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献范文10篇

2.4外国人之间中国古籍的买卖

世界各国都对中国文物文献垂涎三尺。他们除了采取直接获取和掠夺手段外，还不遗余力的利用间接途径收购，即从中国以外国家收购中国古籍。如瑞士博物馆曾经从英国传教士金璋、德国传教士威尔茨、卫礼贤的手上收集了一些甲骨文。美国国会图书馆曾经从日本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古籍书店购进《永乐大典》5册。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17世纪从荷兰购买了一批中国古籍，封面上有荷兰文。美国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传教士库寿龄，他们曾把从古董商手中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于1914年从大古光瑞手中购得2000件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吐鲁番文物和文献。这种间接的转让也是中国古籍在国外流动的途径之一。

2.5国内外不法分子的文物走私

近年来，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青睐，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把许多珍贵古籍走私海外。尤其是大量的中国凉山彝族的各种历史文化古籍，陆续流失国外。据了解，仅流失到英国的彝文古籍就多达1000多卷，这给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国际文物贩子走私出境方式，有的是开车携带通关前往港澳，再从港澳地区外流。有的雇用“文物带工”出关。有的雇用“菜农”偷带出关，文物贩子尾随其后。还有的文物贩子公然利用邮寄的渠道走私。2001年6月，江门海关人员在抽查邮件时，从一个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中发现3本中医古籍，经核实予以没收。2006年8月，沈阳海关在出境邮件检查中，查获一批由个人寄往境外的古籍图书。这批图书均为线装古籍。

3战争时期中国古籍文献浩劫

文献因战争消亡，战后常常不得不面对古籍文献的凋零剖散。中国经历的几次战争是古籍文献流失海外最黑暗的时代，流失的古籍文献不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载体传人各国，而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而进人世界。

论文关键词流散海外古籍文献追索回归

论文摘要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需要回归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在群策群力、寻求法律支持、信息收集、资金募集和国际合作等工作基础上，采取原生性回归与再生性回归相结合的途径，依法追索、国家赎回、民间购买、接受捐赠以及联合影印、珍本再造等多种回归策略与途径，寄望于流失古籍早日回归故土。

1引言

中国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文化国宝由于古代天灾、兵燹、人祸等多种历史原因而连遭厄运。有的被僧侣、传教士携走，有的被探险队疯狂盗掘，还有的被非法交易走私，更甚的是侵略者捆绑掠夺，多种形式和手段导致古籍文献流离失所，七零八落。据载，战时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国古籍不下4000余种，地方志不下2000余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掠走的珍贵敦煌文书不计其数。这些国宝至今不能回归故里，国人对此感到分外痛惜。近百年来，国家政府、爱国志士仁人以及民间力量一直在不懈努力，采取多种方式争取流散古籍早日回归。根据资料显示，实际归还仅15万余册，不如九牛一毛，需要回归的任务十分艰巨。

虽然藏有中国古籍的国家对这些文献也比较重视，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该落叶归根。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富强，流失古籍回归问题得到国家的重视。政府和相关部门充分提升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责任感和紧迫感，正在加强做好流失古籍的回归和抢救工作。国家政府积极与海外有关部门交涉或合作，符合追索条件的依法追索，不具备追索条件的正在谋求联合编目、联合出版等再生性回归。但必须认识到，流失海外古籍的追索与回归工作是一项漫长、模糊、复杂、涉及世界各国而又不能不做的工作。因此，在抢救回归古籍事业的实践中，对如何开展群策群力、寻求法律支持；如何建立畅通的资金募集渠道和国际合作渠道，促成流失海外古籍善本早日回归故土等方法策略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十分必要。

2流散海外古籍文献原生性回归渠道

去年在政协会议期间提了一个提案，建议将整理出版咸宁文献丛书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没想到被发改委采纳了，写入了规划《纲要》。为了跟踪促办，今年在计划工作时，决定做一项专题研究，以推动整理出版工作尽快开展。7、8月间，与有关领导一起，调查了全市各县级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查看了收藏情况，并与收藏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天气很热，事件较短，也只能说是走马观花；但作为调查报告撰稿人，案头工作还是做了不少的。

