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范文10篇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迁。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也在加快,生存压力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频繁发生，但是我国并没有“过劳死”的概念，立法对劳动者过劳死的保护还是处于一片空白阶段。立法将对“过劳死”如何规制，引发了学者的浓厚兴趣，是纳入职业病，抑或纳入工伤范畴，本文将结合国外的相关立法及研究成果，对此加以深究，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立法保护模式。

关键词：过劳死；职业病；工伤；法律界定

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手段。因此，千百年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世人所传颂和景仰。但是，当我们沉醉于对劳动的尊重和赞扬之时，当我们面对社会生存的压力时，却往往忽视了辛勤劳作的根本目的。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者承担超负荷、超强度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做法对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在工作岗位上意外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过劳死”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现象。

过劳问题是现达国家的通病，许多国家都对“过劳死”问题作出了规定。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将“过劳死”纳入工伤的范畴。当今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年富力强的员工都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各行各业的人的倍受职业疾病的困扰，有七成的知识分子在“过劳死”的边缘。但目前中国的法律对“过劳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职工的利益无法合理保护，卫生，劳动人事等部门从未正式承认过“过劳死”。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对“过劳死”的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阶段。对“过劳死”的自我感觉标准或工作认证标准，甚至都没有一个政策上的概念。可以说“过劳死”在中国的科研、法律及政策监管上都是一个全新的名词。有些单位在职工发生“过劳死”的时候，以工伤进行赔偿。其依据是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里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但本质上立法将更多的过劳现象排除在外了，仅仅是承认在工作时间或是48小时之内。并不能给“过劳死”的员工提供完整的法律救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普通劳动者最基本休息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笔者对“过劳死”问题作了做了简单的分析，以期给予立法者以建议。

一、“过劳死”概念的法律界定

（一）日本学者的定义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迁。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也在加快,生存压力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频繁发生，但是我国并没有“过劳死”的概念，立法对劳动者过劳死的保护还是处于一片空白阶段。立法将对“过劳死”如何规制，引发了学者的浓厚兴趣，是纳入职业病，抑或纳入工伤范畴，本文将结合国外的相关立法及研究成果，对此加以深究，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立法保护模式。

关键词：过劳死；职业病；工伤；法律界定

Thelegalponderonover-workingdeath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phenomenonofover-workingdeathappearsrepeatedly.ButinChinathereisnothavetheconceptofover-workingdeath.Therealsohasnolegislationonthisphenomenon.Speciallysafeguardsworker''''srestpowerthroughthelegalregimetobeurgent.ScholarsinChinaunifytherealityinabundance,givingmanycommentsandthesuggestion.Thepaperwillcombinetherelevantlegislationandforeignresearchresults,whichshenjiube,tofindasuitabletoChina''''snationalconditionslegislationtoprotectmode.

Keywords:Over-workingdeath;Workrelatedinjuries;Vocationindustrialdisease;Legaldefinition

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手段。因此，千百年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世人所传颂和景仰。但是，当我们沉醉于对劳动的尊重和赞扬之时，当我们面对社会生存的压力时，却往往忽视了辛勤劳作的根本目的。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者承担超负荷、超强度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做法对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在工作岗位上意外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过劳死”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现象。

一、“过劳死”的性质

实际上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里存在民事判决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侵犯休息权等宪法权利不具有诉讼的可行性；其次，民事赔偿是个性化的赔偿机制。由于单个的一对一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方式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个案的解决往往会造成“同命不同价”的后果。所以这种以侵权为基础的救济模式也不利于对“过劳死”的遏制与解决。较之侵权说，笔者认为将“过劳死”定位为“工伤”有其明显的合理性，首先，“过劳死”符合法理和劳动法律法规上工伤认定要素，且我国法律曾有并一直有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认定的有效实践；其次，工伤纳入社会保险系统制度，受害人或其家属通过社会保险制度获取保险待遇的支付标准具有统一性，且当事人容易对工伤保险救济的途径做出合理的判断，程序上减轻了劳动者一方的举证责任。这有利于缓和紧张的雇佣关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过劳死”法律规制建议

1、《劳动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日本，“过劳死”的补偿范围有三种：一是典型的过劳而病死的；二是因为过劳而自杀者；三是由过劳引起的精神障碍。首先，在《劳动法》中补充规定最狭义“过劳死”的构成要件；其次，补偿的范围应当扩大到精神障碍者或自杀者。我国工伤保障应当抛弃事故主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处理机制，逐渐与国际接轨。

