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摘要】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性变革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但相较于逐步提升的国际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在一些国际议题的设置中话语权不足，受到西方价值观压制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软实力滞后于甚至拖累硬实力发展的情况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越发迫切，如何向传播客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

二、坚实基础：传播主体的成功实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成为探索与表达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大大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参与全球话语体系建设、将硬实力转变为软实力打下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既呼唤理论及其话语的发展，也要求话语传播的不断提升，当前阶段，要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最新成果、观点、理论、命题等进行国际化阐释，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全面理性的认识，其中这一国际话语体系是展示中华民族以更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形象、构建面向世界的舆论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大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力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潮流仍在曲折中前进，全球话语体系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化制度等软实力对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传播理念，既通过借用生动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又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上升为文明的层面，实现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互动传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必然要求：传播客体的认知需求

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世界现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向国际传播，我国正处于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历史机遇期。在中国现象超越了西方经验体系认知能力、资本主义文明无法解释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亟须建构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跟上中国存在的历史脚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认同中国实现的历史性变革和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希望从中获得有益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中国必须将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话语，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得失，让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消除世界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的误解偏见，这既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也能提升国际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具有共性和示范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中国与美国“建群”与“退群”、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沉迷“美国优先”的鲜明对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的传播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动员与准备。另一方面，美西方将中国引导走上西式民主道路的幻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蓬勃发展逐渐破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恐惧和敌意日趋加深，对中国的指责批评从人权问题上升至社会制度层面，污蔑中国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国家资本主义”“儒家专制主义”之实，竭尽所能地压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传播。在美西方普遍将中国发展模式视作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高度聚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来艰巨的建构国际话语体系任务。这种国际话语体系是一个“建构”与“解构”相交织的历史进程，必将贯穿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全过程。我们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格局，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格局，破解新时代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传播的历史课题，确立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重目标的时代使命。

摘要:国际传播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进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在进行国际间的文化接触时，不可能完全理解和领会源语文本的意图，而是会在事实、情感和意义上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这就难以避免的会造成新闻误读。本文将以传播学为视角，主要运用拉斯维尔程式、选择性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把关理论等来解析国际新闻中的误读现象，进而提出可优化的传播要素来规避国际新闻误读。

关键词:拉斯维尔程式;国际新闻;新闻误读

国际新闻报道日益成为当下沟通国情、服务大众、贸易往来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国际新闻在报道和传播过程中却伴随着一种现象———误读。国际新闻误读本是指受众对源语文本所表达意义的曲解和对所反映对象的误解，是国际传播的一种伴随现象。在进行文化接触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对传播者所传达的信息意义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在我国媒体尚处弱势地位的今天，各国媒体和受众对我国国家形象、媒体信息和国情民意不甚了解，而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信息和形象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读，从而造成了在跨文化交流、国际贸易和外交往来等过程中的障碍。