一、调查发现，目前存世的咸宁古籍文献为数不少，其中多数有整理出版价值，但市内机构保存极少，校勘出版更少。这些古籍文献但绝大多散藏于国内及国外图书馆不能“回家”，另有一些民国时期未出版的钞本、稿本和民间文献，多数已经散佚，少量幸存的也处于“濒危”状态，较少有人关注。它们既有历史研究价值，也有档案收藏意义，亟待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加以收集保存、抢救整理和开发利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的基本情况是：

——数量不少，但征集收藏不多。现存咸宁地方人士各种著述数百种，另有少量外籍人士所作的涉及咸宁的著作，这些著述构成了咸宁文献的主体。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此前古籍书目100289种，咸宁人著述入选约16种。宣统《湖北艺文志》记载咸宁籍作者320余人、著作510余种。据文献记载，咸宁历代方志约46种，现存20种，其中咸宁县志3种、通山县志3种、通城县志3种（残本1种）、嘉鱼县志5种（残本1种）、崇阳县志4种、蒲圻县志4种。辛亥以降，咸宁人士著述也有不少。近年出版的“四库”系列，包括《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及补编等，收录咸宁古籍文献约17种；“方志”系列如《故宫珍本丛刊•湖北府州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清代孤本方志选》、《中国道观志丛刊》等，收录咸宁志书12种，保存了大量咸宁地方文献。

据调查，市内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古籍数量不多，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县志，存世志书共20种，但市内各种机构收藏的只有16种，其中还有五种不全；一类是专门志，包括嘉鱼、蒲圻、通山3种《乡土志》，九宫、太平2种《山志》、嘉鱼《堤志》、《蔡墩育婴志略》、《续修华陂志》、《通城学田图志》、《贤亲录》等10种；一类是诗文集或笔记，调查发现市内各馆收藏的只有《大影楼集》、《熊鱼山文集》、《两崖集》、《湛辉阁草》等几种。目前未收入各种丛书影印出版的咸宁文献，尚有多种存放海外如日本、美国等图书馆以及国内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如明代汪文盛《汪白泉先生选稿》、汪必东《南隽集》文类二十卷六册、刘景韶《大白原稿》十三卷六册，今存于日本内阁文库；乾隆十七年《崇阳县志》十卷，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清雷以諴《雨香书屋诗抄》，藏大连图书馆。而藏于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北大、武大等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稿本、钞本等则更多。这些古籍文献不能回到故里，自然无法为地方文化、经济建设服务。

——内容丰富，但保护利用不够。从各种书目的著录情况来看，咸宁文献内容比较丰富，涵盖古代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四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宣统《湖北艺文志》收录情况看，经部58种，史部73种，子部75种，集部255种，记载地方事实的50种。经学著作反映了古代社会政权主导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多数不存，史部成果则很可观，一些史著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如明代廖道南的《楚纪》和《殿阁词林记》、朱廷立的《盐政志》、熊开元的《鱼山剩稿》、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等。集部集中反映了古代咸宁著述丰硕成果，著录书目数量最多，信息量大，很多涉及咸宁的自然山水、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明清以来，咸宁文人注意搜辑整理前人的文献，如崇阳汪文盛任福州知府时，曾整理刻印“三史”（汉书、后汉书、五代史），号为精品；蒲圻张康逊、张国淦父子致力搜集方志和乡邦先贤著作，辑成《湖北书征存目》十四卷，体现了重视历史文献的文化传统。

