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范文10篇

国际能源投资趋势

2005年，采掘行业的FDI存量约为7550亿美元。尽管采掘行业在全球流入FDI存量中所占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2003年大宗商品出现繁荣以来，该领域的FDI得到恢复，其所占份额在2005年增至9％左右。从绝对数量上看，第一产业的FDI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增长了4倍。发达国家仍是流入采掘行业的FDI最重要的来源，但它们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99％下降到2005年的95％。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以中国为例，采矿业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分别占48％和33％。发展中国家一直是采掘业FDI的重要目的地。1999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采掘业FDI存量估计值增长了9倍，2000年至2005年又增加了一倍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4至2006年，流入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FDI达到1340亿美元，其中102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近27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50亿美元流入东南欧以及独联体国家。

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行业大概需要22至28万亿美元投资，其中至少一半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电力部门。

能源投资的特点

能源领域的外国投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能源投资，尤其是涉及开采活动的投资牵涉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能源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经常被看作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从社会角度上看，它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行业，因为能源作为一种基本商品，必须能够被大众包括穷人和边缘化人群负担得起。同时，能源生产也会引起很多环境方面的关切，与能源有关的活动还会对卫生、安全和人权等带来影响。此外，能源行业往往还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

摘要：通过对世界各国生物能源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1国际能源市场的金融化趋势

金融化是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股票市场波动剧烈。这个时期股市之间的联动增强和连锁反应鼓励投资者再次使用大宗商品来规避风险，同时决策者实施健全和严格的规定以避免对商品和金融资产造成不良影响。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商品指数基金将巨量的资本投资在商品期货市场，通过扩大资产组合来分散风险。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上升，各种商品指数基金投资额迅速膨胀[1]。从2003年到2008年，购买商品指数相关衍生品的总价值由150亿美元增长到2000亿美元。然而指数投资作为金融投机的形式，会引起不必要的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过度的价格波动。金融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投机投资造成了“商品泡沫”，使得商品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大宗商品资产中，能源产品（主要是石油、与石油相关的天然气等）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能源金融市场的产品从传统型能源产品为基本标的迅速向低碳金融、可再生能源的相关领域扩展，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一系列衍生工具的出现实现了能源市场多元化的投资战略。Fattouh发现，在2003年以后石油市场的投机和金融化引起石油现货价格的波动[2]。Irwin和Sanders发现，被动的指数商品投资引起商品期货价格的巨大泡沫[3]。Henderson认为，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形成有显著影响。从政策导向来看，对能源市场金融化存在以下争论：商品期货市场结构变化与非商业参与者的交易；投机的作用；短期波动的影响；非能源商品价格和石油价格之间的联系；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活动对期货市场潜在的破坏性影响。2009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国际研讨会上讨论了关于能源和金融共同合作的问题，其理论基础是：随着环境、能源以及商品衍生市场的快速增长，能源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能源商品越来越接近金融商品。这些新的事实要求能源定价模型也随之发展和完善。来更好地解释衍生商品的风险溢价、能源价格变化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因素。

2能源市场金融化和风险溢出

2.1能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国际市场交易的多种大宗商品中，能源类商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大量文献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Karanfil和Li通过研究160个国家在1980—2010年间的数据，发现电量的增长与地区差异、国家的收入水平、城市化率和管理风险有高度相关性，大多数国家的电力消费与GDP实证结果呈双向因果关系。赵进文、范继涛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具体应用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结构依从关系的研究中发现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4]。其实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内在的依从关系也不尽相同。

2.2能源市场金融化和风险溢出效应

摘要：通过对世界各国生物能源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生物能源发展；中国；对策

1世界各国生物能源计划

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原油价格的攀升，高油价成了除石油出口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困惑。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各国寻求能源替代方案。

美国：2005年的新能源法规定，到2012年前汽油中生物燃料使用量需要达到75亿加仑，目前的植物种植结构以及扩张的速度表明酒精生产能力在2007年8月便可以超过75亿加仑的目标，比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了5年。乙醇提炼厂在美国各地开始布点建设，生产酒精使用的玉米在高油价利润的驱动下，生产能力空前地膨胀起来。2007年8月，用作酒精生产的玉米用量预计是34亿蒲式耳（86.4百万公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据预测到2016年酒精的产量将达到120亿加仑，界时乙醇使用量将占到汽油使用总量的8%。到2016和2017年度生产酒精的玉米使用量将超过玉米总产量的30%。生物柴油中大豆油使用量最高将达到7亿加仑每年，占到大豆油产量的23%，但是只占到整个美国高速公路2%的柴油用油量。从纤维中提炼油料也将逐步进入能源更新计划。

