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范文10篇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对宏观税负的确定既是一个实证问题，又须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动几，还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本文从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这一特定角度入手，讨论我国目前适当调整宏观税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以此出发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谈一点看法。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一、认真学习做好表率，加强修养提升素质

一年来，我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一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使自己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得到提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得到加强。二是加强了业务学习。先后参加省、市局举办的多期培训班及各种业务会议，自己平时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国际税收知识的学习，业务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使自己把握工作、指导工作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创新思维谋求发展，勤奋敬业做好工作

今年以来，为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始终把“敬业”作为工作目标，把“勤奋”作为内在驱动力。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反避税工作首次成功通过总局立案，实现了我市反避税领域新的突破；二是建立我市反避税案源数据库，为我市今后反避税选案工作、反避税分级分类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填补了我市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三是我积极主动与市地税、外管局、外经局协调，首次建立市国税、地税、外经、外管四部门协作联系机制。机制建立后先后从外管局获取了2009年度和2009年上半年非贸易对外付汇数据，从外经局获取了2009年以来的股权转让信息，并积极与市外管局联合对全市（含六县）的银行付汇业务人员进行培训，从支付源头加强非居民税收监管力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年全市非居民税收达到28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3%。四是在全省率先建立了税收情报案源报送制度和情报线索联络员制度，为丰富税收情报来源，建立良好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9年省局目标管理考核国际税收项目方面，实现了我市历年来扣分最少的纪录。

三、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恪尽职守争先创优。

身教胜于言教。我深知做为一名基层单位的领导，更要爱岗敬业，勤奋从政，尽职尽责，做到事事处处为人表率，身体力行。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品质和作风影响一班人，用自己有效的工作去带动一班人。因此在我处开展的业务讲座中，我带头先讲了第一课；在文明创建义务劳动中，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在抓信息工作中，我积极主动写稿；在审批税收优惠过程中，做到快捷高效；工作时间内做不完的事，就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年内开展了7次业务培训和讲座；坚持开展了每月一次集体业务学习制度；规范了会议制度。每月初布置工作任务，月中进行工作调度，月末对工作进行检查，按季对工作进行总结和点评。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做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有效促进工作开展。目前我处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都发生较大变化，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已蔚然成风，节约一张纸、一支笔已成为不少同志的自觉行动；大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有效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全年未发生一起税收执法违规行为，在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中保持了零差错的纪录。我处编写的两篇纳税评估案例在全市十佳优秀案例评比会上，全部获得十佳优秀案例；撰写的《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我市涉外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建议》的调研报告，在市局组织的“学习十七大精神，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献一计”活动中获得十佳建议的第一名；超额完成了今年市局下达的各类信息任务，上报信息数量比去年增长53%；在“五员”业务竞赛中我处实现了全面达标，达到了100%的参赛率，并有一名干部进入省局决赛，一名干部获得50岁以上计算机操作培训先进个人。

有税制，有税收征纳关系，就有税收竞争，税收竞争是各国（地区）通过税收手段，引导资源流动，维护本国利益，促使本国经济增长的经济行为。税收竞争既有小范围的即一国内各地区间的竞争，也有较大范围的即各经济区域间的竞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税收竞争一方面使各国的税制更趋于完善，使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更得以有效发挥；但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也存在有害的成分，即导致全球资源的配置不当和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进而减少全球经济福利。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大势所趋。因此，如何应对有害的税收竞争，趋利避害，使资源优化配置，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了我国今后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了解WTO，把握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和税制现状，进而提出应对措施。

一、WTO的基本职能和原则

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当今世界唯一处理政府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国际规则，并且监督这些规则的实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其含义是消除贸易障碍，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贸易规则必须是透明的和可预见的；二是所有WTO的成员开展相互谈判，也就是开放市场；三是解决国与国间的贸易争端。因此WTO基本职能，即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

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众多的WTO协议。这些协议是覆盖广泛活动范围的法律文件，内容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之中，这些原则构成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它们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可预见性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二、国际税收竞争及各国应对措施

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源流动更为顺畅自由，一般不仅向税负较轻，更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使税收竞争良性发展，为使本国（地区）利益最大化，各国均是“胡萝卜”和“大棒”并举，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尤其兼顾经济盟友的利益，使世界税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摘要：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造成了冲击：常设机构原则、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收入的定性分类方法，对收入来源国和居民身份国的税收管辖权都造成了损害。对电子商务征税应当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平衡原则、弹性原则、简易原则。为应对电子商务对现有国际税收规则的挑战，我国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拓宽常设机构的定义，使之适用于跨国电子商务交易；适当调整对企业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应用功能等同的原则对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收入性质进行分类。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常设机构，居民身份，收入分类