调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古籍收藏不多，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许多单位缺经费投入、缺存藏条件、缺保护和修复人才，古籍因老化、脆化、受潮、虫蛀而破损严重，有限的藏品面临损毁的威胁。而且它们长期尘封，读者不知所在，难以得到利用。崇阳有古旧图书近千册，既未造册登记，更无保护措施，其中有没有、有多少地方古籍文献也不清楚，尘封虫蛀，十分可惜。通山几种原版县志和《九宫山志》，也不同程度的受潮、虫蛀。此外，在咸安、通城也发现一批珍贵古籍，保存条件同样不理想。古籍保存状况亟待引起重视，修复工作迫在眉睫。

一、古籍数字化的概念

古籍的数字化，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二、公共图书馆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1、解决古籍藏与用的矛盾

近年来，随着免费开放等措施的实行，越来越多的读者进入到图书馆使用文献资料，古籍阅读的需求量也随之越来越大。但是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公共图书馆将古籍收藏之后，出于保护的目的，对古籍的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古籍的藏与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的古籍保护和阅览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大众日益增长的古籍阅读需求。为了解决古籍保护和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之间的矛盾，利用现代新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将成为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数字化古籍，不仅有利于古籍文献资料的长久保存，而且可以反复进行利用，提高古籍的使用率，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从藏到用的功能，符合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需求。

2、有利于普及推广馆藏古籍文献

为深入贯彻落实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中医药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3号），制定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加大全区古籍保护工作力度，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逐步形成符合实际、体现特色、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提高全社会保护古籍、利用古籍的意识，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实现自治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工作方针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按照“统筹规划，科学指导，突出重点，扩大交流，加强协调，分步实施”的原则，以普查为基础，以抢救为重点，以推荐、申报工作为抓手，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全面推动我区古籍保护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

三、工作任务

1.民间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损毁流失问题。如云南省散存民间的纸质民族文献有数十万册（卷），由于档案意识薄弱、生存环境恶劣，加之受经济利益影响，近年来，正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在流失。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有一位精通彝文的毕摩，保存着60余部彝文古籍。多年来，这位毕摩一直在寻访传承人。然而，由于主持祭祀活动的毕摩已难维持生计，没人愿意承袭其衣钵。毕摩去世后，因为不知古籍的珍贵，家人将这些古籍当作毕摩的随葬品焚烧。其他尚存民间的纸质民族文献大多存放在破旧的箱子或麻袋中，有的藏于楼板夹层，有的藏在烧火煮饭的灶房里，保管条件恶劣，破碎、发霉、受潮、虫蛀和毁坏现象普遍存在。国外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不法分子看到民族文献的商业价值，深入云南民间购买并贩卖到沿海地区或国外，被收购的有瑶族古籍、东巴经书、藏族唐卡绘画及彝文古籍等。如丽江古城里有人偷卖东巴经书，有的东巴经书则被人偷到广州市场出卖，其价格已由收购时的数百元、上千元升至万元。而辗转流失到国外的有2000多册。值得关注的民族金石档案大多裸存野外，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如广西武鸣县罗波镇一寺庙之中原存有30多块反映当地民族宗教情况的碑刻，石碑不断被迁移作为它用，或为洗衣台的洗衣石，或被铺彻在村口的涵洞底下，迄今都已流失殆尽。再如据云南省民委古籍办统计，2000年，全省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并初通汉语的民族老人尚有数百位，近年来，由于年高体衰，每年有数十位相继离世。又如从1986年开始，广西卫生厅就着手搜集整理民族医药古籍，如今已经搜集到手抄本170多本。据调查，民间许多珍贵的医药手抄本被当成废纸烧掉，一些诸如师公戏等靠口传心授的口碑古籍也因为缺乏传承人而渐渐失传。2.众多管理机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损毁流失问题。受体制设置等因素影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政协、方志办、民委古籍办或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都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加之保管条件简陋，二次损毁流失问题仍然存在。据统计，蒙古文文献总量达13000多种，这些蒙古文原件多为各单位保存，损坏亦很严重。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6280种，由于年代久远，其中的许多珍品均有残损。如蒙古著名的民族英雄史诗《格斯尔》已有破损，其中的第11章残缺更为严重，许多重要内容不能释读。云南楚雄州图书馆所珍藏的14卷彝文手稿古籍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2本古籍已经破损通洞，前后残损的有8卷。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各地民委古籍办都征集保存有大量的民族古籍，由于管理条件简陋、管理松懈，损毁流失问题更为严重。如云南省民委古籍办收集到的5000余册(卷)民族古籍大多用自制的土纸、墨和竹笔写成，纸质坚韧，自然老化问题严重，90%的都已破损。这些古籍中损毁最为严重的有2000余册(卷)，有的被烟熏得漆黑，有的被虫鼠撕咬成粉末，亟待修复抢救。又如新疆古籍办收藏有民族古籍4447册（件），各地州市民宗委古籍办收藏4752册（件）。其中，伊犁州民宗委有700册，巴州民宗委74册，博州民宗委140册，昌吉州民宗委400册，克州民宗委380册，阿勒泰地区民宗委451册，塔城地区民宗委326册，哈密地区民宗委398册，吐鲁番地区民宗委200册，阿克苏地区民宗委256册，喀什地区民宗委古籍办800册，和田地区民宗委古籍办474册，乌鲁木齐市民宗委144册，克拉玛依市民宗委9册。[1]许多单位都没有专门的收藏室和保护设备，部分档案用蛇皮袋装在阴冷的房间里，有的甚至遭受雨淋而损毁。

