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为范文10篇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我国目前已有三部法律规定了“国家行为”这一概念，即行政诉讼法、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注：1990年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也规定了国家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但1999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复议法对国家行为未作出规定。）。国家行为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称呼。英国称为“国家行为”（actofstate），法国和日本称为“统治行为”（actedegouvernement），美国称为“政治行为”或“政治问题”（politicalquestions）。在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中，历来不存在“国家行为”概念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很显然，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属于“舶来品”。到目前为止，内地及特别行政区的法院都还没有运用过国家行为理论来回避对一些行为的司法审查。因此，对国家行为的范围进行探讨，对我国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未来的审判工作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

法国是最早形成国家行为理论和制度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看，其统治行为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动机说”到“性质说”两个发展阶段（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26）。从1870年开始，法国行政法院采用“动机说”理论来判断什么是统治行为。如果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的动机属于政治性的，则该行政行为为统治行为。但不久，这一理论遭到了批判。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论，任何行政行为都可以说是出于政治动机，都属于统治行为。这一理论既难以作为区分统治行为与非统治行为的标准，也对法治原则构成潜在的破坏。行政法院在1875年2月19日的拿破仑一案判决中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注：转引自王名杨。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552.），改而采用“政治性质”理论，即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分为统治作用的行为和行政作用的行为，行政法院的管辖权的范围只限于行政作用，不能及于统治作用。

美国采用“政治问题”理论，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由法院进行审查，学说上认为有三：其一，根据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原则，某些宪法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二，司法机关缺乏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准；其三，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具争议性，在执行时可能产生其他问题，为避免造成其他制度上的困难，法院不能作出决定。从判例看，法院回避对政治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因素有：第一，法院的能力、缺乏权限或者自身对权力界限的认识方面的原因。对该问题的处理权限宪法已明确授权政府部门，不存在作为处理该问题判断基准的法律原则，该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或者不仅仅是政策选择问题，对该问题做出判断所必须的证据、情报在收集上属于不可能，法院的任务是对个人的权利作出裁定，但该问题已经超出了个人权利问题，法院欠缺对该问题作出判断所必须的专门判断能力，法院以现行宪法体制的正统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对现行宪法的正统性不能做出判断。第二，法院对自己单独作出判断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担心方面的原因。法院如果单独对某个问题作出判断，可能会带来社会混乱或者无政府状态危险，因而有回避的必要，法院对某个问题单独做出判断可能构成对同等地位的政府部门不够尊重，因而有回避的必要。第三，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原因的结合：政府部门解决该问题更有效果或者更合适，法院如果单独做出判断却不具备承担因该判断而引起的后果的能力或者法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权限。第四，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上述理由理论背景的三权分立原则、上述理由与其他根据相并用（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30～334）。

在日本，所谓统治行为，是指国会、内阁等作为政治部门的国家机关的行为中，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虽然法院对此有进行法律判断的必要，但由于其高度政治性，处于法院裁判权的范围之外的行为。统治行为存在及免受司法审查的根据，学者说法不一，相应地统治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主要有内在制约说、自制说和机能说（注：转引自中谷实编。宪法诉讼的基本问题［m］。法曹同人，1989，86～88.）。

关于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或者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甚至在国家行为理论最为发达的美国、法国和日本，其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出现“国家行为”这样的概念，法院回避对国家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过是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而已。关于划分国家行为的标准，从上述各国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法国学者采用的是“统治行为论”，美国和日本学者采用的是“政治性质论”，但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表述方法有所不同而已。法国的统治作用论者采用的是较为间接的论述方法，他们将国家作用分为统治作用和行政作用，衡量统治作用行为的标准仍然是政治性质，故人们也将这种学说称为“性质说”，以区别于“政治动机说”。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则采用较为直接的论述方法，以政治性质标准来衡量是否属于国家行为。

当事人一方在外国领土上依照该外国的国家法律或行政命令作出的行为，或在当事人本身是外国国家的情形下，该外国国家在其领土内作出的行为，或外国国家官员在该外国的领土内依据该外国法律或行政命令作出的行为，法院能否审查作为上述行为依据的外国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从而确定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就是国家行为原则（ActofStateDoctrine）所要回答的问题。实践中，不同国家的法院在不同时期所审理的有关案件中，有的适用该原则，有的却排除该原则的适用。实践的差异往往引起人们的思考：究竟何为国家行为原则？它是否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它的适用是否有例外，以及是否应有例外？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国家行为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适用范围

