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范文10篇

参观鲁迅故居、秋瑾故居活动总结

游先烈故居忆革命情怀树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份。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革命先烈的精神是无限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前人精神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最具价值的资源。

活动目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我局组织全体党员到绍兴，参观了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故居和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的故居。这次党日活动，通过实地参观，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对党的信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励我局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发扬传统，开拓进取，为推进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活动经过

敬爱的党组织:

**月**日，我们小组组织前去参观了故居以及**五大会址，真实的感受了那个年代的环境，感触颇深。在中学历史中，我们学习20世纪20年代这段历史时就讲到了不少历史人物以及相关史实，像、、夏明翰、蔡和森及陈潭秋等一批革命分子，但当时并未形成什么感性认识，只能凭借书上仅有的几张图片和结合文字想象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今天，我如此近距离的走近了他们。

**五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基本陈列有《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陈潭秋在武汉》；复原陈列有**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卧室，学校的教室和传达室等。与前四次代表大会相比，“五大”是一次半公开举行的党代会。从五大开幕式会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台签，了解到参加五大的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等，甚至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本次大会。**五大是在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背景下召开的。**五大虽没能完成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使命，但却是幼年中国**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务员之家:

据了解目前**“五大”会址纪念馆征集到的文物珍品有117件。历史资料800多份，还有一批图书资料，每一件都来之不易，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件件的历史文物以及相关补充介绍，了解了那个年代的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牺牲，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的幸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感谢你们！

通过此次参观，我更懂得了自己肩上的重任。站在新世纪，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等组成的青年一代，是这个世纪的建设者，当我们踏出校园的时候，就是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时候。我们，应该学学老一辈的中国***战士，在中国**的领导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谱写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篇章而持续不断的努力！

浙江绍兴是著名的“名人之市，历史之乡”，拥有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就目前的绍兴旅游而言，鲁迅故居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对比2019年绍兴国庆7天游客接待数据，鲁迅故居游客量最高一天超过36000人次，鲁迅故居和沈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2.4万人次[1]，足以看出“鲁迅文化”对绍兴旅游业和当地经济收入的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无鲁迅，不绍兴”的说法，鲁迅可以说是绍兴的文化灵魂，作为一张巨大的旅游名片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保护绍兴鲁迅故居不仅是对古建筑的一种爱护，更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遗产，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敬畏、感恩和尊重。名人故居是一种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的特殊文化遗产，需要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双丰收”，对名人故居的整体环境进行生态保护，并注重故居文化传承的有效性[2]。北京梁林故居就特别注重文化生态系统的保护，保留了大量梁、林二人的生活痕迹，是名人故居文化传承的一个典型例子[3]。鲁迅是“中国的鲁迅”，也是“世界的鲁迅”，其文学和其他历史成就离不开其成长的地域文化环境，而只有展现出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原有环境，才能真正汲取“鲁迅文化”中的精粹。

