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范文10篇

摘要：国家利益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笔者认为将其放进合同法中，有诸多不妥。因此，以社会公共利益涵盖国家利益并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符合私法存在的基础即平等公正、社会自治的精神。

关键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公有住房及国有企业资产“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特定的，仅指国防利益。如是，就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是否妥当，有何弊端，对国有企业资产、公有住房等国家财产的保护在合同法中又该如何体现，笔者作如下探讨。

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含义辨析

从本质上看，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规则体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利益的分化、冲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整个社会也逐渐分裂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利益体系，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依照法律所调整的利益不同而将整个法律体系划分为了公法和私法，他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规定，私法则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无疑，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合同法当属私法领域。

对于私法，一个不争的观点就是私法以保障个人利益，高扬个人权利为主旨，即使其对公共利益有所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个人利益的保护为起点和依归的。但我国的合同法中，却一直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这样并列的利益分类，且国家利益被加以了特别的保护，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妥当呢？

摘要：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因此，本文拟从国家利益视角出发，分析时代主题转换给国家利益带来的变动，以期透过国家利益这一国际关系的指示器来判断国际关系的走势。其意义在于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摘要：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机统一体。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全人类的发展中来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的进步、发展保持一致性。他强调，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引发反倾销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论证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出口迅速增长时期遭遇反倾销的客观必然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摘要：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因此，本文拟从国家利益视角出发，分析时代主题转换给国家利益带来的变动，以期透过国家利益这一国际关系的指示器来判断国际关系的走势。其意义在于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

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引发反倾销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论证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出口迅速增长时期遭遇反倾销的客观必然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却日趋明显，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了当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口头禅。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长期参与和主持制订我国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系统而有鲜明特色的国家利益观。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民营企业一直是国家审计的盲点、疑点。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是指在国家审计作为一个独立的高层次的综合的经济再监督系统的条件下，在民营企业资产来源不单一、涉及国家利益的条件下，在国家审计人员做到“八不准”，即不给予规范的民营企业增加任何负担的前提下，国家审计机关应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或调查，以保护国家利益。

一、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活动进行国家审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和保护国有资产与国家利益的需要。

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混合经济的形成，民营企业的资产来源渠道也呈多元化趋势，除了私人投资转入和正常的借款外，还有财政无偿或有偿资金的投入，或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国家独资银行大量贷款的投入，或税收“跑、冒、滴、漏”形成，或土地划拨和优惠出让形成，或社会保险费、环境污染治理费未付出而形成，或通过变相的非法集资而形成，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的国家利益的进入而形成。

在上述民营企业来源渠道多元化的资产中，除私人投资转入外，其余资产均牵涉国有资金的投入或出借，要么涉及到国家利益，要么牵涉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也会间接或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审计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根据党的十六大“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监督有关经济法规执行、保护国家利益，就应该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开展国家审计。

（二）是加强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高层次经济再监督职能作用的需要。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摘要：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立足干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大坐标系中思考我国的对外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而见解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的国家利益观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今天，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国家关系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