国家行为原则（ActofStateDoctrine）一般是指：一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从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效力。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0年“柯克帕特里科公司诉环境筑造公司案”判的阐述，国家行为原则“仅仅规定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应当被认为合法”。

根据上述定义，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范围应有几个主要特征：（1）该原则所指的国家行为，包括经适当授权的国家机关或国家官员行使主权的行为，国家本身行使主权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如法律、法令或行政命令等。（2）该外国的国家行为是在其管辖范围内作出的，其官员的行为也是根据这种国家行为在该外国管辖范围内实施的。如果当事人是私人，则该私人受制于这种国家行为。（3）外国国家行为依法院地法律是违法的，或者政府官员或私人依据该外国的国家行为所作的行为依法院地法律是违法的，因而须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行为原则适用的效果是，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而应推定该外国的国家行为合法，因而外国国家，其官员或私人当事人无须按法院地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行为原则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SovereignImmunity）不同，后者指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所限制的是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和财产的管辖权问题；而前者则不涉及对外国国家的管辖权，而是法院在受理了案件后，对作为私人当事人或外国国家官员在该外国所作行为所依据的外国国家在其自己领土上的行为，或在外国国家为当事人的场合，其在本国领土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是否有权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换言之，是外国国家行为是否可以为该外国或其他当事者免除法院地法上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当然，如果当事人是外国国家本身，而且所涉及的问题首先是对外国国家的管辖权，应当适用的就是主权豁免原则，在确立了管辖权后，才可能考虑是否适用国家行为原则。因此，国家行为原则不是管辖权的原则，而是一种限制司法审查权的原则。

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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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的国家机关是指依法组成、行使国家职能的各种机关的通称。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它必须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依靠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机关按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划分，可分为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警察等机关。从法人主体资格认定的角度看，国家机关也是法人；它只要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命令组建或设立，且具有独立的经费（通常以国家预算作为独立活动经费）就可以成为法人。机关法人在从事国家管理活动时，是受国家的委托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法人的名义出现的，因而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在实质上有别于一般法人的侵权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通过选举或有权机关的任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相当职务的人员。以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例，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可以依照宪法、法律和各种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国家行政机关名义行使其职权，可以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实施各种行政行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种类中最多的一种，它大体上可分为三类：（1）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决定而任职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及国务院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等，他们都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行为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2）依法由有权机关任免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任免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的本级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厅（局）长、主任、处（科）长等，也包括县（自治县）任免的局长、中学校长、县医院院长等。（3）一般行政工作人员，即除前述担任各级行政部门主要领导职务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各级行政机关的科员、办事员、资料员、收发员等。

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活动，是通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相应的职权来进行的。因而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凡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的，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于1994年建立的国家赔偿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健全民主与法制的客观需要；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益，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就审判机关而言，当前要坚决落实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制度。实行“两错”责任追究制是实施执法责任制的核心环节，也是落实国家赔偿责任的根本要求。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也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国家机关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它仅指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公务）的过程中，因其执行职务的违法性而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国家公务员的侵权行为。公务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既包括在本辖区内行使职权的行为，又包括在本辖区外行使职权的行为。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主要包括：为行使职权而实施的行为、超越职权的行为，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等。国家公务员侵权责任的性质，属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具体性质是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在现实国家公务员侵权责任中，绝大部分是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因其赔偿义务主体是国家机关，是国家机关为其工作人员承担侵权责任的，因而是典型的为他人的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根据不同标准，可作如下不同分类：（1）行政侵权行为。在这里，行政侵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员在执行行政职务的活动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一般的执行职务行为，只要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司法侵权行为。它是指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或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如错捕、错判、错杀、冤狱，或者错误采取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都属于司法侵权行为。（3）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如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也都属于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之列。必须指出，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与其他团体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一样，属于法人侵权责任，不属国家赔偿责任范围。

内容摘要归责原则是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国家赔偿是在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有影响的。从民事侵权行为法下的归责原则看国家赔偿法下的归责原则，评述国家赔偿法下的归责原则的利弊。