绍兴鲁迅故居保护利用的意义

从目前的旅游业态及形式可以看出，旅游与文化相结合发展的趋势越发明显，以下是针对绍兴鲁迅故居文化和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意义。作为重要旅游资源在旅游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名人故居已然成为民众“文化旅游”的休闲场所[4]。鲁迅故居是绍兴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它所塑造的历史符号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品读过鲁迅作品的游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让旅游者心驰神往。要想跟随鲁迅的文笔追寻其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形象，只有尽力去保护并发展绍兴鲁迅故居的旅游资源，才能真正地盘活“鲁迅文化”经济。保护重要的鲁迅文化历史遗址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保护各类旅游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宋丹莉提出：“旅游资源保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保护旅游资源就是保护旅游业，二是保护旅游资源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5]同时学者王艳指出：“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与管理，不仅有利于景区经济效益的保持与提升，还能够更好的保护地貌、水质、大气以及动植物等生态资源，从而造福后代。”[6]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做好对资源的保护工作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观点。只有通过对绍兴鲁迅故居进行研究，对鲁迅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绍兴当时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和理解，才能真会体现鲁迅生活和鲁迅文学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理解鲁迅日后的革命思想，才能在地理和文脉的传承与结合中，去探索文化与艺术本身的魅力。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绍兴鲁迅故居拥有鲁迅这样一位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的革命先驱，其言论、精神以及思想都是民族之瑰宝，具有显著的教育研究价值。毛泽东曾称赞道，“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7]可见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鲁迅的故居是最直观、最真实、最有意义的教育材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是弘扬先辈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后人进行爱国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优良教材。游客可以通过参观游览绍兴鲁迅故居，切实地体验、理解和弘扬名人精神，探索其人生成就和精神价值，这也是保护鲁迅故居的一种可行性操作。名人故居是历史的宝库，其意义远远超出传统美学下的风景建筑，名人故居承载并涵盖着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豪，是国人极其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是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替代不了的。

绍兴鲁迅故居旅游开发保护面临的挑战

缺乏文化内涵的整合人们熟知鲁迅并且愿意来参观鲁迅故居，主要是因为鲁迅先生的文学思想和革命思想，大多数人是从中小学课文开始认识鲁迅先生的，人们希望可以从鲁迅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找到些记忆中的痕迹，能从故居中寻得鲁迅先生创作的源泉。因此绍兴鲁迅故居要把小说、散文中让读者们记忆犹新的情节、传统、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出来，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这也是对故居最好的保护。但就目前的表现情况来看，绍兴鲁迅故居的文化元素仍然只停留于表面。虽然故居里有根据小说情节建造的咸亨酒馆、孔乙己、鲁迅先生的画像等，但建筑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文化内涵，所有的建筑没有“鲁镇文化”的支撑就显得没有灵魂，游客来此游玩并不能完全感受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虽然可以看到建筑雕塑，但游客记忆中和鲁迅文中鲁镇的文化、传统、习俗已消失不见。因此，若绍兴鲁迅故居希望得到更好的发展，势必要倡导景区周围原住居民捡起丢掉的文化传统，结合鲁迅先生笔下对其美好童年的构思，让游客体验到鲁镇文化，这样不仅能使鲁迅故居本身得到更好的保护，还可以保护承载名人文化的周边环境，以保持整体文化环境的完整性。

文广宣传力度不足

当今世界，旅游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年世界旅游总收入已相当于全球GDP的10%。近年来，我国国内旅游资源的开发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各级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聊城市东昌府区的姜堤村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村，近年来该村充分利用靠近城郊的优势，把全村300亩农田改造为集生态观光、民俗娱乐为一体的"生态观光园"，年纯收入达300多万元。就我市而言，*年，淄川区实现旅游总收入5.2亿元，临淄区实现旅游总收入3.5亿元，博山区实现旅游总收入2亿元，我县的马踏湖风景区旅游总收入也达到3000万元。淄博市计划2010年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234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9.8%。

*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县财源建设的发展重点。面对这种时代大趋势，为加快*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步伐，县政协将渔洋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的调查列入今年的工作计划，组成调研组，在尹德喜主席的带领下，历时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到新城、起凤、田庄等镇和周边有关区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座谈，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就如何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旅游业开发进行了探讨。

