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范文10篇

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列强主导的政治,国际规则主要由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制定。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国际法制约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政治运行所遵循的原则,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有了新发展,同时也面临新挑战,2001年9·11事件,同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国际法显现出很多不足。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互相建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互动中不断发展。

一、国际法理论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基本法,主权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格劳秀斯、康德、凯尔森使国际法逐步发展起来,三位大师的理论深刻影响着《联合国宪章》。

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对外主权的独立性(主权之上无管辖)、平等性(主权之间无等级)为特征。这种主权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近十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民族国家主权至上无管辖、主权之间无等级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康德是国际政治组织的始祖,康德的国际法理论及国际组织法影响着《联合国宪章》的形成和发展。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朝着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迈进起着深远的作用。《联合国宪章》与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制约

【正文】

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恐怖分子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一、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在国际体系中，不仅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极不平衡，而且国际行为体(actor)参与世界政治的程度也很不对称。就国家、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以及由不同国家的个人或民间团体组成的非政府间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即NGO)这三类行为体而言，由于当今的世界本质上依然是由主权国家所安排的世界，这就决定了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的程度最深也最为广泛，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次之，而非政府组织又次之。但是，在逐渐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虽不是人们首要的关注对象，但由于其活动具有跨国界、非政治和非营利性质，且一般也不受自我利益的驱动，而着眼点又是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和特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其作用和影响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日益突出。但总体上，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学者们更乐于关注和着重分析国家相互关系，因为这已经被理论化了，而且，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世界政治体系要素之外，使世界政治分析模式简单化，易于操纵。本文旨在概要论述非政府组织独特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方式，其在联合国体系里享有的法律地位，并着重论述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政治活动所造成的根本国际政治效应及其面临的根本挑战。

一、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模式及其基本运作方式

作为国际行为体之一，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渊源甚为久远。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RomanCatholicChurch)就是最重要的跨国行为体。(注：A.LeRoy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PrinciplesandIssues(NewJersey:Prentice-Hall,1995),p.279.)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通讯和交通革命、全球相互依存度的增大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大量跨国问题并因此呼唤国际努力，非政府组织才得以大量涌现。在20世纪50年代，非政府组织差不多有1000个，1976年已经达到2500个，1986年则达到4649个(如果把标准放得宽一些，将有21529个)，(注：奥斯特—奥托·岑皮尔著：《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1993—1994年的《国际组织年鉴》指出，“常见的”国际组织有5102个，其中4830个是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仅272个，此外还有3606个具有国际倾向的国内非政府组织。(注：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p.271.)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到80年代，非政府组织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注：KorenA.Mingst,MargaretP.Karns,TheUnitedNationsinthePost-ColdWarEra(Boulder:WestviewPress,1995),p.57.)而1990年以来，非政府组织的增长尤为迅猛。

众所周知，国家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其运作主要根据国家间达成的一致(特别是依凭政府间合作意愿)或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通过常设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在不侵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来完成其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那么，非政府组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在进行国际性的组织工作时，非政府组织有四种基本的组织模式。第一，有些非政府组织在某个国家设有一个总部，尽管其工作是国际性的，是在其他国家展开的。例如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RescueCommittee)：又如1983年成立的阿拉伯人权组织(ArabOrganizationforHumanRights)，虽然每年都出台一份阿拉伯世界人权状况报告，但该机构的运作却远在日内瓦，而不是在某个阿拉伯国家。第二，有些非政府组织拥有诸多自治性的国别分部，每个分部有其独立的专业组织，每一个专业组织都向该国总部汇报工作。这意味着在同一国家内有几个机构彼此独立地开展工作。第三种模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了许多募捐办公室，把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一个特别的遍布世界的专业组织，如国际红十字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edCross)——其雇员和管理人员都是当地人——来分配这些资金。第四，某些非政府组织只经由当地的不属于本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没有这些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它们就不能独立地开展实际工作。如基督教儿童基金(ChristianChildren''''sFund)和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注：AndrewS.Natsios,“NGOsandtheUNSysteminComplexHumanitarianEmergencies:Conflictor

