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范文10篇

第一，大众传媒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在西方国家，大都是政党或利益集团掌握着传媒产业的控制权，因而大众传媒的利益出发点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通过满足民众的传媒需求，达到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大众传媒的社会舆论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出现了背反现象，比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助长了社会不良文化传播等。而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渠道。通过大众传媒，既能及时地传达党的意志，又能充分反应人民的需要，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因而，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当前组织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第二，我国大众传媒运作目标明确、导向鲜明，既倡导主流，又坚持一元与多样的统一，不存在传媒之间互相“掐架”情况。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各大主流媒体能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步调一致，态度鲜明，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是我国大众传媒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色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传媒企业没有统一舆论制作和宣传的标准，往往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依据和结论，造成了媒体宣传上的混乱，使受众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第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新闻自由，是以不能触及现行制度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实行“两面自由”政策，在鼓吹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自由观”强加于人，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的存在。而这种所谓的“新闻自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的“自由放任”，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歪曲事实、诋毁侮辱的报道。例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某新闻女主播问男主播:“那个中国战机驾驶员叫什么?”“WANGWEI(王伟)”“什么?WRONGWAY?噢!!!!!怪不得会往侦察机上撞!原来他的名字就叫WRONGWAY(走错道)”。播音员用了两个英文单词WANGWEI和WRONGWAG的谐音表达，表面看是嘲弄讥笑，实则是幸灾乐祸，而本质是逃脱罪行，掩盖事实真相。［4］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对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众传媒，都采取积极支持、发展引导的态度。我们反对的是没有原则性的抽象的新闻自由，因为这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大力发展传媒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的大众传媒产业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传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价值观兜售、观念感染、思想宣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能量，他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但是相对而言，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利用和开发，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从产业规模来说，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在人均量值上还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一些农村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众传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既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也影响到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开展。同志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从而在大众传媒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和利用开发能力。第二，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国家妄图通过大众传媒、技术和资本输入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全盘西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潮涌动;在国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些人利用大众传媒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制造破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此，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政治领导，把握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志曾强调:“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8］为此，要尽早出台大众传媒法案，建立健全传媒制度规范，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监督、市场监督和群众监督，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区分好、引导好、发展好传媒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加强对大众传媒行业的管理，推动大众传媒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总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我国大众传媒产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展有方向、前进有动力，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誉。第三，不断提升大众传媒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对受众的传媒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传授，从而培养和提升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大众传媒的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大众传媒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传媒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研发者、使用者。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媒的经营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大众传媒内容和形式的研发和实现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了源头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大众传媒经营者既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修养，坚决抵制传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娱乐化倾向，“通过大众传媒各项具体功能的融合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共进”。［9］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大众传媒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群众需要，通过丰富的传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见和建议，传递健康向上的舆论信息，营造亲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乐民、安民的舆论氛围，全心全意做好传媒服务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体的传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这部分群体大都生活阅历不足，社会经验较少，自我分析、判断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传媒信息的诱导。必须以“人文主义关怀”和“心理疏通引导”的方式，加强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第四，创新在新兴媒体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推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经历了原始传播、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发展阶段。在电子传播阶段，依次出现了第一媒介电话广播、第二媒介电影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等传播手段。而在互联网传播阶段，我们发现，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新技术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并逐渐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媒体。尤其是当前出现的诸如网络视频、新一代电子报纸及电子杂志、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博客、播客、视客、网络社区、微博、飞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兴媒体，使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传播手段综合多样，文、图、声、影、网全面覆盖，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简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新兴传媒的超地域性、超隐蔽性、超互动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极强的个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这也预示着它必将成为东西方争夺青年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媒体人，都应责无旁贷地做好新兴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

本文作者：周建平工作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1经济法教学中国际性视野缺失的主要表现

1.1教材中相关内容和知识点的缺少

一是在教材内容上，各专业教材的内容适用性不强。各专业编写和选取教材时存在内容、编排体系的固化，缺乏结合司法考试、会计类、经济类资格考试所需的实用法律知识。各专业就其本身而言，选用的教材都不够贴近其特殊设置的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二是在学理阐述上，多是具体的、基本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罗列。较少在国际性视角下对经济全球化背景进行回应与构建。同时，中国经济法原则的协调与整合，及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变革与创新，经济法实施的更新与完善等方面内容较为缺乏，忽视了经济法主体已经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化和扩张的现实趋势。