一、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开发文化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是文物大县。特别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新城，是一代诗宗、清初诗坛领袖、"神韵说"的倡导人王渔洋的故里，该城虽经历了700多年历史的风雨洗涤，至今仍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除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世宫保坊、忠勤祠外，极具保护开发价值，亟需开发的主要是王渔洋故居。该故居位于新城西南角，总占地24亩，其中包括王渔洋祠、牡丹祠等清代建筑64间，是我国北方不可多得的按民族传统设计建造的明清北方古建筑群，也是我县不可多得的以人文景观为主发展文化旅游业的珍贵遗产。新城王氏家族从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的300多年，从一个无立锥之地的贫寒之家，发展为横跨明清两朝，名扬大江南北的世家大族，科甲蝉连，名臣满门，诗家辈出，成为"江北青箱"。蜚声清代文坛的一代诗宗王渔洋，更为这个家族留下了永远的光辉。新城王氏家族独特的家族精神，以及这个家族所留存下来的四世宫保坊、忠勤祠、渔洋故居、渔洋祠、清音堂等优秀建筑群与王渔洋博大精深的诗文著述、文学思想、洁己爱民的卓著政绩，共同构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渔洋文化。此外，新城的戏马台遗址、北极阁遗址、徐夜故居、米脂祠、耿家大院，高楼华严寺，马踏湖会城遗址、冰山遗址、五贤祠及索镇的云涛古迹、炉姑苑也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以渔洋文化为主的新城古城游和马踏湖风景区自然观光游已成为*发展文化旅游业的两大重点品牌。

二、我县渔洋文化旅游业开发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建设*旅游文化大州和原生态民族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是中共*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来的奋斗目标。她是对*州情深刻分析研究的科学决策，是对*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准确定位，也是*州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方向。这一决策代表了全州各族人民的发展愿望，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时代心声，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和变革力量。在全州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近年来*州旅游文化的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全州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快速提升，凯里市还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称号。2007年，*州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全年旅游人数达到8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7亿元，增长27﹪。这些都是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旅游文化大州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是，旅游专家和中外游客对*州旅游业的发展总的印象和评价依然是：*旅游总体资源虽然特色鲜明，但居处分散，体量较小，内容单薄，同质性强，旅游产品少，仍处于旅游欠发达欠开发的初级阶段。“旅游文化大州”的恢宏景象依然千呼万唤未出来。

当代旅游学告诉我们，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化，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根脉”。“旅游文化大州”目前还“大”不起来，从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提升、宣传、利用上来看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历史文化是一种高品位、高档次的旅游资源。*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今却几乎还沉睡未醒。如：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文学家王阳明，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明代工部尚书孙应鳌，南明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中湘王”何腾蛟，任过云贵总督的徐之铭、谭钧培，一品名将罗大春、朱洪章，光绪戊戌科状元夏同龢，农民起义领袖吴勉、林宽、张秀眉、姜应芳，革命家龙大道、周达文，高级将领杨至成上将、王天培上将、李世荣军长、吴绍周中将、张卓中将等等，文学艺术家吴文彩、龙绍讷、张毕来、任虹等，科学家周恭寿、周昌寿、乐嘉藻、乐森璕、龙咸灵、潘维俦等等。据粗略统计，仅明清时代的副将、总兵、提督、巡抚、总督就不下30余人，进士约100人。以上历史人物中，除了夏同龢、龙大道、周达文、杨至成等得到一定的挖掘利用外，其余的都“沉睡未醒”，死矿一堆。更别说还有红军革命文化、“锦屏文书”等一大批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的文化遗产了。

（二）博物馆类文化设施不足。*州的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文化设施却非常滞后，全州仅有各类馆舍近10个，形成不了规模和体系。而且不少馆藏资源贫乏，内容单薄，形式雷同，布展落后，科技含量低，尤其是自然类、科技类、专业类、特色类博物馆偏少。*州民族博物馆也不能发挥“龙头”馆的功能作用。因此，在旅游文化产业中“节”和“馆”不能互相滚动配合。

近年来，在大规模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常常涉及到一些保护性的文物建筑和近代优秀建筑，由于这些建筑的特殊性及其在地块中的特殊位置，常常使规划设计顾此失彼，矛盾重重。对这些建筑采取何种保护措施直接关系到规划设计的总体布局，影响到城市改造及房地产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采用建筑物整体迁移技术则可以很好的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方面通过平移可能完好无损的将建筑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通过平移可以使整个地块的规划布局更趋科学合理，从而使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升。下面以两个工程实例来说明建筑物整体迁移技术及其在解决上述问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工程实例一：愚园路刘长胜故居迁移工程

