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问题范文10篇

现代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出现，使得人类遗传基因的变异、疾病的滋生趋势也愈演愈烈。近些年来，不孕症的患病率逐年攀高，这俨然成为世界性的突出问题。代孕技术的出现，为诸多不孕不育者、高龄失独夫妇带来了福音，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壮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代孕技术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一、代孕的界定及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

（一）代孕的概念和分类。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水平的快速发展，代孕技术应运而生。代孕，原是一个专业医学概念，是指运用现代医疗技术，将委托夫妇中丈夫一方的精子或者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妇取得亲权的一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根据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为依据，可分为完全代孕、捐胚型代孕和局部代孕。完全代孕另称“妊娠型代孕”（FullSurrogacy)，是指将委托夫妇中丈夫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或者其中一方的卵子、精子与捐献的精子、卵子，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将精子与卵子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捐胚型代孕另称为“捐精捐卵代孕”（DonatedEmbryosSurrogacy），是指将他方捐献的精子与捐献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局部代孕另称“基因型代孕”（GeneticSurrogacy），是指将委托方中丈夫的精子或者捐献的精子与代孕母亲的卵子相结合，并使代孕母亲怀孕生子。（二）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近几年，代孕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成为一个暴利的黑色产业[1]。由于当前我国需借助代孕技术求子的群体规模日益庞大、代孕市场日益火爆，加上代孕技术的愈发成熟完善，这就催生出一系列代孕公司、代孕网站。甚至在微博、抖音等影响力强的自媒体平台上，也不乏代孕广告的传播。我国当前对于代孕行为的立法规制仍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我国只颁布了两部关于代孕行为的行政规章。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22条中规定了对上述两种禁止性行为的违反处罚。2003年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准则和伦理原则》，其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代孕技术的实施，并明确规定了对违反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予以处罚的具体条款。从上述两处行政规章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21世纪初对于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持有的都是绝对禁止的一刀切态度。

二、我国立法规制代孕行为的必要性

其一，我国的代孕市场庞大且杂乱。根据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协会联合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5%~3%攀升到12.5%~15%左右。中国人口协会在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患者总量已超过4000万。代孕这一辅助生殖方式让众多求子心切的家庭，以违背国家行政规章的规定为代价，不惜重金、铤而走险去寻求代孕。当前社会，不乏一些公众人物例如荧屏上活跃的女星、运动员等为保持维持个人的良好形象，也开始寻求代孕方式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还有一些新富女性、部分高龄失独夫妇、同性恋者，也是代孕市场的主顾。面对如此杂乱的代孕市场，我国立法却仍置若罔闻，这是极为不妥当的。其二，在法律规制下，代孕技术的运用可以缓解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中国如今已步入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期。伴随二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代孕是否合法之争再掀高潮[2]。2017年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的第三期，其焦点就披露了当今社会热议的不孕不育与代孕问题。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仍会长期保持在13.5亿以上，但人口增速已放缓，出生人口呈现下行趋势。代孕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满足不孕不育夫妇、高龄失独夫妇迫切的求子需求，也会提高我国新生儿的出生率，缓解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的矛盾。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这一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规制，使其从大局上服务于我国当前人口战略的发展。其三，必须通过立法对非法代孕机构进行严厉打击。非法代孕机构近几年愈发猖獗，媒体对形形色色的代孕报道可谓是屡见不鲜。由于代孕行业的暴利，代孕市场在暗地赖以滋生。代孕机构良莠不齐，一条代孕灰色产业链已经生成。在四川省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的高峰论坛上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到400多家。我国现行关于代孕立法的欠缺，是导致我国代孕行业发展不规范的重要原因。其四，代孕行为引发的法律挑战亟待立法解决。（1）代孕行为引发抚养权争议。代孕子女的抚养权应归属于哪一方？这一法律问题自代孕技术应用以来，便一直争议至今。司法实践中涉及的抚养权争议案件仍不在少数。（2）代孕技术的应用会涉及到委托方夫妇的生育权以及代孕母亲身体权的合法支配问题。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3]生育权其内涵是不断发展、充实的。但伴随着代孕技术的出现和应用，生育决定权的内容是否可以再扩展到委托他人代为生育，也是一直以来争议的话题。（3）代孕协议的合法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以及学术界，关于代孕协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论而未决的。代孕协议是联系两方或者三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纽带，它是实施代孕行为的前置程序[4]。我国对于代孕协议尚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制。