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分散保存因素分析

1.历史遗存因素。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掌握民族文化的大多是民族土司、土官、头人、喇嘛、毕摩、和尚、巫师、寨老、民间歌手等，建国后，这些民族知识分子所保存的民族文献一般都传给子女或徒弟。以彝族毕摩为例，云南楚雄州禄劝县著名的彝族毕摩张兴生于1930年，为毕摩世家，6岁开始从父学习毕摩知识。张兴毕摩家传彝文古籍众多，曾将上百部捐献给国家。该县另一彝族毕摩李天贵生于1915年，为六代祖传巫师，6岁开始从父学习彝文。他原有祖传、师传彝文古籍120余部，中有近百部被抄掠损毁，其后将18部捐献给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再以云南省勐海县佛寺傣文经书的遗存情况为例，勐遮乡的曼垒寺遗存有傣文经书76种451册，曼刚寺有44种172册，曼短寺有31种201册，曼纳麻寺有27种101册，曼柔寺有19种125册；打洛镇的曼厂寺遗存有56种248册，曼掌寺有34种201册，曼蚌寺有82种554册，曼景寺有27种64册；勐混乡的曼蚌寺遗存有49种422册，曼养寺有46种315册，城子寺有35种213册。[2]历史遗存因素是西部民间散存有大量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原因。2.文化传承因素。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其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承，除文字记录传承外，大多是以民族性的集体传承为主。如盘王节是瑶族祭祀始祖的重大宗教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十六举行。节日短则三天两夜，长达七天七夜，除举行大型的祭祖仪式外，更以跳鼓舞和唱盘王歌以及反映历史、生产、爱情的民歌为主要内容。《盘王歌》又称《盘王大歌》、《盘古书》、《大路歌》等，主要叙述人类、民族、天地万物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瑶族祖先迁徙发展和生产生活情况，是研究古代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科技、宗教祭祀、经济生活等状况的重要口述档案遗产。盘王节不仅保留了瑶族口述档案遗产，对传承瑶族宗教文化、舞蹈文化、音乐文化等其他非物质档案文献遗产亦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3]此外，许多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则通过父子、师徒等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如贵州毕节著名彝族毕摩陈作真1895年生于世传巫师家庭，七岁跟父亲学习彝文，14岁学习彝文经书和宗教礼仪，19岁开始作法师，29岁承袭父职，任当地土司家族专职巫师。陈作真精通彝族宗教礼仪、彝文经书以及本民族历史，在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还有火塘传承、学校传承、寺院传承等方式。3.体制设置因素。为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我国分别设置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等系统，负责历史文化及其载体文献的征集与保护工作。1984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各民族地区民委都设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负责民族古籍的整理工作。由于学科视角不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多具有古籍、文物等多重属性。一般而言，“民族古籍是指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内生活过的各少数民族和正在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用文字，具有某种文化涵义的符号即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这种文化载体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原生载体古籍、金石载体古籍、口碑载体古籍和书面载体古籍。”文物则是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留物，其形态主要是过去人们直接使用形成的实用性物品，如器具、工艺制品、建筑物和墓葬、遗址等，也包括金文、古籍、文档、印章、贝叶和石刻等文献。从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内涵来看，其本质特征是具有原始性，而许多民族古籍、文物都具有这一本质特征。就外延而言，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中金石档案、口述档案和纸质档案等都与民族古籍和文物有较大的交叉性。基于此，图书馆、博物馆、民族古籍办等都把许多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征集范围，这就导致了诸多文化机构和政府部门参与其保护工作，形成大量档案文献遗产为众多收藏单位分散保存的现实状况。

