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范文10篇

摘要：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规模不断扩大。从1994年开始，由于国家预算法禁止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国债规模更是迅猛上升。当前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四个方面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国债；国债规模；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仅在1950年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到1958年间发行了国家建设公债。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恢复了国债融资。1981年7月1日首次发行国债（国库券）48.66亿元。从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的国债规模明显扩大，特别是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禁止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从而导致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只有发行国债一种。于是当年国债发行规模即高达1175.25亿元，是1993年的1.59倍，以后更是逐年增加发行量，到2005年国债发行达6922.87亿元。

显而易见，我国国债规模已空前庞大，并且仍在迅猛地扩张。这一现象引起理论界和业务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有没有进一步发行的空间？中国的经济能承受得起吗？中国会不会由此而债台高筑，引发债务危机？本文拟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国债规模通常包括三层含义：国债余额、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衡量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有四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居民应债力。现分别作以分析。

市委组织部召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对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总结检查，建设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和现场教学基地等工作进行了部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局级组织员史绍洁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市各区县委组织部主管副部长、市委市政府有关部委办局干部（人事）处长、全市党校系统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部分市管高校党委组织部长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史绍洁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明确要求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作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抓好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培训。全市各级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做好十七大精神学习培训的重要意义，要把十七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培训上要求实效，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到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

史绍洁同志明确要求要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总结工作。各区县各单位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圆满完成本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各项任务。市委组织部要牵头组织好全市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情况总结检查工作，着眼于运用好总结的成果，对在工作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做法和成功经验进行宣传推广。要围绕做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不断提高宏观管理水平，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分类指导和制度建设工作，做好境外培训和干部在线学习的管理工作，保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健康发展。

史绍洁同志明确提出要全力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和现场教学基地的建设工作。要充分利用北京市丰富的教师资源，建设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以有效地规范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形成师资准入、评估、管理机制，吸引各方面的高水平师资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服务，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优秀师资广泛纳入进来，满足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基本需求，不但要广泛吸收党校和高等院校的优秀师资，还要吸收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把他们的丰富实践经验引入到干部教育培训中来，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加强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会培训资源，进一步增加模拟式、体验式培训在干部培训中的比重，不断增强培训效果。在基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每一个基地的功能定位、教学优势，不断深度开发教学资源，拓展和深化培训内容，把握好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探索干部教育培训新的途径和方法，使基地名副其实地成为干部教育培训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使干部通过这些培训进一步实现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各单位要在市委组织部领导下，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师资库和基地建设工作圆满顺利完成。

参会人员就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做好会议部署各项任务进行了分组研讨，对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总结检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发展至今，该指标已成为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指标。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大量增加，这些都对现有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体系的全面性、准确性提出了挑战。

一、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情况

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部门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表内、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三是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等。当前，对区域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主要从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的发行方进行。具体来看，以常州市为例，社会融资总量中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等指标可直接通过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系统直接采集数据；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金等指标分别从市一级发改委、金融办和保险协会等获取数据。其中，企业债券中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数据可从人民银行信贷部门获得。