三、域外代孕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太原王文军案、庆安枪击案等暴力抗法袭警的案件成为热点，引发了全社会对袭警问题的关注，刑法修正案（九）就妨害公务罪增加新条款的方式对袭警问题进行了规制。这种显性模式的规制无疑是对警察权的维护，但是这种不独立设置袭警罪的规制模式对警察权威的保障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袭警；警察权；规制

一、以庆安枪击案为例对我国袭警规制模式的质疑

1、案情简析

庆安事件舆论争议焦点无非就是两个问题：其一徐纯合是否罪该当死，其二民警李乐斌开枪是否合法。从视频来看，民警先是口头警告，随后与徐发生肢体冲突，民警用警棍来制止但被徐夺取，而后徐又转而将自己老母亲和女儿推掷来攻击民警，是徐的举动让暴力不断升级，面对一个开始威胁其他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警察自身安全的严重暴力抗法者，在民警掏枪对其警告后其仍然选择用防暴棍击打警察，已经达到了判明使用武器情况下的第九条第十款之规定，在排除其他执法措施可能以的情况下，开枪是合法的。

2、对我国袭警问题规制模式的质疑

摘要：目的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药品广告法律规制提出解决措施，以供相关部门参考。方法采用比较分析法，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对目前我国药品广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寻违法药品广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结果与结论借鉴国外药品广告法律规制的经验，从原因出发，在强制审查、监管主体、广告内容和形式及惩罚措施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药品广告；法律规制；监管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是用来治疗、预防和诊断人的疾病的产品，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药品广告是消费者获取药品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其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其予以规制。我国也不例外，对药品广告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有《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药品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其中规定处方药只能在专业期刊上广告，非处方药可以在大众媒体上广告；药品广告必须事先获得审批，获得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等等。尽管法律对药品广告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违法的药品广告依然屡禁不止。

1违法广告的表现形式

1.1从违反药品广告监管方面看违法广告主要有未经审批擅自广告、擅自篡改审批内容、违反禁令广告。据统计，2005年9月至10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通报批评并移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药品广告11198次，在这些违法药品广告中，未经审批擅自的为10345次，占违法广告总数的92.4%；擅自篡改审批内容的有790次，占总数的7.1%；禁止广告的63次，占总数的0.5%［1］。

1.2从违法广告的内容及形式看违法广告主要有如下表现：自我吹嘘高治愈率、高有效率、安全无毒副作用；片面利用名人或患者形象做广告；凭空杜撰获得所谓国内外大奖，谎称攻克国家或者国际医学难题；法律禁止的治疗肿瘤等7个方面的药品广告依然不断；一些医疗机构打着专家坐诊、专科门诊、特色医疗等招牌，夸大宣传，推销所谓“特效”药品；滥用广播咨询节目，以新闻报道、健康栏目、健康热线等形式出现，内容却涉及医疗机构名称、药品名称、医疗器械及产销商名称，误导病患者。

摘要：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得到了广泛运用，这实际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而分享经济正是利用这一发展契机，实现了资源配置在效果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也能使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得到满足。当前分享经济在全球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分享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需通过经济法对其进行有效规制。

关键词：经济法；分享经济；规制问题

分享经济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变革，构建了将合作风险作为发展中心的商业新模式，能够促进组织重构、资源整合以及供需重塑等。分享经济也能够使经济整体产能过剩问题得到解决，能够促进供给方面改革的有效实施。同时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全新发展动力，推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帮助扩大就业，引导大众进行创新与创业，使居民收入获得显著增加，并且分享经济能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交易［1］。