一、国际新闻误读的表现

在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新闻误读带有明显的群体化特点和时代化特征，主要涉及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误读和对意义的误读［1］。(一)对事实的误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是新闻的核心。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于事实的误读屡见不鲜，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然的背景化误读，一类是以己之见给传播者和传播内容贴标签。背景化误读是基于受众自身的背景造成的。约瑟夫•克拉珀指出，受众的心理倾向势必会导致他们对传播者和受众有所选择。比如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重视和谐统一，而美国文化则是重视自由与平等的，因此美国的新闻文本中会更加注意公平、民主、协商等价值观的传达。贴标签化误读，也就是国际新闻中的刻板印象。人们往往会对某一群体或某一地域的人产生一种固有的意见或态度，并且对这一群体、地域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也抱有一定的看法和评价，且往往会形成偏见，影响其价值判断和信息传达。2000年，英国巴黎的一出话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引发了爱国华人的热议，认为该剧名称侮辱、亵渎了华人的尊严。但其实该剧名源自于剧本故事中殖民地的一块羞辱性的标语牌，作者用它来作题目，其实是对法国殖民的一种反抗和讽刺。由于国人对欧洲强权国家一直以来的霸权偏见，导致看到剧名后丝毫不假思索的将它当做对华人的侮辱，是典型的贴标签化误读［2］。(二)对情感的误读。受众在接触新闻后，必然会触发内心潜在的情感和想象，而不是完全解读和接受新闻本身带有的情感，进而会引发娱乐化或联想化的误读。娱乐化误读是指受众接触媒体的娱乐性目的。如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利用媒介的动机和目的是否满足来衡量媒介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受众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在西方漫画中，常常用龙来代表中国，但这种龙是思想迂腐，麻木不仁的龙。在一则漫画中，自由女神被挡在长城外，中国龙凶残的露出牙齿守着长城，而上方举着“经济改革”牌子的人指着自由女神大喊“她和我们是一起的!”［3］。联想化误读也就是添枝加叶，凭空捏造。2017年11月，一篇号称解密马航MH370失联真相的网文横空出世［4］，文章乍看上去是一篇刊登在权威媒体的解密，但其实只是利用了部分国人对美国的敌对心理和固有的美国威胁论，联系了很多事实伪造的假新闻。网络的匿名性更使误读者无所顾忌，受众在阅读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时，往往采用从众心理，缺乏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的判断能力，而仅仅是盲从“意见领袖”的言论。(三)对意义的误读。国际新闻所传播的不仅仅是事实和情感，还包括意义。受众对于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够全然解读，这就导致了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和对抗化误读。放大负面效果化误读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传播已经成为了国际事务有力的参与者，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扭转国际舆论，甚至制造出完全不符合真相的放大他国负面效果的事件。例如七五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无视暴徒对于平民的暴力以及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却大肆宣扬事件的起因与所谓的对维吾尔民族的压迫。对抗化误读是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等矛盾的长期累积，导致人们在价值认同、是非评判、情感表达上有绝对倾向性，从而形成对新闻事件的对抗性误读。最显著的就在于我国对赴日旅游的报道，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行网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显示，2016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数量为637．3万人次，这一行为被看做“亲日”。于是媒体开始纷纷报道赴日旅行出现的个别危险案例，企图抹黑赴日旅游，让中国游客把目光投入国内或者其他地区。

二、国际新闻误读的成因

瑜伽和武术同属东方文化体系，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均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全球化的激流下，瑜伽和武术不断融人世界文化体系当我们为武术何时才能进“奥运”所困惑之时，瑜伽以一种“不争而无所不争”的态势，在世界各地静悄悄地开花结果。根据美国的《瑜伽期刊》调查估计全世界现有一亿多人练习瑜伽，多达数亿人在了解瑜伽。瑜伽和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巨大差距令人深思。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分析武术与瑜伽在国际化传播中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受传者四个传播要素的异同，为武术的国际化道路提供理论支持。

1瑜伽与武术传播要素的比较研究

1．1瑜伽与武术国际化传播者比较

传播者可分为组织传播者和个体传播者。无论是传播组织还是传播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要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组织、受众、技术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是武术国际化最主要的传播组织。通过组织武术团体出访演出、举办各种形式武术学习班和不同层次武术赛事，以及派遣教练员、裁判员等方面，政府为武术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工作，在组织、政策、经济等方面提供了一定保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世纪末实现了以中国为策源地的竞技武术国际化目标，并在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成功举行武术比赛，提高了武术的国际影响力。除了政府的组织传播，民间组织也在武术国际化传播中崭露头角，如少林寺、太极拳在海外的积极传播等。武术国际化传播中的个人传播主要以民间力量为主。但由于受自身经济、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影响，该形式的发展道路可谓举步维艰。现代社会瑜伽传播已不再是由印度传向印度以外的国家与地区，而是分散式的传播。进入二十一世纪瑜伽在欧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人们健身的时尚。瑜伽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印度政府的重视，出于保护传统、维护知识产权，印度政府对瑜伽在科研、教育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种商业化的组织和个人传播，成为瑜伽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力量。综上所述，在瑜伽和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体制以及发展历程的不同，在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而在瑜伽的国际化传播中，政府传播作用较小，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1．2瑜伽与武术国际化传播内容比较