1.2国际性视野在传统教学实践中缺失专业性结合

伴随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内经济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经济关系已成为一国经济法不可回避的法律调整内容。具体而言，“所有国家如今都受到跨国的货物、货币、信息、劳工流动的渗透”。“由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行为或者行为的效果，都可能会跨越国境”，从经济法的适用看，税法、反垄断法、金融法等部门法均会产生“域外适用”的问题。中国的成功“入世”使我国经济法“国际性”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鉴于国内尚无统一经济立法体系，现存经济法理论又多元化，与一体化、法制化的国际经济规制相接轨，必然要求制定反映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法律规制及理念的立法内容，及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作的法律治理与实施机制。在入世承诺期，我国已在贸易法、外资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收、国际环境保护、国际金融等领域进行具体制度建设，以实现国内经济法规和政策与之间的协同性。如国内学者指出2004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充分遵守了WTO的各项规则和《加入议定书》中所作的承诺，实现了国内法和WTO国际法的衔接。”但这些与时俱进的最新立法内容及理念并没有及时反映在教材的编写和选择中。无疑，这种经济法理论与实践渐趋“国际性”已对我国经济法教学的理念及内容提出挑战。教师在设置教学内容上普遍存在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千篇一律地讲授相同的法律内容，缺乏结合各专业学生丰富的背景知识，及其对不同章节经济法知识需求的侧重点及差异性灵活设置重点，有选择性补充法律法规、国内外案例的现象。这种单纯解读法律、法规，不仅会使他们感到经济法律既枯燥又难懂，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国际性视野更是遥不可及之事。

2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国际性视野缺失的困境分析

一、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的教学特征

反观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教学，它们在具体活动中所采取的手段虽然丰富多样，但其共同特点是努力促进学生的深层学习。具体来说，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教学表现出了以下五方面的特点：第一，它们能以多种课堂教学形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课堂讨论、口头汇报、提问等形式，而不是像传统课堂那样只是教师讲、学生听；第二，它们重视课程作业的作用，以课程作业来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使其自主寻找增长知识和能力的最佳方法；第三，它们注重通过师生互动来进一步巩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借此发展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它们强调利用课外实践活动来丰富学生的经验，从而使学生不但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有所进益，还能促进他们认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拓宽其国际视野；第五，它们在提供传统的图书资源基础上，积极建构网络学习平台，为其深层学习提供有利的学习环境。为了实现“建设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的目标，中外合作大学必然要在教学上借鉴已有的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经验。这种借鉴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要结合中外合作大学的特殊性，走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外合作大学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不是纯粹的西方大学，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大学，而是处于中西文化交界面的具有高度国际性的大学，因此它可以“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1]。也许有人会说，现今世界上的高水平大学已经具有较高的国际性了，它们有高度国际化的师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并几乎代表着国际学术界的最高水平。然而，无论这些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如何，它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都是一种“外向型”的单向度模式，即较为注重将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向外推广，以使别国认同和接受[2]。因此，虽然它们对异质文化也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其最终结果也可能是用西方文化将异质文化的负载者逐渐同化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中，而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与对方进行对话与互动，因此其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西方化，还未达到真正的国际化的境界。然而，中外合作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的跨境大学的存在使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化大学成为可能。因为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者是中外两所大学，这意味着中西方文化至少能够站在同一水平面上进行对话。虽然这些中外合作大学在学术上大都由外方主导，但其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受到中国文化在校园内外的渗透和包围，因此很难说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化的关键点在于“双向流动”或“多向流动”，而中外合作大学中中西方合作者在法律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上大体等值的现实，恰恰能够为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平台，反映到教学上就是在促进学生深层学习的过程中渗透国际性，也就是要以国际视野促进学生的深层学习，使学生具备更加完备的国际素养，成为国际化的人才。

二、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教学建设的措施

（一）课堂教学引入文化视角

中外合作大学在教学方面一般都会全套引进其外方合作高校的课程，但要成为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大学，则必须要超越对国外课程的简单复制，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西方在知识体系上的差异，以促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科技文化知识的价值负载性。目前，一些中外合作大学已经以通识课程为突破点，在课程内容中引入文化视角。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根据这项要求，一些中外合作大学在成立之后就面向中国学生开设了这类反应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课程。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化课》，该课程是在中国一般大学的“两课”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其较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强调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比较其特色优劣，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理性、清醒的认识。