2、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执法问题是“过劳死”问题的一大软肋，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没有严格遵照实行也只是一纸空文。用人单位之所以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规定的处罚太宽松。笔者建议，修改《劳动监察条例》第25条，增加责令停产停业和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并加大罚款处罚标准，可以考虑从每个劳动者500元的罚款上限调高到5000元；其次，建议劳动监察机关加大执法力度，由原来的消极执法转变为积极执法。

3、加强工会制度改革，突出工会维权职能。对于大多数过劳而未死的劳动者而言，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减少加班是最有效的遏制“过劳死”的方法了。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工会可以使劳动者结合起来，集中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工会必须先经济独立，为了防止资方通过提供财政帮助的方式控制工会，财政拨付应当从中央财政按照工会的预算，直接把经费拨付给全国总工会，由总工会逐层分拨给各级工会，这样才能使工会彻底摆脱政府、企业的控制。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和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因长期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的职业病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负伤、致残者，死亡者本人及其家属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维护千百万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关系到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覆盖人员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工伤保险制度是指国家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性疾病的劳动者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一宗社会保障制度。1884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伤亡事故保险法》，从而为职业伤害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解决机制：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在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始于50年代初，经历了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1957年卫生部制定的《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劳动法》、1996年劳动部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4月20日颁布并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以及2010年12月8日颁布并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工伤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蕴含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权是人权的应然权利，即人权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中写到：“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而劳动权并不是与生俱有，而是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纠纷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具体化、法定化。“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

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提出“生活、工作或者死亡”，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劳动权利的口号；1848年二月革命，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了劳动权；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是最早规定劳动权的一部宪法，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劳动权是一种宪法权利。

在我国，劳动权不是单一权利，而是一种复合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等。劳动权是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其他权利起源于此又终结于此，即仍是要通过劳动实现其他权利的价值，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

二、保障生存权是国家的政治性义务

论文关键词：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过劳死”；疲劳毒素，

论文摘要：亚健康是病前状态、临床前期、疾病先兆。出现亚健康就是给健康亮了黄灯，过度疲劳是常见亚健康表现，而“疲劳毒素”长时间、多系统的侵蚀将导致各种严重疾病，最后促进“过劳死”的发生。主要通过阐述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与“过劳死”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发生机理，使我们更全面、更科学地认识亚健康、重视疲劳、预防“过劳死”。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处于完全的完满状态”。这是对健康的比较全面的认识，有着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表明人们传统的健康思维发生了变化，明确了只有具备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良好适应能力以及后来又提出的道德健康，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健康。

1亚健康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N·布赫曼(Berkman)提出亚健康(sub－health)的概念，即指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是非特异性的疾病前状态或特异性疾病临界状态，即人体活力减退，反应能力降低，适应能力下降，生理功能减弱的状态，无器质性疾病的一些功能性改变。

以WHO四位一体的健康新概念为依据，亚健康可划分为：①躯体亚健康。主要表现为不明原因或排除疾病原因的体力疲劳、虚弱、周身不适、性功能下降和月经周期紊乱等；②心理亚健康。主要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脑力疲劳、情感障碍、思维紊乱、恐慌、焦虑、自卑以及神经质、冷漠、孤独、轻率，甚至产生自杀念头等；③社会适应性亚健康。突出表现为对工作、生活、学习等环境难以适应，对人际关系难以协调，即角色错位和不适应是社会适应性亚健康的集中表现；④道德方面的亚健康。主要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存在着明显的损人害己的偏差。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和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因长期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的职业病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负伤、致残者，死亡者本人及其家属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维护千百万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关系到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覆盖人员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我国劳动法对工伤与非工伤设定了截然不同的待遇：认定为工伤，那么职工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医疗费、生活费等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而认定为非工伤，那么职工只能按劳动法规定在法定医疗期内享受基本的保障。因此，工伤认定涉及我国数亿职工潜在或现实的重要利益。而作为工伤认定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工伤认定标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国务院2003年4月27日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和十六条从三个角度对工伤的认定在法律上做出了规定，分别是认定工伤的情形，视同工伤的情形和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由于工伤认定其较为复杂，所以立法主要采用了机械罗列的方式就一般的工伤情形进行了规定。这未从深层次探究工伤认定的根本问题即工伤认定的标准，不但使人们对一些法律具体列举的工伤情形产生争议，而且对日后出现的一些疑难情况也难以进行工伤认定。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就工伤认定的标准进行分析和概括，希望能对准确地认定工伤有些许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工伤认定的标准包括客观标准、主观标准。此外还有一些例外情形。