一、经济法中分享经济规制特征

分享经济属于新的经济模式，本质上讲为第三产业当中的一种形态，分享经济具备第三产业属性，又存在特殊性，处于信息时代，分享经济能够和网络之间进行高度融合。分享经济被赋予新经济法律特征，这些法律特征是从权力层面与权利层面看的。

（一）信息分享权经济

摘要:随着预付式消费的不断增加，预付式消费市场变得更加复杂，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加，消费者的维权面临困境。我国的预付式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机制亟待解决。

关键词:预付式消费;法律规制;探究

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向商品的提供者或服务的提供者支付一定的定金换取商品或者服务凭证，然后将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资金按期交付给商家的一种交易模式。但在当前的预付式消费中，出现了产品质量不合格、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对于预付式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使用具体的规制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帮助消费者限制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防止其出现违法行为。也只有加强对预付式消费的法律监管，才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使我国预付式消费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发展。

一、当前我国预付式消费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预付式消费相关法律现状。在市场上，我国关于预付式消费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甚至在某些规则中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我国法律中，商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处于平等地位，所以在法律面前的权益也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消费者的地位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合法的权益和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针对此问题，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例如在2014年3月15日开始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就对保障预付式消费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规定。(二)当前预付式消费的法律法规中出现的问题。当前我国关于预付式消费的法律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目前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关于保护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权益的立法规范还有待完善。就目前来说，针对预付式消费的相关法规设置的仅仅是一般的法律规定，其内容也大多不具体，同时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门性规章制度层级都比较低，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这也是大量商家明知故犯的原因所在。其次，预付式消费缺乏有效监管。每一起影响市场良性竞争的侵权事件，都是市场监管法律制度软弱的体现。就像中国人民银行曾在2012年了关于预付消费卡的管理办法，此办法中细致强调了对购卡实名制的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就成了不具名的卡。从这就可以看出，相关部门监管的松懈。

二、制定预付式消费法律法规的方法

摘要：近年来，“套路贷”案件不断发生，从“瞿某某等人诈骗案”入手，对套路贷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对本案进行刑事责任分析。瞿某某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而不构成抢劫罪。套路贷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难”的问题，认为应从三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此，提出关于套路贷的司法规制和防治的手段。

关键词：套路贷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司法规制和防治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兴盛，诸多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但中小企业的资金发展需求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这一对矛盾仍然存在。因此，有犯罪分子打着民间借贷的旗号浑水摸鱼，乘虚而入。名为民间借贷，实则掺杂层层套路的诈骗手段屡见不鲜。作为一种新兴的诈骗手段，套路贷以其危害性大的特点于近年来为人熟知。但由于其套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套路贷”犯罪一般不会立刻被人发现，再加上套路贷团伙内部组织严密，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害者无法做到及时报警，因此上当的受害者也屡见不鲜。本文将通过对套路贷的表现形式结合刑法构成要件的内容对套路贷进行刑事责任分析，并对如何认定套路贷、如何在实践中防范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典例引入：“套路贷”第一案