（二）课程作业增加国际问题

摘要：当前，国际化发展趋势日渐深入，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等往来不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在这一背景下，高校的教育目标设计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化，针对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培养新时期能够符合国际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本文分析了国际化视野下人才市场的变化趋势，分析高校教育目标设计现状，并探究国际化视野下高校有效的教育目标设计方向。

关键词：国际化；高校；教育目标；设计；人才培养

现阶段，高校的教育目标设计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利于为国际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人才，高校要提升教育目标设计的科学性，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必须以国际化为视角，探究高校教育目标设计的方向。

一、国际化视野下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加速，国内经济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各行各业也在积极探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策略，积极进行产业转型，与此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行业的人才素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目前，国内人才市场对于国际化的高素质人才需求十分旺盛，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长，人才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需要进一步改善，这就需要高校在教育中，发挥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实现有效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当前，国际化的发展需要人才市场提供更多的具有专业技能、掌握一定水平的外语、社会实践能力强、对于不同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的特质，因此，高校在制定教育目标时，需要站在国际化视野下，进行教育目标设计，确保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二、国际化视野下高校教育目标设计现状和发展方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现状与课程体系建设；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许多高校尤其是财经类大学,陆续开始招生、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市场的需求、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可以定位为成为未来的工商企业的财务总监、对于财务管理专业建设,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做法、培养模式和思路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专业基础课与专业主干课的设置上、如何体现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财务管理课程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的划分、如何培养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否需要单独开设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等，具体请详情见。

摘要：对于财务管理专业建设,各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首先明确了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进而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等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市场定位课程体系

财务管理专业自1998年被教育部列为管理学下的二级学科以来,许多高校尤其是财经类大学,陆续开始招生,目前已经有几届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向人才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虽然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各高校在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教学计划、课程体系设置没有充分体现出财务管理的专业特色。因此,有必要进行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一、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

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市场的需求。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被人才市场接受,那么这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就存在问题了。硕士论文那么,财务管理专业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财务管理人才呢?在2000年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财务管理专业的指导性教学方案中提出,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具备财务管理及相关的管理、经济、法律、会计与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内容提要]国际化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一种世界潮流，是以经济国际化为主并同时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性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道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发展前进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道路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继续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国际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国强民之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在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党应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主动的精神，积极把握新机遇，沉着应对新挑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国际化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重要态势

(一)国际化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一种世界潮流，是以经济国际化为主并同时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性现象

从超越国家界限而相互联系来说，国际化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全球化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更侧重于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超越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和地理分割，趋于形成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共同体。每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和适应全球化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参与和适应的过程反过来又会推进国际化进程，这是一种现实和循序渐进的选择。在全球化中推进国际化，在国际化中参与全球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世界日益紧密联系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变动和浪潮之中，就其态势来说，是无法阻挡和躲避的。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际视野教育越来越受高等教育的关注。纲要课的课程性质与教育目标决定其理应承担起培育大学生国际视野的责任，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高校培养社会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助力。通过对纲要课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所蕴含的具体的国际视野教育资源的梳理，探析了2018年版纲要课培育大学生国际视野的教学模式的优化措施。

［关键词］大学生;国际视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对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也将决定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2018年版纲要课教材注重国际视野、蕴含着大量可开发深耕的国际视野教育资源，应发挥好纲要课教育教学优势，融合国际视野教育的目标要求，帮助大学生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一、纲要课教学目标与国际视野教育的契合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国际视野教育。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国际视野教育以拓宽大学生国际视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立足现实、胸怀世界的国际意识，能从世界的高度去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评价本国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国际交往中有恰当的行为与态度;其包括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和国际能力三个维度。教学目标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依据，在教学过程中既为教育活动规定了方向也为评价学习活动提供了参考，具有规范、引领、指导的作用。纲要课国际视野教育目标的设置在着眼中国与世界的同时发挥课程优势，以教材中上编综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中编综述“1919－1949年间中国所处时代和国际环境”、下编第十一章中的“21世纪以来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内容蕴含的国际视野资源为基础，明确纲要课国际视野教学目标。一是知识与能力目标。教学的首要目标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贯穿纲要课国际视野教育前后的即是引导学生了解、认识不同时期的世界发展大势与特征和国际格局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科技、外交等。在课程教学中，第一，深度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英美法日等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外扩张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落后;第二，深刻认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及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在教学中，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同时代特征、世界大势和国际格局相结合，培养大学生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进而更好地以史为鉴，解读未来;理性认识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及当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关系。二是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结合教师讲授的框架知识和教材内容及指定资料，自学、内化，分组讨论、交流，并在全班相互交流，以此为基础，一是培育学生的国际意识;二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国际知识，如深刻认识不同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科技等;三是提升学生的国际能力，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与中国。三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价值目标是教育教学更深层次的追求，也是国际视野教育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认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增强学生文化自信;通过世界范围的对比，使学生深刻体会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的曲折和艰辛，进一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了解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影响，培养学生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科学的思想，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力。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以警惕和反对及从纵横向了解中国和世界以拓宽国际视野是纲要课教学目标之一，体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不仅与国际视野教育相承接，而且将国际视野教育落实得更具体、更详细，为深度培养大学生国际视野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理清纲要课国际视野教育的内容

