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regulation的经济法含义；“规制”的界分；代结论：宏观调控权提炼的“外部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规制”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为目的、日本学者根据regulation苦心创制的“规制”一词所调整的领域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学界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规制的方式有多种、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内涵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regulation在经济法上的含义是规制，规制包括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办性规制，非权办性规制包含了宏观调控的诸多特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副产品，经济法的研究范式也得以最终确立。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授予国会的贸易调控权（regulation)。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规制；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生成的依据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但是，“从联邦法律看，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经最高法院逐步解释后，使联邦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决定权目前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动，即超越各州边界的活动（指州际贸易，相对于完全属于各州权限的州内贸易而言）。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如果可以，则意味着尽管“宏观调控”语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普遍实践所产生的这种重叠性共识，可以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如果不可以，则将证成当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种种宏观调控法理论的原创性与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容应对来自经济法学界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因而，对于regulation(regulate)的解读就成了关键。

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是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两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史上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尤为显得必要。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这一转型时期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注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必须强化国家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干预，才能完成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行为根本特征的发生在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整体性的特征。这个观点把建设市场经济的共性真谛一语道破，为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密切相关

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中自然经济是农业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手工业和商业居次要地位，仅仅发挥有限的辅助作用。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乃成为历史之必然。计划经济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为适应战时共产主义创建的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要求以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来运行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就象说过的一句话：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在经济运行之中，调节生产、消费、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不由市场产生，而使一切包容于为政治服务的所有计划（包括经济计划）之中，同时，由于人为地排斥了竞争因素，从而竞争机制无由产生，又造成普遍的墨守成规、产需脱节等弊端。所以作为二十世纪初叶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计划经济，最终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界公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称其为“经济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计划经济弊端，实现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但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两种调控手段，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手段是共存的，对经济运行缺一不可。计划调节从性质上说是国家干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包括它在内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初期，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应的经济形式是一种完全自主、自由的竞争模式，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用“无形之手”调节即可，从而排斥了国家的干预。待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如市场缺乏外部效果、不能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逐渐改变不予干预的态度，开始了以法律确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度建设时期，近代史上的经济法由此得以产生。因此，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不干预、很少干预到确认干预的过程。国家干预即“有形之手”，它强调政府代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离开政府的干预，经济生活不能健康发展，无约束的自由经济，其发展的结果将是竞争过度、市场垄断乃至出现经济危机；再者，就是仅对经济危机这一特殊经济现象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也很难度过这一关；同时，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归根到底乃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化和垄断经济的形成为其根本原因。

考察各国经济法的发展成熟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具有经济法功能的单个、分散的经济法律规范自古代就已有之，如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制定了被认为明显是垄断禁止性的法律，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世纪初期，在商业发达的城市中，仍沿用这种罗马法。到了市民革命前后，在英、法等国家，经同业公会或国王的特许，进一步制定了对垄断的禁止法。然而，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则是在近代社会出现国家干预之后的事，这个时期的开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关于法观念，此时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的趋势是自然法学逐渐衰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法律逐渐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而保证社会公正的经济法观念应运产生。如果说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那么，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公正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地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就到了其政策含义为国家干预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干预”，因此我们说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论文关键词】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1经济法形成历史及定义

我们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握事物的历史。对经济法历史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法的未来走向有较为正确的判断，也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本质。霍姆斯曾指出:“对于了解法律是什么而言，法律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1］笔者认为，分析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及定义角度入手。

1．1关于经济法形成的几种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国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古代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就出现了经济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法”。此观点认为国家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经济法，但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济法才成为独立的法律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原始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济法的形成是国家原始干预法律化的结果，但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力量的兴起，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3］23－24。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垄断使竞争环境恶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法律迥然不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便是经济法。”［4］笔者认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在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作为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楚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具体关系。

1．2经济法的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企业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西方学者对经济法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明确了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观点:“国家协调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需要国家干预说”以及“国家调节说”。笔者认为，尽管以上各学说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这些学说拥有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目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可以得出，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则产生了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干预需求，有了干预的需求后便由国家进行干预供给，而国家进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物权变动形式主义对抗主义政府职能国家干预

内容提要:物权观念从绝对到相对，物权变动模式从要件主义到对抗主义，是物权基本范畴的必然逻辑进化规律。我国当代物权变动规则的形式主义化有德国法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管制”型产权治理模式的弊端体现。推动不动产登记领域的政府职能从“管制”到“激励”、从“规范”到“引导”，突出物权变动中的自治性因素，是实现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从形式主义到对抗主义变迁的必由之路。

一、从“逻辑层面”到“政治维度”：物权变动理论研究的范式反思与路径转型

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物权、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以物权观念为基础，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分别是其法律行为和权利变动意义上的动态化表达。因此，不同的物权对应着不同的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单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假定物权存在简约和复杂两个理论模型，那么，简约物权与事实物权观、事实物权行为、要件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而复杂物权则与诺成物权行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正相对应。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简约型物权和复杂型物权并非并列存在的事物，而是随着物权历史的演变表现出从前者向后者的进化。