EU-25: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运输燃料中必须包含5.75%的生物燃料，并对生物原料种植给予补贴。欧盟委员会已经指示加紧生物燃料的生产，但是按照预测，在2010年前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2/3目标，甚至到2016年前才能勉强达标。按照计划，生物燃料的2/3是生物柴油，其余1/3是酒精。菜籽油几乎是所有欧盟国家生物柴油的原料，由此使得欧盟内油菜种植面积和菜籽产量都出现快速地增长。同时，欧盟还从东南亚进口大量的棕榈油以及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柴油。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中国是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92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家。据预测，2020年中国原油缺口将加大到2．5亿吨以上。紧缺的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1］。解决高能源消耗问题，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至45％。加入WTO后，中国国际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顺差达2954．7亿美元。这不仅使中国逐渐依赖贸易伙伴的生产体制和消费模式，也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能源消费。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增加，即蕴含能源进出口。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以铝业为例，目前技术条件下生产1吨铝耗电15000度，中国净出口70万吨铝，仅从直接能源消耗的角度分析就相当于出口100多亿度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55％的出口贸易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而且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较大比例，以往的数据统计并没有将蕴含能源进出口计入其中。能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费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为制定相关节能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加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投入，生命周期分析可以分析产品和服务中蕴含的能源［2－3］。由于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和收集详细的中间产品能源消费数据，工作量巨大。现有研究中多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对产业生产中的蕴含能源消费问题进行分析。投入产出技术可以不考虑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长度，使用Leontief逆矩阵来计算一个部门的完全需求［4－6］。李坤望和孙玮发现，中国普通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输出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贸易量［7］。齐晔等人采用日本作为进口国代表，计算了中国进口商品的能耗系数，研究得出了中国隐含能净出口的上下限［8］。Gay、Proops、Lenzen和Machado等人的研究则将进口矩阵纳入到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出口国，即这些国家进口品所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其出口品中的CO2排放量［9－11］。Glen和Edgar等人对挪威进口商品的研究发现，其导致的CO2排放量的一半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些进口量只占挪威总进口量的10％［12］。能源投入产出分析的应用体现了对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消耗的定量测算，从而也可以对进出口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的分析。随着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际二氧化碳谈判、国内能源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等都亟待学界对国际贸易与能源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对国际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地测算分析。投入产出表可以采用实物量单位或者价值量货币单位编制。已有研究中，实物量和价值量难以反映在同一张投入产出表中。为分析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尤其需要分析不同因素对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需要将能源部门的产业（投入产出表中行方向数据）同时采用实物量和价值量表示，但上述研究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没有考虑到中国能源系统中最终消费和中间投入之间的不同价格，也没有深入分析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国际贸易的演进态势及其能源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

1980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全球排名为第26位，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际贸易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进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以后，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6％，是全球国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排名全球第一，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4．7％，进出口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到了全世界的19．8％，高于美国（美国为19．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中国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带动了能源消费的迅猛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重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以量取胜的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受制于资源禀赋，中国能源需求与本国供应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日趋依赖进口各类资源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17％，增长至2008年的31％。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自1997年开始成为净能源进口国家。2001年开始，直接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而直接能源出口量略呈下降趋势，净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这说明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其中进口能源中以原油和成品油为主。2008年，原油进口量占直接能源进口量的67％，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达到创纪录的51．3％。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已经成为净直接能源输入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其国际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大量工业产品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生产。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可以更多地依赖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提高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从而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国内经济活动与生态资源环境的矛盾。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能源、环境法规政策的相对宽松和不完善，而自由贸易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出口型生产往往对社会和环境成本考虑不足，国际贸易扩大导致的产出增加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增长和环境的恶化。因此，国际贸易可能产生这样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转移高能耗、高污染排放型产业至其他国家以减少其能源消费并保持其环境承载力；一个国家也可能由于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增加了其能源消费总量并使环境受损。进一步而言，通过国际贸易，一些国家可能间接出口了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进口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出口贸易高速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增长在促进中国消费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开发、利用能源所产生的环境约束不仅已经成为能源战略和能源决策中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国际贸易的高速发展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积累必要的经济基础，通过进口高能耗污染密集型产品可以直接降低本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程度，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会促进国内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发展。因为受制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担当的加工装配者角色①，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加速消耗了大量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导致“掠夺性”资源开采问题。与出口贸易带来的能源消费增长一致，出口行业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也相应增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②，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初级产品相比，工业制成品生产中的环境影响不仅包含着原材料的开采与加工，还包括其本身加工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由于工业制成品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一直上升，2009年，其比例达到95％，故本文选择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析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1990—2010年，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由462亿美元上升为13965亿美元，年均增长17．6％。同期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7797万吨增长至2010年的240944万吨，增幅达4倍。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1033万吨增长至2006年的2235万吨，年均增长5％。其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③中制定了降低单位GDP能耗20％、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10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0％的政策，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10年减少至1864万吨。因此，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之前随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但“十一五”期间由于政府管制呈下降趋势。另外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由于国家以造纸等行业减排为重点，采取各种环境政策积极推进高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并未出现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期增长的趋势。1990—2010年间，中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1990年排放量为236亿吨，2010年为238亿吨。这说明从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环境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增加并未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工业COD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动趋势一致，仅在1997年达到峰值，此后则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中，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0％，电力是工业生产制造的基础，因此从整体分析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与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关系。从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分析）来看则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需要对中国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费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做更为深入的系统分析。