1．1案情简介。全国首批判决的“套路贷”案件中，最备受瞩目的当属“瞿某某等人诈骗案”。2015年1月24日，在被害人杭某某（未成年人）原本只想借款3000元的情况下，傅某、郝某某等人进一步诱骗杭某某借款4万元，并由瞿琪奇资方放贷，“空放”高利贷16万元给杭某某。杭某某取现后将12万元还给瞿琪奇，余4万元其中3．5万元作为“中介费”由傅某、郝某某等人分赃，杭实际得款5000元。7个月后，瞿琪奇向杭某某索要16万元借款及高额利息，胁迫杭某某以其名下房产抵押贷款归还欠款。8月下旬，瞿琪奇、应隽至杭某某居住地，找锁匠打开大橱抽屉锁并诱骗杭从家中偷出房产证，进而诱骗杭将房产过户给马某某，以马某某的名义贷款给杭某某。8月28日，瞿琪奇、应隽带杭某某到某地产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价为170万元。马某某先后三次转入杭某某银行账户29万元、22万元、17万元房款后，杭某某于2015年10月21日将房产过户给马某某。2015年10月29日，马某某与杭约定房价变更为160万元后，转入杭某某银行账户余款90万元，杭某某于当日将90万元转入瞿琪奇银行账户，其余钱款取款，另于2015年10月2日汇款5．2万元给瞿琪奇。同期，瞿琪奇还先后于2015年8月27日、10月17日转账22万元、42万元给杭某某进行资金走账，以对应其让杭写的90万元借条数额。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第一是被告人瞿某某等人的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第二是“套路贷”案件中的证明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于本案的解决，对于实务中的套路贷的认定，加大对套路贷的惩处力度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1．2“套路贷”的定义。“套路贷”是实务界根据这种犯罪行为的外在表象命名的，目前为止，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并未对这一现象进行总体的刑事责任规制。关于“套路贷”的定义文件最早可见于“关于办理黑势力犯罪若干意见”中的第20条。根据此条规定，结合笔者阅读文献的情况，在研究“套路贷”之前，笔者首先对“套路贷”进行刑法上的表述和定义。在本文中，套路贷指的是行为人以出借贷款为名，通过诈骗、抢劫、敲诈勒索、虚假诉讼、寻衅滋事等手段来实施的犯罪。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核心手段一般是行为人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并诱骗被害人协助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在表面上看起来像被害人自愿，实际往往会在之后制造各种苛刻的违约条件，利用被害人的无助和不愿声张的心理，在受害人无力偿还借款时，诱使受害人不得不通过行为人至各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在被害人贷款之后，行为人又以“平账”的方式虚增借款金额，然后向被害人索债，或提起虚假诉讼，以实现侵占被害人财产的目的。就“瞿某某等人诈骗案”一案来看，瞿某某等人的行为基本符合“套路贷”的特征。但其具体构成何种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讨论空间。笔者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2“套路贷”的刑事责任分析

摘要:在会员卡领域，涉及的法律问题以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问题为主。诈骗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以及强迫交易罪辨析问题。欺诈与诈骗之间的辨析属民刑实体关系研究问题。本文将对会员卡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会员卡;民事欺诈;刑事诈骗

如今，会员卡消费已然成为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遍布于各行各业。随之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快捷的生活，由于法律不完善，缺少有效监管，其同样为我们带来许多麻烦。利用会员卡实施欺诈，诈骗行为是众多法律问题中较为突出的。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期间，朝阳检察院共办理服务行业商家预付费会员卡犯罪案件10件18人，其中诈骗犯罪9件14人，强迫交易犯罪1件4人。对于欺诈行为更是随处可见。因此，如何分辨会员卡中的欺诈与诈骗行为，以及最终罪名的认定既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又是现实中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有效的区分既可使消费者明确权利主张途径，又可以使监管机构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有的放矢，同时对于会员卡立法也起到促进作用。

一、常见的会员卡欺诈或者诈骗方式

(一)商家发售会员卡后消失这是一种现阶段极为常见的欺诈或者诈骗方式，现实生活中所处可见。例如济南市的王女士，在其居住地附近一家足疗店做足疗时，办了一张1000元的足疗卡，但在三个月后这家足疗店换了新店主，而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当他们再次来到这家店时，发现已经不再是足疗店，周边人都说不清楚足疗店的店主哪里去了。再如:2005年，在北京一家健身俱乐部贴出的告示声明本俱乐部内部装修，停业7天，几天以后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后查明该俱乐部长期拖欠物业公司房租，俱乐部已由物业部门接管。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商家消失的原因分为主动的和被动，但是却不能单纯的将原因作为区分欺诈与诈骗的标准，对不同行为需要进一步划分。

