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范文10篇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商事惯例不断增多，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

关键词：国际商事惯例内涵性质作用

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国际商事惯例是无数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经济交易活动中共同总结、提炼出来的,使各种经济行为从无序转向有序的,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系列规范。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就国际商事惯例的内涵、作用谈点浅见。

一、国际商事惯例的内涵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急剧增长和各国经贸关系的日趋融合，传统的冲突规则确定商事交易的行为准则，已显得不能满足国际经贸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商事惯例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一般而言，国际商事惯例更符合特殊国际商业实践，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能满足国际经贸关系当事人对法律安全的要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已表现出“遵循国际惯例”之态度，但理论界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国内相关著作大多停留在对具体惯例的描述上，学者们对《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国际惯例”的含义、性质、适用条件等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如国际商会制定的INCOTERMS、UCP、联合国贸法会所制定的示范法就属于此类。一般而言，其具有以下特点：

在国际经济贸易交易中，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选择适当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承认和采用。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交给第三者作出裁决，并约定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为了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实质权利，出现了派生仲裁请求权。本文拟对该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作一简述。

一、派生仲裁请求权的概念

探析国际商事仲裁的派生仲裁请求权，不能不首先涉及到派生诉讼权，又称派生诉讼提起权的相关问题。

派生诉讼权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公司机关成员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当公司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只有公司本身才可以提起诉讼。然而，当公司的控制者或者部分股东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做出不利于公司的行为，并因此使得无法或难以以公司名义起诉时，股东便可以代表公司起诉。股东的此种诉讼权系由公司的原始诉讼权派生而来，是一种派生的诉讼权。

在仲裁中，与法院诉讼中的派生诉讼权一样，存在着“派生仲裁请求权”的问题。

在公司与他人之间没有订立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请求权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公司与他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其之间的争议本应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诉诸有关法院解决。而当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各国法律一般都明确规定或承认，股东可以依照有关要求，取得公司的诉讼权，在法院代表公司对他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从公司原始的诉讼权可以派生出股东代表公司的诉讼权。然而，在公司与他人订立有仲裁协议的情形下，公司原始的请求权利显然不是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权，而是向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的仲裁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无视公司与他人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排除仲裁请求权的行使，仍然让代表公司到法院行使派生诉讼权，该股东所行使的派生的诉讼权，将是“无源之水，无林之木”。所以，当公司与他人订立有仲裁协议，而又怠于对他人行使仲裁请求权时，股东此时代表公司提起请求的权利，应该是公司原始仲裁请求权所派生的仲裁请求权，而不再应该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讼权。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法律适应裁决执行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凭借它的高度意思自治性，法律适应的随机性，裁决执行的有效性，被广泛应用。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数量地域分布，法律选择适应，立法动态诸多方面阐明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并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分析了发展趋势的原因。

一，概述

仲裁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纠纷，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法。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呈现了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例如，国际商院仲裁院2000年度报告统计标明，自1987年至200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62件，是建院以来53年总和的5倍。

二，国际商事仲裁的现状

自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诞生之后，首次立法确立了国际贸易纠纷中的仲裁制度至今，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法。为了更好地协调本国的仲裁法，致使国际商事争议得到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多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文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

摘要：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体系中，有效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方能构成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前提。在分析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当可获得对该问题的清晰认识。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件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交往中的双方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财产性权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只有满足相应的主体要件（意思表示与行为能力）和客体要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求），方能获得预期的效力。

1.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应明确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仲裁权产生的合理性。该意思表示须具备以下条件：

摘要: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带来了中国企业(法人)和公民(自然人)介入的国际商事仲裁活动空前增多。作为裁决的胜诉方,当败诉方不履行裁决义务时,应知道向哪国哪家法院以及如何申请承认和执行;作为败诉方,如果认为裁决是不公正的因而是不可接受的时,应知道向哪国哪家法院以及如何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仲裁裁决;承认或执行;撤销或不予执行

商事仲裁按国籍可分为内国仲裁、外国仲裁和国际仲裁。而外国仲裁就是外国的内国仲裁。中国加入WTO以后,经贸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有交往必有争议,有争议必有仲裁。国际商事仲裁比之国内商事仲裁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应对的问题。本文拟就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撤销及不予执行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将要面临或正在面临国际商事仲裁的中国企业(法人)或公民(自然人)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关于仲裁机构与仲裁地问题