三、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能源投入产出模型

国际投资体系的复杂性

在缺乏一套管理国际投资关系的多边规则的情况下，现有的国际投资体系已经演变成为由诸多双边区域投资协定以及其他处理投资问题的国际协议组成的高度分散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网络。这些协议与各国的法律和具体的投资合同构成了投资者运营能源项目的法律基础。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最新数据，2008年共签署了新的59个双边投资协定，全球双边投资协定总数达到2695个。在2008年新签署的59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涉及的发展中国家有46个，涉及的发达国家有38个。目前，全世界有5600多个国际投资协定，基本覆盖了包括能源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协议采取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一些领域仍存在制度上的空白，而另一些领域则存在有关内容相互重叠且不协调和不一致等问题。这为政府和企业处理国际投资关系带来了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如何加强国际投资决策领域的多边协调与合作，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增长和发展做出持续的贡献。这一挑战在能源领域的FDI中尤为突出。

国际能源投资趋势

2005年，采掘行业的FDI存量约为7550亿美元。尽管采掘行业在全球流入FDI存量中所占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2003年大宗商品出现繁荣以来，该领域的FDI得到恢复，其所占份额在2005年增至9％左右。从绝对数量上看，第一产业的FDI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增长了4倍。发达国家仍是流入采掘行业的FDI最重要的来源，但它们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99％下降到2005年的95％。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以中国为例，采矿业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分别占48％和33％。发展中国家一直是采掘业FDI的重要目的地。1999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采掘业FDI存量估计值增长了9倍，2000年至2005年又增加了一倍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4至2006年，流入采矿以及石油行业的FDI达到1340亿美元，其中102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近27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50亿美元流入东南欧以及独联体国家。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汇聚一堂，举行**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共同探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计。这是继去年波恩会议之后，国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又一次盛会，对于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几百年前，人类利用的能源主要是生物质能等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工业革命以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快速发展，逐渐成为生产生活的主导能源，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和消费的能源总量已经超过100亿吨标准油，其中90%左右是化石能源。但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其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迅速消耗着地球亿万年积存下的宝贵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严重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能源资源分布广，开发潜力大，环境影响小，可以永续利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重视，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成为世界能源领域的一大亮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建设和节约取得显著成就。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我们以能源产量翻一番，支撑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目前，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均居世界前列，*年能源消费总量为19.7亿吨标准煤。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煤炭消费比重逐步下降，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比重相应增加；可再生能源增长较快，尤其是风能、太阳能、沼气、水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年，中国新型可再生能源利用量1.43亿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其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一、从案例分析看政治风险

在许多拉美国家严格限制和审查外国直接投资时,秘鲁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放宽对外商的限制来吸引投资。为促进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投资,秘鲁政府专门通过了一部新的石油法(232331号法律),该法的亮点是为石油企业利润再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然而,当秘鲁新任总统加西亚(Garcia)上台后,单方面终止了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当年声称,“外国石油公司滥用前任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现任政府要求享受该政策的外资石油公司补缴减免的税款,同时将税率由原来的41%提高到68%;还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增加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投资,取消与三家最大外国石油公司(包括Belco)签订的产品分成合同,并要求就合同内容进行为期90天的重新谈判。”经过谈判,有两家公司与秘政府达成了新的协议,而Belco石油公司却拒绝按照秘政府要求增加投资、拒绝补缴税款、拒绝接受新的税率。随后,该公司在秘鲁的全部资产被征收,由秘鲁国家石油公司接管。

