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范文10篇

目录

一、论文摘要--------------------------------------------------(1)

二、正文

（一）、我国法律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规定情况的历史沿革------------(2)

（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4)

（三）、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6)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受贿案件中经常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由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相互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认定起来非常困难。对这类共同受贿如何定罪处罚，应当引起我们关注。

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共同受贿，是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由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特殊，检察机关难以收集证明两人有共同犯罪故意的证据，从而给这类共同受贿案件的认定带来困难。对这类共同受贿行为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如何定罪处罚，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也存在着分歧意见。对此，本文试作探讨。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庭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受贿罪是一种职务犯罪，具有特殊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特殊身份的家属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犯罪，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对贪污罪共犯予以保留。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与前两款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未对受贿罪共犯予以保留，因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不能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虽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受贿罪共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可按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予以定罪处罚。

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在刑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特定犯罪的定性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犯罪人的处刑轻重。近年来，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职务犯罪主体资格的界定标准。但由于司法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执法的混乱，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具有理论上与实践上双重意义。

通过分析与论证，我们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就应当从“从事公务”这个本质特征出发来准确判断和合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委派国家干部身份准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在刑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特定犯罪的定性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犯罪人的处刑轻重。①首先，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直接关系到贪污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是否准确、科学，影响到整个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其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直接关系到刑法分则中许多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有关的犯罪的主体范围问题，如果划分不适当就无法准确体现职务犯罪的特征。

近年来，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职务犯罪主体资格的界定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一些个案会让我们进退维谷，莫衷一是。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具有理论上与实践上双重意义。基于此，笔者试图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虽然法条就什么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给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带来困难，因此，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准确认定犯罪，打击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从事公务应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对此，虽然目前理论界大致有“身份说”、“公务说”、“统一说”三种不同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身份说”易缩小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不相吻合。“统一说”将“身份”作为与“从事公务”相并列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亦与刑事立法精神相悖。“公务说”则认为，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就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而且也为后来的立法解释所验证。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还是上述单位（人民团体除外）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人员只要是“从事公务”的就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立法并没有强调这些人原有身份性质，而恰恰强调的是“从事公务”四个字。再则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该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特定的公务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表明了立法机关鲜明的“公务说”观点。还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公务说”在司法实践中被广为运用。因此，我们在认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时，理应牢牢抓住“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那么，何谓“从事公务”又是我们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又一重要问题。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特点。椐此，笔者认为“公务”它不局限于国家事务，还包括公共社会事务，在我国现行的制度下，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仍然存在，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人员对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经营等无不表现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的存在。同时，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也仍然担负着管理国家事务尤其是公共社会事务的职能。《刑法》将在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意味着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包含公共社会事务。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公务”即是指代表国家的公务，具体包括国家公务和公共社会事务。只有行为人从事上述情形的“公务”时，才可以将其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

二、准确把握公司性质。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国有性质没有争议。问题是原有国有企业依照公司法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由于运作不规范和不到位，给我们准确认定改制后的公司性质带来困难。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翻牌”公司。一些原国有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指标，在将其所属的分支机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运作，为了达到公司注册的目的，将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奖励等形式配送给企业人员作为入股资金，然后仍依企业原资产总额申请注册非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人员整建制划归新设立的公司，其人员管理方式、工资待遇不变，企业入股人员亦不参与公司分红。这种“运动”式的公司制改造，应还其公司的本来面目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其二，“脱壳”公司。一些国有企业为了甩掉沉重的债务包袱，将企业的有效资产剥离出来，重新设立一个新公司，以达到规避企业债务的目的。这种类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如果没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国有性质，如果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非国有性质。其三，“泡沫”公司。一些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行业内部对企业资质考核依据其注册资本金势力的客观情况，为了将公司做大做强，不惜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搞虚假投资。有这么一个原本资不抵债的国有小型建筑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时，企业的20余名职工“入股投资”近5000万元，使企业成为拥有6000多万元注册资本、具有一级资质、可以承揽各种大型建筑项目的大型建筑公司，实则职工没有投入一分钱。这种类型的公司性质应当区别情况分别认定，公司经脱水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且符合公司设立其他法定要件的，其公司法人仍然成立，公司性质应依实际注册资本性质确定，如没有非国有资本进入，应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否则反之。如实际注册资本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其公司法人不能成立，对于投资主体单一，应依投资主体性质确定“公司”的性质；对于混合型投资主体的，则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国有性质或非国有性质，而应当依照各投资主体性质和人员隶属关系综合分析认定，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应认定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实践中尽管还有除上述类型外的不规范公司存在，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投资主体的性质，就不难认定这些公司的真实性质。