瑜伽和武术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内容繁多。瑜伽由于各宗、各派、各乘、各部的要求和形式不同，所以名目繁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作为修行和练功方法的瑜伽主要的体系有：王瑜伽、哈他瑜伽、实践瑜伽(业瑜伽)、智瑜伽、爱心瑜伽、语音冥想瑜伽(曼陀罗瑜伽)和坦多罗瑜伽等。哈他瑜伽(又称诃陀瑜伽)撇开了宗教的影响，成为广为有效的身体锻炼方式，为各种流派所应用。现在世界上流行的瑜伽锻炼方式，基本上都是属于哈达瑜伽范围之内。~k''''l-，瑜伽传到某个国家，与其当地的文化结合，根据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人种、体能状况等，会派生出不同的瑜伽派系，如产生并流行于美国的力量瑜伽。根据不同武术概念的技术特征，可分为传统武术、现代武术和虚拟武术。其中传统武术包括地方拳种、流行拳种、功法特技三大类；现代武术包括竞技武术、学校武术、康乐武术和军警武术，虚拟武术则包括文学武术、影视武术和动漫武术。目前武术在海外传播主要以现代武术中的竞技武术(含散手)、段位制武术(套路及散手)和太极拳类为主，其中最受欢迎推广较好的是太极拳类。此外，虚拟武术，特别是影视中武术的宣传，为武术增添了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但武术被夸大、神化，很多人在接触到武术后，往往产生落差，反而对武术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造成困扰。瑜伽和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传播内容受到现代气息的影响。如瑜伽中宗教元素的剔除，健身元素的彰显；武术国际化推广中以竞技武术为主的现代武术，而传统武术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没有被展示出来。

一、Who－控制分析

5W模式中的who，即“谁”，指传播者，在传播中，传播者不仅开启了整个传播过程，也在传播活动中起着非常关键的控制作用，信息获取、加工与传递皆为传播者之职责。当然，虽被称为传播者，但个人仅为其部分组成形式，集体或机构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传播者的分析即为传播活动中的控制分析。目前我国的中医文化传播者主要包括国内某些特定医院的医生，国外的中医师、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中医资料翻译者及媒体传播工作者。由于中医传播不仅是简单技术层面的医疗方法传播，还包括蕴含于其中的中国传统伦理学、哲学、天文学、及地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传播。因此不同传播者应结合其职业特点，针对性地对传播信息进行选择。国内特定医院的医生，国外的中医师及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由于其职业专业性特点，其接触对象主要为患者及学生，以独特的中医治疗方式治病救人或将中医疗法系统地介绍给学生们，让患者及学生们更多受益于中医学是其职责所在，因此他们的信息传递重点应放在中医专业知识方面。而中医资料翻译者及媒体传播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则有所不同，其面对的群体更为广泛，不仅包括病患，还有众多对中医有着极大热情与兴趣的读者，后者对中医的疗效及运作理念的热衷度要远远大于中医知识本身，因此中医资料翻译者及我国媒体，如行业内、外的中、外文报纸、刊物以及广播电视、互联网应将信息传播重点放在中医理念及文化传播上，达到普及中医知识的目的。由于这一类传播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对中医文化内涵的传播，其目的在于使译入语读者理解并接受中医文化。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某些中医术语，作为文化负载词，在译入语中必然缺乏对应表达形式，若译者忽略文化传播的需要，强行直译，必将导致译入语读者理解上的困扰，如将“龙骨”译为“dragonbone”，因为事实上，“龙骨”只是一种入药的化石，而不是龙的骨头;又如将“齿痕舌”译为“teethprintedtongue”—其实“齿痕舌”只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并非“牙齿咬过的舌头”;将“失笑散”译为“powderforlostsmiles”，根据《医方发挥》的解释，失笑散具有行血止痛怯淤、推陈出新的作用，前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实为得此药方而笑，将其译为“powderforlostsmiles”显然是在误解基础上的误译。

二、What－内容分析

5W模式中的what指“说什么”，“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就中医学而言，中医理论与文化构成中医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中医文化的传播在控制分析部分已简要述及，因此内容分析部分，中医理论传播将作为主要讨论内容。与西医的科学性不同，中医更强调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原则、整体观、五行论、阴阳平衡论等理念。这些理论，基于中国古代医生们的经验医学，虽自成体系，但其本质与精髓，与现代实验医学所认识的形态物质结构大相径庭。因此，很难被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医生所接受、认同。这是其学科限制与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关键，也是目前中医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作为文化传播中介的译者，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从中斡旋，将生涩、难懂的中医术语与文言文文本形式转换为易于理解的现代白话语体与通俗易懂的通用医学语言，无疑会对中医传播起到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中医将绦虫病称为“寸白虫”，如硬译为“inchwhiteinsect”，虽与原文达成照应，但显然无法被不具备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西医医生所理解。但若将其直接译为“taeniasis”，其中文化干扰因素立刻消减。再者，有译者认为中医中的“心”，“肝”虽被译为“heart”、“liver”，但中医医学理论系统中的“心”，“肝”远远不止于西医“heart”、“liver”所代表的概念，因此不主张将其对应直译。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意欲生生切断文化差异极大的中西医之间的相似性，于中医文化传播是极为不利的。笔者以为中医传播尚处于初期阶段，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尽量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应成为基本翻译立足点。该阶段的中医翻译，相对于中医的独特性和民族性，译者更应该强调中医的自然科学性，以促成中、西医两种体系的有效沟通。虽然中、西医的起源及进程大相径庭，但是其工作对象和研究内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即都是对人体及疾病进行研究，因此，这两种差异巨大的医学体系间必有其相通性，即对大部分疾病、人体器官、系统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中、西医在理念与治疗方法上的不同，会使得两种体系对某些医学名词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是本着推动中医文化传播，使得中西医学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目的出发，参照西医术语对中医名词进行翻译，不失为帮助异质文化读者了解中医、进而接受中医的好方法。

