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范文10篇

1．以穷人作为贷款对象

小额信贷，顾名思义，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定是穷人。格拉米乡村银行GB明确规定只有无地（landless）或无财产（assetless）的人才有资格成为GB的成员。所谓无地，是指土地少于半公顷的人；所谓无财产，是指全部财产折合成现金达不到一公顷土地价值的人。GB贷款对象在加入小组时，100％符合这个条件。马来西亚利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则明确使用另一个标准，即国家贫困钱以下80％最贫困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被视为福利主义的代表，经常被讨论其目标问题。但是它的贷款对象依然是正规金融系统无法覆盖的小农，一般是在农村中收入较低的20％人群中选择有还贷能力的人。

2．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

农户自助组织的建立是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的关键，因为它不仅是贷款传递的渠道，也是交换思想的论坛。没有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小额信贷活动将永远依赖外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自我生存能力。

大部分小额信贷项目比较严格地遵守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也有一些国家做了变更。菲律宾ESA－K项目，是由2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其规模实际上接近于GB的一个中心。虽然没有严格的中心会议制度，但是每个成员都必须自愿参加，每个小组都必须取得共识：增加资金的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改进管理能力，并承诺在其他成员发生还款困难时相互帮助。他们在一起接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每2－5个小组组成一个大组，由项目工作人员同他们保持联系。3．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得到政府各方面支持

70年代中期，亚洲最贫困的国家孟加拉国首创了全新的小额信贷的制度和方法。从8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纷纷仿效，并根据各国的情况创造了不同的模式。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方式（1996年世界50多个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项目覆盖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00万）。1997年100多个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小额信贷峰会，会议代表1000多个组织，包括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多边发展机构和其他国际融资机构。会通过了《小额信贷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各国应在2005年前向7000多万户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信贷帮助。

小额信贷扶贫方式具有如下三个特点：（1）采取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商业利率、满负荷工作量等，使为穷人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在财务上可持续，而政府又不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2）吸收民间互相组织或合作组织的特点，外化银行成本，又用社会压力（实际是信用）替代抵押担保。（3）小额、短期、高时间成本，自动淘汰了非穷人，保证项目的基本目标群体是穷人。

小额信贷的基本操作方式包括以下内容：

1．以穷人作为贷款对象

小额信贷，顾名思义，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定是穷人。格拉米乡村银行GB明确规定只有无地（landless）或无财产（assetless）的人才有资格成为GB的成员。所谓无地，是指土地少于半公顷的人；所谓无财产，是指全部财产折合成现金达不到一公顷土地价值的人。GB贷款对象在加入小组时，100％符合这个条件。马来西亚利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则明确使用另一个标准，即国家贫困钱以下80％最贫困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被视为福利主义的代表，经常被讨论其目标问题。但是它的贷款对象依然是正规金融系统无法覆盖的小农，一般是在农村中收入较低的20％人群中选择有还贷能力的人。

2007年，邯郸供电公司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安全文化、安全管理、安全理念等领域与杜邦公司广泛合作，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管理评估与培训活动，使公司在强化安全理念，创新安全文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开展项目合作，引进先进管理观念

面对当前艰巨的电网生产、建设任务，邯郸供电公司的领导层清楚的认识到公司整体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尚处于靠制度、靠监督、靠检查的强制管理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接收世界一流安全管理咨询公司的诊断，充分汲取其先进文化理念就成为有效地提升公司整体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2007年初，省电力公司成立考察组对具有先进安全管理经验的国际知名公司—美国杜邦公司中国总部和中国石化宁夏分公司的合作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评审，适时做出了与杜邦公司合作开展安全管理评估与培训的决定，邯郸供电公司积极向省电力公司争取到了此次合作项目。8月份，河北省电力公司与杜邦公司安全管理评估与培训合作项目在邯郸供电公司正式启动了。