文化遗产框架下西部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问题

1.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文化遗产保护框架。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5条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保护工程，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明确纳入文化遗产保护框架进行管理对构建其长效保护机制有重要意义：一是可将其纳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之内，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相关保护法规体系之下，对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资源建设与综合保护。二是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列入政府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事日程与长期规划之中，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得以长期开展。三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下可以得到国家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与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四是可以整合资源，动员相关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资源建设与保护发掘工作。2.文化遗产框架下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多元保护。由于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具有古籍、文物和文化遗产等多元属性，并为众多机构所保存，而将其全部集中到档案馆保护既不现实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就要构建包括档案馆在内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多元保护主体，具体而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保护主体的确立问题。就现有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而言，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力量、珍藏数量等方面评介，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是民委古籍办、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四大系统，也是保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主要单位和部门。鉴于此，可将四大系统确立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主要保护主体。其二，集中保护问题。鉴于四大系统管理体制已经成熟，其他部门所管理的民族历史文献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法规向相应的管理部门移交。如民委宗教部门的可向古籍办移交，文化馆的可向图书馆移交等。同时，四大系统内部也要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实行分级集中管理，也就是按其珍稀程度、价值高低、现存数量、版本情况等划分等级，采取移交、代存等方式，保留复印件，将原件集中到保管条件较好的省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民委古籍办珍藏。其集中方式可在本系统集中，也可视实际情况实行跨系统集中。3.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合作与交流。对具有图书、文物等多重属性的档案管理按《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对于既是文物、图书资料又是档案的，各级各类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有关史料或者进行史料研究。”档案馆作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主要管理机构在其保护工作中要发挥积极的合作与交流作用。首先，编制联合检索目录。西部各民族地区可先建立省级联合检索目录，项目包括四大系统所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分类题名、数量、内容简介、征集地、民族和档案状况等，以此为基础，建立西部和全国联合检索目录。同时，积极参与如少数民族古籍目录等的其他系统联合目录的建设工作，以详细掌握西部和全国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总体情况。其次，建立文献材料交换机制。在四大系统保存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中，既有重复件也有相关文献的缺失。为此，四大系统既可互通有无，通过托管的方式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分类保存，也可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以弥补各单位所藏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缺失与不足。第三，资源共建与开发。在信息化背景下，四大系统都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将其进行数字化资源集中建设，不仅技术可行，更易形成资源优势。在资源发掘方面，既可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研究或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也可以进行网上查询利用，或出版电子编研文献，发行民族传统歌舞、工艺制作、说唱艺术等光盘，为社会提供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4.西部民间散存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联合保护。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关注，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民间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征集保护。在此背景下，西部档案馆、图书馆、民委古籍办、博物馆和民族研究所等都征集到丰富的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为做好抢救工作，西部各省区在文化厅的领导协调下，四大系统首先要摸清家底，通报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采集信息，以确定工作计划，避免重复征集问题。其次，合理规划，分工合作，或按地区、或按民族、或按文献遗产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对当地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进行征集抢救。再次、分清重点，着重抢救濒危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西部现存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生存状况各不相同，就整个西部地区而言，亟待抢救的是民族口述历史文化，以及部分濒危民族医药、传统工艺等，这些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承人大多年岁已高，后续乏人，生存环境恶劣。为此，四大系统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重点抢救这些濒危非物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