三、Inwhichchannel－媒体分析

Inwhichchannel主要是对中医文化的传播渠道进行解析。随着经济发展，公众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专业化，同时社会阶层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造成了传播分众的事实。而分众传播，反过来，又对媒体细划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媒体形式同时也发生了极大改变，由大而全模式向个性化服务转变。目前主要的媒体传播形式主要包括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分别以视觉、听觉、或视听觉结合的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为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我们无疑需要对各个媒体形式的特点进行分析，考虑在具体环境下，受众的最佳媒体接触方式，使中医知识更有效地传递给西方读者。报纸是最为重要的纸质媒体之一，读者群大，重复购买率高，出版频繁高，市场占有率也很高。因此，报纸较为适合刊登关于中医较为浅显、概论性、普及型的文章，耳濡目染，使西方读者在无意识中不自觉接受中医的概念。相较于报纸，作为纸媒另一形式的杂志，虽无报纸的覆盖面广，但其读者群体较为固定，功能性、专业性强，所以更适合刊登针对性较强的中医专业知识类文章，以供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研究。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电子媒体，如:电视、网络等，则具有声画结合、动态演示，涵盖面广、重复能力强的诸多优点，可以以更动态、直观的方式对中医文化内涵加以诠释。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涉及医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人自己理解起来都不容易，对于异质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电媒的优势，将声、光、影结合，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无疑在推广中医文化方面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摘要】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自1984年1月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家高校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至今，总体可分为萌芽、成熟、拓展三个发展阶段。现阶段中国具有18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15家，具有新闻学或传播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3家，主要集中在国内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师资水平一流的综合性高校；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或副教授已从3位发展到268位，博导的年龄、性别、专业方向结构趋于合理。近年来，大陆博士生教育开始走向国际化、注重内涵发展、学科特色，以及应用实践。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新闻传播科学建设；博士学位；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历史概述

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期望培养具有厚实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熟悉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在某一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有深入研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人才。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科有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法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我国新闻传播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4－199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萌芽阶段。在新闻学正式设立博士点之前，国内已有6所高校开设新闻系，8个高校开设新闻专业，1个广播学院，以及1个研究生新闻系。全国新闻专业应届毕业大学生达519名，研究生78名，专职教员274人（含副教授、教授25人），在校学生已达1561名。1984年1月3日，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首次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终于能培养最高级别的新闻人才。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第七批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获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20世纪末最后一个获得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在萌芽阶段，共有5所高校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拥有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武汉大学拥有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时中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源不足。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攻读博士学位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导致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源不足，缺少挑选余地，使博士生的质量受到影响（方汉奇，2000）。2000年－200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成熟阶段。2000年12月28日，《第八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获准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第3所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同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可以自主设立二级学科专业点，这为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开辟新的空间，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传媒经济学、复旦大学开设广播电视学等。2003年，在“第九批名单”中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升为第4所拥有一级学科.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2006年，“第十批名单”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取得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跃进阶段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满足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相关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急迫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时代的一次转折（陈培爱，2006）。共有10所高校在21世纪加入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队伍之中。成熟阶段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是表现为层次性的逐步推进。比起萌芽阶段十余年的沉寂，在成熟阶段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各高校博士、硕士点的宏观布局调整，每3年进行一次扩张，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一般应已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该一级学科下所有二级学科均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的，一般应为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因此各个高校都是从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点的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在保证教学质量与师资条件完善的前提下，再根据社会对新闻传播博士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学科。最后，发展注重整体性，布局由点到面。萌芽时期拥有新闻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成熟阶段，在发展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京、广州、成都、杭州和厦门等城市，新闻传播博士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10年至今则为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拓展阶段。2010年，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共9所高校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陆续开始招生。其中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是首次直接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算上授予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京政治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目前大陆共有18个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在2010年的井喷式扩张之后，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趋于缓和，拓展阶段有如下特点：首先，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博士点的分布趋于完善，原先具有优势的省份或地区得到巩固与加强，河北、山东、重庆和安徽等省份也逐渐加入到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行列中。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版图已基本奠定，即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向西部输送人才的格局。其次，有些高校通过将新闻学或传播学挂靠在其他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下的方式，设置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对原有的人才教育模式进行革新，培养跨学科、综合性的新闻传播人才。新闻学和传播学本来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博士级别的人才，是拓展阶段的必然趋势。最后，快速扩张式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模式受到学界的反思与讨论。尽管现阶段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精英取向暂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存在着规模扩张的压力和师生比例失调的隐患（罗以澄，2008；吴锋、张先龙，2011）；以一级学科点和博士点的数量，来衡量学科建设水平，并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象征的粗放经营模式受到了质疑（吴廷俊，2009；胡春阳，2010；黄旦，2014）。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现状与师资