深入展开评估，勇于揭示自身问题

只有充分认识存在问题，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杜邦公司对邯供进行了行为安全管理综合评估。评估的方式是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不但与管理层举行会议进行面谈，以及文件评审、实地考察，还与一线员工进行讨论。评估的标准更是以杜邦的安全管理12项基本要素为主要内容，强调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并就高级管理层的参与、高级管理层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以及所有组织成员的实际行为、意识、看法进行了深入评估。评估中，杜邦对200人进行了日常工作的观察。对现有文件包括标准、程序、事故调查报告及安全会议记录、安全检查报告等作了评估。同时，先后在220千伏大寨变电站预试现场、110千伏店头变电站和铸管变电站投运现场、110千伏来永线大修现场、河东线54#换杆和78#更换开关两个配电现场，进行了的全过程实地观察，三次全过程参加邯郸供电公司安全工作会议，审阅了五年工伤记录、2007年度的安全考核记录、公司的安全方针政策和机构组织图、安全保证体系网络图、部分安全会议和培训记录等资料。在评估中，邯郸供电公司积极配合，不吝惜暴露自身缺点，得到了杜邦专家组的一致好评。杜邦公司专家按照12个基本要素进行了分层论述，对邯供现有安全制度和安全文化进行的全面评估，内容覆盖了公司安全管理方方面面。

创新培训模式，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加之美国众议院以微弱的优势通过《美国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如果我国先在国内征收碳税，那么根据WTO协议中不可双重征税的条款，美国的碳关税则对我国无法实施。至此，中国征收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碳税促进节能减排的原理分析

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导致全球性气候的变化，并且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重要的温室气体，据调查研究显示，引起气候变化的气体中有至少60%是二氧化碳。因此当今控制温室气体的主要措施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税则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从而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柴油和汽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提出，应该对造成外部效应的企业增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庇古税”。碳税是“庇古税”的一种，即是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使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的外部性效应内部化，使得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转化到产品的价格上去。征收碳税对化石燃料供求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在图1中，在未征收碳税的情况下的社会化石燃料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与E1，此时社会中化石燃料的需求量为Q1，价格为P1。当对于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时，使其外部边际成本由税收的方式支付。经济主体需要考虑这部分的成本，社会中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价格由P1上升到P2。因而供求量由Q1减少为Q2。供给曲线S1向右移动至S2，均衡点发生变化，由E1移动至E2位置。

从理论上来讲对化石燃料按照其含碳量征收碳税，则会使得燃料的使用成本上升，而使用成本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及促进资源的节约，削弱化石燃料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促进清洁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使二氧化碳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碳税通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促进新能源推广，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文献评述

