动，不过，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却由1997年的55．22%上升为2007年的66．14%，居民的资本性收入则由1997年的44．48%下降为2007年的22．24%。其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不断下滑。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其中，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分配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最慢，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种不对称的增长格局导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其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2009年9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近几年农民工就业的工资水平虽然在提高，但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只有1400块钱左右。”最后，也是最为令人忧心的是，按资分配原则形成了全社会“轻劳动，重资本”的资本至上观念。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以投资额作为考核指标，而不以投资效益和质量作为考核指标;企业终日考虑的是如何上市，而不是如何把产品做好;普通老百姓把收入增长的期望放在了房子和股票上，而不再关注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国有企业改制沿着资本思路展开，劳动者不是作为一种财富而是作为包袱而被国家甩掉;社会心态则是“仇富”和“拜金主义”并行。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但是，近二十年的实践下来，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原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于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能得到妥善安排，企业改制股权安排倾向于资本;税收改革没有提高富人的纳税比例，却使中低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外资和大额投资在招商引资中享受了较多优惠，而国内中小个体企业经营却步履维艰;社会上劳动者保障薄弱，股市却在欺诈中诞生一个个财富神话，而最大的问题则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人曾激烈地抨击，认为1992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能苟同，但现实中国民收入分配却实实在在离按劳分配越来越远。可以断言，如果任由按资分配原则继续作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支配性原则，未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将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提高人民收入的国有收入占比，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都将只是一句空话。