本文作者：华林姬兴江王晋谭文君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近年来在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为加强抢救、保护我省珍贵古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6号）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省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好这些文献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我省地处水热充沛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终年温暖湿润，给我省古籍保护带来不少问题，古籍老化、破损和虫蛀现象严重；同时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二、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意从文献收集、文献整理、文献修复等方面开拓实践教学内容，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能力，进而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实践教学；文献收集；文献整理；文献修复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高等学校历史学本科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的能力，为从事历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典藏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内容，学术性、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注意从文献收集、文献整理、文献修复等方面充实实践教学内容，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以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文献收集实践

文献收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只有尽可能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学术研究才能深入开展。文献收集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把所学的目录学、典藏学知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纸是中国传统文献的主要载体，纸质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的大宗。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怎样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纸质文献的收集，首先，要查阅各种目录书，如综合性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总目》，馆藏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总目》、《四川省图书馆藏古籍书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断代书目《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别集叙录》、《清人别集总目》，专科书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其次，要学会利用索引工具书，如《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古籍版本题记索引》、《清代传记丛刊索引》等；第三，要熟悉各种检字方法，如部首、笔画、字序、音序、四角号码等。学习古代文史的同学，一定要掌握四角号码检字法，因为古籍索引大多数是用四角号码检字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作为文献的载体越来越普及。电子文献的出现是文献传播史上的划时代变革，它形式多样，容量大，携带方便，传播速度快，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具有很多纸质文献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查找电子文献，主要是通过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常用的光盘数据库有《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全四库系列》（包括四库著录书、四库存目书、四库禁毁书、四库未收书）、《四部丛刊》电子版、《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汉籍电子文献》、《汉达文库》等。网络数据库主要有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古籍全文浏览网络数据库等类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共检索服务系统中“联机公共目录馆藏查询”数据库、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和《全宋诗》检索系统、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资讯网中《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和《明人文集资料库》等。[1]文献收集实践，就是在学生了解文献收集途径和方法的基础上，让学生亲自动手收集相关文献，以专题资料汇编的形式呈现学习成果。学生不仅掌握了文献收集的方法，还可以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学习收获，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二、文献整理实践

【摘要】作为古籍资源存藏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责无旁贷，影印古籍是其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影印古籍自出版情况，分析这种出版模式的利与弊，以期为现代图书馆古籍影印出版提供借鉴。