Hitt(2007)认为国际化是一种战略，企业跨越边境扩张其产品或劳务进入不同的地理市场。国际化战略绩效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国际商务就是在国际化能增进企业经营假设下进行研究的(Contractor，2007)。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国际化能为产品多样化或发展其他组织能力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提高和应用现有组织能力、搜寻有价值的特质性资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迄今已有三代模型。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国际化水平对企业经营的正向影响。Hameletal(1985)认为国际化企业能增进市场势力;Vernon(1971)强调国际化过程中能沿着学习曲线的迅速增长;BartlettandGhoshal(1989)主张跨国经营企业在多市场接触中培育多样化能力;Rugman(1981)、Caves(1971)和Dunning(1988)认为跨国企业更有机会获取低廉的特质资源从而培育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使得国际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Hennart(2007)则强调企业特定资源在市场交易中难以定价，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内化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致力于寻求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一些研究支持正向效应，另一些研究却是反向效应或没有系统性联系(Sullivan，1994)。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经营绩效关系早期研究结论使学者对于二者间简单线性关系产生怀疑，同时也是出于构建更为复杂理论的需要，第二代研究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之间的二次关系。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二次关系的研究结论同样饱受争议，其中LuandBeamish(2001)、Wagner(2007)支持了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存在“U型”关系，但GomesandRamaswamy(1999)、Hittetal(1997)的研究支持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很自然，“U型”假说和“倒U型”假说分别代表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U型”假说表明因为规模经济水平和国际化早期阶段对新市场的适应等不利因素使的企业必须越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才能充分分享到因为国际化带来的利益。对“U型”理论的通常解释是国际化经营的部分成本支出具有固定成本的特性(Overheadnature)，如对国外市场知识获取、培育跨国交易的能力、国外市场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和总部经济运营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初始的装套成分(setupcomponent)，而不论企业处在国际化水平的哪个阶段。某些经营能力和跨国经营所需的知识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渐渐培育，以克服在国际化进程早期企业对新市场的陌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经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国际化经营企业处理这些不利因素能力提高和规模经济开始作用，使得企业开始从国际化活动中受益。相比之下，国际化水平与绩效关系的“倒U型”假说表明国际化水平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某一水平上停止，因为协调不同国际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带来成本超过从进一步国际化中获得的累积利益。于是超过某一水平后，国际化水平与绩效的正向关系被负相关系取代。目前关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文献处在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理论实际上将前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国际化水平和绩效的关系随着企业经历三个连续的国际化扩张阶段而变化。依照“U型”假说的分析逻辑，国际化初期国际化绩效与水平的反向变动关系。初期的负相关系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外跨境经营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国际市场经营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从国际商务中获得的规模经济等因素作用而逐渐淡化。在第二阶段中，对于大部分国际化水平来说，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增量收益超过这一过程中的增量成本，使得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呈现正向联系。最后，在“倒U型”的分析逻辑下，三阶段模型预测超过一定国际化水平后，跨国运营中困难的协调成本会超过进一步国际化的增量收益。构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石是在不同国际化水平上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对不同理论关于国际化活动中收益和成本变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者例举了一系列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优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Caves，1971;Dunning，1988;Vernon，1971);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Hameletal．，1985;Hymer，1976);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Rugman，1981);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Bartlettetal．，1989);通过对更广范围市场刺激的反应，培育多样化能力(Hennart，2007)。国际化的利益主要是从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中获得，而成本则直接来自于国际化经营活动本身:从事跨国商务活动各种困难如不同区域经营活动管理、增加的协调和信息处理成本、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需求反应等都会直接增加国际化经营成本。概言之，已有关于国际化利益的大多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规模经济相关，但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化来获得。换言之，这些文献最大不足之处是未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国际化企业从国际化经营本身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反，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却直接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Hittetal．(1997)强调地理上分散组织单元的协调费用;Denisetal．(2002)强调信息不对称和总部经理与分市场经理的激励冲突;Luetal．(2004)强调信息在管理层传递过程中组织成本。国际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必须面对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随着国际化程度上升，这些不同投资者利益的协调将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化企业管理信息处理需要面对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贸易法规和币值波动等，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这些信息处理难度将成倍上升(Hittetal．，1997)。近年来国内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鲁桐(2000)提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型，包括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季春礼、李振东(2010)以2007年中国国有控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嵌套层级模型方法着重考察企业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习能力、持股比例和年龄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季的研究将国际业务销售占总业务销售比重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值的商榷，显然企业外销比例做为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国际化绩效更为合理。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和经验缺乏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尤为重要。以江苏省18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纵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许晖、邹慧敏(2010)研究国际化企业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对463家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感知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影响因素与政策支持方面，夏清华(2003)认为，国际市场选择、投资能力和战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国内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创利与创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目标上进行权衡;宋渊洋等(2010)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CEO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发现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呈负相关，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文献是国外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简单应用，未能体现出转轨经济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