二、存在问题

1.社会融资规模制度建立之初，一些影响极小的因素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口径，导致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所缺失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统计的便捷性和准确性等要求，对一些在当时对社会融资规模影响极小的因素未计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些过去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已经足以影响到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准确性。比如，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银行贷款移出银行体系，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人民币贷款（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标的均为人民币贷款）虚减了该项业务。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该笔贷款依然存在，是其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而从银行角度来看，该笔贷款已不在银行表内和表外反映，相当于该笔贷款已经收回。若按现行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方法，会将该笔证券化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人民币贷款项下扣除，导致该笔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漏统计。2.实体经济新融资渠道不断增加，使得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当前不断创新的金融市场不相匹配伴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实体经济越来越多地选择直接融资方式和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产品进行融资。这导致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仍旧按照现有的统计方式，将难以全面地反映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一是通过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债权融资计划等获得的资金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1）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是为推动城市化发展、产业化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应运而生的一种融资渠道。比如，常州地区自2014年6月成立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来，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通过产业基金和城市发展基金已累计募集资金189.06亿元。（2）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银监会于2013年10月，创新推出了银行理财管理计划和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其目的是利用“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开辟新的标准化投资标的，为银行理财资金对接直接融资提供渠道。常州地区自2015年8月发行首笔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以来，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业通过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已累计募集资金33.6亿元。（3）债权融资计划。债权融资计划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于2015年创新推出，是指融资人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投资者，以非公开方式挂牌募集资金的债权性固定收益类产品。常州地区自2016年6月发行首笔债权融资计划以来，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业通过债权融资计划已累计募集资金50.5亿元。二是“新三板”市场企业融资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继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监会监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服务对象以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为主。截至2017年9月末，常州地区“新三板”市场企业融资共计18.55亿元，为尚不符合主板上市条件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而目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统计只包括A股和B股筹资(金融企业除外)，不包括企业在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融资。关于健全区域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思考陆逸超3.实体经济跨地区融资情况难以准确反映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不同的是，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还需要考虑资金的跨区域流动问题。在当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中，对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统计，采集的数据是依据当地金融机构发生的业务。而当前金融机构的业务存在跨区域经营的特点，比如，异地贷款、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等。目前，对于实体经济异地融资数据，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能够提供一定的统计支持，但因系统间的架构不同或统计口径差异，统计数据在及时性和准确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也存在跨省交易的情况，目前暂时还不能及时、准确地统计；信托贷款是当地信托公司吸收的资金，计入当地社会融资规模。但是，信托贷款更多是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金，并非完全用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因而造成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存在偏差。

三、相关建议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随着机构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关于政府规模的问题成了一个迫切的现实制度安排问题。我们知道，指导机构改革的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声。“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表述，科学的提法就是限制政府规模，而限制政府规模的价值取向又是出于解决当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诸如腐败、政府效能低下、社会能否良性运行、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的要求。可以说，在当前的行政学界，无论坚持强化政府职能立场的人，还是要求弱化政府职能的学者，都认为政府规模过大是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因而，无不要求限制政府规模。其实，限制政府规模是理性的政治学思考必然要提出的要求，因为政府实践中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每时每刻地扩大政府规模，以致于经常性地使行政管理陷入困境。如果没有政治学关于限制政府规模的理性要求，那么政府实践中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政府规模巨型化会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在“灾变”中再生的命运所支配。所以，经常地提出限制政府规模的忠告，是一切从事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自觉的责任。

一、政府规模膨胀的必然性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一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断地推动政府规模的扩大。

政府就其实质来说，是公共力量的实体化，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和代表着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类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别仅仅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别。统治型的政府是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来强化少数人的统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数人的管理活动中行使公共权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这种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和属于社会的，是社会的公共部门，与社会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会的异化，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因为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力量统治着或管理着社会，社会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亲”，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会的“父亲”。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发育、自我成长的要求，就有了不断扩大、不断膨胀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由于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它对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权，因而可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打破资源配置平衡的客观要求而主观地使资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倾斜，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实现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虽然这会使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发生了背离，但政府却获得了自我膨胀的物质基础。所以，任何时候，政府都拥有足够的使自我膨胀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节制自我的理性的话，就会不自觉地展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能力。

毕竟政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哪些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哪些是私人事务，是没有明确的标识的。也就是说，关于哪些事务是政府应当管的，哪些事务又是政府不应当管的，没有明确的规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划分。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非常繁荣的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常常成为聚焦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的争论又都是没有结果的，如果说能够取得了什么进展的话，那也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划定一些政府不应当管的领域。例如，说微观经济活动的领域是政府不应当管的。个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应当管的……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那些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是否应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个人的私生活总是与他人相关联着的，当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个人生活时，政府能够冷眼旁观吗？诸如此类，作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都无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活动范围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动的边界是不明确的，而政府又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现，那么一切没有人管或者没有人能管得好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趋势。

1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国的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该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表示国民经济国家债务化的程度和国债累积额与当年经济规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重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察国债限度的数量界限，被认为是衡量国债规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被认为是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近年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最高警戒线。而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也比较高，都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去甚远，不足为虑，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流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自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我国的国债规模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甚至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额的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的增长率还要高，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运行时期，应当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一国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国家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一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以当年国债收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二是从中央财政角度考虑，即中央财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债务收入与中央财政支出额之比。根据政策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公债，国债全部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并负责还本付息，因此能够准确说明问题的应当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摘要：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我国网络营销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本文对近十年我国网购交易规模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我国网购交易规模与手机网民、GDP及居民消费水平高度相关，其中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网购规模预测具有较强参考意义。