商事仲裁的起点始于仲裁协议。国际商事仲裁也不例外。仲裁协议与仲裁的关系是:有协议方有仲裁;无协议便无仲裁。所以在实践中,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用以颠覆裁决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便是指控仲裁无协议(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或是协议无效。仲裁协议既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签订,也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后签订;既可以在合同中用条款加以明示,也可以在合同之外,另订专门的协议。协议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在协议中,双方当事人要明确约定解决争议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仲裁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虽有约定但不明确(如“请北京的有关仲裁机构仲裁”),争议发生后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法院可依法裁定仲裁协议无效。[1]

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个仲裁的“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则,[2]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既可以选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所在国的仲裁机构,也可以选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别的国家的仲裁机构。通常,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不公正地得到好处,当事人一般会选择双方所在国之外别的国家的仲裁机构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应当提醒双方当事人的是,在选择仲裁机构时,必须仔细研究该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背景情况。因为任何国家的仲裁机构在受托解决他人的争议时,都不会不受所在国法律的约束,都难免要打上该国宗教、文化、习俗之烙印。除此之外,该第三国是否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多边或双边协议的签字国,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关系到它如何裁决,而且还关系到裁决作出之后能不能被执行或被撤销的问题。例如,有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白酒的,如果双方是关于白酒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争议,那就应当加以回避,切不可在这个(种)国家申请白酒争议的仲裁。

刘成伟*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Principlesfor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Meetingofthe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qz、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ofthe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Salesof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ofthe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国际商事管辖权异议概述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一、国际商事仲裁和公共政策定义及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是指不同国籍的当事人各方将其之间发生的具有国际性或涉外性的商事争议提交到仲裁庭，由仲裁庭对各方的当事人做出有约束力裁判的判决制度。其自治性、灵活性和终局性使得成为国际商事纠纷中最常用且有效地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但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往往是以当事人的自愿和协议为基础，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仲裁事项、仲裁地点、仲裁机构等事项，因而容易在仲裁的承认与执行时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包括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部分仲裁裁决的程序或结果会与实际执行仲裁裁决国的公共利益产生矛盾甚至违背。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国家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款》①援引公共政策作为维护本国商事交易完全的“保护伞”，来拒绝承认或者执行仲裁决定的，从而保护本国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是当前国际私法领域内最广泛适用的一项制度，即公共政策保留(reservationofpublicorder)，其源自英美法系，有着规制有关机关、团体或个人的法律行为的目的，即法律行为若是违反公共政策则皆认为是无效的。在英美法系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立法者、执法者以及学者们经常使用“公共政策”这一术语。公共政策在英美法系中是一项备受人们批评但又能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并延续至今的一项法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多与“公序良俗”、“国家社会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国际安全主权”等概念相近，属于现代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有关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各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得违反本国的“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政策”，否则行为无效。②

二、我国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中涉及的公共政策

我国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与学术界中有关公共政策的术语通常用“国家社会利益”、“国际安全主权”、“社会经济秩序”等本质相同的措辞所代替，例如:在我国《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国家可以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土地实施征用或征用并对此给与相应的补偿，而此行为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我国的公民在合法行使权力自由的时候，要考虑到对国家、社会、集体和其它公民合法权利自由的影响，不得对其产生侵害行为，使得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受到损害。③在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中: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在处理民事纠纷的时候，应当要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可以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用习惯来处理。④同样的规定也在《立法法》中有所体现，即在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权限所立之法律，应当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面出发做出相应的考虑，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⑤虽然有上述这么多的法律作为参考，但其实我们对公共利益的认知还是十分模糊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我国人民法院所认定的，执行仲裁裁决的会对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做出损害的，此类裁定不会予以执行。⑥因此综合考虑我国公共政策，外国法院的判决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效的。此外，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倘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法院可以作出拒绝承认与执行的该外国仲裁裁决的裁定的规定。同时，我国《仲裁法》58条第二款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⑦对于公共政策的解读我国多以否定式为主，我国在司法实践多以其它理由来驳回申请仲裁一方的诉求，即有多种情形可认定为不构成对公共政策的违反但仍会拒绝执行裁决，例如:在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仲裁裁决案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虽驳回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履行伦敦糖业协会的第158号仲裁裁决的请示，但是我国最高法以该仲裁案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的第158号仲裁裁决;⑧在海口中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案件中，我国最高法认为对行政法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像海口中院请示的那样就当然的构成了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因此不应当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仲裁裁决。可因为作为国有企业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不经过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外债登记手续就擅自对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直接承担债务违反了有关部门规章(即外债审批及登记的法律规定和国家的外汇管理政策)，故才不予以承认和执行仲裁;⑨而在GRDMin-proc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并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中，最高法以仲裁结果不公正为由拒绝执行斯德哥尔摩商会的仲裁裁决，但同时最高法认为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为标准来判断其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因此否定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援引公共政策来判决此案的请示等。⑩我国自1987年加入《纽约公约》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被请求承认与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中，尽管许多当事人都提出了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将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抗辩，但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我国法院的支持。○11永宁公司案是迄今唯一的被我国法院以承认与执行此外国仲裁裁决将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国裁决，相比中国妇女旅行社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执行该裁决，就会损坏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拒绝执行公共政策，与香港曼氏公司案而言永宁公司案是我国将公共政策运用到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一个飞跃性进步，相信在这之后会有更多的不平等性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被中国法院所拒绝承认。