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测算指标也不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对于国际化程度很多研究采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衡量，而另一些研究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ETE来表征，还有一些研究以海外雇员比例FETE或海外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FOTO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尽管采用单维指标简化了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难度，国际化程度指标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类型不同，任何单维指标只能刻画企业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揭示企业国际化全貌。一般而言，对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的单维简化会影响其对绩效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特殊情形下这种简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变量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企业国际化动因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效率增进型、战略资产获取型、获得制度优惠型和产业推动型。对于市场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使用FSTS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但该指标肯定会低估资源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程度。而对于资源获取导向国际化企业，使用FETE指标更能体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同时，国际化程度指标通常都是相对指标，忽略了企业绝对规模大小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一家针对某特定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其FSTS可以高达95%以上，而另一家大企业FSTS虽只有60%，但在多个国家拥有海外子公司，仅使用FSTS衡量国际化程度就可能给研究带来重大偏误。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也不完全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经营绩效，而有的研究采用托病Q值做为绩效指标(Grant，1987)。尽管绝对财务指标数据增加了研究可信度，但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相当困难，因而许多经验研究采用相对绩效。通常认为财务绩效能反映国际化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主观绩效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绩效水平且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以往研究对于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上存在分歧，因此建立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前提基础。(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国际化程度，过去研究常用指标包括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海外子公司数目OSC和跨国经营国家数OCC等指标。但在具体某项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同时使用这些指标并探求指标间内在关系。任何一个单维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化程度，但每个指标又不能完全蕴含国际化的全部内涵。Sullivan(1994)发展了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提出国际化程度模型，包括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指标。值的一提的是，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能准确反映国际化深度，因为企业海外销售既可以源于国内生产，也可以源于国外分支企业生产。参照Hitt等人的研究，这里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从国际化深度(depthofinternationalization)和国际化广度(breadthofinternationalization)两个层面展开。国际化深度可以从国际化企业海外具有承诺价值的资源投入程度，一般可以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得到体现。如通过出口能有效降低企业在海外承诺资源价值，国际化深度较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工厂的承诺资源价值高，代表国际化深度较高。国际化广度指企业海外运营市场的范围和分布。结合Sullivan(1994)发展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和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比例FOTO视作企业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可以应用国际化企业跨国经营国家数OCC和分布范围OCD来衡量。据此，这里建立如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将企业国际化定义成那些在海外市场有大量稳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不包括零星或偶然的出口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拥有或控制海外分支分配机构;海外生产设施的投资、收购或控制;拥有海外重要的R＆D机构;总部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基于数据可获性与真实性考虑，这里选取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较多国际化经营业务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低于10%为界限，排除该会计年份股票被特别处理、破产重组或者年报中审计师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的企业，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37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包括纺织业、灯具制造、重型制造业、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钢铁、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和冶金等行业，基本包括所有制造业子行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北京色诺芬CCER数据库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部分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三)研究假设与变量设计1、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设计根据前文对单维指标衡量国际化程度局限性讨论，我们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层面设计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定义如下:其中海外资产比例核算中仅统计实物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用以体现出国际化企业海外经营资产的承诺价值，更准确反映企业所处的国际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国家数OCC和海外经营地区分部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国际化广度，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某个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在亚洲15个国家有国际化业务与在分属亚洲、欧洲、美洲、非洲15个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其国际化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具体核算海外经营地区分部OCD采用打分法，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赋值1，相应地非洲赋值2，欧洲、美洲和亚洲日韩赋值3。在核算总国际化程度时，为了与国际化深度指标相匹配，对国际化广度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常认为，国际化企业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培育多样化能力等优势。除了从规模经济角度，近年来许多文献从学习视角研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利益。主要观点有: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和经验的积累增加自身知识基础，助长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革新能力(Huber，1991)。国际化经营企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拓市场，学习机会随着企业面对各种制度环境、竞争条件和消费者行为而得到提升，这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尝试新方法，从一个市场上获得的知识在另一个市场上发现新的问题。产品扩散使企业有足够激励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迎合按购买行为和购买力分层的不同市场单元消费全体的需求，也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BarkemaandVermeulen，1998)。有理由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于是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2、经营绩效变量绩效主观变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这里采用客观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尽管用财务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也有不足之处，如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会通入更多资源在研发、开发新的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投入获得未来更多的收益流，而这些投入对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影响甚微，但客观财务绩效指标仍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故在各种财务绩效指标中，我们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利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比值来衡量。3、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特征委托理论主张增加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管理层持股部分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减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管理层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对于从事国际化业务的企业管理团队更是如此，只有尽早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才能从国际化中获得收益，克服国际化带来的不利成本。一般说来，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与高管人员的学历、海外经营经验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年轻化的管理团队比年长的管理团队更有国际化视野和锐意进取的意识，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强，更容易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更好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故提出以下假说:假说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仍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更为突出。对那些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有一般公司制企业的共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管理人员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此时管理者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监督缺位使得这些企业比普通公司制企业面临更严重的委托问题，管理者更便利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发生短视行径。因此，我们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时，将产权结构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增强模型分析稳定性与解释力，这也构成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依据经典产权和激励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假说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越低，国际化绩效越好。关于变量的选取。学习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一个简单易行的衡量方式可以应用管理团队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DBR)。管理层激励度用公司高管(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MSR)。管理层年龄用管理层年龄平均数的自然对数来LnMGA衡量表示。产权结构变量简单起见选用国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sown衡量。4、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市场势力越大，越容易通过控制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国际化绩效许多文献研究都将公司规模纳入控制变量中，这里也借鉴这一做法，以企业资产的对数Lnsize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营运风险高低对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结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这里选用更为稳健的长期资产负债率LDR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它等于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总资产比例衡量。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工程项目的招标公开度与透明度的提高，我国不少企事业单位逐渐开始走出国门承包国际工程项目。文章总结了国际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经验，对提高我国相关施工单位的国际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经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字：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经验总结

工程建设是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保障条件，也是支撑国家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1]。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城市大量人口的涌入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各国人们对各类基础性工程建设的质量与数量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一需求促使了建设行业与施工单位的壮大，同时也对工程项目的实施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工程项目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工程项目的招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或当地的施工单位的范畴中，而是面向国际范围内的整个建设行业与所有符合资质要求的施工单位。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作为业主，其可选择的施工单位众多，愈发关注如何在有限的投资下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在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工程项目建设行业，施工单位如何统筹管理整个工程项目，在保障项目的实施质量与效率的同时，严格控制工程项目的各类费用支出，实现工程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是施工单位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施工单位在国际工程项目竞标中的核心竞争价值与立足之本。