三、资本循环的社会分工与分配的现实性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基于当时其特殊的社会与经济形势。二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滋生出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方面。［1］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2］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系列配套措施。(一)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举措与基本经验1.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突出重任，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以此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图1列示了20个国家公共部门中重要的6个部门自1953年以来的社会建设投入，数据显示1953年至1960年各部门的投入变化不大，只维持在低水平的增长率;然而，自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各部门的建设投资显著增长。尤其是道路建设的投入，至1970年计划结束已增长660%，1955～1960年，一般公路的总长度延长了3.3%，1960～1965年延长了12.4%，1965～1970年延长了16.5%，延长的速度逐期加快;［3］其他各部门的建设投入均增长了将近300%～500%。从20个部门的总投资来看，自计划执行到结束，投资总额增加了328%，且年工程件数也随之增加了300%。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大量日本居民的就业问题，大大降低了日本的失业率。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日本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力推进了日本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图1重要部门建设资本投入(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九章《建设》。2.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加速重化工业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进行了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年至1965年，主要特点是在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带动下，产业结构迅速高级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特点是谋求重化学工业生产设备的“大型化”和“合理化”，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4］为了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宏伟计划，日本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手段，从扶持基础产业到强化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对重点产业的保护战略，依次推行了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机电及汽车等产业的发展战略，推行产业新秩序政策、促进企业合理化重组。［5］当时的产业结构升级直接造成了以技术革命为目标的民间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其次是日本重化工业急剧增长，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同时带动了耐久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从计划执行后，诸多相关政策的实施促使了产业重点的根本性转变，很多以前从事较低收入的农林水产业的第一产业的农民向收入较高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厂、事务所转移，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的48.6%下降到了1970年的19.3%，造就了三大产业就业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扩展的产业结构的转变(见图2)。图2日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单位:%;1950～1975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产业动向调查。此外，从三大产业对GDP贡献的格局来看，自计划执行以来，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5%下降到5.0%，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上升，逐步代替了一部分第一产业的贡献额。除此之外，日本在计划执行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中心，从欧美工业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过渡，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为了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二战后至1960年以前日本一直维持着贸易管制的政策。然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的扩大是完成该计划的关键。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全面升级，在此基础上，日本的重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其工业制成品也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销售。而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开放市场，实行外汇与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于1963年成为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11大主要成员国之一，于1964年开始享有IMF的8大主要成员国待遇，同年成为OECD成员国。［5］实施开放式自由化计划后，日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这对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计划执行之前，日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均维持在100万美元左右，少数几个年份接近500万美元;然而自计划实施后，国际收支余额虽然大幅震荡波动，但这正是自由经济的成效，且多数年份的国际收支余额维持在500万美元，在1968至1970年时甚至超过了1000万美元达到了2000万美元，与之前贸易管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日本与国际跨国公司密切合作交流，进行技术贸易，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之后，在国际贸易中日本的技术贸易额与技术导入件数飞速上升(见图3)，与计划实施前的缓慢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外国资本和技术大量涌入日本，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加快了设备的更新，激活了投资环境，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使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挤入国际前列，使整个日本的产业体制得到优化和改善，对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图3技术导入件数与技术贸易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八章《国际贸易、收支与合作》。4.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从1960年日本执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来看，目标是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而实施的过程中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中心环节，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引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潜在能力，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6］基于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关键部分被首次从经济作用的角度正式列入经济计划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计划规定培训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事业，做好经济增长与培训人才双重任务，振兴科学技术事业以及确立教育及职业训练制度。首先，日本自1960年起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并切实加大了教育资金的投入，自1960年起，教育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到1970年日本的教育支出已扩大为1960年的4倍。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从1960年计划实施开始，日本各阶段的教育升学率快速上升。至倍增计划结束时，日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超过80%，大学升学率也接近20%，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劳动者的能力，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其次，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以加强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倍增计划中以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基础，加大对科研技术创新的投入，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幅度增拨科研和设计试验经费，确定优先发展尖端技术的方针，推行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等。日本政府以及企业为技术进步投入了大量的科研资金，从1952至1960年，科研经费增加了3倍;然而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以来，科研经费便快速增长，至1970年止，科研经费已经高达3000多万日元，为1960年的6倍。此外，在大力推行科学技术的努力下，日本的科研专利数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计划执行之后至1970年，专利数迅速上升，增长了将近4倍之多(见图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科技创新战略已为日本成为技术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①，居世界领先水平。图4日本科研专利数、科研技术投入总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七章《科学技术》。5.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所谓双重结构是指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技术、设备均较先进的大企业和生产方式较落后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的现象。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农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不久后，相继出台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等一系列法规，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使其余40%的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能够保证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率，由1955年的37.9%降到1960年的30%，1965年又降到21%，1970年更降到16.1%;1967年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了100万日元，也超过了每个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86万日元。［7］同时，日本鼓励人口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转移，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在计划执行后的10年间，大约有将近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8］《农业基本法》是日本政府为促进其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其经济合理可持续高速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方案。该法案的出台快速推进了日本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针对其国内垄断资本快速扩张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二元结构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了中小企业的改革，并将其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以此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促使其规模经营。1963年起，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等10个法案，［9］这些法案促使了日本企业集团化的趋势，不少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被纳入企业集团总体活动中，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负担，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同时加强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集团企业的发展成为沟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桥梁，缓和了两者的矛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双重结构”的矛盾也在计划实施之后得到了有效的缓和。6.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是初次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重新构建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理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非常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农民、工人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能力，因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劳动者报酬率)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工业化进程中后期，劳动者报酬比一路回升，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一直维持在45%左右的较高水平上，处于当时OECD国家前列。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实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奠定了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较稳定的格局，为提高国民收入、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打下良好的基础。［10］7．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这部法律保障的对象不仅包括被雇佣者，还包括自营业者等其他民众，实现了全民保险。以后又相继实施了《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也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体来说，农民比工人补得多，欠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补得多。［11］在倍增计划实施的10年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8%，且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自1961年执行计划以来，迅猛上升的态势与计划执行之前的低水平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政府为民生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并不完善，无法与同一时期的美意等发达国家相比，但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是从贫穷救济制度向贫穷预防制度的全面性转变。［3］(二)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效与负面影响1.国民收入实现了翻番。由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执行，日本于1967年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0年10年期的计划完成时国民收入及国民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1960年以前，日本的国民收入缓慢增长，基本维持在10万亿日元左右，在1960年达到13万亿日元;在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里，国民收入一路快速上升，以年均11%的高增长率提前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到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接近突破60万亿日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GDP来看，在1960年之前，实际GDP增长率基本维持在7%～8%的水平;自计划实施以来，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见图5)，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12%的高水平。