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范文10篇

翻开毛选第五卷，有两篇文章值得我们今天来纪念、来学习、来研讨，并且联系实际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第一篇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第二篇是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反映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轨迹。也是至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八大“的准备和《论十》的产生

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53年就提出中央领导设一线二线，自己退二线，设总书记的问题，并在党内征求意见。由于高、饶事件暂时搁置起来了。直到1955年3月，才在党的7届6中全会上提出，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随即开始了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两个重要文件，亲自抓。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八个年头，也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新中国犹如一轮朝日，刚刚从东方地平线升起。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道：“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l引言

崩塌落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小型崩塌。崩塌是地质体在重力作用下，从高陡坡突然加速崩落或滚落(跳跃)，具有明显的拉断和倾覆现象。崩塌的地质体通常为大体积岩体或土体；崩塌落石则是斜坡和高陡坡上的个别危岩体在重力和其他外力作用下，突然向下滚落的现象J。相比之下，崩塌落石的形成条件更简单，更容易，通常体积比崩塌灾害的体积小，也无明显的拉断和倾覆特征。崩塌落石隐患防不胜防，造成巨大的损失，且难以通过工程措施彻底消除，所以借鉴运动学原理计算分析崩塌落石运动轨迹，可以为工程治理提供依据具有重大意义[7-11]。

2崩塌落石运动的典型模式

分析落石运动的运动学原理是一种数值模拟方法，属于模拟研究。该方法是以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碰撞理论为指导，对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大量的模型试验和现场试验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出对落石运动轨迹影响较大的特征参数，结合运动学公式对落石运动轨迹进行模拟研究。运动学原理的应用能够较准确的预测出落石的速度，弹跳高度和动能等运动特征参数，结果直观可靠，可以编程计算，因此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和推广。根据运动学原理，落石的运动状态按具体的坡面情况分为以下4种类型：

2．1坠落

当危岩体在高陡坡不受坡面地形影响而下落，落石基本无外力阻挡，在重力作用下，发生自由落体运动，在任意下落高度H时，速度V为公式(1)和(2)中，为落石自由落体速度(m•s)；。为落石初始滑动速度(m•S)；g为重力加速度(9．8m•s)；H为铅直下落位移(m)。

如果以深成指为参照系，自2003年1月~2004年9月12日以来，中国股市刚好运行了＿个由熊牛转换至起动波的完整周期。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点2673.25点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点(涨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点止，中国股市已经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轮周期。中国证券市场不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第﹁次起到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还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论的标准五浪。如果说深成指2996.08点是中国股市牛市起动波的终点，那么3008.31点则是中国股市牛市长期主升浪的新起点。

在2003年11月我们就曾经在《中国股市底轴线：3000点》(详见当月《证券时报》)中明确指出，深证成份指数为中国股市的运行区间给出了两条熊市底轴线：一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轴线——1000点，它是以中国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为基础，代表当时综合国力的实际支撑线；一条是2002年以来的熊市底轴线——3000点，这是以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提升的总体国力为基石的底轴线.当上证综指跌破1300点之际，深成指3000点大关并未失守，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底轴线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点是一个整数大关，但其支撑意义并不仅在于此。深成指3200点为中国股市活跃度的分界线，我们称之为无泡沫地带。若一但被击穿，股市将进入沽水区域。所以3200点至3000点是最理想的建仓区。(详见《巨潮内参》2004年8月号)如果深成指逼进3000点附近的区域，必然是市场陷入深度低迷之时，各种问题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统性风险开始显现，市场各方风险承受能力达至极限，此时出现反弹将是反转的决定性信号。因此，深成指3000点虽然不能说是调控市场的一个参照，但却是市场“否已极，泰将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经验与教训

我们2003年预测的2004年股市牛市高峰期来得快，去得也快。究其外因无非是两个：其一，由于《国九条》出台令市场信心高涨，使股市1V浪在时间上(正常应1个月左右)和深度上都不够，回调在3800点遇到强大支撑而提前结束(理想应及至3600左右)，造成IV浪蓄势不足，令V浪在两次创出新高后便草草收兵；其二，由于股市对于宏观调控的灵敏反映，使A浪下跌深度加大，B浪反弹无力。但如果分析其市场内因，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也很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刑罚的思想在逐渐转变，刑罚轻缓化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罚金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是属于附加刑的一种，既可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其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新中国成立至今，学界各家对此探究越发深刻，对其适用与配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以罚金刑的立法轨迹为研究目的，意在整理归纳出我国罚金刑的立法轨迹与趋势，对罚金刑的立法轨迹做出系统性的整理与分析。

一、1997年《刑法》施行前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1979年《刑法》施行前的罚金立法。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间的三十年，刑事立法内容只包括三个单行刑法和包含有刑法规范的行政法规，其中后两个单行法规均涉及罚金刑的适用。这一时期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非常之窄、数量非常之少，三个单行法规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中的四条适用了罚金刑，且对象均为自然人，并未涉及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罚金刑可以与主刑选择适用，主要方式为并选科罚金；三是适用数额方面，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并未规定具体的适用数额，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二）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的罚金立法。1．1979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我国1979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规定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所体现。刑法总则中的罚金刑，体现在单独为罚金设立一节，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而在刑法分则中，共计20个条文规定适用了罚金刑。我国1979年《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非常集中，基本都体现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经济犯罪中，并且适用对象仍然均为自然人，未加入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有并科罚金、选科罚金以及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三种方式；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还规定了减少及免除情形。2．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中的罚金立法由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直到1997年，共有二十四部单行刑法设立，在这二十四部之中的十四部涉及罚金刑，其中包括58个条文具体涉及。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扩大，不仅只限于自然人犯罪，对单位犯罪也做出了规定，包括单、双罚制两种方式，并且在犯罪程度上也并不拘泥于轻微犯罪，上至死刑亦可适配。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新增了两种适用方式：第一种是单科罚金，单科罚金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单位犯罪而言的；第二种是必并科罚金，在对其进行大量应用的同时，也扩充了其适用的具体情节。三是适用数额方面，增加了两种新的数额适用方式：第一种是限额罚金制，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具体的上限与下限；第二种是倍比罚金制，即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倍数比例，这样就有了更加明确的参考。