冷战结束后，以相互威慑保持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两极体系分崩瓦解。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际局势在整体缓和的情况下，局部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纷纷祭起人道主义干涉的大旗。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政治评论家讨论和争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层面。本文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理论进行剖析;并结合国际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在不同时期国际法中的表现和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种狭义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由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预防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经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加以阐述。

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法发展史上的演变历程

(一)“人道主义干涉”在早期国际法学说中的反映根据国际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Theod-orMeron)近年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权利在格老休斯(Hu即Grotius)之前就已形成。”川(丹，一”)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一巧46)指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川圣·托马司·阿奎那司(St.ThomasA明inas)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君主有权基于宗教的利害关系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后者虐待它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够接受的程度。”

后来，他的这一学说演变为援助另一国人民反对专政统治是合法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主要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是基于自然法的宗教干涉保护基督教徒。

一、引言

由于各国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法渊源的定义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将所讨论的国际法渊源界定为国际法的表现形式。综合各国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国际法的渊源主要包括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公允及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决议。本文拟从立法程序正义视角出发，对这些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际法渊源进行一一评述，并试图在国际法的产生过程中探求某一类国际法渊源存在的正当性，即任何国际法（渊源）必然是通过立法正当程序产生的。

二、国际法渊源的立法程序正义标准

简单地说，立法程序正义即在立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首先是一种分配正义，在立法中，分配正义所要实现的是对立法利益的公平分配。对于社会中的个人来说，立法利益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关于社会利益的分配方案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方案，以最终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实践中，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中所体现的正当程序包括了"实体性的正当程序"和"程序性的正当程序"两种情形，"其中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设计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则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这里的"实体性的正当程序"即是指立法程序正义。根据罗尔斯公平正义论的前提，即无知之幕的假设或者说"正义环境"，在立法过程中，个人之间是看不到自己相较于其他人的优势所在的，拉兹认为法治本身是一种消极价值，其作为一种消极价值是从两个意义上讲的：除非避免邪恶，否则法治不能带来善果；这种可以被避免的邪恶仅是法律本身滋生的。显然，拉兹最不放心的还是法律-法律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专制的危险性。

法治则是将法律这种与生俱来的危险性降到最小。法治可能服务于好的目的，也有可能服务于坏的目的。法治就是要使法律通过规则和负责规则的适用的法院来有效地指引人们的行为，它是法律的一种优点。不论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法治都可以使它更好的打到他所欲达到的目的。尽管刀可能会有利于人也可能伤人，但刀刃的锋利确实刀的一种优点。因此，法治作为一种工具，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只有它可以指引人们行为时才是法律，而这并不显示任何的道德价值。拉兹的法制观念是其工具主义法律概念的结果。法律不只是一种社会事实，它还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应当适当加以适用并服务于适当的目的。正如其他工具一样，如果它不具备最低限度的完成其功能的能力，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件工具。法律要成为好的法律，就必须能够指引行为。符合法治原则能使法律更有效的指引人们的行为。拉兹主张，法治的无可争议的价值不能引导我们夸大法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将法治视为良法之治是不对的，法治与法律内容的道德性没有任何关系。法律有多种目的和价值，必须将法治与其他相竞争的价值相权衡而决定取舍。