进入21世纪后，电子商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国际社会至今仍未能找到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进行征税的有效解决办法，至今大量电子商务交易仍处于事实上的免税状态之下，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税收规则的冲击

一、对传统的常设机构概念的冲击

当前国际上普遍通行的对跨国交易的征税规则是：跨国企业的居民身份所在国对其收入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征收所得税；而跨国交易发生地所在国对交易的所得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使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我国的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也与WTO原则有诸多背离之处，而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应在竞争中发现我们的不足，提出措施，具体是以下几点，使我们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这在各国应对税收竞争的措施中已提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之税收制度和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二）、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1、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增强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程序化。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法的效力层次密切相关，而税收立法的质量、税法的明晰程度靠立法体系化、程序化来保障。我国税收立法层次低，体系繁杂，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相悖，而现行税法中真正称得上法得只有三个，其余的均是条例，甚至是通知，约束力不强，尤其是外商可以以其不是法而不遵守。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可考虑把现有的税收条例由全国人大讨论重新通过，上升为法。现在有不少支持者认为应将税收立法权部分赋予地方人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一方面，它脱离了一个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必然削弱中央的权力，某些地方会因权力和财力过大而不服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使政令不通，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以办好，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佳机会，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它也与WTO原则相悖，WTO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如果赋予地方立法权，各地均可根据需要随时制定颁布实施或取消（暂停）千差万别的税法，一地一策，不仅严重地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更使政策不稳定而缺乏预见性，使市场竞争扭曲，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资金外流，不仅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使政局动荡，导致社会全面退步。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稳定并且有可预见性时，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消费者就会更充分地享受竞争带来的好处，即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而在我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起始阶段，只有将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全盘考虑，兼顾部分地区利益，才能使政策稳定而有预见性，才能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形成促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体现税负公平。我国依纳税主体身份不同有不同的立法，造成不同主体间税负上的差别待遇，违背WTO所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引伸而来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原则。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我国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突出表现在企业所得税和关税方面，以及流转税的附加等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导致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并且急待发展的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垄断的局面。而且税收立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悖于我国一再强调的WTO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保护原则。为适应加入WTO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法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身份立法”的框框，使税法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税负公平、对不同身份纳税人统一适用。在统一税收立法过程中，须注意处理好新法和旧法的衔接问题，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处理原有外商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使吸引外资的良策。因为，各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避税（这在前面各国对涉外税收的措施中已提到）。而在我国，外商避税的有一个特点即“逆向避税”：将利润从我国低税区向境外高税区转移。原因有二：一使对于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有时宁可在国外独吞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与中方分享税后利润（在独享利润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而进行“逆向避税”。二使外商为及时将企业利润调出国外而进行“逆向避税”，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我国境内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需要，外商借此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逆向避税”是外商为谋求一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另一种做法是，将内资企业国民待遇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靠拢，即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税负降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使经济总量扩张，税基扩大，税收绝对量反而可能增加。如因降低税负带来财政困难，可通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来弥补。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对宏观税负的确定既是一个实证问题，又须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动几，还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本文从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这一特定角度入手，讨论我国目前适当调整宏观税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以此出发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谈一点看法。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oinalTaxCompetition)正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如何评价国际税收竞争对主权国家福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恶性税收竞争的冲击，已逐步被提到各国政府和经济组织的议事日程。EU(欧盟)和OECD(经合组织)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通过了关于恶性税收竞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共同目标在于制定恶性税收竞争的判定标准和消除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国际税收竞争的不利影响。这些举措无疑将对其成员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成员国之间的税收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有关国家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模型和观点不时出现在经济学国际权威刊物上，并在90年代中后期成为热点。这一研究领域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不仅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型，而且引入了一些新的经济研究方法，对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近年来，国际税收竞争对于国内从事财税研究的学者来说，也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有关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探讨也逐渐为理论界所热衷，并不断地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但就总体而言，相比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仍然只是局限于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表现特征和效应作一般性描述，或者参照国外对国际税收竞争有效性的判断来分析这种现象对我国税制的潜在影响，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简要介绍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进展，并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进行述评和比较分析。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在世界现代税收制度中，在国际税收方面，关于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对于解决重复课税和实行税收鼓励，促进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关于国际税收抵免问题

所谓国际税收抵免，就是本国的企业、公民或居民，在外国缴纳了所得税回到本国缴纳所得税时，将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款加以扣除。它是现代税收制度中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的一种主要方式。

（一）双重征税的产生及税收抵免的出现

双重征税就是指一个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由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征税。双重征税主要是由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引起的。