短短10年间，普通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并且日本倍增计划十分罕见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协调统一发展。图5日本1955～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实际GDP增长率(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二章《国民经济》。2.收入分配均等化，特别是城乡收入分配均等化。二战前，日本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至1940年，基尼系数甚至超过了0.6，日本成为十分不平等的社会。到了二战以后，由于战后经济重建，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然而在1950年至1960年间，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基尼系数又重新开始回升，在1960年接近0.4的警戒线。在1960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实施后，为日本社会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结果。10年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到1970年基尼系数仅为0.256，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倾向逐渐加大，与二战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阶段，日本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3.消费扩张拉动了需求，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扩大了内需。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高达90%以上。为了应对内需的大幅拉升，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随之积极转型以便应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促进了日本的家电、汽车等工业的迅速崛起。在计划执行以前，日本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消费指数基本维持在40左右;然而在计划实施之后，消费指数快速上涨，至1970年消费指数已接近100。计划的有效实施，是解决经济消费低迷、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使消费与当时的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一起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此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就业，产业结构转变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过渡，工厂由于投资所带来的设备更新引起了劳动力需求的迅猛增加，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国民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意味着劳动者就业的增加。计划实施的显著效果是1969～1972年的日本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的水平，是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1/4，是瑞典、芬兰等福利国家的1/2。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1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出现了相应的上涨势头，高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10年间东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76%之多。此外，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发展衰退，社会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下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畸形的”，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首先是迅速扩大经济所造成的畸形性，其次是由于跟不上过于迅速的扩大经济和结构变革而引起的畸形性。［12］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经济低迷和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麻烦，可能与之前令日本人一直骄傲的高速增长有一定关系。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密切的联系。面对二战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日本适时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重要举措和基本经验在于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的向居民倾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番目标，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引发了内需的启动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农业衰退、物欲横流、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二)启示与建议现阶段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国和日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经历的历史沿革不同，所以在我国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一些制约因素，比如，我国劳动者素质与生产效率不高，制约了居民收入持久增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较低，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的增收困难，影响和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难度加大，制约了经济总量实现倍增;此外，我国现阶段面临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的强烈波动和冲击，经济发展遇到了非常不稳定因素的挑战，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式和步伐，阻碍我们完成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1．限制大资本经济垄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日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缓解了二元结构，扩大了就业需求，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却大起大落，非常不稳定。特别是近几年，有利可图的行业基本被国有垄断资本占据着，私人投资很难进入行政垄断领域。因此，对我国来说，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外，还要求政府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放松规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范围。有些行业适当放松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加强市场的竞争度，在分割行业垄断势力的基础上扶植和培育新的竞争实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3］对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和领域，应进一步调整其分配关系，加强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透明度，特别是要对高管人员实行限薪，并严格控制其职务消费，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融资难、担保难，企业负担重，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亏损加大，应进一步改善创业环境，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可借鉴日本的经验，限制垄断资本，合理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市场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达到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做到以保障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历史任务。［1］近些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而资本、管理等其他要素的收益越来越突出。劳动报酬过低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难以提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共同协调发展。［11］借鉴日本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坚持以公平分配为中心，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多的利益向居民倾斜，做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向劳动者倾斜，做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3.打破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政府推行的相关农业措施成功地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解决了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拉动了农民的消费内需，大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地区之间资源的市场配置作用，资源集中于大中城市、发达地区，以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应该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壁垒，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为城乡人口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让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能够正常地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资源，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以及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第三，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非农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金融政策鼓励城市企业雇佣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由此达到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4．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中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重视人才的培育。日本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还调整了其在各级学校中的分配，这种变化均衡了各地的教育资源，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的，为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供了启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要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为每个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是有效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举措。由于贫困群体的收入低，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低收入者难以负担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费用。而只有教育，才能根本改变这个群体的知识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因此，要做到个人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政府应扩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特别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使这些地区居民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政府要着重提高低收入地区农民的教育水平，这也是缩小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2/3以上，以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减少或消除穷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仅可以解决个人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5.振兴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在倍增计划中意义非凡。在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开发“自主技术”为辅的方针，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用较短的时间缩短了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建立了独自的工业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首先，政府应强化对科技工作的管理，改革科技组织体制，制定相应的科技基本计划，从宏观上系统地推进科技改革。其次，要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两大问题是基础实力薄弱以及科技的实践性不足，所以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促进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所三者相互合作的科研体系，使科技研究的成果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第三，要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合作的机会，吸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科研水平发展，从国际角度上加强国内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发。6．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帮扶力度。日本在执行计划期间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大幅增加，国民普遍拥有较高水平的福利待遇，享有较高的医疗卫生、教育与生活保障，逐步实现了全民保险的目标。相比之下，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覆盖面小、财力薄弱、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应更加重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为滞后，因此，首先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目前因为地方社保政策制度不统一，账户信息不共享，使得外地人和本地人在养老、医疗等多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增大了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成本，也削弱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因此，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非常必要。再次，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对低收入者生活必需品实施最高限价，对低收入劳动者制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最低工资，［14］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财政投入，由此提高社会贫困人群的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意义重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大事。民富才能国强。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境下，努力达成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既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孙敬水黄秋虹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年均12.8%的增速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9.7%的增速，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17位上升至第9位，快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一向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21世纪我国贸易收支出现大幅贸易顺差被视为与经济增长极具正相关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在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一些学者却发现“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张小济胡江云，1999；陈家勤等，1999）、“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成反方向运行趋势”（彭福伟，1999）的情况。这显然与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相悖。因而，要科学地认识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解开“贸易顺差悖论”之谜。