上述进化规律在普通法和法国法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在罗马、日耳曼——德国以降的大陆法系却出现了分歧。罗马法中期以来的物权制度在正式确认了“诺成合同”物权变动法律效力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交付”作为物权变动临界标志的“唯一性”法律地位，从而形成了制度进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和暂时性失调，这可以看作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最早原型。不过，这种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建构性逻辑障碍尚符合认识进化的过程性规律。然而，近代德国民法在复兴古典罗马法制的过程中，不仅完全接受、并且形成甚至加剧了这种形式主义传统——近代德国民法在承认诺成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绝对物权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制度建构方面的异化，是为物权变动之“形式主义”——使其成为大陆法系至今难以逾越的障碍。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外部性因素，我国近代以来对德国法制的继受以及这一传统的当代复兴都毫无疑问地使我们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立场中“难以自拔”，而理论上侧重于德国法进路的探讨也使得问题意识的推进捉襟见肘。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注意到改革初期学术立场上的“意思主义”进路以及当下物权立法中的“对抗主义”化倾向——而理论上并未作出太多推动的话，那么，单纯理论层面的束缚显然难以解释这种制度进化的分野。相反，对抗主义模式的异军突起表明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更多地体现了立法者的刻意安排。因此，表面上德国物权理论的推动一定假借了某种尚不为我们意识的因素，才得以使形式主义模式成为当下物权变动法制中的主流格局，这不由让我们将问题研究的重心从纯粹私法层面的逻辑规则转向某些更为实质性因素的考察。

摘要：自由价值作为法价值中最为重要、最为终极的目标而被人类所世代追捧。体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价值也许更能诊释自由在现实生活的反映。市场经济活动本是滋生自由的温床，只有相对范围内的经济自由，才可能有效地激活市场本身潜在的力量，给予商事个体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对经济自由的界定更多的情况下是伴随着对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限度的探讨。我国是世界多极化中极为重要的一极，解决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问题也是体制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自由价值、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现代经济法是对自由价值的真正超越

现代经济法产生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颁布为标志，其历史背景在于以完全自由观念主导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较大的经济危机。自由过度导致市场的无序，市场本能通过自身调节作用解决的问题已无法解决，垄断、不正当竟争、商业欺诈成为市场的顽疾。社会强烈呼唤政府的干预与调节。以调节经济、规制市场为基本手段的现代经济法应运而生，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危机。经济法对市场秩序的调控正说明了其基本作用在一定层而上限制了自由，但这种限制自由的机理在于欲实现全社会所有商事个体的最大自由。商事个体以自利为基本理性，运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但却在另一方面损害了其他商事个体的自由，损害了整个市场的竟争秩序，而这种自由只是建立在限制其他商事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法律与政府有必要对这种自由加以限制，经济法利用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干预与调控经济，实现市场经济有序、健康的运行。因此，在规制市场秩序时，对个体的限制，即排除不正当竞争、规制垄断、打击商业欺诈等行为，是在限制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体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法之自由价值。经济法对市场的规制与调控就是对自由的真正超越与实现，经济法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归根结底，经济法所充当的角色绝不是在扼杀自由，政府干预的目的也是在最终意义上实现真正自由。因此，制定完善的经济法律就成为法之自由价值真正实现的保障。

二、违反自由行为的理论解读

(一)电信资费问题———基于政策的反思

摘要：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这一转型时期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

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干预边界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3）

一、在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的特质

摘要：适度干预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国家依法正当地干预经济，发挥对市场的辅助性作用；权衡成本收益，遵循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谨慎地干预经济。在我国，由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情况，贯彻适度干预原则尤其需要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制和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塑国家的经济职能。

关键词：适度干预；正当干预；谨慎干预；规制；重塑

一、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提出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伴随“市场失灵”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法上的适度干预原则也是在国家干预的不断演变过程中逐步提出的。19世纪末以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崇尚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而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经济，如果说政府要发挥作用只能限于“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1］等领域。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弊害，如垄断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根本有效地解决的，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要求国家全面广泛地参与经济生活，有效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制订了大量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经济法律，如一战前后德国、日本颁布的旨在扶持卡特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战时经济法、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至二战期间德国、日本颁布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色彩的法西斯经济法、19世纪末美国制订的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危机期间“罗斯福新政”制订的一系列贯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和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国家针对石油危机而出台的各种应急性法律等等。这些法律的施行，一定程度上医治了市场失灵的顽疾，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其是在本身就有缺陷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奉行国家全面干预的原则，其实施也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失灵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产生了经济法应有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发挥的问题。针对于此，人们开始反思国家应如何干预经济。伴随着这些思索，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和政府是相互伴生、缺一不可的，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依此，各国制订了一些以适度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如在国家干预过度的情形下，英美等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并颁布了旨在克服国家干预过度的产业政策法；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干预不足的情形时，美国等国又加强货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并制订了某些用以强化国家干预的特别法案。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济法才趋于成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在调整经济关系时适度干预的基本准则。

