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范文10篇

【关键词】/国际战略思想/科学体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1)03-0055-04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一、两种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二、七项原则（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二）和平共处原则。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注：《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注：《选集》，第118页。）。1957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注：《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四）对外开放原则。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注：：《论新阶段》，第69页。）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六）一边倒原则。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七）国际统战原则。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严重危机进一步加深，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注：吴黎平：《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页。）这一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变为现实，从而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果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重新提出国际统战原则，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打破美苏的重压和围困。三、三大灵魂（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四、一个支点在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内品牌国际化的困境

毋庸讳言，中国本土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存在的劣势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品牌国际化的烦恼有四：一是品牌的弱势，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强势品牌相比，中国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弱势品牌。在各个行业和领域都有强势国际品牌存在，有些品牌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些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地位十分稳固，新品牌进入的成本非常高，被消费者接受的难度非常大。二是实力弱、资金不充分，品牌建设需要的周期较长，投入也大，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相对于国际强势品牌，实力也是偏弱的。三是缺乏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就目前现状而言，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一支熟悉外国市场运作规则、了解外国客户需求、拥有全球运营经验又熟悉本企业文化的管理团队，这是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化的最大瓶颈。四是认知导致的障碍，低价格、质量一般、缺乏科技含量是国际消费者对中国整体产品的普遍认知，这对中国企业塑造在国际竞争中重新塑造品牌形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中国本土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存在上述的劣势，但是中国品牌如果充分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非常有机会的。那么中国品牌如何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如何才能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笔者认为，清晰的战略思维是国际化竞争致胜的关键，这也是品牌国际化的基础。

二、“从产品到品牌”的战略思维

在实践中，中国品牌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跨国公司模式。以“海尔”为典型代表，在海外直接建厂，实现了生产、人员、营销、研发、设计的当地化。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公司资金、科研人才和科研实力雄厚，公司运作的国际化程度高，企业熟悉投资国的金融政策和企业运作规律，并且对投资国的民风民情做过大量的前期调研，否则，冒昧进入不熟悉的市场，往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第二种方式是海外并购模式。以“联想、TCL”为典型代表。比如，联想并购美国的IBM就是比较成功的海外并购。这种通过并购海外的成熟品牌，利用原有品牌的影响力、渠道、人才进入国际市场，是一种比较好的国际化战略选择；第三种方式是OEM加工出口模式。我们先来看一下何为OEM。OEM与现代工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著名的品牌商品制造商，常常因为自己的厂房不能达到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又或者需要某些特定的零件，因此向其他厂商求助。这些厂商就被称为OEM，即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中文翻译为“原始设备生产商”。如将之引申到IT领域的话，则表示那些进行代工的生产商。例如CPU风扇，Intel或AMD公司本身并不生产，它们通常会找像日本三洋公司这样的专业电机制造企业作风扇OEM生产。从以上的解释不难看出，外国企业选定产品与机型，委托中国企业生产，然后由他们自己出口销售。这是本土企业大量采用的一种模式，广泛存在于服装、家电、手机等行业，这种方式是很多国内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初期所选择的做法。这种国际化方式要求国内企业需要耐心、经验、理念转变和资金积累，往往是用于那些资金还不太雄厚，国际化经验略显欠缺，但有超凡的前瞻性视野和国际化野心的企业；第四种方式是销售模式。委托海外的渠道商开拓市场。在这四种方式中，前两种模式对公司的实力和能力要求非常高，风险也相对较高，只有极少数本土企业能够实施。而后两种模式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是更为现实的国际化之路，这也是笔者所主张的“从产品到品牌”的中国品牌国际化之路。

一般而言，战略分析包括竞争环境的分析、目标市场的细分与定位、盈利模式与竞争策略的确定等内容，但对国际化竞争而言，明晰竞争致胜的关键和选择进入的市场和模式是最需要企业领导者思考的。“从产品到品牌”的战略思维是对中国品牌如何发挥竞争优势、如何选择和进入市场的一种概括性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电子巨头“三星”企业国际化的模式对中国品牌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因为，“三星”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正处于从模拟走向数字化的巨变，三星抓住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国台湾的一些企业的战略选择更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宏基，它所走的就是一条典型的“从产品到品牌”的国际化之路。宏基从代加工做起，逐步过渡到代加工与自有品牌并重，到最后成功塑造了自有品牌的国际形象。在宏基国际化的征途中，充分认识到自身国际化竞争的优势和基础集中于较高性价比的产品，于是一边保有代加工业务，一边借助商从利基入手依据自身的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宏基所定义的利基市场是指大品牌没有或不屑占领的市场。难怪宏基前任总裁施振荣将宏基国际化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三点：有优势的产品、站稳利基市场后再扩张、借助当地的资源。

