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范文10篇

摘要:在全球化逐步发展过程中，扩大化国际法早就存在的特点即为碎片化。诚然，碎片化使国际法体制内的资源分配一定程度上消耗，并使国际法体系的综合效力受到影响，但此种影响的程度并不高，不会给国际法体系综合效力和各分支效力产生危害。现有国际法体系内，国家条约义务等各种规则均可将碎片化造成的困难从不同角度减轻或化解。只有碎片化对国家利益产生实质性的危害时，国家应对的博弈选择才会合理开展，促进碎片化问题的解决。对此，学术界研究国际法碎片化过程中，主要的使命为对其相关问题做出前瞻性的研究，同时将应对问题的策略提出。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际法碎片化及其给国际法体系效力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法;碎片化;效力;多元化

进入21世纪之后，各种各样的新变化出现在国际社会中，也促使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关注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核扩散问题。在国际社会，国际法是调整其发展秩序的主要法律，其量变快速进行期间，新的发展问题也不断出现，这其中，因不断增加国际法规范数量导致的大量规则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引起广泛的注意，此种现象即为国际法碎片化，尤其经济全球化程度日渐提高背景下，国际法碎片化会导致部分国家必须遵守的义务出现排除问题，导致国际法的权威性受损，甚至影响国际关系。因此，还需要在明确国际法碎片化对国际法体系效力影响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或减轻国际法碎片化影响的措施。

一、国际法碎片化产生原因

（一）国际社会结构特殊。众所周知，国际社会的基础为国家主权，其结构呈现为分散的平行式，与国内的纵向式社会结构并不相同，因国际社会结构具有特殊性，也使得其国际法与国内法存在差异。在国际社会中，国际立法机关、法院等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无统一机构负责制定、适用和解释国际法，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为国际法产生的主要来源，但全球范围内，国家数量超过200个，所有国家形成一致的结果并无法实现，导致形成数量众多的国际法规范。国家间的博弈与国际法相伴而生，一方面，国家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利益，选择的行为方式、做出的应对策略均会存在差异，造成冲突现象存在于各个国家法规范间；另一方面，即使为同一个国家，所处时期不同时，与他国间的权利义务会重新做出变更，而该时期中制定的新规则可能会矛盾于以前某时期中的规则。在不断增加国家数量过程中，国际法碎片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二）国际组织的快速增加。二战之后，进一步强化全球化趋势，国际关系所具备的复杂性也不断提升。此种背景下，国际事务全球化程度也逐渐提升，如全球协作、全球规划，为适应此种变化，各个国家所采取的协调与管理方式必须要多边化，而多边化方式最为明显的特点即为“组织化”，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建立国际组织。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20世纪末期时，共有37个国际组织数量，迈入21世纪后，已经存在7000多个国际组织，增加了200倍左右。广义上，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建立的均为国际组织，但狭义的国际组织仅指政府间的。创建国际组织后，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国际立法活动的组织、国际条约缔结谈判的组织为其主要的职能。随着国际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多，必然会增加国际法规范数量，使国际法碎片化产生。

二、国际法碎片化对国际法体系效力的影响

2004年7月9日，应联合国大会的请求，国际法院相当一致地就“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一案做出了咨询意见，宣布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应终止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同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该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意义不在于国际法院对实际问题所作的回答，因为早在2003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就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隔离墙，问题的是非曲直似乎已见分晓；其主要意义在于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解释和对法院与安理会某些职能的评论。在诉讼中，以色列曾以问题的“法律性质”、自卫权、“危急情况”等事由提出抗辩，法院对这些抗辩理由进行认真的分析，做出了精辟的答复。法院的分析与答复并非单纯地就事论事，而是结合法院以前的案例对国际法的含义与适用进行解释和强调，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关于问题的“法律性质”(legalnature)

现行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制度，首见于国际联盟时期的《国联盟约》及《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国联盟约》第14条规定“行政院应筹拟设立经常国际审判法庭之计划，交联合会各会员采用，凡各造提出属于国际性质之争议，该法庭有权审理并判决之。凡争议或问题经行政院或大会有所咨询，该法庭亦可抒发意见”。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与诉讼管辖的重要区别在于，咨询案件仅涉及抽象的和特定领域里的法律问题，而诉讼案件几乎涉及国家之间实际出现的一切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其法律依据中得出结论。关于咨询管辖，《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项规定：“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第1项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而对于诉讼管辖，《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1项规定：“联合国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项规定：“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实践证明，国际法院向来致力于将诸多案件单纯化及法律化。现行法院与常设国际法院相比，咨询管辖范围由“国际性质之争议”缩小为“任何法律问题”，现行国际法院显然在咨询案件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在本案辩论中以色列认为，大会征求的咨询意见不是针对《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款和《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第1款含义内的“法律问题”。按照这两个公约，一个问题若要构成“法律问题”，就必须合理地具体，否则法院就不能给予答复。而本咨询程序中的请求，不可能相当合理肯定地确定要求法院咨询的问题的法律含义，理由有二：首先，他们认为，关于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问题，只允许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即要么法院裁定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此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提出意见，或者法院应推断建造隔离墙是非法的，然后就这一推定的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发表意见。其中每种解释都会导致不应由法院采取的行动。其次，他们认为，向法院提出的问题不具有“法律”特征，因为问题不确切，很抽象，例如问题中没有具体说明是要求法院审理以色列的行为给哪一方带来的法律后果。