刘长胜故居位于静安区愚园路81号，是四层砖、木、混凝土混合结构房屋。房屋始建于1916年，是刘长胜1946年在上海时的寓所，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所在地。1991年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点。房屋东西长14.6m,南北长14.69m，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总重约1000吨。

由于要在该地段建造九百城市广场，而故居正处于规划位置的一角，如不将其迁移，不但影响到九百广场的建筑面积和综合效益，且保留下来的故居由于与九百广场太近，其历史价值也无法得到充分的挖掘。有关方面经反复论证后，决定采用建筑物平移技术将故居迁出原址，从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该工程于2001年4月开工，于2002年3月底结束，累计平移79.5米，抬升45cm。

目前，九百城市广场主体已经完成，迁移到位的刘长胜故居也已大修改造完毕，重新装修后拟作为党史纪念馆对中外游人开放。

国际博物馆日

冷冷热热

与不在少数的名人故居及行业博物馆一样，这个名人故居平日也是门庭冷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美术馆等博物馆、纪念馆却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今年，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已逾百家，去年参观人次达1000万。行业博物馆蓬勃发展，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各区纷纷为名人故居挂牌。但是，这些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现状却冷热不均、喜忧参半。不少行业博物馆、名人故居平日难得有观众上门，基本处于半歇业状态。画家李先生住在鲁迅故居旁，他说，那故居平日大门紧闭，偶尔有参观者来，不得不把门敲得山响，或大声喊，才会有人来开门。

躲躲藏藏

门难找，门难进，是一大通病。银行博物馆高居金融大厦7楼，门禁森严。即使记者去采访，也要提前预约，到达那里还被要求详细登记才获准进入；一周只有一天向公众开放。不少行业博物馆的选址存在先天不足，难以面向公众，如上海音乐学院内部的东方乐器博物馆，虽然藏有29个国家的200多种乐器，但是深处学校内部，鲜为人知。上海民族乐器博物馆位于闵行区七莘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陈列场地200多平方米，从1986年10月开馆以来，只接待了参观者1万余人次。著名的上海监狱博物馆，建在提篮桥监狱大墙内，戒备森严，只接待团队预约。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众旅游迅速普及于世界各地。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休闲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旅游业以其强劲的势头而成为经济产业中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加，机械化生活方式的形成，人们在精神享受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旅游是放松精神与增长知识的最佳途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旅游，从而促进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全省“十一五”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出笼，“大成都旅游区”建设将成为重中之重。我省旅游资源丰富,如不见自然纤尘、纯净的“童话世界”九寨沟，乐山大佛，巍峨、秀丽、古老、神奇的峨眉山等响誉国内外的休闲旅游胜地。距成都仅2小时车程的资阳市乐至县，拥有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方便快捷的交通等优势，享有“川中丘陵明珠”的美誉。

一、环境优美、交通便捷

“川中丘陵明珠”——乐至，地处沱、涪二江的分水脊上。东接遂宁市安居区，南界资阳市安岳县、雁江区，西连简阳市，北邻成都市金堂县、德阳市中江县、遂宁市大英县，东西相距约46km，南北相距约65km。国道318、319线交汇于县城，连接着成、渝、内、遂等大中城市，距成都106km。

乐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种丰富，草木繁茂，县境森林覆盖高达32.6%，是全国最早的绿化先进县，造林百佳县、首批长防工程达标县。年平均气温17℃，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优美的环境，最宜人居人游。

二、人文资源、名胜古迹

摘要：江淮地区的建筑风格简朴自然，与浓厚的宗族文化在建筑空间中相互融合与映射。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古代建筑与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完整的保存与体现。通过对比和分析着重探讨了江淮地区典型民居——李鸿章故居的建筑结构与装饰细部，力求分析其建筑特点与当时的宗教文化的关系。李鸿章故居作为皖江典型民居充分体现了清代合肥地区以与佛道相容的儒教文化为思想主流。