宏基的经验值得中国企业细细品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品牌，具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因此产品质量是中国品牌参与国际竞争致胜的关键，这也是塑造品牌的一种有效方式。品牌的本质是顾客对企业产品的认知与体验，产品销售的本身就是同消费者的直接沟通，带给消费者的体验更加深刻和真实，对于资源不充分的弱势品牌来说，以销量促品牌更为实际。以产品来塑造品牌和开拓国际市场，就不能与国际大品牌硬碰硬，细分与选择市场是必须的。当然，因为我们的资源不充分，就需要借助当地的资源来开拓市场，逐步摸索国际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探询消费者的需求和价值主张，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介入。当企业的内功练到了足够扎实、资金积累到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出手，不失时机地进行国际企业兼并，通过扩张壮大自己企业的规模，同时在此过程中下大力气宣传和培育自己的品牌形象，当企业拥有了响亮的国际化品牌，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才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实现第一阶段的国际化战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的品牌战略之路还需要从人才、品牌创新、产品质量、人性化设计、成本控制、市场开发、科学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维护和培育，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才能开花结果，在国外市场展现出中国企业的别样风采。

全球化是个确定的趋势、模糊的概念。在没有给全球化以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观念，即全球化不应是西方化，不应是美国化，更不应是超级大国在东西方推行“新战略”为所欲为的合法依据。连西方有识之士都认为“科索沃模式是个失败的例证”。人类社会需要有各国平等参与并自觉遵循的国际战略控制，否则，不仅科索沃战争的悲剧会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作为上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它不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而且对新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战争演变”取代“和平演变”，以强权压主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这场战争还表明，作为霸权主义新形态的新干涉主义是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外政策，是新战争的原罪。其特点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榜，以军事威胁与军事打击为手段，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强化了单极独霸的国际结构，美国可以任意给别国下定义，可以为别国立法，可以操纵西方八国集团主导世界事务。当时联合国在科索活问题上被边缘化了。

科索沃战争提醒人们，当人权成为强权的一种借口时，人权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万人死于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在受着上百万枚贫铀弹爆炸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来自外部的高压，才帮助伊拉克领导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西方大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为何对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导致60万人死亡的悲剧无动于衷?说穿了是卢旺达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波斯湾和科索沃则是兵家必争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20世纪末期最大的怪现象。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被亵渎的。

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战争图景，但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大国军事集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国狂轰滥炸了78天，用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是打赢了，但并不光彩。南联盟抵抗侵略，虽败犹荣。从战争指导来说，对南联盟进行的残酷空中打击，不仅有悖于战争道德，就是从军事艺术的角度讲，也是平庸之作，在军事艺术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北约始终不敢用地面部队进行较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科索沃战争的教训》的报告中承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并未赢得明确的胜利。尽管军事力量一边倒，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实力强大，但指挥艺术一般；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如果说科索沃战争能在战争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开了若干危险的先例：1．置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军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活动；3．战争不择手段，袭击目标不受限制，包括医院、学校、居民住宅、热电厂、总统府，甚至中国使馆都成为轰炸目标；4．操纵国际法庭进行跨国司法干预，宣布被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提出起诉和通缉。如果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侵略一词的最新版本的注释了。

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长期积聚造成的。冷战后在外国的怂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恶性发展。从1998年10月以来，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发动1062次武装袭击，杀害159人，绑架101人。美国专家坦言：“由于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他们占领警察局，抢夺武器，公然袭击巡警和边境检察站。……南联盟军警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清剿科索沃解放军。”南联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战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极端势力的过激行为，导致大批阿族居民逃离家园。美国和北约以此为借口，实行军事干涉，但根本没有达成他们所标榜的政治目的，反而留下许多后患。如此轻率地把一个主权国家内局部的种族冲突变成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势必埋下日后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冲突的种子。从战争性质讲，这次战争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联合对一个弱小的、孤立无援的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和北约的经济实力是南联盟的700倍，军事实力是南联盟的400倍。使用航空兵和导弹进行空中袭击成为达成战争目的的惟一手段。它在组织计划和技术操作上是出色的，但在军事艺术上是平庸的，在道德水准上更是低下的。美国和北约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高技术兵器，包括国际上禁用的集束炸弹、贫铀弹和石墨炸弹等，进行一场“非接触性战争”。在78天的狂轰滥炸中，美国和北约是0伤亡。南联盟损失惨重，仅和平居民就死亡2500人(其中有81名儿童)。这表明，这场战争是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美国和北约依仗其空中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把南联盟的所有人民当作人质，对方如果不屈服，就不断杀伤其人民，破坏其生存条件。这和暴徒、恐怖主义的行径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霸权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义。美国受到科索沃战争的鼓励，强化了以武力图霸业的观念。科索沃战争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主要军事行动样式。从这个意义说，科索沃战争拉开了21世纪战争的序幕。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成功地运用了联盟战略，共有19个国家参加，如果没有欧洲空军基地的使用权、飞越领空权和后勤支援，美国无法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利用俄罗斯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的复杂而脆弱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无法对南联盟进行直接支援的地缘障碍等软弱地位，使俄罗斯放弃实际援助，而参与外交斡旋，逼迫南联盟就范。但“联盟力量”内部从始至终存在分歧。对是否需要打这一仗、是否投入地面交战、是分阶段逐步升级进行空袭还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袭等，各国看法不一。美国提出的打击目标常被盟国否决。科索沃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北约)追随美国最紧密和最不光彩的一次行动，但经过历史反思，也可能是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开端。