关于案件的“法律性质”，历来是法院咨询案审理过程当中焦点比较集中的问题，有时甚至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的很大影响。如1948年“关于接纳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咨询意见案”或1950年“大会在接纳会员国之权限咨询意见案”就带有当时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对抗下的冷战格局的烙印。

显然，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抗辩理由非常牵强，不经推敲。首先，大会提出的问题虽然可能牵涉到对某些政治问题进行评判，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问题“法律性质”的理由。正如法院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间关于1951年3月25日协定的解释问题”案所作的咨询意见中称：“无论某一问题的政治方面为何，法院都不能拒绝承认该问题的法律性质，此法律性质使法院得以行使它重要的司法职能，即评价各国可能从事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加于它们的义务”。在政治的考虑尤为突出的情况下，某一国际组织可能更需要从国际法院获得有关可适用于所争论问题的法律原则，而促使其向法院提出问题的动机可能具有的政治性质，和给予的意见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都与法院对这种问题确立管辖权无关。笔者非常赞同Koroma法官的意见：“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既不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本身，也不是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在被占领土上建造隔离墙带来的法律后果。换言之，现行法律是否允许某占领国单方面改变被占领土的性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法律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从法律角度作出回答，而且不一定需要具备双边争端裁定的特点。”①本案中联合国大会提请国际法院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显然是从法律角度拟写的，涉及了国际法中的问题；按其性质而言，可以根据法律给予答复；而且确实也很难在法律依据以外给予答复。其次，认为“问题不确切，很抽象”而否认其“法律性质”也不妥。国际法院的判例清楚地表明，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指导联合国自己的行动，②即只提供指导性意见，不需要明确具体细节。具体国际争端的法律问题方面往往是抽象的。需要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案件往往也包括事实问题，但只要案件涉及国际法问题，无论它是否以法律用语来表述，它们原则上是法律性质的问题，即使联合国大会或者有关机构没有要求国际法院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裁判，国际法院就对案件有管辖权。

摘要：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比较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为了拼凑字数而选取重复比较对象的情况；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而这两个问题均与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有关。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一

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法的客体。其二认为个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因为国际权利义务归根结底都要由个人来享受或承担。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个人在某种限度内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过于绝对和激进，笔者主要讨论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

二

在具体讨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之前，回顾一下国际法主体的涵义是很有必要的。韩成栋、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中是这样规定的，“所谓国际法主体，就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在具体说明这个定义的涵义时，该教程指出，国际法主体必须构成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的实体，自然人和依据国内法所设立的法人在国际关系平面上不具有与国家相等的地位，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该定义虽使用了“国际法律关系参加者”字眼，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脱离要求国际法主体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参加者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实体只能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更不用说视国家与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和交战团体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不合理性，后者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暂时的有限的国际法主体。当然，它们在国际立法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参加权，都是立法性国际法主体，它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大小是各不相同的。

最近王铁涯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对国际法主体是这样定义的：“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具有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能力者”。（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这一定义预先排除了那些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但能直接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且有独立国际求偿能力者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这种国际法主体概念与否认个人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以及认为国际法上的客体为国内法上的法律关系的理论相联系。他们认为“个人作为国际罪犯受到国际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国际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际法的客体”。

我们不妨类比一下，个人作为国内罪犯受到国内刑法惩处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这些人是国内刑法惩处的对象，并恰恰说明他们是国内刑法的客体。上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赵廷光教授指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的，一方只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另一方只能是国家。（注：赵廷光主编：《中国刑法原理》（总论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国家作为处罚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并不能将犯罪人降格为客体。

摘要:《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对国际法形式渊源的权威说明。第38条第1款的排列顺序表明了法院适用法律的顺序,即法院裁判案件应优先适用条约,然后是习惯,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则。法院适用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