关键词：清代建筑；建筑空间；江淮民居；装饰文化；宗族文化

一、前言

中国传统建筑历史悠久，无论是建筑技艺还是艺术装饰都有极高的造诣。笔者希望从身边入手，亲自考察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因此，此次选题以合肥的民居典范——李鸿章故居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探讨其建筑格局以及与当时宗教文化的关系。

二、合肥清代建筑以及宗教影响

本文主要讨论对象为合肥及江淮一带的清代建筑，在考察中发现该地区有不少清代民间建筑。因此列举一二，作为对照案例展开分析。第一个是同样位于合肥周边的清代民居建筑——肥西县的三河镇杨振宁旧居。该旧居位于三河古镇的南街古巷内，原址是一个老药铺。整个建筑前后五进，拥有一座庭院，呈现出明清时期宅院典型的砖木结构。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天井-院落-过堂-天井”的中心轴对称结构，内部由抬梁式和穿斗式结构构成。建筑的外立面由青瓦和灰砖组建，马头墙微微出挑构成线脚。柱子和梁架等屋体结构刷有朱漆。窗上装饰图案主要有梅花和冰凌花，体现出主人对坚韧不拔、坚贞气节、奋勇开拓的品性追求。第二个是潜山宗祠建筑——杨氏宗祠。该建筑建于清初，坐西朝东，背靠青山，面临水系[1]，主要包括古戏楼、明伦堂和寝堂，戏楼前两侧有观戏用的厢廊。整个建筑为三进两厢结构，材料构成为灰瓦、青砖，粉墙也是典型的安徽传统建筑风格。另外，作为宗祠建筑，它也是民间礼制类公共建筑，隐藏在建筑中的木雕和彩绘都蕴含了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寄托情意的宗族德育文化。从该建筑的丰富装饰中可以得知，儒、释、道三教文化都被杂糅进建筑装饰中，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上述建筑，一个是民居，建筑结构体现家国礼制传统，建筑中的装饰体现屋主个人的精神追求；另一个是宗祠建筑，是宗族集体聚会的公共建筑，在功能空间上虽然体量不突出，但是在结构和装饰上反映出一种集体的文化追求，包括结合儒道佛三教的宗教元素以求吉祥顺遂，映射出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可以看出，合肥以及江淮一带人民，在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中，生活在敬宗收族、秩序井然、等级严明有度的规制格局下，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奉行的儒家礼制原则[2]。从安徽地区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该地区如同整个国家一样，主要受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文化的影响，到清代宗教文化都趋于圆熟[3]。近代时期，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社会发展中逐渐世俗化，宗教教义在民居生活中不再强烈展现，更多的是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体现在建筑格局当中。在装饰要素上，民居会取更为简化质朴的元素来装饰家居，而宗教繁复华丽的装饰只用在宗教寺院中。合肥作为皖中地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江淮一带的天井式和院落式民居建筑更是从建筑的尺度大小、轴线对称和群体序列上都反映出人们对宗族社会的尊重，百姓生活秩序感强，家族等级森严，社会环境被宗法礼制明确地界定着。

