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范文10篇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展，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展，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党的十五大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也是一次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即将来临的廿一世纪，将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经济发展将由当前的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时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又有许多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能否抓住机遇，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而能否抓住机遇的关键，又在于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来迎接挑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据我理解，《报告》是把“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意义深远，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了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才能更好地实现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因此，财政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应当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正确认识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位和作用。仅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学习十五大报告的体会。

从现实生活看，财税部门是政府的一个综合部门，它的活动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财税部门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实现国家的职能和实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提供财力保证。但是，应当看到，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政作用的实现机制是不同的。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决定一切的，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和物资调拨计划，替代了或淡化了财政的作用。财政按计划办事，钱跟物走，国家财政充其量充当“帐房”的作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情况不同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价格放开了，物跟钱走，货币和货币资金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导向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真正显示出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加强财政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要求强化财政职能。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可以理解为两层含意：一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对市场作用的肯定．也是限定，肯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是有效率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一部分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而要依靠政府通过财政来配置；二是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存在固有的缺陷。当代市场经济无一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财政则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依据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实践形成一种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的角度来论证政府介入和强化财政的必要性。简言之，凡是市场失灵或无效的领域，必须由政府（主要通过财政）的介入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财政职能，这种职能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资源配置方面。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满足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可分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部分。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包括劳务）也可分为两部分。满足个人需要的私人产品，如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很多需要都可以按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购买，购买后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和消费权为个人所有，排除了他人消费的可能。但是，市场机制不能或不适于提供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城市建设，要有道路、公共交通、供水和排水系统、通讯设施，甚至还要有公园和公厕等。这些城市设施不是个人需要．而是公共需要，某个人享用并不排斥其他人共同享用，而且在不存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多一个人享用也不增加提供这些设施的边际成本。显然，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不能或不适于按市场规则由市场来提供，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以征税的形式来提供。从全社会来看，这类公共需要很多，诸如国防、行政管理、公检法、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保证这些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是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

有一些社会需要可以由市场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提供，典型的如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有国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不管哪类大学，都收学费。至于政府承担多少，要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来决定。我国目前也允许私人办学，上大学开始收费，但毕竟只能少量收费，办大学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承担，也就是由财政来供给。财政补贴、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都属于这类需要。还有投资领域，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要逐步退出某些投资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飞时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增量调整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因为市场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加大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投资的规模和力度。

内容提要：欧元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货币联盟需要共同的货币政策，但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在欧盟出现了不协调，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相伴。因此有必要对各国财政政策进行协调。这对欧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顺利发展、对欧元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欧盟成员国实现财政协调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政协调的目标选择。本文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并对协调路径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几种模式。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在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三)共同的协调意愿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一)短期财政约束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1][2][][](二)长期协调路径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主权，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来财政部一系列措施，比如，出口退税的部分取消、资产交易印花税的导入，利息税征收减免的法律障碍扫除、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发行等，都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虽然这些政策的经济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但中国股市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震荡，笔者也注意到一些股民对这些财政政策的组合拳存在一些担忧，为此，想简单地阐述一下它们的作用和自己对近期财政政策的整体看法，以期股市稳定的发展。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应该让我们对未来股市的健康繁荣更加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确实也带来了当前令人烦恼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本篇短文的主旨是：财政部最近一系列的政策着眼点不应该是为了直接吸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来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的“结构问题”。所以，通过以下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在缓解流动性的规模问题上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成本也较大。相反，在改变产业结构和国家的内需生成机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出口退税新政策对消除寻租动机和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不少人认为，取消出口退税就是变相的人民币升值。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当然从出口企业的利润来看，他们的抑制作用都相同，但是，还是存在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首先，出口退税的影响只局限于出口企业，而人民币升值影响到所有对外经济往来部门。尤其是，当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时，过早的人民币升值会虚增不良资产的价值，影响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海外上市战略。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汇改战略也会使得人民币的增值带来企业短期外债融资上升的可能性，它显然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当然，中国产业结构没有调整完毕时，一刀切的汇率增值方式会产生消费品的内外替代现象，从而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而取消出口退税却没有这么多的负面作用。

其次，出口退税政策的改革是抑制了企业部门的寻租行为，推动了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使人民币汇改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因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但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能够争得出口退税的优惠条件，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这种可能性，甚至不惜代价，利用每一次难得的寻租机会争取额度，而且常常会夸大申报出口的规模，争取得到更多的退税补贴。因此，一些搞价格恶性竞争的企业通过这样的寻租和弄虚作假行为，来确保自己的企业利润不受汇率增值的影响。显然，中国贸易顺差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缓解。

一、单纯调整总量关系的政策定位已经不能适应需要

进入2002年以来，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的争论再趋热烈。呼吁“淡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国债规模的连续增长会给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带来不利影响，过度依赖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可能把财政拖入无法退出的困境，政府持续投入会导致对民间投资和市场化力量的“挤出”效应等。反对“淡出”的声音也有依据：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指出“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在当前世界市场紧缩的环境下财政政策是支持中国“一花独秀”的重要支点，力保增长是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必要条件等。

一个基本判断是，仅仅在目前财政政策的职能定位下实际上是无法找出是否应当“淡出”的结论的。当前应当讨论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的政策性职能转变问题。

我们目前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以宏观调控为基本目标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学意义上，“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宏观调控就是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关系的调控。无需争议的事实是，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是以调整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状况为目标的，而调控总量又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当前，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究竟应当落在何处。

在市场经济理论中，财政政策参与对总量平衡关系调节存在两个前提。一是竞争、多元化产权主体下的分散决策已经成为各种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力量，二是社会已经形成为一个相对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只针对那些“市场失效”的领域或某些使社会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的因素进行校正、抵消、补偿等方式的调节。

中国存在上述两个前提吗？显然不存在。至少是不充分存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领域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以致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不是局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而是改革过程中社会利益构成的再组合。

[摘要]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一、关于“公共财政”的提法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摘要：1997年以来，我国连年增发国债，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计量经济模型和定量分析的角度，在研究影响国债规模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有关计量经济模型，运用1992-2005年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和预测.文章认为国家财政收支差额和还本付息是影响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债规模；财政收支差额；还本付息；计量分析

1引言

国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规模日趋庞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阻止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对抗国内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国连续6年实施以扩大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大增，对刺激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功劳巨大。但是国债发行有一个适度问题，它最终需要清偿。国债发行规模研究，既有规范分析又有实证探讨。

2模型变量的选择:影响国债规模的一般因素分析

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宏观也有微观。本文只考虑宏观的因素。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Y），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一、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及其改革和完善

1.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的概况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十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的进展。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

(1)现行财政税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农业丰收和粮食的价格提升使得农业税收超额；另一方面，随着股票二级市场的不断火爆，使得证券交易税收大幅度的超额预算；而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却增长不多，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长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