1现场管理工作策划

现场管理工作策划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工程质量与工程进度符合预期的重要保障。在现场管理工作策划中，需要制定现场管理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与条理，并择选出施工现场的负责人（或经理），确定好施工分队的职责划分与权限，以保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人能管、有事可控。1.1施工现场管理部门与职权划分作者:单位: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承担着国际工程项目能否顺利开展、适时保质完成的重要使命，人选的正确性是国际工程项目成功的关键环节。施工现场管理部门需要把控施工过程的节奏，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协调好施工的人员、机械、材料的调配问题，根据施工现场的自然环境与天气状况适时有序地调整施工流程等。通常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包括施工技术部、材料采购部、设备管理部、运输部、质量监督与控制部、合同管理部等，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清晰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相互协同配合，推动国际工程项目稳步前进。其中现场经理的选择是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现场经理需要对施工过程与施工节奏进行把控，另一方面现场经理还需要与施工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招标单位进行频繁沟通，与当地居民进行协商洽谈。因此，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应当具备良好的沟通、组织与协调能力，最好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与当地政府和居民进行沟通时的语言障碍，并能够具备一定的法律与外贸知识，具有承担国际工程项目的外事经验，以保障整个施工过程不受外界干扰。其次，施工现场的负责人肩负着协调调动施工团队的积极性，由于施工团队大多来自于国内，身处异国他乡难免会有情绪低落或水土不服的时候，现场负责人以及各施工分队的队长应当密切关注各个施工成员的心理状况与身体状况，保障施工成员在高强度的劳动活动中能够保持充分的工作积极性。1.2施工前准备工作完善作者:单位:通常为了保障的施工活动的正常展开，需要提前进行各项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而对于国际工程项目施工而言，其施工前准备周期应当更长。首先是设计交底，国内施工单位应当从国际工程项目设计方处领取图纸等级造册，项目部、技术部、施工部等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图纸，审核完毕后提交自审记录，并负责对图纸和资料进行完整性检查，保证所拿到的资料是齐全的。然后，施工单位需要组织专门的人员对施工图纸内容进行学习，对于图纸中涉及的各单位负责内容需要进行多方沟通，确认各方的责任与时间安排。如果图纸中的内容有矛盾和错误，需要及时提出并洽谈修改。在国内施工团队前往国际工程施工现场考察时，需要对当地的气候、交通、人居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通常来说，工程项目施工活动非常容易受外界环境与自然因素等干扰，严重的话会导致工程项目终止，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处热带地区，夏季受到热带气旋的作用常常会产生暴雨现象。如果国际工程项目的施工区域位于热带地区的低洼地带，则极有可能由于雨水滞留、洪水等原因导致施工活动暂时中断，不仅拖延影响工程施工的工作进度，也会威胁施工人员的安全，对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因此，在进场施工之前应当认真全面地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施工现场的外界环境与自然因素及时调整施工计划，例如，施工过程中如若遇到雷电暴雨天气，应尽可能减少室外施工活动，如吊塔施工、电路施工等，以降低施工风险。1.3健全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机制作者:单位:工程项目，尤其是国际工程项目，其复杂度相对较高、施工周期较长，建筑施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完成状况都会影响施工质量。很多单位不重视监督检查工作，监查人员工作不到位，导致施工过程遗留下问题，可能在之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年问题才会暴露，但是建筑工程不可能实现拆卸解体检验。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的统筹把控能力应当游刃有余，整个施工过程应当在预先制定的施工计划基础上有序开展，各施工内容的相关负责人员应当深入到每一施工环节与细节进行质量监督与控制，以保证国际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达到其预期目标，同时施工现场应当匹配具有相应资质与丰富项目经验的工程监理对现场的材料、工序、机械等进行统筹质量控制，以健全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机制。

2项目施工管理

1我国外汇储备的基本情况

1979年以前，我国依据“量入为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储备数额每年基本在5亿美元左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贸易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96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2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达到6099亿美元，2005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了8188亿美元，2006年10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最新数据2007年9月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4336亿美元。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因此，在充分考虑我国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益和资产回报率已成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2国际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成功经验