本文作者：郑敬东工作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抗战文化资源的类别在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起，扼长江三峡天险的山城重庆就正式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首都。许多国家的使节、各群众团体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相继来此，先后有200多家工厂和31所大专院校迁入，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也设置于此。这样，战时的重庆不仅成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远东的指挥中心。湖北恩施地区因地处陪都重庆的战略前沿，也成为一片抗战的热土地。（1）大后方抗战文化资源大后方抗战文化资源主要有：一是抗战文学艺术资源。作为抗战战略大后方的重庆文学文艺，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起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重庆的抗战文化，以抗日救亡为基本主题。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时，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田汉、夏衍、阳翰笙、崔嵬、吴祖光、马思聪、贺绿汀等一大批文化人来到重庆，在南方局和同志的领导下，用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写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强、艺术质量高的戏剧、小说、诗歌、电影、散文、美术、音乐等文艺作品。二是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实物载体资源，如国泰大戏院、重庆抗建堂、中国西部科学院、西部博物馆、育才学校、勉仁书院、中山文化教育馆、“民主之家”特园（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沙坪坝区抗战教育博物馆）、湖北省教育学院旧址、宜昌抗战大撤退纪念碑等遗址。（2）陪都抗战文化资源二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和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而蜚声海内外。其抗战文化资源，一类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机关旧址：中华民国政府办公旧址、行政院旧址、立法院和司法院旧址、考试院旧址、监察院旧址、国民参政会旧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军事委员会礼堂旧址，恩施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等。一类是名人旧居：抗战时期的重庆，党、政、军、学、商等各界名人云集于此，留下了众多的工作和居住地，被保存至今的多达几十处，如林森别墅“林园”、孔祥熙官邸“孔园”、何应钦旧居、陈立夫和陈果夫别墅、宋子文公馆、张治中私邸、宋庆龄旧居、白崇禧旧居、杨森公馆、陈城旧居、戴笠公馆、冯玉祥旧居、何香凝和廖承志故居、郭沫若故居、茅盾旧居、老舍故居、臧克家旧居、梁实秋旧居、晏阳初旧居等。还有一类是抗战遗址：如“宜昌会战”、“鄂西会战”、恩施的中山公园、复楚亭、陈诚公馆、忠烈祠、辞修会堂、空军招待所、恩施机场旧址等，重庆的“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跳伞塔、苏军烈士墓、张自忠将军墓、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旧址、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九龙坡机场旧址、白市驿机场旧址、珊瑚坝机场旧址、中坝机场旧址、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官邸“云岫楼”、宋美龄别墅“松厅”、美国特使马歇尔旧居“草亭”、美国军事顾问团所住地莲青楼、孔二小姐的别墅“孔园”、何应钦别墅松籁园、松籁阁黄山小学、炮台山、周至柔旧居、侍从室、望江亭、防空洞、侍卫室、发电房等）、重庆抗战遗址公园（高公馆、李根固旧居、刘湘公馆、国民参议院旧址、交通银行学校旧址）、空军抗战纪念园等。（3）国际抗战文化资源抗战时期，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或通讯机关，如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旧址、美国大使馆旧址、英国大使馆旧址、土耳其大使馆旧址、澳大利亚大使馆旧址、法国领事馆旧址、加拿大使馆旧址等。还有重庆史迪威博物馆、陈纳德与重庆飞虎队援华事迹展览馆、库里申科烈士墓、鹅岭苏军烈士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罗斯福图书馆旧址、马歇尔寓所旧址、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等。