关键字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违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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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归责”即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解决的是侵权民事责任之基础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权益与促使损害发生之原因者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即为“归责”之核心。国家赔偿法律制度是在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由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管理活动的特殊性，故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指国家何以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具体地讲，国家是否赔偿，国家以什么为依据，是以行为主体的过错为依据，或者是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依据，还是行为主体的行为违法为依据。简单地说，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确认国家对公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总的法律根据和评判标准。

西方国家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有三个典型的代表：（1）以法国为代表的公务过错为主，危险责任为辅的规则体系；（2）以德国、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过错（主观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体系；（3）以瑞士为代表的违法归责原则的归责体系。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大多数学者认为，违法原则是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但是，对归责原则是褒贬不一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发源于民事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而我们是从不同角度理解归责原则。我们知道，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体系是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但过错责任仍然是主流的。从民事侵权行为法下的归责原则对比国家赔偿法下的归责原则，分析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利弊，从而发现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摘要：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组合、调整行为可以定义为家庭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和投资倾向，本文对家庭的投资理财的这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家庭投资理财如何获取收益和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家庭投资理财，行为分析，投资收益，投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投资理财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家庭投资理财是针对风险进行个人资财的有效投资，以使财富保值、增值，能够抵御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风险，不管是储蓄投资、股票投资，外汇、保险投资，由于投资品种日益增多，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尽相同，投资方法也很难完全掌握，家庭的资产选择、组合、调整行为均定义为家庭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和投资倾向，本文对家庭的投资理财的这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家庭投资理财制胜之道和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实践有所帮助。

一、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

（一）、进行家庭投资理财选择的必要性

家庭在投资时，首先面临的就是投资方式和领域的选择，一般应以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以及相互制约关系为考虑基本点，选择某种或某几种资产，并决定其投人数量与比例。改革开放以前，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眼里，“投资理财=银行=储蓄所”，个人金融投资给老百姓带来的仅仅是“存钱生利息”。今天的老百姓不但有能力“穿金戴银”，个人可支配的收人也达到了数万元。新的投资品种逐渐成为个人投资理财的重笋组成部分。诸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新兴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层出不穷，对现代个人理财投资组合影响很大。在众多的资产选择方式中，及时引导家庭利用资金市场的不景气，以较低的成本筹措社会游资，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进行理性投资，就是一种不景气市场条件下的资产选择策略。

摘要：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组合、调整行为可以定义为家庭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和投资倾向，本文对家庭的投资理财的这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家庭投资理财如何获取收益和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实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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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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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投资时，首先面临的就是投资方式和领域的选择，一般应以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以及相互制约关系为考虑基本点，选择某种或某几种资产，并决定其投人数量与比例。改革开放以前，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眼里，“投资理财=银行=储蓄所”，个人金融投资给老百姓带来的仅仅是“存钱生利息”。今天的老百姓不但有能力“穿金戴银”，个人可支配的收人也达到了数万元。新的投资品种逐渐成为个人投资理财的重笋组成部分。诸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新兴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层出不穷，对现代个人理财投资组合影响很大。在众多的资产选择方式中，及时引导家庭利用资金市场的不景气，以较低的成本筹措社会游资，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进行理性投资，就是一种不景气市场条件下的资产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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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投资理财，行为分析，投资收益，投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投资理财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家庭投资理财是针对风险进行个人资财的有效投资，以使财富保值、增值，能够抵御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风险，不管是储蓄投资、股票投资，外汇、保险投资，由于投资品种日益增多，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尽相同，投资方法也很难完全掌握，家庭的资产选择、组合、调整行为均定义为家庭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和投资倾向，本文对家庭的投资理财的这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家庭投资理财制胜之道和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实践有所帮助。

一、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

（一）、进行家庭投资理财选择的必要性

家庭在投资时，首先面临的就是投资方式和领域的选择，一般应以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以及相互制约关系为考虑基本点，选择某种或某几种资产，并决定其投人数量与比例。改革开放以前，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眼里，“投资理财=银行=储蓄所”，个人金融投资给老百姓带来的仅仅是“存钱生利息”。今天的老百姓不但有能力“穿金戴银”，个人可支配的收人也达到了数万元。新的投资品种逐渐成为个人投资理财的重笋组成部分。诸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新兴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层出不穷，对现代个人理财投资组合影响很大。在众多的资产选择方式中，及时引导家庭利用资金市场的不景气，以较低的成本筹措社会游资，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进行理性投资，就是一种不景气市场条件下的资产选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