Cooperation?”,inPaulF.Didehl,ThePoliticsOfGlobalGovernance:International

【内容提要】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势力均衡论为基础，其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以及对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内容提要】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势力均衡论为基础，其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以及对导致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摘要]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资源。国际政治资源在未来国际政治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应该重视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政治资源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政治资源；影响

所谓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使用的物质和精神来源。国际政治资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全球化及其进程，从本质上看是源于对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获取最大化的财富和利益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当一国的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财富和利益的要求时，就会限制其财富和利益的积累，于是自然而然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开拓新的市场，去寻找新的财富和寻求新的利益。超越国界去开发新的国际政治资源便成了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在这股动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合作越来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来越高。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社会财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资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壮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国际组织是国际间多边合作的产物，是为了满足国家间政府的或民间的跨国合作需求而产生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资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资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依托，也是推动全球化的地区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台。欧盟、东盟模式的运行已充分说明，国际组织对全球化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资源，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无处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从资源的性质看，国际政治资源可以分为硬性和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以军事等硬性手段为主，通过争夺地理空间来获取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各国已越来越重视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全球化带来的公共问题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政治资源，因为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效能越来越差。如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由于美国正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拥有继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这对美国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美国打着“推翻萨达姆专制政权、在中东地区建立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战争虽早已结束，但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随着驻伊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已经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逐渐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来解决，因此，国际关系行为体更多的是开发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方式上，如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已经成为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活动的重要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联网，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最终影响的是国际组织、国际合作、全球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力也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经济时代，谁拥有了信息资源，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为了占领信息传播的有利位置，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在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的开发与革新。美国在信息化时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9月，该小组宣布了美国建设信息网的宏大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又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构想。这些构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激起了世界各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早在1996年为《外交》双月刊撰写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国际领域的新型货币，美国在通过信息去扩展其‘硬性’的、‘软性’的国力资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刺激了政治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上个世纪后期，一场以民主化为标志的改革运动引导了政治全球化。在这场以制度化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它必将在本世纪引发一场民主文化的创新。在已经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西方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在事实上形成了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这场社会化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活动场所，以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为主特征，以普世主义为理论指导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对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非西方国家应该勇敢地面对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态势，立足于在政治文化的互动交流与融合中寻求文化创新之道。一种新的以多元文化为特征，以国际集体主义、民主、平等、宽容为价值取向的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可能会在新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大放异彩。本文在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以上过程做了粗浅的分析，以期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全球化问题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持续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热潮有增无减。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统计，自1994年起，仅在题目中出现“全球化”字眼的文章就有1800多篇，关注全球化的中文网页估计至少在25万以上[①]。然而，这些内容更多地限于经济学范围的考量，在政治学界，这一思索的头绪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以维普数据库为例，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多达2384篇，而加上“政治”一词的二次搜索则仅有16篇。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全球化讳莫如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幻想阳光，演绎着现代版掩耳盗铃的传说。殊不知，在潮流涌动的国际社会，一场泥沙俱下的文化之争正在拉开帷幕，并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走上前台。本文拟以民主化和民主文化为例对国际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及其模式。

一、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就在1974年，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冲击。[②]

这一次民主化浪潮是以西方式的民主来加以衡量的。学者们在探讨这一事件时对民主概念进行了低调处理，倾向于将选举制度的建立作为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取胜的标志，将“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③]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将竞争和参与视为民主化的两个维度，[④]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同经济市场化相媲美的政治民主化之翼。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花了十小时。[⑥]民主化国家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速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地，人们开始对这种“骤然出现”的民主提出置疑。法国学者居伊·埃尔梅指出了所有关心这次浪潮的学者都在关注的两个问题，即这种新的民主体制的长期可维持性以及扎根的可能性。[⑦]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