1．资源存量巨大在中华民族近百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中，三峡地区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与抗战文化资源的存量相对是十分浩繁而巨大的。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反击日本法西斯的八年抗战中，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勇赴国难，敢于担当，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长江三峡地区和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振聋发聩的英雄主义传奇故事，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彩乐章，谱写了一篇篇足以惊天地而又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仅以曾经在渣滓洞白公馆囚禁或惨遭杀害的300多名革命志士为例：无论是声威显赫的爱国名将叶挺、杨虎城、黄显生，还是中共地方领导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无论是巾帼英雄江竹均、张露萍，还是爱国青年陈然、王朴；无论是大智若愚的“疯老头”华子梁，还是与特务周旋机灵天真的“小萝卜头”，几乎每一个人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几乎每一个人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2．资源知名度高长江三峡地区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与抗战文化资源的存量不仅是十分浩繁而巨大的，同时这些资源还曾在全国乃至全球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且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因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法西斯同盟国远东战区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重庆人民承受了五年零六个月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此，重庆一跃而为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齐名的世界四大反法西斯英雄城市，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曾向英雄的重庆人民发出过致敬信。直到现在，在联合国总部的中国版图上重庆仍是标出的四个大城市之一。又如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名义撰写的被誉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革命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邹容，以其先进的思想、犀利的文笔、磅礴的气势发出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该书出版发行数百万册，风行海内外，成为动员全国人民起来终结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战斗号角。再如1946年大义凛然飞赴重庆与开展的国共谈判，在重庆坚持抗战8年，刘邓大军解放重庆等事件，无一不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3．资源形态多样三峡地区近百年积淀下来的极为厚重和丰富的红色文化与抗战文化资源，在表现和存在的形态上也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这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政治外交重要场所遗址：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礼堂、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即红岩村13号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园康庄。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土耳其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法国领事馆、加拿大使馆、韩国临时政府（市中区莲花池）等30多个国家在华机关。大量的名人旧居遗址：杨沧白故居、赵世炎故居、杨闇公和杨尚昆故居、故居、聂荣臻故居、陈独秀旧居、周公馆、林森别墅“林园”、云岫楼、宋美玲松厅、孔祥熙官邸“孔园”、陈立夫和陈果夫别墅、马歇尔寓所、宋子文公馆、张治中私邸、宋庆龄旧居、白崇禧旧居、杨森公馆、陈城旧居、戴笠公馆、冯玉祥旧居、何香凝和廖承志故居、郭沫若故居、茅盾旧居、老舍故居、臧克家旧居、梁实秋旧居、晏阳初旧居、徐悲鸿旧居、傅抱石旧居等近百处。大量的抗战遗址：宜昌会战、鄂西会战、宜昌大撤退、“六•五”大隧道惨案、抗战胜利纪念碑、跳伞塔、苏军烈士墓、张自忠将军墓，库里申科烈士墓、空军抗战纪念园、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国泰大戏院、抗建堂、九龙坡机场、白市驿机场、珊瑚坝机场、中坝机场、恩施飞机场等。大量的抗战文献档案遗迹：除陪都期间发行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等140多种报纸、数百种杂志刊物文献和国共两党的大量档案资料外，仅文学艺术作品就汗牛充栋、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演出的重要剧目有田汉、陈鲤庭、崔嵬编导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天国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蜕变》、《北京人》、《原野》，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田汉的《梅雨》，老舍的《残雾》，宋之的《雾重庆》，于伶的《长夜人》，陈白尘的《岁寒图》、《升官图》，夏衍的《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等。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爱国影片《保卫家乡》、《中华儿女》、《东亚之光》、《孤城喋血》、《胜利进行曲》、《长空万里》、《青年中国》、《日本间谍》、《还我故乡》等16部故事片和一批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另以抗战时寓居北碚的文化名人为例，就写出了数以千计的文艺作品，主要有：长篇抗战小说11部，其中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火葬》，靳以的《前夕》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等；短篇小说、散文诗集53部，多幕和独幕剧43个，其中有洪深的《包得行》、《鸡鸣早看天》，老舍的《张自忠》，老舍与赵清阁等合作的《桃李春风》、《王老虎》，夏衍的《水乡吟》等；电影10部，其中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草莽英雄》，夏衍的《复活》，孙瑜的《春到人间》、《火的洗礼》等；文论专著23部；其中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雅舍小品》，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论》等；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诗词歌赋及散文无法统计。代表性的有：陶行知的散文和诗歌，他一生留下千余首诗，在北碚创作的占三分之一；冯玉祥曾长住在缙云山作诗绘画，为国募捐；郭沫若在北碚写有20多首诗；胡风、艾青都在北碚写有诗文。此外，重庆谈判期间围绕《沁园春•雪》所形成的诗歌唱和运动，也为抗战文学画上辉煌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