(二)制作虚假会员卡诈骗钱财

〔摘要〕网络直播是近年来开始的新型直播方式，拉动了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络直播内容规定的笼统与模糊，导致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网络直播中出现淫秽、色情、恶搞和危害他人隐私的法律问题，要结合网络直播的特点，通过立法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推动网络治理领域的专门立法，伴随着“依法治网、依法用网”，创造一个健康、安全、通畅、宽松的网络直播秩序。

〔关键词〕网络;网络直播;法律规制

网络直播是网民通过网络把自己的特长、爱好等直播出去，既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直播的门槛逐渐降低。现在，只要一部手机、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APP就能让任何人现场直播。随着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开展，更多的公司开始专门对网络主播进行包装，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到2016年，网络直播的商业化达到了新高度，网络直播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在网络直播中涌现出大量的网红，这些网红通过广告、推荐网络游戏、企业产品等商业营销手段，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很多人为了成为网红，吸引更多的粉丝或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直播过程中表演低俗，社会影响恶劣。如何在保持网络直播活力的同时，通过法律消除网络直播中的低俗表演现象，净化网络环境，这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直播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网络创新，“直播所具备的最真实最直接的体验性，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想象空间和惊喜”，直播的加入和流行，改变了网络传播、娱乐的整个生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一切皆可播”。因为任何创新都不能突破公序良俗、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的底限，不能侵害他人权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一)网络直播中淫秽、色情现象的法律问题

［摘要］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多规并立”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化解矛盾、规避风险，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探索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进行整合，力争形成“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为了确保“多规合一”的顺利实现，必须完善“多规合一”的法律机制。