纵观整个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历程，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充分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在不同阶段下社会各界对新闻传播学高级人才需求与期望，也符合一般学科从兴起、繁荣到转型的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来看，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质量较高，注重建设，各个培养单位特色突出，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的学科建设示范点，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起到突出的引领作用（赵玉明、庞亮，2008），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二级学科新闻学皆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主要是在国内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师资水平一流的综合性高校。除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其新闻学专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外，并于1995年重新恢复），剩余的16家培养单位均于1985年前——新闻学被列为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前——开展了有建制的新闻教学活动。其中于2010年直接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河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同样也具有从事新闻教育悠久的历史。河北大学于1982年就开设过新闻专业，有教职工10人，在校本.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科生30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1929年）和光华大学（1925年）——更是在创校伊始就开设新闻学和广告学的课程，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批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之一。从各个高校的综合实力来看，在16所招收新闻传播学博士的高校中，有11所属于“985”兼“211”高校，5所属于“211”高校，而且有14所高校长期占据国内百强高校排名的前50名，剩余的2所高校的排名也在100名左右。尽管各个院校类型侧重有所不同，如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侧重于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侧重于师范类，但绝大多数高校都属于综合性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属于艺术类院校），因此可以说承担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体单位是老牌综合性一流大学，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天然的人文底蕴和跨学科培养的可能性（吴锋、张先龙，2011）。在17个具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的命名上，有14个单位以“新闻／传播学院”命名（包含新闻学院、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这是在传播学在大陆被纳入学术视野和学科建制后，各个新闻传播学教育单位的主流命名方式。其中有2个单位仍然以“新闻学院”命名，分别是大陆最早开展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教育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尽管“新闻学院”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科系专业在不断丰富，但是保留“新闻学院”作为学院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牌新闻院校的历史延承。余下的4个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单位系交叉型院系：山东大学和四川大学向来以文学见长，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命名；上海大学将艺术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成立“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于2015年改名为“电影学院”；浙江大学将文化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命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挂靠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下，设置了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二级学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于2002年9月成立，在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设立新媒体传播与管理交叉学科的博士点，以及文化产业与媒体管理二级博士点。另外，其他挂靠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还有，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设有新媒体艺术与理论博士研究方向；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12年起挂靠在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招收媒介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招收政治传播学、公共传播管理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于2013年起依托法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文学院共建“文化传播”博士点（与文学院分别设点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设有传媒管理博士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导队伍依照新闻教育发展历程大致能分为三个梯队。来自第一梯队的博导为当年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和教育资本的“老新闻”，如甘惜分、王中。来自第二梯队的博导，一部分是前的教师，碰到好气候，迅速成长为骨干：如方汉奇、蓝鸿文和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大陆新闻教育机构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中的后起之秀，如童兵、李良荣和刘建明等。来自第三梯队的博导具有高学历和新知识，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将带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走向高层次和规范化，包含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以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向芬，2009；吴廷俊，2009）。笔者对目前大陆17个具有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点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不包含南京政治学院，以及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的新闻传播博士点）的268位博士生导师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所有资料来自于各新闻传播学博士授予点官方网站的师资简介，截至2016年6月），除个别博士生导师为副教授外，其余博导均为教师。60和70年代的博导是大陆目前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力军，占72%。处于退休边缘的50年代的博导占总人数的21%，20、80年代的博导极少，仅为个别现象。从性别比例来看，在4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6%；在5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16%；在6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28%；在7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37%，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导年龄构成较为合理、比例协调，女性博导的比列逐步增高，有利于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长期发展。从博导从事的主要研究专业来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增长较快，而从事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的人数则增长较为平缓。在总量上来看，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博导在占绝对优势，传播学次之，但是以1960年代为转折点，主要从事新闻学或传.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播学研究的博导数量发生转变，出生于1970年代的博导更多从事于传播学的研究，较少从事新闻学研究，其人数急剧减少。（详见图一）从各个高校或研究机构博导的年龄构成来看，每个新闻传播博士授予点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除了个别高校年龄结构偏老以外，总体上年龄结构合理。

