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人格范文10篇

[摘要]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刘师培与陈独秀围绕革命与建设，鞭挞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堕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国廉耻道丧，正义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刘主张以中矫偏，使人人具个人之资格，积极人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献身国家。而在新型国民人格中，陈提倡在理论上清算三纲之说与忠孝节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做到公与私统一；在方法上欲藉政党、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达到预设之目的。

[关键词]革命派；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革命人格；国民人格

近想人格乃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革命派人格思想，除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蔡元培、宋教仁、雷铁崖等人的人格观外，尤需解读以“光汉”自称的刘师培和以“三爱”闻世的陈独秀的相关思想。清末民初，他们二人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而且均为重塑近想人格的提倡者与实践者。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个案研究甚多，而视二者人格思想为整体综合研究之文尚付阙如。事实上，他们立足于当时中国实际，从救国角度阐述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并将之诉诸实践，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格的近代化。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在其所著《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而陈也反复强调：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由此不难看出，近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他进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刘痛斥道：“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摘要：人是现代化的主体，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先实现人格的现代化。当代中国国民人格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着一些尖锐的问题，如：价值观念、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和角色定位等。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必须促进国民人格的提升，必须具备有崇高的理想，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较高的耐挫能力等现代化人格素质。为此，全社会必须通力合作，进行人格主体的自我心理调适和社会心理调节，缓解和消除人格中存在的问题，逐步达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格素质，以促进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现代社会；人格素质；社会调适；培养策略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的，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算为现代化的国家。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时，都集中在人格问题的研究上。然而，我们国家的国民人格的现状，在许多学者看来是不容乐观的，在人格问题中存在着一些尖锐的问题，这些人格问题如果不能缓解和消除，小则会导致个体心理发生障碍。引发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大则会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对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起阻碍作用。因此，研究国民人格现状对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社会国民人格存在的问题

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使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为瞬息万变的境遇，这种境遇给人类带来了茫然、无所适从的紧张情绪和迷失感，使社会上所有的人和组织越来越穷于应付而产生适应能力的危机，国民的人格健康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异质文化大量涌入，严重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化根基。对人们固有的心灵世界产生剧烈震撼。由于人们对外来文化不甚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和潜在功能有所忽视，因此，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外来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效整合。这必然会使很多人产生人格冲突。文化撞击所带来的人格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动荡不安，原有的社会价值观逐渐丧失功能，新的价值观零散杂乱而不成系统。在这个新旧价值观并存的复杂环境中，人们难以依据自己已有的认识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因此，导致国民认知失调，行为失范，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很多人形成了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

题记：生命权、自由权等人格权利，涉及自然人全面社会生存之根本，岂可由仅仅规范私人生活关系的民法赋予？！

--作者

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1将"人格权"在分则中单列一编（第四编）做出了规定。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为极富中国特色的创新，*2反对者则认为其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3争议不可谓不大。但现有争议多集中于法典内容体系安排之逻辑性方面。笔者认为，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立法体系安排问题，但其实质上首先涉及人格权的性质认定，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既有观念和理论存在诸多谬误。为求我国未来民法典之科学性，本文特对此发表意见，以资参考。

一、"人格"：私法上的概念抑或公法上的概念？

人格权与人格的联系如何？此为有关人格权问题论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强调二者的联系，指出"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义"，*4故无须单独规定；相反的观点则试图疏远这一联系，指出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格权所谓之人格非属同一范畴，*5并由此而将人格权视为一种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得相提并论的民事权利，成立其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本理由。

事实上，尽管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遥远，*6但人格权与人格之更为紧密的联系却不容置疑。为此，论证人格权的本质，须从论证人格的本质开始。

摘要：人格权不是实证法上的权利，而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在民法上的反映与保护。权利一方面具有与他人划清界限的功能，同时也可以让主体通过对权利的支配以获得利益。对于人的属性应当定位于保护而非支配，故应对“身体、健康、生命”等规定不受侵犯及侵犯后的民事责任，而不是罗列一系列权利。因此，人格权在民法典中没有必要单独成编。同时，法人不应具有人格权。