［关键词］“多规并立”;“多规合一”;法律规制

1引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领域采取“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各部门从履行自身管理职能的角度入手组织编制了不同类型的规划，我国规划领域呈现出“多规并立”的局面。不可否认，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探索实践，我国各项规划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多规并立”的格局下，现行规划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出现了从“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趋势。如何防范“多规”之利向“多规”之弊逆转已成为摆在我国规划决策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2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由政府出台的规划类型有80余种，其中法定规划有20余种，［1］较为重要的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为了研究方便，文章将以上述四种规划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规划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2.1规划法制化建设滞后，规划实施缺乏法制保障。首先，我国规划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不同类型的规划编制所依据的法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据《宪法》编制，但是在该领域缺少基本法为其提供法律依据，配套法和相关法也处于缺位状态，法规体系尚未健全。［2］城乡规划依据《城乡规划法》编制，此外在该领域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与之相配套。相对而言，城乡规划法规体系较为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据《土地管理法》编制，在该领域同样有相关的法规规章与之相配套。整体而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规体系也较为完善。环境保护规划依据《环境保护法》编制，除此之外，直接涉及环境保护规划的法规规章数量很少，环境保护规划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规划法规体系。就具体规划而言，除了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法制建设进程仍较为落后。其次，我国规划法律关系模糊不清。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由此可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我国现行规划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政策性。然而就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而言，三类规划的法律地位相同，这也就造成了当不同规划之间出现冲突时无法从法律层面解决谁服从谁的问题。上述法律对于不同规划之间的关系多采用“相衔接”这样的词汇描述，然而具体该如何衔接却未做说明，导致在很多情况下有关部门往往空有衔接的意愿但无衔接的具体措施，使得规划矛盾难以协调。2.2现行规划体系结构复杂，纵向、横向问题突出。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可以描述为一个由纵向规划层级和横向规划类型交织而成的“条块分割”的规划网络，导致实践中大量问题的产生，可以用“上下不衔接，左右有冲突”来概括。［3］从纵向上看，一方面，我国规划层级间关系不尽合理。理论上讲，不同层级规划之间应当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上级规划侧重于战略性、政策性而下级规划侧重于可操作性、适应性。但是目前却存在着上级规划战略性、政策性不足而下级规划简单模仿上级规划导致操作性、适应性不强的问题。［4］另一方面，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到规划的实施。当自身利益达到一定程度足以冲破政府行为规范约束的时候，下级政府就会不顾上级政府规划而追求自身利益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失真”的现象。［5］所谓“政策执行失真”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与政策内容不符、偏离政策目标、违背政策精神的现象。［6］从横向上看，长期以来各部门围绕各自职责和管理权限从事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虽然部门分工是专业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争相编制“自己部门的规划”容易因为缺乏沟通协调而诱发“孤岛现象”。所谓“孤岛现象”是指政府机构间在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方面因为不能满足多元组织主体充分整合、及时交流、高效利用的一种状态。［6］2.3规划决策缺少公众参与，规划科学性、民主性不足首先，我国公众参与限制性因素较多。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间较短，公众的民主意识普遍不高，导致参与规划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而非社会责任感。除非某一规划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为了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规划而“发声”。从客观方面看，各项规划的专业色彩浓厚而公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参与到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若要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普及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具备参与规划编制的能力。这项工作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次，我国公众参与缺乏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参与规划的权利。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使得公众参与成为各项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备选项”而非“必选项”，不仅造成公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反观国外，以英国为例，1990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案》规定每一种类型的开发规划从编制、公布、审批到诉讼的程序都有法定的公众参与内容，公众参与因此被视作英国规划法规体系的“骨架”。［7］2.4权责不对等造成规划权力滥用与规划责任缺失。首先，现有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权力的规定常常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造成了政府部门权力内容模糊不清、权力边界相互交叉，进而为政府部门随意扩张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实践中政府部门掌握了权力就等同于获得了利益，因而各部门争权现象屡见不鲜，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关系的紧张，更影响了日常工作的开展。相较于高度概括的政府部门权力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责任的规定不仅更为模糊，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缺失的，这就造成了现实中“有权无责”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规划权力成为各部门竞相争夺的焦点。其次，规划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规划权力的行使需要来自上级、同级部门以及公众的监督。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规划领域存在着上级监督虚化、同级监督弱化、公众监督缺失等问题。第一，我国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对于规划编制这样的具体事务则关注较少，这也就造成了上级监督虚化，往往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长期以来各部门将编制规划的权力看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往不允许其他部门“指手画脚”。而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互不买账”造成同级监督弱化，无法避免各自为政的现象发生。第三，由于现行法律未就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各个部门编制规划时缺乏透明度以及公众缺少参与规划的途径和机会。再加上公众专业知识匮乏，无法对规划编制发挥监督作用造成了规划领域公众监督的缺失。

[摘要]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规制企业兼并的理论入手,具体介绍了由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构想及途径。 一、企业兼并与规制

企业兼并(Merger)是指企业间的吸收合并,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中,一个企业因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形式,它是通过有偿转让企业的资产从而取得被吸收企业的产权的经济法律行为。在各国法律中,一般把企业合并分成吸收合并(即企业兼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企业兼并是其中的一种。

企业兼并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1)企业兼并的自主性,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兼并是兼并方自主选择的行为。(2)企业兼并的流动性。企业兼并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过程,在企业兼并中,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生产要素将发生整体的流动。(3)企业兼并的有偿性,即优势企业通过出资购买或承担债务等方式取得劣势企业的产权及其他相应的权利。(4)企业兼并的互补性,企业兼并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改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西方的规制理论研究的是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它属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其研究成果在西方规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规制(Regulation)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①也就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规制分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间接规制指反垄断政策,由司法部门实施。直接规制指由行政部门直接实施的干预,它又可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对特定行业(与自然垄断有关的行业)的管制,社会规制是不分行业的管制。运用西方的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的企业兼并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②

二、规制企业兼并的理由

企业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兼并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遏制其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兼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投资的结构;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企业兼并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兼并有利于使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兼并有利于迅速地扩大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