按照国家主权原则，一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可以按照属地和属人两种不同的原则来确立。按照属地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作地域管辖权，也叫收入来源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有权对在本国发生的收入实行征税。按照属人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作居民管辖权，也叫居住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有权对本国的居民或公民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收入实行征税。一个国家究竟是按属地或是按属人或是既按属地又按属人原则行使税收管辖权，以及行使到何种程度，这纯属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国际法并无明文规定。目前，由于世界各国一般都按收入来源行使税收管辖权，但有许多国家又是按居住行使税收管辖权，所以，就可能产生纳税人及其收入要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发生税收关系的问题。这种税收管辖权的重叠情况，便使得纳税人由于来自国外的那部分所得而需承受双重纳税的负担。

摘要：深圳企业“走出去”时间早、规模大、涉及范围广，本文对深圳跨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规模、行业分布、经营状况现状进行了描述，对深圳“走出去”企业所面临的税收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防范国际税收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跨国企业；国际税收风险

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企业开展全球运营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机遇。深圳企业“走出去”时间早、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布局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已经成为发展新常态。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深圳的涉外企业共有10455家，范围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外投资企业4764家，境外设立企业（机构）5691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下，深圳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正在逐渐形成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企业面临的国际税收风险也日益严峻。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圳跨国企业“走出去”现状

近年深圳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新设项目和增资项目数量均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反映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企业对外投资平台的选择范围开始有所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对生产要素进行全球配置成为越来越多深圳本土企业的选择。2009-2016年，深圳市经核准境外协议投资总额由4.1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215.2亿美元，而2016年为147.37亿美元，实际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2.94亿美元，同比增长81.26%，实际投资仍呈高速增长态势，占广东省的44.93%，占全国地方的6.25%，在全国各地方城市排名第4。深圳跨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承包工程项目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36个国家。2016年，深圳跨国企业经核准备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中的23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设立了69家企业（机构），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4.55%；境外协议投资总额23.97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32.87%；中方协议投资额15.18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10%。2016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合同数量新增377份，其金额达88.69亿美元，新签订合同金额占合同总金额的46.70%；完成营业额79.98亿美元，占营业额总量的50.05%。同时，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深越合作区、中白工业园物流园区正在建设中，印尼合作区已签订合作框架。以实体数量为指标，批发和零售业是深圳境外设立投资企业（机构）的主体，但制造业有新的变化趋势，2015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中，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3.97%，2016年上升至19.68%。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深圳境外投资的新亮点；从深圳“走出去”企业境外享受协定情况看，2016年，深圳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国家。其中，深圳市企业在印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企业最多，共有63家；排在第二至第六位的为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分别为36家、25家、19家、19家和16家。2016年，深圳企业拟享受税收协定收入金额合计80.85亿元，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减免税额合计14.26亿元，特许权使用费与营业利润为主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所得类型，两者享受协定待遇减免税额合计占比79.94%。

二、深圳企业跨国经营与国际税收风险分析

最早作为少数人信息交流途径的英特网已日渐成为商业经营的普通技术。美国政府最近报道称，目前全球止网者已达1亿人，并以每100天就翻一倍的速度增加。独立预言家则认为电子商务在未来五年内，将由目前的大约80亿美元增长至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不仅增加了跨国公司进行国际贸易的方式，而且使得原本无力开拓国际业务的中小企业也能承担业务向国际扩展的成本。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国际税收提出了新课题。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代替传统的贸易方式，纳税环节、纳税地点、国际税收管辖权等遇到了新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税收理论、税收原则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税收中性--电子商务课税的共识。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商品交易已不存在任何地理界限，但税收还必须由特定的国家主体来征收，这些主体对于多少税应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内缴纳自然就存在利益差别。尽管如此，世界主要不国家关于电子商务课税至少存在一点共识，那就是税收首先要做到中性，反对开征任何形式的新税。

1996年11月，美国财政部发表了题为《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的报告，认为税收中性原则应是处理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不能由于征税而使电子商务产生扭曲；税制应该公平地对待同一类收入，无论它是通过电子商务算途径还是其他传统的商业渠道取得的；中性原则可以通过适用并修改现行国际税收原则的方法来遵循，而不是通过开征新税或附加税来达到。

1997年4月，欧洲委员会也颁布了题为《面对电子商务：欧洲的首选税收方案》的报告，支持了前述美国财政部的观点，认为通过修改现行税收中性，较之开征新税和附加税为更佳。最近，为确保税收的简便、中性和稳定，以及电子商务发展的正常化，欧洲委员会又公布了六条电子商务税务准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努力使现行各税，特别是增值税更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反对开征任何新税和附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