一、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论的来源

要评价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论的得出，正是缘于此。支出法是从需求角度将一国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行为主体在一年期间通过不同经济活动的最终支出额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其公式为：GDP=C+I+G+(X-M)。由“总支出＝总产出”原理出发，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即为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通常采用净出口贡献度和净出口贡献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式如下：

净出口贡献度＝[△(X-M)/△Y]×100%

净出口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Y/Y]×100%

根据以上公式，可计算出1979～1998年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各项指标（表1）。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出现逆差的年份，大多经济增长较快；而贸易顺差则大多对应着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如1985年和199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448.9亿元和701.4亿元，经济增长却高达13.5%，同期净出口贡献率分别为-3.4%和-1.5%；1997年贸易顺差达3347.0亿元，经济增长仅为8.8%，同期净出口贡献率为3.1%，等等。如此看来，上述学者的观点似乎成立。但是，检验“贸易顺差悖论”是否存在，我们还必须检验支出法的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模型。

内容提要：本文把“产出”具体化为三种：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销售收入，从而得到三种资本－产出比率：资本－国民收入比率、资本－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资本－销售收入比率，还定义了其他一些参量，并且建立了这些参量之间的关系式。

一．引言

我曾经提出问题：“投资乘数与资本－产出比率是何关系”（见经济学家网站，国民收入决定，2004/05/30），后有网友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式应该是：“毫无疑问，投资乘数k等于ΔYt与ΔIt之比，而加速系数或资本产出比率a等于It与ΔYt之比，那么，k与a的关系则是，k=(It/ΔIt)/a。何来陆善民的k=1/a呢？”但是，该网文没有解释该公式中的符号的意义，也没有对该公式加以证明，就这么干巴巴一句话了结。这样人们就很难理解他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例如，公式中的增量、变量究竟是什么含义，别人不知道。从数学上讲，变量X的增量是个相对量，如果变量X的增量ΔX是相对于原点的，则可以得到ΔX=X－0=X，从而有（X/ΔX）=1。如果这样的话，上面的公式实际上就是我那公式。再从经济学方面讲，It通常指追加投资，追加投资产生的ΔYt＝It/a；而ΔIt通常表示投资增量，投资增量ΔIt产生的ΔYt＝kΔIt。这样得到的两个ΔYt是一码事吗？这两个ΔYt是可以相等、相消的吗？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我可以方便地证明3＝4。怎么证明？先设ΔYt＝3，再设ΔYt＝4，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3＝4。如果假设ΔYt＝鹿，再假设ΔYt＝马，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鹿＝马。这样的低级逻辑错误也许不值得多费笔墨，但实际上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类似毛病，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确也可以论它一论。我搜索了一下这位网友的资料，原来是党校的一位博士生。这就难怪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党校、党报、党刊，都不是学术争论的场所。党校研究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如何掌握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如何立党为公、如何执政为民，直到千秋万世。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至于经济学是否科学，经济规律是否需要证明，是否需要经过实践检验，那是次要问题。一切服从政治上的需要，一切以胜利为目的。如果需要，经济衰退可以说成经济增长，连年欠收可以说成连年丰收，即使饿死了人，那也是“一个指头相对于九个指头的小事”。作为经济学家，就不能这样研究经济，不能围着政治气候转，否则经济学家就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家、现行政策的辩护士。据说国际上有各国不同政党参加的所谓“国际政党会议”，在这种会议上，肯定是交流执政经验，肯定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要不然的话，甲政党上台号召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埋葬“帝、修、反”！乙政党则说：你这是搞颠覆，妄图称霸世界。甲政党辩护说：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丙政党发言说：当年的苏联总理柯西金扬言24小时坦克开进北京城，这是叫嚣侵略。丁政党则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苏联共产党代表先进，苏联坦克开到那里，象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镰刀锤子红旗就插到那里，这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叫侵略。……这种会议的热闹程度可想而知，不开也吧。