【关键词】古籍影印;自出版;借鉴

1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的公立图书馆中，有很多省级图书馆在影印古籍时存在自出版发行古籍业务。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在其1935年发表的《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中总结当时省级图书馆古籍影印状况称:“南京国学图书馆以馆藏之多珍，与方针之所重，印行珍本为特多。次则山东省馆兼有博物馆之性质，藏金石甚多，故所出如《汉魏石经残字》、《两汉印帚》等，皆蔚为巨制，间亦有影印之珍本(如《穆天子传》)。此外如浙馆之印行目录学著作，赣馆之重印豫章丛书，豫馆之筹刊中州丛刻，陕馆之印行碑林目录，以及皖馆之编行乡贤像传，皆吾人所闻知，其未闻而出有佳籍者，犹不在鲜也。”［1］可见当时不少图书馆影印古籍，且各有特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1.1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曾多次更名，1912年为江南图书局，1913年7月为江苏省立图书馆，1929年10月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沿用至1952年10月1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视影印古籍为一项重要工作，柳诒徵在担任馆长之初就考虑印行古籍善本的问题，他在《改良省立图书馆第一计划书》中谈到古籍影印的重要性:“又有一事，亟宜举办，即印行是也。馆中善本不啻鸿宝，任人阅览，既易损失;什袭珍藏，则等窖币。兵火之劫，盗易之弊，虫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传钞孤本有关学术者，仅恃手抄，事难功尠，故欲恢张国故，便利学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发行，则如一人化身千亿，恒干之外，子孙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艺林，一面可以获取重值。”［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特设立印行部，并为此颁布《印行部规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流通善本秘笈，服务于读者。“从民国十七年上半年开始，锐意于馆藏珍本古籍的印制，至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新印书籍将近100种，达68384部，165720册。而且印行的珍本古籍的发行量较大，如民国十七年度虽然只印2种书籍，但印制册数达16514册，发行数达11653册。发行册数占印制书籍总数的70%强。从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印行书籍的册数为30676.7册”［3］，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看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影印出版古籍数量之大。其影印古籍的种类主要为江苏地方文献和先贤著作、科技典籍、文学艺术方面的珍贵稿本、钞本、大部丛书如《云自在龛丛书》、《藕香拾零丛书》等。而且“其书类皆罕传本”［1］，“当时学者以购得盋山精舍印行书，视为珍品。”［4］1.2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将浙江官书局并入，其机构设置上兼有藏书与编刻书的功能。同时所刻各书公开在杭州的售书处售卖。1914年浙江图书馆的木刻书还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可见其自出版业务已很成熟。据项弋平《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所述，“浙江图书馆的刻书业务，从1909年至1929年大致为第一阶段，只有木刻业务。出版的书籍从内容上说，大都是乡邦文献、地方志书;从形式上说，以大部头的丛书为主。如《蓬莱轩舆地丛书》、《台州经籍志》、《章氏丛书》、《通鉴辑览》等。从1929年至1937年为刻书业务的第二阶段，除木刻书业务继续扩大外，又增加铅印业务。这一阶段，木刻书板增至十余万片，印书达四百多种。内容有浙江文献、地方志书、金石书画和各类丛书。”［5］1.3江西省立图书馆。“自欧阳祖经担任馆长以来，江西省立图书馆非常注意访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其重印行世。”［6］其中影印《豫章丛书》影响较大。1933年8月，又鉴于《豫章丛书》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为介绍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缺，用上等连史纸，选择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江西民国日报》1933.8.2)由馆中装订员徐瑞堂印行100部，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馆购去。”［6］上述内容反映了江西省立图书馆影印自出版此丛书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献瞥见《豫章丛书》再刊行的记载:“惜仅梓一次，传本无多。海内藏家，尚恨向隅。最近该馆馆长杨氏立诚有见于此，特商承教厅长程氏同意，将该丛书修补残简，重予印行一百部。”［7］除此外，江西省立图书馆还铅印《谭襄敏公年谱》等。1.4云南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成立后，屡易其名:昆明云南图书馆、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曾辑刻大型地方文献《云南丛书》，“1914年专门设立了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编辑、印刷和出版工作。起初由唐继尧政府拨款万元，1916年初编印大部分完成。1923年以后由当地官僚资本开设的“兴文当”拨款，1947年丛书处改为文献委员会。《云南丛书》已编印的初编152种1148卷，二编53种254卷绝大部分是木刻，只有一少部分是石印、铅印本。”［8］可见图书馆辑刻大型丛书会遇到经费的困扰。这也只是众多图书馆影印古籍的一个缩影。