如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正从沿海向中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推进。与此相应，这些地区的新闻传播也正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素质要求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表现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则是对相关的新闻传播教学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为此，本文对广西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试作探讨。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

[摘要]：

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需要以下努力：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包括通过课程学习和研究实践培养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具体做法包括理解和认识有关新闻与传播学高质量研究的标准，在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时设定以国际标准衡量的较高目标，按照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建立研究成果的匿名评审机制。

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经开展了三十年，成果卓著，人才济济。尚待努力的是参与国际同行有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讨论，在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刊上发表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日益壮大，有一批学者密切关注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熟悉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主要文献，尝试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考察我国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逐步把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论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可以考虑把研究国际化逐步提上日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二是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三是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本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谈谈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途径。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dhowtoadvance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context,thatis,toconductresearchwithaninternationalstandard,andtomergetheresearchresultsoftheChinesescholarsintothebodyofliteratureutilizedbyInternationalscholars.Itintroducedtheapproachestotrainscholarswithaninternationalvisionandthecapacitytoconducthighqualityresearchthroughtakingcoursesandparticipatinginresearchprojects.ThepaperevaluatedtherolesofWestern-educatedscholarsinChina,theestablishedscholarsoverseas,andoverseasexchangeandtrainingprogramsinadvancing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context.Thepaperproposedstrategiestoconductresearchaccordingtotheinternationalstandard,includinglearningandunderstandingthecriteriaofhighquality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withasocialscienceapproach,settingresearchgoalsconsistenttotheinternationalstandard,andestablishingapeer-reviewsystemtoraisethequalityofresearchthroughconstructivecriticism.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SocialScienceResearch;Internationalization

【摘要】随着计算传播学在我国的兴起和网络传播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网络分析在传播学中的应用也逐渐丰富。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复杂网络、网络舆情、社会资本等传播学维度中都有着广泛应用。总体来看，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的应用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集中、研究同质化相对明显、语义研究比重增长等显著特征。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复杂网络；社会资本；语义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是强调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对社会现象解释的研究[1]，广泛应用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信息传播等研究领域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克里彭多夫曾言：“大多数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来自其他学科。实验法源于心理学，调查法来自民意研究……内容分析和传播网络分析是仅有的两项原生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2]此种论断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深厚渊源。从作为规范的科学来看，网络分析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人际关系模式和“派系”生成的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哈里森•怀特小组将前人在各学科领域关于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锻造融合，诞生了当代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先后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网络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传播学者的重视。本文对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梳理，一方面是对近年来我国该领域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学界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路。

一、研究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就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20世纪中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于社会选择的研究指出了人们通过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构成的社会网络，同时解释了由身份、价值观造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现象，发表了大众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在《人民的选择》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两级传播理论，并开始关注人际关系在选举等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这种论调和同一时期的罗杰斯的著作《创新的扩散》在思路上非常类似。罗杰斯从个体所处网络位置的差异性角度指出了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该研究奠定了社会网络分析广泛应用于信息扩散和组织传播的传统。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层理论也在不断丰富。1967年米尔格莱姆“六度分隔理论”掀起了传播学者对社会网络传播中弱联系的研究浪潮。格兰诺维特通过市场中的求职现象观察社会网络结构，并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提出了“弱连接优势理论”和“镶嵌理论”。近30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到传播学者的视野，传播学者也开始了传播学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探究。2011年我国传播学开始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祝建华在2014年按照传播学5W的顺序逐一介绍了运用计算方法研究传播学现象的经典案例，这篇研究被认为是我国开始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3]。2015年，杨春华提出了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比国外起步晚、领域狭窄、创新性不足等诸多问题[4]。2019年庞云黠指出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表现出了对“关系”研究的极大兴趣，而忽略了“属性”研究，“关系”变量与“属性”变量的结合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的方向[5]。

二、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中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