关键词:国际法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

在中外法学著作中，法的渊源有着不同的含义，有的是指法的历史渊源，有的是指法的理论渊源，有的是指法的形式渊源，有的是指法的文件渊源，还有的是指法的文献渊源。在国际法中，法律渊源一词同样被学者们赋予了多重含义。国际法渊源是有多种含义的，可以分为实质渊源、形式渊源、历史渊源等等。尽管学者们对国际法渊源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认为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形式渊源，而国际法的实质渊源主要由法哲学来进行研究。本文所研究国际法的渊源仅是指国际法的形式渊源。

一、《国际法院规约》

联合国六大机关中唯一办公地点不在纽约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主要负责审理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法院规约》构成《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国际法院规约》涉及国际法渊源的规定主要是第38条第1款：“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关于国际法院裁判案件时适用法律的规定，条款中没有直接提及“渊源”一词，但是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该条款是对国际法渊源的表述。如英国学者阿库斯特认为：这一条款通常被承认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览表。该条款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第38条第1款列举的各项渊源是否存在序列优先关系？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应当优先引用排序靠前的条约或国际习惯。多数学者认为,第38条第1款的排列顺序表明了法院适用法律的顺序,即法院裁判案件应优先适用条约,然后是习惯,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则。如英国学者斯塔克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要优先考虑为有关国家明示承认的条约与公约；如无可适用的条约与公约，就要优先考虑已确立的习惯规则；如无此类规则，就得求助于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法院适用的优先顺序表明：1．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只拘束当事国的条约相对于具有一般适用性的国际习惯，处于特别法的地位，应优先适用。2．国际法优于国内法适用。通过比较法的方法而查明和确认的来自于国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一般认为它只是起一种补充条约和习惯不足的作用。法院适用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但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习惯法处于国际条约之上。如凯尔森认为：条约之所以是一个造法事实，条约之所以确立义务和权利或者换句话说，条约之所以有拘束力，都是由于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这项规则通常是用约定必须遵守这个公式表示出来的。这项规则是条约的效力理由，因而是条约即所谓约定国际法-以别于习惯国际法的-所创造的全部法律的渊源。在效力理由方面，约定国际法是低于习惯国际法的。后者在国际法秩序的层次结构中代表着高于前者的水平。对于凯尔森的观点，菲德罗斯并不认同。菲德罗斯认为：即使这个主张是正确的，从此也只得出这一结论：规定条约成立的那些国际习惯法规范处于条约法之上。可是，即使是这些规范也可以通过一个范围广泛的集体条约来予以变更，这是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的。比利时学者约斯特•鲍威林提出：好像为一般人们接受的看法是，国际法渊源没有固有的等级。与国内法中的大多数等级不同，从某一国际法渊源衍生的规则不是比像创设某一规则或程序的机构所遵循的渊源形成的另一规则具有更高价值的优先等级。国际法中缺乏正式的等级，这是所有国际规则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源自国家同意这一推定的直接后果。因此，既然所有的规则基本上都来自相同的来源（国家同意），那么，可以推定它们具有相同的约束价值。因此，规则来自条约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优先于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习惯法也未必优先于一般法律原则。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上，研究“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专题研究组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就国际法的等级问题，明确指出：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彼此无高下之分。不同渊源（条约、习惯和法律的一般原则）也不按任何普遍优先顺序排列。这是国际法系和国内法系的一个关键区别。国内法通常会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效力等级不同法的渊源。以我国为例，宪法效力等级最高，其效力优于其他一切法的渊源。宪法之下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法律，再之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再之下是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等。国际法中却没有类似于国内法中宪法的渊源，而且国家之间也是彼此平等的，因此在国际法律规则之间也不存在普遍的优先顺序。不同的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之间没有效力等级的排序。

二、国际法渊源的种类

一、国际法的概念与产生

国际法随着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一般的概念上，国际法是指国家之间的“法”，国际社会上国家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的前提，在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范围广泛、内容深刻的联系与关系，为了调整这些关系，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才在交往的实践中以“共同意志为基础、协商为方式”产生了一系列调整这些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国际法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国际社会为基础，而国际社会与一般我们所称的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国”成为了国际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交往主体。除了国家这一必不可少的主体要件外，“际”，即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同样是促使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可知，国际法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若干国家同时存在；（2）这些国家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各种国际关系。简言之，就是必须有国、有际。

从国际法的概念当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国际法是调整、规范国际行为主体之相互行为。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根源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与对利益最大化追求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选择，因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域的限制使得人类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空间来发展自己的实力，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表现出极强的意识控制力，每个国家为了自我利益的保护与争夺使得国际社会矛盾交结，战争等暴力、不公正的“国与国交往方式”终因矛盾的激化而展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严重破坏更严重的是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无续，国际社会的无续就使得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缺乏和平、稳定的环境，甚至“国国自危”。例如20世纪的两次人类世界大战使得人类从血与泪中理解到国际社会有续的重要性，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作用。国际法公正、平等等一系列原则与规范在人类不断发展的理性当中得到强化，逐渐为世界普遍接受。