关键词：人格权/法人人格权/民法典

我国民法典正在起草过程中，关于人格权的本质、人格权是否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以及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权等问题，学术界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决然对立的观点。本文拟对此问题予以论析。

一、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人格权立法模式的争议

我国学者在关于如何设计我国民法典之人格权的模式时，存在重大争议。主要存在如下观点：

(一)人格权独立说

无论是要国家强盛，还是要国家独立和自由，其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国民人格。而人格的形成在幼年、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梁启超先生就有了上面的名言。

“改变国民性”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国民性”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国民性”指的就是国民人格，即全体国民在人格方面的共同特征。那么，一场以改变人格为目的的运动为什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手段和方式呢？这是因为，文化与人格是一对相互影响的、有着共同思想基础的社会学体系。当时中国人的国民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又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笔者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试着对人格和文化进行一下分析，也许最后我们能得出一些共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我们先来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1、人格：

（1）人性：人性就是指人的本性。即人具有通过自身的本能接受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进而通过自身影响环境，从而达到和实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身、家庭、种族、和群体这样一种潜能和欲望。

（2）人格：这里的人格是指人的品格。即人为实现其人性潜能和欲望而形成的具体理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在其所著《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而陈也反复强调：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由此不难看出，近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他进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刘痛斥道：“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类似批判之论在陈独秀思想中亦不乏体现，并有所拓展。他指出：社会人格之堕落实“为国亡种灭之根源”。现实中国之危迫于独夫与强敌实源自民族公德私德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在他看来，凡一国之兴亡无不随国民性质之好歹转移。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性上印象十分浅薄。甚至说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日常所争只为生死，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不争荣辱，灭国为奴甘心受之，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对如此知有家不知有国、只保身家不问国事、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之陋习，陈痛斥道：“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如此卑劣无耻根性的主要社会表现是“雅人名士”逃避现实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对逃避现实之现象，陈独秀指出：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由于充塞社会之空气陈腐朽败，求一些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在他看来，如此退隐实言行与传统虚无思想有关。他说：“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它是中国多年的病根。陈称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实际上是对退隐逃避陋习的否定，与刘师培斥“清而不和”之论颇为相似。至于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者，陈认为如此之徒更多。在他看来，堕落者多为愚昧无知、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荣等性格卑劣之人，他们所持思想是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具体表现在社会上群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在道德上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即使是有硕德名流之誉的贤人君子亦乏抵抗力，言行消极、脆弱、退葸、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由于许多人视做官发财为人生之目的，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与社会恶习相沿而日深，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真可谓“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而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之职位，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如此不以为耻，曲学阿世之举表明他们的道德人格卑劣。所以，陈独秀情不自禁地质问道：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诈伪圆滑，人格何存?由是可知，中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脆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总之，刘师培与陈独秀对封建腐朽人格及其影响的批判呈不断加深之势。其言论虽不乏过激偏颇之处，但蕴涵其中的深沉民族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他们致力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凸显了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真诚愿望。

“人格权的本质”问题涉及到我国民法典的起草。中国民法理论在近些年被推向一个高潮，首先是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接下来是《物权法》的起草，《物权法》起草进行一半之时，有关民法典的起草又列入了议事日程，起草工作推进得非常快，有关的学者建议稿很快出炉。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民法典起草建议稿做了分工，梁彗星老师主持民法典总则、合同（债法）部分，我负责起草民事主体制度（包括自然人、法人两章）。学术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进行讨论，于去年12月形成了一个官方的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不论同学们是学习何种部门法都必须牢记一句话：民法是万法之源，任何法律的起点，包括宪法的起源处都在民法。（尹田教授指出民法典的重要性，并要求同学们努力领悟其中含义，作一名合格的法律学习者。）