三、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均涉及到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对于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职务便利”的含义应当是一致的，但从刑法层面上来看“职务便利”，在不同性质的犯罪中，其职务便利的性质亦不尽相同。就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前者的职务不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后者则履行的必须是具有国家公务性质的职务。可见二者“职务便利”的性质是有质的区别的。那么，如何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第一，看行为人隶属关系。行为人是否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如委派成立，行为人的职务行为才可能具有公务性质的基础。第二，看行为人从事工作的性质。只有行为人所从事是具有管理性质的工作，其职务行为才可能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且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其职务行为即具有国家公务性；如是非委派的人员，其职务行为就不具有国家公务性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虽然是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但他们所从事的仅是劳务性质的工作，其工作职责内容不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特征，因而仅仅属提供劳务性质工作的行为人，不能单独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经手公共财物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第三，看行为人的权力来源。在两个不同性质公司并存时，虽然公司人员的归属亦作出明确的划分，但因公司业务需要，通常会出现公司人员既服务于原国有公司、又服务于非国有公司的情况，这种不规范的公司运作模式，给我们认定职务性质带来一定困难。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关键看行为主体代表谁的利益、体现谁的意志，权力来源于谁。如是国有公司委派的人员，其履行非国有公司的职务具有公务性；如不是委派的人员，其履行非国有公司的职务不具有公务性质。如张某在原国有公司将部分有效资产剥离、并吸纳部分非国有资金共同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后，仍供职于原国有公司。由于张某对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经营的某项业务比较熟悉，受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负责帮助经营该项业务论证、洽谈，但合同的签订仍依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的名义，而非张某的名义。其在参与项目论证、洽谈过程中，非法收受客户的贿赂。因张某不符合国有公司委派人员的成立要件（委派的问题本文另行论述），此时张某的所作所为只能代表的是委托人的利益，体现的是委托人的意志，所履行的是来源于委托人的不具有国家公务性质的职务，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我们在分析认定行为人职务性质时，一定要结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切忌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

四、准确把握委派的构成要件。所谓委派，就是委任、派遣之意。基于委派，被委派人代表委派方行使权利，从事委派方委派的公务。构成这里的委派，必须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委派的主体特定。委派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除此之外的任何单位都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委派主体。那么，人民团体能否构成委派的主体，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就不难得出结论。《刑法》第九十三条所列举的委派主体并不包括人民团体在内，如将其纳入委派主体的范围，显然超越了该条款法律用语的逻辑内涵，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因此，只要立法未作出修改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不能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二是委派的对象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且委派人与受委派人具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对于从社会上招聘的人员，能否成为委派的对象？这里关键是看招聘主体的性质，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作为招聘主体，聘用后再委派到非国有性质的单位从事公务的，与从国有性质单位抽调人员直接委派没有质的区别，对其应当与国有性质单位的人员同等看待。如是非国有性质的单位作为招聘主体，聘用人员显然不能成为委派对象。因此，只要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性质单位从事公务的，不论其在委派前的身份如何，均可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三是委派单位与拟派遣单位具有一定的关系，如领导、监督关系等。如果委派单位与拟派遣单位不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投资权益关系，则委派不能成立。如被告人熊某原系某电厂物资部主管，而该电厂系一非国有性质的中外合资公司的下属单位。1997年该公司与某省电力局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电厂的生产、经营管理由电力局负责，电力局按电厂所卖电价的2%收取委托管理费用，电厂产权性质不变；电厂的厂长、副厂长由电力局提名，经委托方同意后，由电力局发文任命。在委托管理期间，经委托方同意，电力局发文任命被告人熊某为电厂的副厂长。其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对于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性质，有人认为，被告人属于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性质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笔者认为，虽然电力局是国有性质的单位，但其与电厂既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不是电厂的投资主体，其对被告人的任命是基于委托合同而形成的权力，并不是基于本身的行政管理、监督或国有投资者权益而直接产生的任命权，因而被告人熊某不符合委派的构成要件，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四是委派的方式有效。尽管委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一般应以书面形式，它包括发文任命、任职、批准，也包括以会议纪要等非正式形式予以提名、推荐、介绍等。如前述张某之所以不能成为委派人员，就是因为其既没有任何书面委派的文字依据，从其参与业务论证、洽谈的过程、方式、结果也看不出其供职的国有公司委派的意思表示，缺乏委派成立的形式要件，因而对其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五是委派的目的特定。受委派人代表委派方在非国有单位从事的只能是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公务性质的活动，而绝非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或者社会性服务劳动的劳务，否则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委派。六是受委派人在受派单位的公务活动尽管代表国家但又独立于委派单位而归属于受派单位。这就是说受派人所从事公务活动的结果直接及于受派单位，而不是直接归属于委派人，否则就不成其为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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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制度是我国刑罚具体运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是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也是依靠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在刑罚具体运用中的体现。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正确适用不仅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而且有利于犯人家属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在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大作用。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力度，立查了一批大案要案，法院对移送案件绝大部分作了有罪判决，有很大一部分职务犯罪被告人被法院适用了缓刑、免予刑事处分，且适用率非常高，这从一个层面体现了刑事法治以教育为主的目的，适应了国际轻刑化的趋势，是一个进步。但是，不少地区的审判机关不能准确把握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标准和条件，在缓刑适用上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以致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没有达到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真正目的。现以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查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作一简单分析。