一、工伤认定的客观标准

工伤是进行工作而发生的。这标准可简称为工作标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工伤的三大要素，既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有学者将之分别称为工伤认定的时间标准、空间标准和工作(或职务)标准。但从《条例》第十四条所例举的七种情形看，工作标准才是工伤认定的标准。

顾名思义，工伤是指“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受到的伤害”“工”即工作，此处的“工作”应当从广义上理解：首先，它包括一般的经常性工作、任务，也包括单位临时指派的工作、任务;其次，它包括直接从事的工作，也包括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再次，包括一般情形下单位指派同意的工作，也包括特殊情况下非单位指派、同意的工作。这主要指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单位的利益而主动进行的工作。只有对“工作”作宽泛的理解，才能使工伤的外延因职务的多样性而拓宽，更好地保护职工的利益。

一些学者认为工伤认定标准还应包括时间标准和空间标准。即工伤只限于在工作时间内发生(时间标准)和在工作区域内发生的(空间标准)。笔者它们实际只是工作标准的时空特点，而不能作为与工作标准并列的工伤认定标准。进行工作必然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的区域进行。把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再作标准，显然是多余的。此外，在工作的时间和区域一般应为工作，但当职工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区域为其他非工作事务时，仅凭这两个标准即认定工伤显然不妥，而要作为认定标准需要再附加必须是为工作的条件，这显然不如工作标准简洁准确。所以工伤认定的标准是职务标准，而不需附加时间和空间标准。

《条例》第十四条所列举的七种情形中争议较大的是其第(六)项规定，即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应归入工伤。因为在该种情形中，职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发生车祸。尽管与工作有一定关系，但造成伤害的结果并非直接出于工作原因，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根据工伤认定的客观标准，若非工作原因致伤，即使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过度劳动的危害

（一）个人层面。过度劳动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出现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症等身心失谐状况，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过劳死”。更专业的定义指劳动过程中过重的身心负荷、疲劳的不断累积，造成既有的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疾病恶化，进而破坏劳工正常的工作和生命节奏，最终导致死亡。（二）用人单位层面。过度劳动使劳动者身心俱疲，工作热情下降，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比如，现今医疗事故频发，与医生的过度劳动不无关系，医生的过度劳动相当于疲劳驾驶，不单是影响单位形象，更是会酿成大祸，害别人丢掉性命。此外，高压环境下，员工忠诚度较低，流动率高，会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进而影响收益。（三）社会环境层面1、对经济的危害。以我国为例，人力资源专家批评我国经济在发展中过度消费了劳动力，享用了由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与低劳动力成本、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强烈反差而构成的劳动力红利，陷于“低劳动力成本依赖症”中而难以可持续发展。2、过度劳动导致就业挤出效应。目前，国内有很多企业的劳动力小时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标准工资水平，过低的小时工资水平迫使劳动者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延长劳动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而过度劳动导致以日计量的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当日工资达到较高水平时，企业所雇用的劳动者就会减少，从而过度劳动导致就业挤占，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解决过度劳动问题的建议