Belco石油公司曾在美国投保了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政治风险保险,在资产被征收后,该公司向AIG提出2.3亿美元的索赔,这是当时金额最大的一笔政治风险索赔案件。在对Belco石油公司进行赔偿后,AIG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对秘鲁政府索赔金的追偿。最终,秘鲁政府与AIG签订了总额为1.84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一个月后,AIG获得了秘鲁政府3000万美元的第一笔赔偿款。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资者处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需要随时关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各种特定风险,要使投资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投资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全面考查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

二、石油合作项目政治风险的来源

项目的政治风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为国家风险,即项目所在国政府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外交政策上的原因对项目实行征用、没收,或者对项目产品实行禁运、联合抵制、中止债务偿还等;另一类表现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稳定性风险,即项目所在国在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环境保护、资源主权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的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完善、经常变动等。

摘要：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发达国家将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挂钩，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各国不断缩减碳排量、提倡低碳经济成为必然趋势。本文在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分析了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下我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我国应对的策略。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对策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规则内容的拓展

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首要影响，表现在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相对成熟的新能源应用体系，利用相对先进的产业技术，在国际贸易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将低碳概念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比如，目前衍生出的如“碳标签”“碳关税”“碳国际标准”等。这些新型低碳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一些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碳减排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排除在外，从而实现其提高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国际贸易经济利益的目的。

（二）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源合作现状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成，2012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目前，CAFTA的经济合作领域主要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但随着CAFTA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也将会得到发展，其中必然包括能源合作开发。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合作上存在着优势互补、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目前，东盟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和中国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资源禀赋不同是中国与东盟开展能源安全合作的客观基础。中国能源资源相对匮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但中国在能源科技和资金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东盟的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储量比较丰富，但经济、科技水平则相对落后，东盟国家尤其是其新成员，迫切需要勘探开发本国油气资源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制度层面也逐步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已就能源安全合作建立了一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专门性的机制主要有中印（尼）能源论坛“、10+3能源部长级会议”、APEC（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以及中越北部湾油气联合勘探开发和中菲越南海油气资源联合调查制度等；2002年9月，第一次中印（尼）能源论坛在印尼举行，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最重要能源出口国的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启动。2004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东盟与中日韩的“10+3能源部长会议”，这为中国与东盟加强能源对话与协作提供了新的渠道。2005年3月，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特定区域进行联合海洋地震研究的协议》，商定在南海的共同协定区开展联合调查。该协议虽未涉及能源勘探和开发，但为解决争议海域的能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开端。2005年10月和11月，中越两国石油公司分别签署了《北部湾油气合作框架协议》和《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表示将联合勘察开发北部湾协议区的油气资源。

二、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宣言第七条“：有关各方愿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和对话，包括对遵守本宣言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以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和提高透明度，创造和谐、相互理解与合作，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争议。”2003年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应当促进在经济、社会、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也要为在本地区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以及所有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积极合作。”虽然这些国际协议未能对南海争端的解决形成直接影响，但它们为中国与东盟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展开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协议为基础条件。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现代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调节器，具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它以各国的协调意志为基础，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规范着国家的行动，因此，不论是南海争端的解决还是国际能源的合作开发都离不开现代国际法。CAFTA框架下构建的南海能源共同体是区域国际组织，成员国应限于南海周边国家，它为各国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场所，提供了一个国际能源合作的平台，其运行机制和决议也将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中国与东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因此要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模式成功移植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容易“水土不服”，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然而，法律或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具有精神智慧的无形性和可共享性。

三、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基础是成员国签署的《巴黎公约》，是为ECSC的宪章性文件，对ECSC的法律地位、内部机构的权力分工、能源开采计划提出、审查与通过、争端解决等主要内容做出纲领性规定。南海各国如成立南海能源共同体，应以具有国际效力、充分反映南海各方意愿的国际条约为蓝本，可以以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来签订宪章性文件。南海能源共同体最大的障碍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否像ECSC成员国那样，将部分国家权力移交其内部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能源秩序中也在逐渐经历观念的转变———从国际能源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和角色的转变———从国际能源事务的冷眼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加者，中国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在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方面，与其他规范相比，国际法的优势十分明显。南海能源共同体能否构建成功的关键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够在开采海域能源方面做出主权让渡，将这一主权移交给南海能源共同体。同时，南海能源共同体行使各争端当事国让与的主权必须要有法律机制来规范，也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来决定能源海域的确定、开采能源的分配收益等关键性事务。为了确保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执行力，还必须设立监督执行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