一、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立查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涉嫌罪名来看，主要涉及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罪。从贪污贿赂类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2001—2005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中，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0人，涉及贪污罪的35人，涉及受贿罪的11人。其中，2001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8人，贪污罪的1人，受贿罪的1人；2002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1人，贪污罪的4人，受贿罪的3人；2003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3人，贪污罪的7人，受贿罪的2人；2004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6人，贪污罪的8人，受贿罪的2人；2005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人，贪污罪的15人，受贿罪的3人。从渎职类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2001—2005年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中，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罪的12人，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罪1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1人。

（二）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较实刑判决高出4.7倍。2001年至2005年，我院共向法院移送97人，其中共有62人被适用缓刑，贪污贿赂类的54人，渎职类的8人，缓刑适用率高达63.9%；有18人被免予刑事处罚，贪污贿赂类的12人，渎职类的6人，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为18.5%。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占到82.5%，而同期判处实刑的比率仅占17.5%。

（三）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01年，我院移送法院的15个被告人中，有9人被适用缓刑，1人被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两者适用率分别为60%和6.7%；2002年移送法院的10人中，有6人被适用缓刑，2人被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两者适用率为60%和20%；2003年移送法院的14人中，有9人被适用缓刑，4人被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两者适用率为64.3%和28.6%；2004年移送法院的27人中，有19人被适用缓刑，4人被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两者适用率为70.4%和14.8%；2005年移送法院的31人中，有19人被适用缓刑，7人被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两者适用率为61.3%和22.6%。

第一条严格国家工作人员考录制度。坚持“凡进必考”，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录用工作人员除个别特殊紧缺专业外必须实行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不同单位录用相同专业的国家工作人员，推行按专业进行资格考试的办法。通过一定的形式的考录办法，积极吸纳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

第二条加强国家工作人员能力素质培训。强化国家工作人员更新知识培训、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和专业培训，开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培训，加强外语等级培训，实施标准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强化“WTO事务专业人才”培训和事业单位人员继续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学历水平。

第三条强化国家工作人员挂职、轮岗、交流。每年有计划地选派部分年轻工作人员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利用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机制，开通我县与上海、江苏和本省发达地区之间的工作人员挂职交流通道，选派部分工作人员出去挂职锻炼。在审批岗位、掌管“人、财、物”岗位和其他重要岗位连续工作满五年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实行轮岗交流。

第四条规范公务员调任、转任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公务员必须按照《关于国家公务员调任、转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执行，事业单位必须坚持公开、竞争、择优，严格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办法》。

第五条改进国家工作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县直机关和乡镇机关对公务员、其他工作人员的考核要突出工作绩效，根据单位性质和工作人员不同岗位，建立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服务对象对公务员的分类测评体系，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参加测评的人员及权重，提高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六条规范国家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设置地方津补贴和奖金标准，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逐步缩小各单位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建立与本市其他县（市、区）工资水平的比较体系，逐步形成工作人员收入既与本县经济发展相适应又与其他县（市、区）相平衡的正常增长机制，达到奉献与报酬、职责与权利、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中增加了一款，作为第388条之一，[1]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0月16日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条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名的出台，全国上下好评如潮，认为增加了这一罪名是适应反腐败斗争实际情况，加大惩治腐败犯罪力度的需要，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1}。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在立法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明确规定关系人在非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受贿犯罪。