民法典的起草是我国民法理论学界面临的一次挑战，学者的理论水平、专业素质都将面临检验，在这一过程中，会引起很多论战。关于物权法的起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关于民法典的起草更多的涉及到体系编纂问题。我们是要制定一部民法典，而不是将各单行法规编纂在一起的民法典，民法典在中国的作用重大，民法典的制定意义深远。民法典体系的编纂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一种法律的法学的思维模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进行司法活动。我们在学习法律专业的时候最终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我们将采用何种方法，何种思维模式研究法律问题。首先我们要学习知识（法律知识），但知识是在不断变化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学习法律知识背后的法律精神、本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用的思路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技巧，这种方法体现在我们如何制定法律、适用法律中。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适应了近代以来各国法律“法典化”的趋势，这一选择实际上表明我们选择一种被历史证明最科学、最适用的法学思维方式，也就是形式理性思维，其典型代表是德国民法典，它采用的方法论就是我们称之为概念法学的思维方法。（尹田教授要求我们在知识获取过程中不断领悟这种法律方法问题，从而培养理性的、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民法典的起草主要涉及到模式选择，起草中有一些争议的问题。

争议之一，我们民法典的体系究竟向谁借鉴和学习。

从世界范围看，法典化的成文法国家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罗马、法国式模式，法国法继承罗马法模式，将整部法典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人法，一部分是物法（即财产法）。人法是关于主体即自然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接下来是关于财产即以所有权为中心的财产问题，我们后来所说的合同、债权制度也就是取得所有权的方法规定在有关所有权的规定中。第二种是德国法模式，它与法国法起点不同，法国法着眼于人，首先规定人的行为能力，规定婚姻家庭等与人身份相关联的关系，然后再确定财产，而德国法重新选择了民法基点，定位为权利或者说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德国民法典分为两个部分：总则，也就是关于权利义务的一般问题，也就是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包括人的问题、民事主体、自然人，并创设了法庭制度以及法律行为，从委托合同中抽象出来单独成立的制度、时效制度等构成总则分则，在物权、债权严格区分的基础上把其作为财产权利的两大支柱。法国人和罗马法都未区分物权、债权，没有物权的概念，其虽有债权但不是相对于物权的债权概念，而德国将二者严格划分，作为两种权利的财产权利主要类型规定下来，接着，德国法规定与身份有关的权利也就是婚姻、家庭、亲属权和继承权。德国、法国两种体制中，哪一种更适合我们，就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梁彗星老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借鉴德国法模式，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法国法模式。

争议之二：知识产权是否要列入民法典。

一、生育权之界定

（一）生育权之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生育权的定义没有取得统一，存在很多说法。本文认为，民法上的生育权是指民事主体对自己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等生育事务自主作出决定的权利，其实质是一种意思决定自由权。其保护的是权利主体对自己生育行为自我决定的人格利益，即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为生育行为而不受他人约束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育自主权”。

（二）生育权之内容

具体而言，生育权是指民事主体对自己生育一事所做的决定乃是其意愿的真实表达，当事人形成的这种生育意思是自由的、不受干扰的，而如果其形成这种意思的过程受到干扰，使其形成了其实际上并不想形成的意思，做了其在自由状态下并不会做出的决定，则其对这种意思的决定是不自由的，其生育权这个时候即受到了侵犯，因为其并未达到对自己生育事务的自主决定。

而要实现民事主体对自己生育一事的自主决定，则需要其对与其作出生育决定相关的因素的知情以及在此条件下其对要不要生育、以何种方式生育等事务的自主决定、不受干扰。欺诈、胁迫以及使得当事人对相关做决定的因素不知情或告知错误信息等都是干扰其自主决定之情形，其中任一种方式都构成了对当事人生育权的侵犯。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1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3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4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5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摘要

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人格权利能力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格

壹

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