二、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是指国际法具有法律拘束力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即国际法依据什么对国际行为主体具有约束的效力。按照上述中，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协议、共同同意的结果，无论是以条约或习惯还是其他协议都表现了国家的意志协调，也可以说的国家的同意。下面我以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来试分析国际法的效力依据，这样的分析基于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主要组成因素、国内法的效力依据从未受到质疑以及“法”在国内法体系与国际法体系的共同点：强制，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摘要:经济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是一项最主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自然资源关乎一国的经济命脉，是判断一国独立与否的重要标志。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否是国际法的渊源，关系到WTO解决争端时它可否援引作为裁决依据，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

一、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

(一)界定。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是指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行动所拥有的完全的、无限制的主权权利。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的主权是该原则的重要内容，对与经济相关的行动所拥有的主权是该原则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二)背景。在世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其优势长期将亚非拉作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二战后的许多殖民地国家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经济政治仍为他国所控制，他们为争取经济主权而展开了一系列斗争，于1952年提出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问题。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均确认了各国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确定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同年12月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再次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作出确定，并且强调各国对其境内的一切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经济活动也享有完整和永久的主权。

二、国际法渊源

(一)定义。中外国际法学家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解释。关于该定义归纳总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国际法形成的方式或者程序，二是国际法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二)种类。国际法的渊源有两种: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以及广泛历史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而广泛历史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则还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和判例、国际法学说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决议。

「摘要」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各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关键词」奥运会，反恐，国际法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年轻人相聚的历史盛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举行需要我们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由于“九一一”等恐怖事件的影响，安全是国际奥委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奥运会的反恐和安保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以及国际奥委会对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视。另外加上奥运会的国际性以及参与运动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有关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譬如联合国等。

奥林匹克运动希望的是和平、友谊、进步，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本是各国青年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服用兴奋剂、裁判枉法、申办奥运会中的行贿受贿等行为，给奥林匹克抹黑不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奥运会的主办者不能一心一意进行场馆的建设，参加者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备战奥运会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应付那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恐怖袭击。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各民族青年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尽管按理说安保是东道国政府的事情，但由于奥运会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也需要有关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且反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对奥运反恐问题进行研究。

一、奥运会恐怖事件与雅典奥运会反恐行动

尽管自从有历史纪录以来，恐怖手段的应用就是一个明显的史实，但是把恐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文化奥运”和“休战奥运”对恐怖分子是没有约束力的，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或许才是下手的好机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闯入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那令人震惊的爆炸声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安全第一。尤其是“九一一”事件让反恐成为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奥运反恐更成为所有关注奥运会的人关心的问题。

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列强主导的政治,国际规则主要由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制定。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国际法制约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政治运行所遵循的原则,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有了新发展,同时也面临新挑战,2001年9·11事件,同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国际法显现出很多不足。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互相建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互动中不断发展。

一、国际法理论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基本法,主权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格劳秀斯、康德、凯尔森使国际法逐步发展起来,三位大师的理论深刻影响着《联合国宪章》。

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对外主权的独立性(主权之上无管辖)、平等性(主权之间无等级)为特征。这种主权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近十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民族国家主权至上无管辖、主权之间无等级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康德是国际政治组织的始祖,康德的国际法理论及国际组织法影响着《联合国宪章》的形成和发展。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朝着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迈进起着深远的作用。《联合国宪章》与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制约

一、预防性自卫

预防性自卫是一种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或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主张,它又被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预先性自卫。这种自卫权是否存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关于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学界存在三种看法。

一是支持派,其看法是国际习惯法上承认这种自卫;没有一个国家会等待先受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因为现在武器条件下,这种首先攻击很可能摧毁该国进一步抵抗的能力,从而危及该国的生存;如果不允许预防性自卫,那么侵略者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发动攻击,从而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可能性。

二是反对派。许多学者反对预防性自卫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早期的国际法曾经承认,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急迫威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预防性自卫行为,但是这种权利在二战后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最终被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从现代国际法中剔除。

三是折中派。这部分学者主张,可以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行使预防性自卫。比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虽然预防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非法的,此问题的取决与事实的具体情况,尤其包括威胁的严重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先发制人的行动是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防性自卫比其他情况下的自卫可能更加需要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已开始受到武力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宪章》所规定的自卫权是一国在受到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时所采取的御防行动的权利,所以,为防止威胁而预先采取自卫的观点在《宪章》中找不到依据。关于某一攻击究竟是否紧迫的问题,通常不能以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这样,有关的决定必然落入有关国家的主观自由裁量,很可能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二、死刑犯不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