关键词：网购；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2007年我国网购规模为0.056亿元，2016这一数字已增长至4.969亿元，十年增幅高达8773%。因此，对网购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通过互联网发展报告查询及专家访谈，本文提出了我国网购规模的一些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Y为网购规模(万亿元)；X1为网民规模(亿人)；X2为互联网普及率；X3为手机网民规模(亿人)；X4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5为GDP(万亿元)；X6为居民消费水平(万元)。

二、数据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个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34，其标准化后的α系数为0.994，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为0.757，说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2.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40、0.958，高于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三项影响因素。3.回归分析。由表-3可知，t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显著的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归方程如下。

一、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我国国债的长。期均衡模型

国债规模的大小在客观上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与国债规模（C），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本文采用这四个因素作为国债规模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根据1981～2003年的历史数据，运用OLS回归法，建立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

运用Eviews3.1软件，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系数上看，我国国债规模（C）与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的系数最大，是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说明我国的国债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付国债本息，而不是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的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回归效果上看，R2＝0.9994，拟合优度较好，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高；F值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著；由于模型的观测个数n＝23，解释变量个数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临界点为d1＝0.986，du＝1.785，而回归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S系数的t检验值较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724和0.2041，均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L、S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根据惯例，逐个剔除t检验值较低的变量。经检验，若单独剔除L，会使S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著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降低；同样，若单独剔除S，会使L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著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会降低。因此，应将L、S两变量同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近年来，随着畜牧科技进步，畜禽养殖业迅速发展，饲养方式由粗放型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方式转变。规模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规模养殖场生产监管，对建立畜禽可追溯监管制度，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规模养殖场的现状

（1）缺乏科学的规划和选址大部分规模养殖场选址和规划还不规范，有的建在交通要道的干道边，有的建在村中，还有的建在河流边，这些都不符合建场要求。

（2）畜（禽）舍设计不科学，缺乏必要的生产保护大部分养殖场是根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从网上下载图纸资料作相应参照，自行设计建设，没有全面考虑风向、坡度、采光、通风、污物、污水排放等。场区布局也不尽合理，部分养殖场，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饲料间、污物处理区不分，没有相应的隔离。部分养殖场场内主要干道、栏舍内地面没有硬化，场区四周无围墙，没有污物、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污道与净道共用一个通道，缺乏必要的生产保护措施。

（3）生产管理不规范，消毒制度落实不到位相当一部分养殖场无完善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无章可循。场区大门口未建消毒池，有的有消毒池但长期不更换消毒液或消毒池干涸，也无紫外线消毒室，场内不开展消毒工作，有的即使消毒，也是流于形式，没有落实到人，也没有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加之卫生管理不到位，少数场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特别是离村较近的规模场产生的臭味与污水、粪便使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严重影响到周围环境和居民生活。

（4）滥用抗生素，病死动物处置不当在预防与治疗疫病过程中长期、大剂量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原料药，导致动物体内有药物残留，产生抗药性，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饲养过程中，发病和死亡动物随意处置的现象较普遍，有的为了眼前的一己私利，尤其是疫病流行中，随意将病猪、死猪销售，更不做无害化处理，造成动物疫病蔓延和流行，死亡率增高，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5）养殖档案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可追溯性许多规模养殖场从种苗的购进，饲料、兽药的采购、使用，免疫接种和日常消毒、生产等都无祥实记录，更谈不上建立规范档案。多数规模养殖场进行免疫后不对免疫效果进行检测，不能随时掌握动物的健康状况，这是疫病发生流行的根源。一旦发生疫情也不易找出原因，对疫情控制、扑灭和动物卫生监管带来困难。

在信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为某种需要而举债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国债是整个社会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债是由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发行国债对拉动内需、筹集建设资金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宏观调控工具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反之就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加重国家和群众的负担。因此,合理的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国债融资。自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日益扩大,国债政策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无限制地发行国债是有风险的,也会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在此,本文拟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二、中国国债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评价

国债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限度导源于国债的负担。国债的限度一般是指债务规模的最高额度或指国债适度规模问题。所谓国债规模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历年积累债务的总规模;二是当年发行的国债总额;三是当年到期需还本付息的债务总额。衡量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有四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居民应债力。现分别作以分析:

(一)国债负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