其实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指出J.M.凯恩斯得到的投资乘数公式的逻辑错误：国民收入增量分解为消费增量和投资增量两部分，消费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为b，则投资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肯定是1－b；反过来，由投资增量求国民收入增量，这是个算术问题，国民收入增量是投资增量的（1－b）分之一。这里没有牵涉到投资将会产生多少效益，这是另外应该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得到的公式其实不是投资乘数公式，这是张冠李戴。这部分内容属于逻辑批判。

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关于乘数的论述，除了逻辑混乱，还有概念混乱的毛病。请看一本新出版的书是这样介绍“乘数”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自发性支出的增加会引起一系列支出的增加，从而引起产出的增加。乘数原理就是对这种经济现象在理论上的概括。

1文献回顾与文献评述

1.1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范祚军等［3］运用1994—2010年人民币双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等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东盟10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对其中7国的贸易收支。张慧等［4］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韩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季度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关系，指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使我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汇率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Taufiq等［6］根据1974—1998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晓月等［7］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总的净效应为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货币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它们贸易收支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义汇率的角度，探讨了其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变动不引起贸易收支变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多边贸易，得到实际汇率的变动不会显著影响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的结论。曹永福［12］对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算得两者绝对值之和为0.3079(0.611)，小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临界值，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刘林［13］通过构建非线性MS-VAR模型，选择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升值分别对一般贸易收支和加工贸易收支的影响，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不会影响总的贸易收支。左晓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不能使我国贸易顺差得到根本改变。冯宗宪等［15］构建了中美两国TV-FA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据选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统一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的模型。鉴于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而运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机制分析

我国居民储蓄已连续数年高速增长，并于1995年底一举突破三万亿元大关，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热点，再次令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为之震惊。那么，居民储蓄如此快速增长和巨额居民储蓄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运行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利是弊？不能不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居民储蓄的变化及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建国到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全国居民储蓄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1978年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元，按当时的外汇牌价，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一天的工资，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贫困程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十年改革，1988年人均储蓄存款上升到347元，十年增长了16.5倍，到1995年底，全国人均储蓄存款达到了2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十七年增长了120倍，仅1995年一年，全国居民存款总额就增加了8000亿元，人均增长近700元。我国居民储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明显具有以下原因：

1.改革后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造成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分配情况看，绝大部分年份个人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发展增长率。1995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68元，比1994年同期增长31.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758元，增长了37％，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1％左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是如此，197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初始结构为：政府部门11.4％，企业部门37％，个人部门50.8％，1994年依次转变为10％、25％和65％。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变化为：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是23.5％、12.1％和64.4％，到1988年，其结构就转变为11.7％、10.8％和77.5％，1994年又成为12％、10％和78％。由以上变化不难看出，除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实惠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即过分向个人倾斜是我国居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2.居民收入的平均化导致了居民消费结构单一和相对集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我国居民收入除个体工商业者、企业承包人、三资企业经理等少数人员外，基本上处于两个档次水平上，一个是城镇居民，另一个是广大农村人员。收入上的统一性造成消费结构的单一性和集中性（消费时间相对集中、消费品种相对集中），在新的消费热点未形成之前，居民收入处于储蓄结构状态，一旦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便一拥而上。由于近年来一直没有形成大的消费热点，这是造成近年来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

3.保值补贴的吸引。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时高时低的通货膨胀运行的，从1988年以来，国家考虑到物价上涨过快因素，采取了保值储蓄，以保护储户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和加强宏观调控，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居民存款意向，保证了储蓄渠道的畅通，为储蓄总额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摘要：为了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国家往往会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调节市场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相应的政策效果，最终使产出达到均衡。文章主要通过IS-LM模型分析可知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因素，从而推出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IS-LM模型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资源配置，解释经济波动现象，研究宏观经济总量。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但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弥补单一的政策的局限，往往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最终使总供给予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

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财政政策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持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作出的决策。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和公债等这些政策工具，通过乘数，作用于国民收入，进而达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1]。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总需求不足，政府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降低税率等多种措施来刺激总需求，使总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与就业就会增加，进而使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