此举扩充了受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契合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填补了刑法真空，可以说意义重大{2}还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这为依法、有效地防范新型受贿犯罪、保证国家公权力公正、公平地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从这些学者观点中，不难看出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即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严密了刑事法网，也是立法上的一个创举。这些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面临的理论困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该罪名的进一步思考。

一、受贿罪相关基本理论解读

（一）受贿罪的特征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行为人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利益{4}。从理论上来说，受贿罪包括广义上的受贿罪和狭义上的受贿罪，广义上的受贿罪是指行为人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即可构成受贿罪，权力不限于国家的公权力，还包括非国有单位管理权力、受人委托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以及某种专业性的职责权力。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生活中，受贿罪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管理领域，即发生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的受贿罪；二是一般经济领域，即发生在非国有工商业企业中的受贿罪；三是一般社会领域，如各种体育、文艺竞赛，各种大奖赛的受贿罪；四是其他专门领域，即各种职业活动中的受贿罪，如律师、教师、医生等的受贿罪{5}。而狭义上的受贿罪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的“权钱交易”行为。

我国的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法定概念，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与金钱交易的行为，从此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受贿罪是狭义上的概念，下文所述的受贿罪亦指狭义上的概念。按照我国的刑法体系，目前，以受贿罪冠名的罪名主要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388条之一）。[2]在这些罪名中，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都是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只是主体上存在差异，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是国有单位，二者都能纳入到我国的受贿罪体系之中自不必论。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主要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体上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指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或者诸如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次，从利用的权力性质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是主管、经营或者参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便利主要是指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前者利用的私权力，即非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的职权，其违背的是忠实义务，后者利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第三，从刑法的结构及侵犯的客体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位于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而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3]可见，二者不仅仅是主体不同，更重要的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利用的权力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并非所有的“权钱交易”行为都能纳入到受贿罪的范畴，而且，带有受贿罪之名的罪名并非都是受贿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同理，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能划入到受贿罪的范畴，具体分析详见后文。

【论文关键词】贪污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进程中，社会冲突的增加导致犯罪事件不断增多，贪污犯罪危害尤其严重。贪污罪主体，应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及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且不同身份主体共同犯罪定罪应区别对待。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2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1）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

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把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文章从以下几方面谈谈看法：

（一）从事公务活动

本文分六个部分，对我国受贿罪主体进行了分析，重点阐述了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我国刑法中“公务”的理解，受贿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区别，并对离退休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了探讨。

绪论

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受贿罪属于打击的重点。由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特殊性，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方能正确地适用法律,惩治腐败。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围绕着受贿罪主体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本论

一、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

受贿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对此我国刑事法律先后作过多次不同的规定，对于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之内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的诠释，受贿罪主体范围发生过重大变化，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因此有必要对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作一番简单的回顾。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

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把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文章从以下几方面谈谈看法：

（一）从事公务活动

从事公务活动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作人员的基本标准。“从事公务”的定义，个人认为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其次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而依笔者之见，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应该与从事劳务相比较来说，与从事公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公务活动只存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等管辖或管理的范围内，而不存在于个体经济或者私人企业中；（2）从事公务活动的行为人，都是以其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为条件，这种职务，是由法律规定所负有职责和所享有职权的一种法律身份；（3）公务活动的内容广泛，即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人事、经济、政治、行政、司法、军事、体育、文化、教育等等；（4）公务活动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仅限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而劳务活动可以存在于任何性质的活动中；（5）从事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活动，目的在于营利；（6）公务活动的类型是从事事务管理，可以说是智力上的，即脑力的，体现在对国家公务和公共事物的管理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个体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动。

（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与委托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的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其中委派与委托容易搞混。个人认为，委派是一个单位（国有单位）任命到另一个单位（非国有单位）担任一定的职务，它不是向本单位的任命，而是向外单位任命，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受委派者不一定要原来就具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也可以是从社会上招聘的，这都没有多大关系。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个人认为，首先受委托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次，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是从事公务的具体化，即可视为从事公务。委托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的结果山委托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