三、公共政策在我国适用的两点策略

(一)不断完善公共政立法确立公共政策的定义。在法理的角度上，公共政策是某些政治或社会紧急措施的准则，其受到时间，地点，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国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与学术界中有关公共政策的术语通常用“国家社会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国际安全主权”这些词来指代我国的公共政策，但是我国立法机构并未对此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使得我国在不同案件中采取了不同的解读方式，结合上述的案例可以得知虽然我国拥有相对灵活且具体的司法解释可以援引，但是因为公共政策的模糊定义极易造成混乱，增加司法负担，因此我国急需在公共政策立法上予以确认的定义，并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一致性。(二)进一步规范对公共政策适用的实践。一国法院在考虑公共政策的适用时通常需要综合审查以下因素:所涉案件与该国法律制度的冲突;所涉案件与该国根本利益的冲突;所涉案件与该国公共秩序的冲突;所涉案件裁判结果的严重危害性。○13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政策的适用是否有克制和限制性的适用态度和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把控是否慎重，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良性发展能否受到保护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法官在应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过程中援引公共政策条款时，应区分仲裁裁决的内容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还是仲裁裁决的结果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若是该国际商事仲裁的适用结果危及我国的公共政策时，即可运用公共政策拒绝承认执行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若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适用结果不危及我国的公共政策时，应当执行国际商事仲裁的裁决。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商事惯例不断增多，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

关键词：国际商事惯例内涵性质作用

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国际商事惯例是无数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经济交易活动中共同总结、提炼出来的,使各种经济行为从无序转向有序的,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系列规范。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就国际商事惯例的内涵、作用谈点浅见。

一、国际商事惯例的内涵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急剧增长和各国经贸关系的日趋融合，传统的冲突规则确定商事交易的行为准则，已显得不能满足国际经贸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商事惯例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一般而言，国际商事惯例更符合特殊国际商业实践，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能满足国际经贸关系当事人对法律安全的要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已表现出“遵循国际惯例”之态度，但理论界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国内相关著作大多停留在对具体惯例的描述上，学者们对《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国际惯例”的含义、性质、适用条件等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如国际商会制定的INCOTERMS、UCP、联合国贸法会所制定的示范法就属于此类。一般而言，其具有以下特点：

摘要:公共政策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际商事仲裁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公共政策的概念入手，分析公共政策对法院、仲裁员和仲裁法律适用的限制，以明确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地位，使国际商事仲裁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

一、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

崇尚自治可谓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最大魅力所在，仲裁员的指定，仲裁地点的确定，仲裁法律适用等等，均可以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意思自治可实现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最大支配，使得仲裁程序更加灵活，这一点在诉讼中较难实现，同时也是仲裁这一争端解决机制得以蓬勃发展，充满生命力的关键。但是，国际商事仲裁并不是脱缰的野马，它之所以能得到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的接纳和承认，究其根本，在于各国家期望仲裁员能像法官那样，既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望，又能遵循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观念，并在特定案件中能尊重涉及的相关国家的强制性规定。［1］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仲裁实体法律适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恰恰能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控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二、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公共政策通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它既能够排除那些有违本国基本法律原则和重大社会利益的外国法的适用，同时也能拒绝承认和执行某些违反本国基本道德观念、重大政策和基本法律原则的仲裁裁决。国家正是通过这一工具，保留着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最终司法审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