——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及其警示

全球化是个确定的趋势、模糊的概念。在没有给全球化以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观念，即全球化不应是西方化，不应是美国化，更不应是超级大国在东西方推行“新战略”为所欲为的合法依据。连西方有识之士都认为“科索沃模式是个失败的例证”。人类社会需要有各国平等参与并自觉遵循的国际战略控制，否则，不仅科索沃战争的悲剧会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作为上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它不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而且对新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战争演变”取代“和平演变”，以强权压主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这场战争还表明，作为霸权主义新形态的新干涉主义是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外政策，是新战争的原罪。其特点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榜，以军事威胁与军事打击为手段，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强化了单极独霸的国际结构，美国可以任意给别国下定义，可以为别国立法，可以操纵西方八国集团主导世界事务。当时联合国在科索活问题上被边缘化了。

科索沃战争提醒人们，当人权成为强权的一种借口时，人权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万人死于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在受着上百万枚贫铀弹爆炸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来自外部的高压，才帮助伊拉克领导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西方大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为何对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导致60万人死亡的悲剧无动于衷?说穿了是卢旺达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波斯湾和科索沃则是兵家必争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20世纪末期最大的怪现象。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被亵渎的。

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战争图景，但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大国军事集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国狂轰滥炸了78天，用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是打赢了，但并不光彩。南联盟抵抗侵略，虽败犹荣。从战争指导来说，对南联盟进行的残酷空中打击，不仅有悖于战争道德，就是从军事艺术的角度讲，也是平庸之作，在军事艺术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北约始终不敢用地面部队进行较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科索沃战争的教训》的报告中承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并未赢得明确的胜利。尽管军事力量一边倒，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实力强大，但指挥艺术一般；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如果说科索沃战争能在战争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开了若干危险的先例：1．置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军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活动；3．战争不择手段，袭击目标不受限制，包括医院、学校、居民住宅、热电厂、总统府，甚至中国使馆都成为轰炸目标；4．操纵国际法庭进行跨国司法干预，宣布被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提出起诉和通缉。如果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侵略一词的最新版本的注释了。

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长期积聚造成的。冷战后在外国的怂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恶性发展。从1998年10月以来，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发动1062次武装袭击，杀害159人，绑架101人。美国专家坦言：“由于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他们占领警察局，抢夺武器，公然袭击巡警和边境检察站。……南联盟军警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清剿科索沃解放军。”南联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战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极端势力的过激行为，导致大批阿族居民逃离家园。美国和北约以此为借口，实行军事干涉，但根本没有达成他们所标榜的政治目的，反而留下许多后患。如此轻率地把一个主权国家内局部的种族冲突变成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势必埋下日后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冲突的种子。

全球化是个确定的趋势、模糊的概念。在没有给全球化以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观念，即全球化不应是西方化，不应是美国化，更不应是超级大国在东西方推行“新战略”为所欲为的合法依据。连西方有识之士都认为“科索沃模式是个失败的例证”。人类社会需要有各国平等参与并自觉遵循的国际战略控制，否则，不仅科索沃战争的悲剧会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作为上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它不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而且对新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战争演变”取代“和平演变”，以强权压主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这场战争还表明，作为霸权主义新形态的新干涉主义是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外政策，是新战争的原罪。其特点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榜，以军事威胁与军事打击为手段，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强化了单极独霸的国际结构，美国可以任意给别国下定义，可以为别国立法，可以操纵西方八国集团主导世界事务。当时联合国在科索活问题上被边缘化了。

科索沃战争提醒人们，当人权成为强权的一种借口时，人权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万人死于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在受着上百万枚贫铀弹爆炸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来自外部的高压，才帮助伊拉克领导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西方大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为何对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导致60万人死亡的悲剧无动于衷?说穿了是卢旺达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波斯湾和科索沃则是兵家必争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20世纪末期最大的怪现象。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被亵渎的。

