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范文10篇

[摘要]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国家安全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国际人权研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深入研究包含社会认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內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开拓国家安全学和人权法研究的视野，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提供基础理论上的支撑。

[关键词]国家观念；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尽管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并存与交织却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迫切需要和平环境来实现文明崛起的中国而言，深入思考与理性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尤显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由与安全(秩序)是法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本文试图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路，在借鉴中外国家安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和分析工具，探索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福祉提供理论上的点滴贡献。

一“新安全观”维度下“国家观念”要素的方法论启示

目前，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流行着国家安全因素的“两分法”：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观问世后，许多学者将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而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将这种观念和学说统称为“新安全观”。可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见，中国主流国家安全观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又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观念中还刚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

摘要：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国民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控制一般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垄断信息、控制传媒，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节制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急剧扩张，它以一种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国家对信息和传媒的垄断权力，瓦解了统一舆论；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则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的增生又使政治参与变得愈发难以把握。这些都对传统意义的政治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政府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时代应该担负的角色。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摘要：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国民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控制一般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垄断信息、控制传媒，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节制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急剧扩张，它以一种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国家对信息和传媒的垄断权力，瓦解了统一舆论；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则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的增生又使政治参与变得愈发难以把握。这些都对传统意义的政治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政府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时代应该担负的角色。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十分注重各种力量的作用，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做法，形成了辐射全社会、全方位、目标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思想政治教育/力量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的阶级、政党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主要反映了国家、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它的实施，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而且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配合。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形成辐射全社会、全方位、目标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利用法律手段强制和保障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摘要：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国民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控制一般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垄断信息、控制传媒，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节制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急剧扩张，它以一种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国家对信息和传媒的垄断权力，瓦解了统一舆论；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则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的增生又使政治参与变得愈发难以把握。这些都对传统意义的政治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政府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时代应该担负的角色。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摘要：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国民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控制一般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垄断信息、控制传媒，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节制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急剧扩张，它以一种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国家对信息和传媒的垄断权力，瓦解了统一舆论；网络催生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和全球化观念则使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日渐淡薄；虚拟社区和网络政治组织的增生又使政治参与变得愈发难以把握。这些都对传统意义的政治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政府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时代应该担负的角色。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控制合法性大众传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起码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苏联都对本国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阶段性成果，而苏联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却导致了亡党(共产党下台、解散)亡国(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亡社(放弃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使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可比性。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和否定一切的倾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晚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的分析态度，将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思想同他发动“”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而正确地评价了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志讲：“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和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的错误和坚持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思想来批评同志的错误。[3](P.850)

(二)关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关键词：FDI；政治风险；评估；防范与对策

提要：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风险。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增强，强化跨国经营中东道国政治风险防范显得尤为紧迫。本文讲解了FDI的具体含义，并将政治风险做出不同的分类，介绍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问题，着重讲解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最后提出政治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导论

FDI指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得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FDI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工作机会等，使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流动性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性国家，FDI带来的资金被认为是取得稳定资金流和吸引到能够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公司的最好手段。

关于FDI的本质，专家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经营资源”，特别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专业知识为核心。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控制权”。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的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例如联合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IMF、WTO、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进行直接投资，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二、政治风险的种类

一、利用法律手段强制和保障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财政支持与税收等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具有倾向性的财力支持，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控，使其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国，教育的分权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是学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财政投入资助比较有权威性的专业协会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据研究成果，经常公布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的建议或者样本。由于建议和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多数都能被采纳，从而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财政支持的积极引导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法国政府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国，马普学会是德国的四大科研组织之一，在社会科学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国之首，学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比例最高，在非营利部门的总收入中政府投入高达70％。除了财政支持这一经济手段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免税政策，主要是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或捐物，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该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价外的消费税。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具体政策，如西方国家志愿者服务团体是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在美国，志愿者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之后上大学期间，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完成学业；在税收方面，还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

三、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注：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磁。）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正如安德林经过详细论证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后发展国家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公众政治信仰的变化（注：参见安德林（C·F·Andelin）：《第三世界的政治变化》（PoliticalChangeintheThirdWorld），伦敦1988年版，第52—54页。）。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与它们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它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际能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从经验的层面感知，我们也会发现，后发展国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至少要从三个角度同时入手，一是取得推动社会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二是强化以暴力威慑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保障，三是培养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府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后两者被分别视为大张旗鼓和隐性的政治控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这种隐性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1）政治系统必定会垄断或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到政治统治的信息，它会用强力控制大众传媒，有选择地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2）政治系统必定会通过诉诸道德、伦理、思想意识等各种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对政府成就的赞美；（3）政府还会有目的地把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可以设想，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中，各种力量赤裸裸地对抗，而国家无法吸收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在此，隐性的政治控制便成为与获取政策绩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和急剧扩张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互联网络不但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基本消除了歧视，实现了地位平等的参与；它还真切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体化进程有了惊人的突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球互联网络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预计到2000年，用户将增加到3～4亿。在中国，从1994年的数千网民发展为1998年的210万，预计今年将达到900万。毫无疑问，互联网络的扩张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

一.网络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