2.1日本

1993年末日本外汇储备达9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此后至2006年2月底,日本长期位居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到2006年11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仍高达8969.49亿美元,其中外国证券7509.89亿美元,外汇存款1249.56亿美元,黄金储备159.11亿美元。从实际情况看,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没有给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带来了较好的投资回报。2005财政年度,日本外汇储备海外证券投资收益达788.79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由财务省负责,财务省主要通过日本银行的外汇资产特别账户进行储备管理,日本银行按照财务省制定的目标和决策对储备进行日常管理。针对日本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途径,日本银行把大量买入美元改为大量卖出美元。为了避免大量美元被抛进外汇市场导致美元暴跌,日本采取既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减少过剩外汇储备,又避免冲击美国经济引起美元暴跌的措施。为此,日本银行利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有利时机,在2004年第一季度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急刹车之后,已快有两年未进行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了。2004年,中国和“四小龙”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2603亿美元,约相当于日本银行第一季度美元买入额的2.3倍多；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增加2089亿美元。由于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足以抬高美元汇率、遏制日元升值的势头,日本银行就见机行事,及时停止了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操作。

2.2新加坡

摘要：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需要吸取。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与之相对应，我国的会计也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是局部借鉴国际惯例阶段。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按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特别是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无法满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方人员会计核算和利用会计信息的要求。财政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这一会计制度借鉴了国际惯例，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主要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分别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以使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会计信息的陈报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特别是1993年两则、两制的实行，为中国企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完成了初步转换，并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更好的协调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1997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的经济业务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发展壮大，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适应这些要求，自1997年至今，财政部已了十余项具体会计准则。特别是2000年，财政部制定了新的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这是一次深层次的改革，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充分协调，是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内容提要借鉴国际多双边援助机构的管理经验，促进提高我国援助规划决策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在就国际上发展援助规划决策的一般经验做法进行初步解析的基础上，从参与式管理以及援助的国际公共属性两个视角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尝试提出了我国援助规划决策实践中应遵循的管理原则。

关键词援助规划决策参与式管理国际公共性管理原则

规划决策是对外援助的行动指南，必须摆在政府管理的突出位置。从科学管理和责任政府角度看，我国援外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的改革探索已迈出重要步伐，为更好地实现有效援助奠定了扎实基础。随着我国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政府管理职能结构的优化，研究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提高规划决策水平十分必要，

一、国际上发展援助的做法和经验

制度化和程序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援助规划与决策的重要特点。不同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法案或政策文件，为具体援助方案制定和项目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西方援助管理的普遍做法是，重视规划先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组织对外援助。制定规划和国别政策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数据资料分析和评估论证过程，既有很强的程序性，也有很强的技术性，同时还要履行透明管理责任，向社会公众展示必要的援助效果。

在国家援助规划总体格局中，国别政策注重研究受援国特殊性和援助方案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确定援助的战略性目标，一般会包括五个基本要素：

一、发达国家纳税服务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随之陆续出现了从强势行政到公共管理、从行政管理到行政服务等新的管理理念。在管制行政下，政府及行政人员以管理者的面目出现，它的职能是以管理为特征的。

随着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对政府行政职能新的需求，政府担负起促进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责任，因此，行政不再仅仅是国家实现法律与行政事项目标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应发挥积极服务的职能。于是，德国行政法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提出了“服务行政”的理念。服务行政是指以服务为特征，以全社会人民为服务的对象，政府应平等地提供良好的服务。由于税务部门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政府职能部门，其服务的理念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与深化。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了“服务纳税人”的理念，其是指征税主体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理念充分体现了对纳税利的尊重，也符合了现代服务行政管理的要求，因此，很快辐射到了北美、拉美、欧洲、东亚、东南亚和澳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并成为了一种国际潮流。

二、国际纳税服务体系的先进经验与借鉴

(一)政府立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西方国家注重对纳税利的尊重和保障，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为例，1996年6月30日，美国签署通过了新的《纳税利法案》，新法案对纳税人享有的十项重要权利以及在程序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法案有效地保证了美国联邦税务局能够在纳税人负担最小的基础上，公平高效地执行税法，现已成为美国纳税人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法律依据。1997年7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纳税人宪章》(Taxpayers’Chatter)，该宪章是由联邦议会委员会提议，联邦税务局通过对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工商界人士、税务执业者和其他政府机构广泛咨询后完成的。此宪章对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为税务机关开展规范的纳税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