三、形式法治的价值

无论是区域一体化，还是经济全球化，贸易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从单纯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到辐射范围更广、内涵更为丰富的APEC，围绕贸易展开的各种经济活动都在加剧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就连起先单纯的基于政治和军事合作而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在考虑将合作范围扩展至经济领域，如边贸和金融。可见，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始终是一种互动关系。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以贸易为核心和纽带的国际间经济合作由于受到历史原因和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而阻碍了贸易的顺畅流通，贸易壁垒的无处不在且往往带有突然性，使得国际间贸易交易常常蕴含着诸多安全风险。而由于贸易的关联性强，一旦出现贸易安全问题，将影响到贸易流出国的产业发展和就业预期，长期来看也会影响到流入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情况。正是基于调整不同国家间的商品交易关系及附属于这种交易关系之上的其他关系《，国家贸易法》运应而生。然而《，国际贸易法》历史渊源和最终的制定，说到底还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一手主导。虽然《国际贸易法》在最终成型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发达国家挟强势贸易地位而占据着贸易争端的顶端，而发展中国家却不愿接受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的国家贸易法律协调机制的这一博弈现实，因此在法律制定原则上更加体现中立性、普遍性和权威性，倡导贸易自由化原则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原则，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与贸易上的强势地位，并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而发生扭转，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目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虽然我国在国际中的贸易地位和贸易规模有了质的飞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从我国每年遭遇的贸易壁垒数量和出口贸易的结构来看，我们并未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足够的优势，来自发达国家以及追随发达国家后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频设贸易障碍，对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可预见和不确定性的贸易壁垒往往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安全因素。不过，仔细分析这些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绝大部分明显违背了《国际贸易法》平等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规定，也就是说许多贸易壁垒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申诉裁决。因此，如何吃透《国际贸易法》规则条款，以便在遭遇贸易壁垒时能够迅速找到法律依据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我们许多对外贸易企业和法律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贸易安全概念解释及《国际贸易法》的缺陷

所谓的贸易安全，国际法意义上指的是当一国的对外贸易面临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冲击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加强国际合作，牢固地控制或占有国内外市场，使本国产品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安全的国际贸易状态应该是从贸易体系的各个方面保证本国的经济不受到因别国经济波动而通过两国间的贸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能够保证趋利避害，在遇到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能高效地整合国内的资源，迅速扩大贸易份额，分享到更多的国际市场的利益，从而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内外生存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安全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贸易安全日益受到各国关注。影响国家贸易安全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国际市场参与度，也可理解为对外依存度，依存高或参与结构不合理等都会置于高风险环境中；二是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总体稳定，贸易安全风险相对较低；三是国家的贸易政策。正确的、连续性强的贸易政策有助于为对外贸易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从而降低不必要的风险。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国际贸易法》也不例外《。国际贸易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权威性。在平衡国际金融关系和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方面，国际贸易法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作用便体现出来，它既能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流得到有效协调，又能很大程度上遏制发达国家借助“天然”的主导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合法”的惩罚，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国际贸易法》由于面向的主体极为宽泛，适用的成员国的复杂性、特殊性极为明显，这些因素使国际贸易法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国际贸易法覆盖面广，涉及很多成员国，各国在社会经济和法律政策方面存在很多不同，所以不可能完全做到综合考虑各国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法的制定；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法在执行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存在。贸易壁垒还没能完全消除，资产利益无法做到较为均衡的分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法》面临的缺陷和局限性使得国家间的贸易安全风险始终存在，且风险不断滋生和变换，但在目前的经济格局和修改完善《国际贸易法》的困难局面下，惟有充分吃透现有的法律条款来应对贸易壁垒造成的安全风险问题，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方向。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对外贸易安全不利因素

2.1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幅上升,并且呈现出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出口贸易依存度持续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以及与世界经济增长同步的显著特征。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上升甚至已经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出口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十一五”时期平均高达65%，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现状来看仍有上升的趋势，而“十五”末我国外贸中初级产品的比重虽下降到6.4%左右，但工业制成品大多数是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高技术及其原料进口的比重不低，很多关键技术都依赖进口。在关键产业的进出口方面，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依赖度高，机械设备特别是高技术设备50%以上依靠进口，民航飞机完全依靠进口，微电脑核心部分基本依赖进口。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我国外贸出口主要建立在粗放型数量扩张基础上，顺差来源国家过于集中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自身难以控制的不确定因素。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波动的风险以及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情况变化等都对我国的贸易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2频繁的贸易壁垒近年来，我国的主要出口国美国和欧盟基于国内就业形势的疲软和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萎靡不振原因，纷纷把矛头指向中国，采取各种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来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尤其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滥用的现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成为新世纪初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