（一）个人层面1、劳动者应立足长远，定期检查。劳动者应该立足长远，做好成本收益分析，明确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形成正确的爱好，不应只为工作带来的短期成就感而忽视长久的健康，应该注意保护自己，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2、劳动者要注重自我调节。面对人际、晋升、批评甚至下岗等各种职场压力和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生活压力，职场人士要改变以往的价值评价标准，注重自我调节。第一，要有良好的健康意识和行为导向。人和汽车一样，如果不注意保养很容易老化。因此，职场人士应按生物钟规律作息，绝对不能违反、干扰自身的生理规律；第二，强化三餐营养。足量且平衡的营养是职场人士保持旺盛精力、抵抗疲劳的“秘密武器”。职场人士在安排一日三餐时，一要品种多样化，二要各品种之间的比例均衡，偏废不得；第三，坚持合理运动。适量运动也是预防“过劳”的关键。运动医学专家认为，要想保持持久旺盛的精力，需要经常运动，以增加体能储存，每周散步4次～5次，每次30分钟～45分钟，或一星期进行3次～4次温和的户外活动，每次30分钟，都是必要的；第四，保持心情舒畅。烦闷、焦虑、忧伤是产生疲劳的内在因素，因此要防止疲劳，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并培养坚强、乐观、开朗、幽默的性格，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3、劳动者应加强防护意识。劳动者遇到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或实际执行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向劳动行政部门反映；在平时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单位的规章制度、工作考勤、加班记录、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情况等可以证明用人单位违法的证据材料，为日后进行诉讼做必要准备。（二）用人单位层面。用人单位应该建立科学的用工制度，增强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努力维持劳动者一如既往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妥善处理企业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对企业、对员工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它可以使大家集中精力，投入生产，把更好的智慧、更多的精力运用到生产中，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三）社会环境层面1、改善制度环境（1）完善相关法律，同时加大执法和惩处力度。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把遏止“过劳”现象写入法律，将“过劳”列入职业病范围，规定并严格执行最高工作时间、最低休息时间、强制带薪休假和定时对员工体检等，使劳动者的休息权通过立法得以明确，防止高强度的劳动对人造成伤害。另外，一旦“过劳死”现象发生，应提高赔偿额，让用人单位即使从利益考虑，也不再以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作为代价。让违法行为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2）工会回归本能，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组织应当做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真正地表达职工利益。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立法，明确工会维权的具体实施方式、代表维权范围、工会保障手段等内容，让工会组织做好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权利，获得合理的社会保障是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个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保证。我国应该在着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使每个劳动者得到应有的保障，不用再为了明天的各种保障而牺牲今天的健康。2、改善职场环境。建立供需对应的人才培养机制，缓解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现状，做好人力资源的合理分流，使每个人可以学有所用，适度劳动。

本文作者：郭玉辉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一、高校体育必然作为德育的基础条件发生作用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在参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举办的“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时指出:“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肩负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对青年人寄予了殷切期望。因此，青年的整体素质高低决定着其社会作用大小的发挥，影响着中华民族繁荣复兴速度。这里的整体素质既包括科学技术掌握的程度，也包括思想道德水平，还包括个人身体素质强弱等，即我们熟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总则第四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中我们知道，我国高校是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的。其中，德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居首位，是高校教育工作的中心。因为，大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制定高远的目标和追求，并在实现这些目标和追求时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人格。唯有这样的人，才具备肩负起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重任的资格。可以说，德育在大学教育阶段甚至人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指导作用，是青年学子成人成才的关键。而体育则体现的是基础保障作用。

同志曾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文中，在谈及体育之于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时，他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3］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作保证，再好的人才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限制。近几年，因“过劳死”而英年早逝的行业精英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轻。有媒体对2004年至2011年国内16位“过劳死”的企业壮年高管作过统计，发现其中30－40岁的5人，40－50岁的5人，50岁以上的6人。而30－50岁正值壮年和盛年，是人生事业的高峰和鼎盛期。此外，因“过劳死”而逝的还有许多年轻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他们的辞世，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曾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而“80后”是主力。［4］除了工作压力过大外，其自身身体素质不强也是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健康意识，忽视运动锻炼对身体的强化作用，自身身体素质低，个人的抗压性也相对较弱。这与长期的体育教育地位低，国民运动保健观念淡薄，忽视体育的基础作用等因素是分不开。如果作为国家和民族未来支柱的“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由于身体原因过早衰亡，就谈不上自我人生理想的实现，更无法为社会提供与其多年德育、智育教育成果相对称的社会价值，小则影响个人与家庭的和谐稳定，大则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后继发展，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环节的德育和体育，从其关系上来看，体育是德育的基础，它既保障着大学德育过程的顺利实施，也保障着德育成果的充分实现。没有良好的体魄作保证，德育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充分理解大学体育对德育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大学体育的地位，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二、高校体育有效弥补了德育的不足，是高校德育的重要补充

我们从物质的层面阐明了大学体育之于德育的重要基础作用，事实上，除为德育提供必要的身体条件外，体育在德育全过程也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一)高校体育弥补了德育内容中关于人格修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