2自出版利弊分析

通过了解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出版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2.1优势。2.1.1版本可靠，排版多变。图书馆提供馆藏古籍资源，能够保证版本精良，将古籍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曾言:“往者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虽借馆书印行多种，惟书贾牟利，不善鉴别。所印者，或改易原式，或不适实用。若馆中自行印布，善本则依原尺寸，钞本则排印精校，聚之则为丛书，分之亦可单售，较之假手书贾，必有良楛之别。”［2］他指出商务印书馆曾借图书馆的书，为牟利不善鉴别，而图书馆自行影印古籍排版形式可多变，或丛书或单册，既可裨益学界，又可避免书商作伪。2.2.2专人专部负责，专业性更强。图书馆出版古籍，可以在资源保护、资料选择、刊印等方面做得更专业。浙江图书馆“民国元年设总理副理各一人，其下职员若干人。是冬裁副理，改总理为馆长。下设监理兼编辑二人，检校兼文牍、庶务兼会计各一人。司书生四人，缮录生一人，印行所管理员、书版匠头各一人，司书生二人。”［9］从材料可以看到，浙江图书馆有专人负责出版业务。“1929年浙江图书馆租赁了杭州水陆寺巷的房屋，购买铅印设备，成立铅印部。铅印部除印书外，还接收外来业务”［5］。由此可见，浙江图书馆还专购设备、专设机构负责印刷。2.2.3顺应时代需要，发挥馆藏价值。自出版能根据当时需要及时刊印古籍，发挥其作用。“当时正处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意欲图谋全面侵华之际，国学图书馆以印行馆藏《郑开阳杂著》、《经略复国要编》、《三朝辽事实录》和《正气堂集》等古籍珍本的方式，将这些史书里记载的著名抗倭、平倭事迹广为刊布，以警醒国民，传扬民族精神。”［10］处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此种形式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使命与担当，在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2弊端。2.2.1人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有限，业务多样，很多图书馆人都是身兼多职。从事古籍出版业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出版人士，缺少专业经验，他们懂古籍，却不懂出版、排版等。2.2.2物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成立初期，各种物资紧缺，如房舍紧张，可用设备少，可维持如木印、石印等古籍影印业务的场地、专业设备等资源有限，有专门机构和专业影印古籍设备的图书馆很少。待图书馆事业发展趋于稳定，战争又起，以致正常事业发展受到影响。2.2.3财力有限。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经费匮乏，主要靠拨款，各项事业发展可分配的经费有限。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受到经费调配的影响，如云南图书馆收到不同拨款机构提供的出版经费，断断续续进行刊印。2.2.4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因经费匮乏、人力、物力、财力、战争等原因的影响，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其稳定性和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工作的开展只能间断性的、非常态化的。

对图书馆而言，古籍向来是最特殊的馆藏——这些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制作的古代书籍因兼备文献与文物价值，无疑是最宝贵的藏书，但从推广阅读的角度来看，古籍却是图书馆中与普通读者最疏离的部分。除此之外，从职业倦怠的角度来讲，古籍修复工作则是图书馆中相对冷门的岗位。经历漫长的岁月，多数古籍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推广古籍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而人才与经费的困难却制约着古籍的社会宣传和开发利用，古籍的总体前景堪忧。大力推进古籍修复工作不仅是对公共财产的紧急抢救，其为读者、员工及社会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同样意义非凡。

1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影响读者对古籍的认知

认知也称认识，指人对感觉信号进行接收整理再加工的一系列过程，主要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现象。由于书籍是知识的载体，阅读行为与书籍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联系。图书从内容到外形都通过阅读这种认知行为向读者施加影响。

1.1古籍的外观刺激读者的感官

感官是一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它所带来的认识虽然比较肤浅，人们仍然深受第一印象的影响。这种现象有其生物根源——人是感官动物，重视感官印象是一种动物本能。惟其如此，为公众提供文化休闲场所的公共图书馆更需在重视藏书内容的同时，尽量保证藏书外观的优良，并尽力为公众提供赏心悦目的阅读环境。就古籍图书来说，虽然利用古籍资料的读者群不大，但由于古籍明显区别于现代图书的制作方式，以及其与现代图书差异颇大的内容安排，大多数读者都对其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心理在得到适当引导的情况下，可以为图书馆业务扩展提供广阔的潜在空间。

1.2古籍的宣传吸引读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