不同于西方，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则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家干预由全面转向有限的过程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否认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直接经济管制。折射到经济法领域就是把经济法看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规范，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全面干预，把经济法的使命定位成“把整个国家经济机制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守的一个计划工作机体……’”［2］。由此导致了政企不分、政府角色错位，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失衡等现象。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干预带来的困境，1992年我国开始推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要求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干预）能力，缩减国家的微观管理职能。与此相应，经济法也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把调整对象重新界定为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把基本原则修正为适度干预，把自已的任务定位为维护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这样，我国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也得以最终确立。

二、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基本要求

本文作者：丘敬山工作单位：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社会本位理论

经济法之所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以后才真正产生和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形式，商品为卖而生产，并且卖得越远越好，“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导致商品大流通，人员大流动，资本四处逐利，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型、开放型、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化乃至全球化，这对法律提出了特定的调整要求。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要求“听民自便”、国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甚至排斥国家的经济职能，使国家仅处于“守夜人”的地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本着社会公共利益对市场经济进行组织、管理和调节，因而提出了一套新的法律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经济法。这就形成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社会本位理论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化是同步的，市场社会是大社会，芸芸众生，性趣各异，利益多元，方向不一，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社会就像中的一条船，虽然能够随波逐流，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社会需要组织、管理和协调，所以，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需要它们进行社会协调。实践证明，社会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是恶政府也优于无政府，正如过去人们不可一日无君主，现在人们不可一日无政府。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铁律的支配下，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少数垄断寡头控制国计民生，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少数人经济、专制经济，而不是大众经济、民主经济，它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对立面，垄断具有反社会性。为了矫正市场经济，使其能够朝向社会、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就必须反垄断，反垄断是实现和维持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社会化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普遍而客观的要求，它必然要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法律不同于个人本位或私人本位的法律，也不同于政府本位或其他本位的法律，它体现社会化的要求，具有社会性的属性，贯彻整体主义精神，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调整关系，以社会为本位，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波动、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等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指出的:“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国家干预理论

社会化必然要求国家的出场，社会化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随着社会化而产生，是维持社会协调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但与其他相比，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的属性，如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职能的行使才能完成。这样，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就自然地过渡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它要求国家干预体现社会性的属性，通过国家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实现社会化的要求。国家干预的介入，是要国家扮演与市场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干预的介入改变了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性质，国家干预提出了与市场调节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法。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有关的法律，凡是与国家干预无关的法律不是经济法。可以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论基础。其逻辑是，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这导致许多人对经济法的成见或误解，认为经济法强调国家干预，具有反市场的倾向，这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1〕随着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应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市场会失灵，但国家也会失灵，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更大的失灵，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有人甚至走极端，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起来，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2〕这样一来，建立在国家干预基础上的经济法学理论似乎也随之摇摇欲坠了。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自给自足和包办一切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对于都不完善的市场与国家来说，使自身完善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包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要抉择何者更优是不可能的。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3〕萨缪尔森把现代经济称之为“混合经济”，并形象而生动地指出:对于“混合经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4〕尽管关于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人们已有基本的共识，即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国家干预是否定不了的，这是由市场失灵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的。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变化不定，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不断加强的。〔5〕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家干预的缺陷，如国家干预导致权力滥用，滋生社会腐败，侵害私人自由，妨碍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等等。但国家干预的缺陷不是否定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而是指出必须用比对待市场失灵更严格、更谨慎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国家干预，必须改进和完善国家干预，竭力防范国家干预失灵。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6〕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国家干预失灵并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恰恰相反，它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正因为国家干预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对国家干预依法予以规范，如依法规定国家干预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等等，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是对国家干预的把关、改进和完善。法律是民主的产物，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更具科学性，国家依法干预经济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法律是一种程序，这些程序是道道把关、步步完善和层层改进，国家依照这些法定程序进行干预能够优化干预。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是对国家干预的改良和优化，这种国家干预不但不会妨碍市场机制，而且是对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在这种国家干预的配合下，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国家干预往往是违法干预、滥加干预，这种国家干预才会妨碍市场机制。可见，国家干预失灵不但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准确地说，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国家干预的缺陷，即有人所称的“双缺陷”〔7〕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所以，经济法不仅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而且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这已经得到了各界的公认，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认为:“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

经济法本体论

摘要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经历了形成、发展、辉煌、没落和复兴几个阶段，分别体现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表面上处于对峙状态，但在国家政策的实践上有相互综合的趋势，并在发达国家呈现出对内国家干预、对外自由主义的综合政策体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宪章》，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