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战争图景，但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大国军事集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国狂轰滥炸了78天，用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是打赢了，但并不光彩。南联盟抵抗侵略，虽败犹荣。从战争指导来说，对南联盟进行的残酷空中打击，不仅有悖于战争道德，就是从军事艺术的角度讲，也是平庸之作，在军事艺术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北约始终不敢用地面部队进行较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科索沃战争的教训》的报告中承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并未赢得明确的胜利。尽管军事力量一边倒，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实力强大，但指挥艺术一般；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如果说科索沃战争能在战争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开了若干危险的先例：1．置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军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活动；3．战争不择手段，袭击目标不受限制，包括医院、学校、居民住宅、热电厂、总统府，甚至中国使馆都成为轰炸目标；4．操纵国际法庭进行跨国司法干预，宣布被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提出起诉和通缉。如果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侵略一词的最新版本的注释了。

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长期积聚造成的。冷战后在外国的怂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恶性发展。从1998年10月以来，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发动1062次武装袭击，杀害159人，绑架101人。美国专家坦言：“由于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他们占领警察局，抢夺武器，公然袭击巡警和边境检察站。……南联盟军警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清剿科索沃解放军。”南联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战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极端势力的过激行为，导致大批阿族居民逃离家园。

从战争性质讲，这次战争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联合对一个弱小的、孤立无援的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和北约的经济实力是南联盟的700倍，军事实力是南联盟的400倍。使用航空兵和导弹进行空中袭击成为达成战争目的的惟一手段。它在组织计划和技术操作上是出色的，但在军事艺术上是平庸的，在道德水准上更是低下的。美国和北约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高技术兵器，包括国际上禁用的集束炸弹、贫铀弹和石墨炸弹等，进行一场“非接触性战争”。在78天的狂轰滥炸中，美国和北约是0伤亡。南联盟损失惨重，仅和平居民就死亡2500人(其中有81名儿童)。这表明，这场战争是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美国和北约依仗其空中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把南联盟的所有人民当作人质，对方如果不屈服，就不断杀伤其人民，破坏其生存条件。这和暴徒、恐怖主义的行径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霸权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义。美国受到科索沃战争的鼓励，强化了以武力图霸业的观念。科索沃战争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主要军事行动样式。从这个意义说，科索沃战争拉开了21世纪战争的序幕。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

【正文】

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己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为实现其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其实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的总谋划和总指导，它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是它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估量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科学性表现在既符合当今世界的“世情”，也符合当今我国的国情，是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利益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国国家领导人之中，邓小平第一个使用“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完整而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需要我们长期地认真学习、领会和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涉外工作。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在国际战略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既是对国际战略思想实施过程中正确经验和成果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其失误与教训加以纠正的结果。从这一意义说，没有的成功经验和严重失误，就没有邓小平的继承、发展和突破。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国际战略思想中关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关于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用来处理国家关系的思想；以及在国际竞争中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国家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对国际战略思想充实了许多新内容。譬如在估量与考虑自己国家实力与利益时也正确估量与考虑他国的实力与利益；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将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国家关系与反对它的霸权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加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论亲疏；在对外工作指导上，坚持广交朋友不树敌和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提出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四项准则和不争论的原则，以及对外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思想等等，都是对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突破。

摘要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走国际营销之路，是应对汽车零部件全球采购的重要措施。与外商合资合作；与国内企业建立集群组织结构；与国外企业组建国际战略联盟；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是汽车零部件企业国际化营销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汽车零部件国际营销战略选择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零部件制造体系。截止2004年底，我国有汽车零部件企业4413家，从业人员总量约70万人，2003年全行业销售产值2641亿元，同比增长37%以上。汽车零部件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内企业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最为活跃的经济细胞和经济增长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汽车工业全球采购体系的建立，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自我发展和竞争优势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走国际营销之路。

1开展国际营销的意义

1.1贯彻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4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培育一批有比较优势的零部件企业实现规模生产并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汽车零部件企业要适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主机厂的产品开发工作。在关键汽车零部件领域要逐步形成系统开发能力，在一般汽车零部件领域要形成先进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努力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由此可见，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贯彻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实现中国汽车工业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战略/中国外交

【正文】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中国外交所作出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定位、中国外交的目标及外交政策与策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一、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局势缓和，美苏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对这一巨大变化，邓小平似乎早有预见，从70年代末起，他就对当今世界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作出过一系列精辟论述。

1.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战争因素与和平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分析，在1977年12月作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爆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的判断。1985年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