二、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1．1997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1997年《刑法》中关于罚金刑的变化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体现。在刑法总则中罚金刑的变化仅有一点，即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罚金刑配置在分则中的变化则体现得非常明显。1997年《刑法》配置罚金刑的罪名共有164个，在所有罪名中占比将近40%。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得以大大扩充。在1979年《刑法》中我国罚金刑仅仅是适用于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在1997年颁布后，罚金刑在七个章节中都有所适用，仅在三个章节中没有适用。二是适用方式方面。适用方式日益成熟，出现了较多的适用方式，其中适用最多的是必并科罚金刑，有154条。其中包括单纯适用必并科罚金，也包括必并科罚金与其他方式混合适用。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之前的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占比最大。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新增了随时追缴的规定。2．1997年《刑法》施行至《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期间，我国共颁布并实行了8个刑法修正案，其中共增加了27个适用罚金刑的罪名，具体包括：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走私废物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虚假破产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开设赌场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危险驾驶罪，虚开发票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此期间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再次得以扩充，《修八》规定在自由刑实施的同时新添罚金刑，使得罚金刑的范围又一次扩充。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将1997年《刑法》中的四个可以单处罚金刑的罪名改为并科罚金制。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比例增大，倍比罚金比例减少。（二）《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的罚金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对罚金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既在总则中对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做了纲领性的调整，又在分则中对单个罪的罚金刑配置进行了具体化的修订，突破了罚金刑的适用数量使其达到最高，“创造了所有刑法修正案中适用罚金刑之最”。［1］在总则中，对其执行制度进行了填充更善，另外增加了延期缴纳方式，原文表述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在分则中的变化非常之多，主要表现为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与增设罚金刑。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指的是对伪造货币罪这一罪名将具体罚金数额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不设定具体数额的无限额度。增设罚金刑则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罪名增设罚金刑；二是为新增罪名配置罚金刑。由上述内容我们能够看出《修九》针对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更加宽泛，不再局限于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扩展延伸到了非贪利型犯罪；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罚金方式，无限额罚金的比例继续增大，限额罚金与倍比罚金比例继续减少；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刑执行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和减免程序做了补充完善，另外增加了罚金刑的延期缴纳方式。

三、对我国罚金制立法轨迹的总结与评析

摘要：自中国电影诞生起，电影歌曲便与之相辅相成，电影歌曲发展在创作体裁、创作群体、创作方式以及功能价值上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总体而言电影歌曲成为电影音乐发展的起源与核心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电影歌曲发展的轨迹为未来电影歌曲的创作提供指导与方向。

关键词：中国电影歌曲;电影音乐;发展时期

《定军山》的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开端，自此起，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便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相辅相成，在不同的时期绽放着各具特色的魅力。在中国电影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据其发展模式可大致分为六个时期，相对电影歌曲的发展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05年至1930年，中国电影发展正值默片时代，吸引观众观看电影的因素是现场音乐伴奏，此时电影音乐尤其是歌曲的创作并未形成体系，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阶段，观者并不能直接听到电影歌曲，而是观者配合电影字幕根据配乐在心中哼唱歌曲。这一时期，电影依赖音乐为其填补听觉空缺，加强观者代入感，但由于此时电影歌曲数量较少，无固定音乐创作且表现形式无法称之为歌曲，为此未将其划归至电影歌曲的发展阶段之中。

电影歌曲创作的真正萌芽发生在有声电影发展的初期，1930-1931年间国内形成了有声片风潮，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由蜡盘发声到片上发音①的转变，电影开始出现人声对白，电影歌曲仍对电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在有声片的宣传理念“完全对白，有声歌唱”。同时专业作曲家参与到了电影歌曲的创作中，其中便包括黎锦晖等人②，专业作曲家的加入使电影歌曲创制逐渐走向规范。而电影歌曲的使用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主题曲，其相当于歌剧中的序曲，揭示剧情走向以及结局；其二则是插曲，相当于传统戏曲中的唱段，作用于剧情，反映人物性格及心理。二者往往在节奏、曲调、曲风上形成鲜明区分。电影歌曲由此进入发展的初期，大多选材于传统戏剧尤其是京剧的唱段，也加入了对传统音乐编创后的歌舞作品。通过初期的经验积累，中国有声电影发展浪潮被掀起，中国电影步入第二个发展时期。1932-1937年，出现许多反帝反封建的电影作品，体现在电影音乐上，随着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电影歌曲创作成为当时的主导方向，电影歌曲在此期间蓬勃发展，而其发展直接影响了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许多进步歌曲通过电影歌曲这一媒介被更多人传唱，左翼音乐小组也在这一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在原有专业作曲家的基础上，更多作曲家加入到了电影歌曲创作之中，其中包括聂耳、黄自等人，他们的加入影响了这一时代的歌风，这些歌曲中《长城谣》《渔光曲》等直到现在仍广为传唱，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国歌。

正如聂耳1934年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所提及“《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由此可见电影歌曲在此阶段广受欢迎，作曲家们也多为电影创作歌曲，为此1935年“八一宣言”后“歌曲作者协会”正式成立。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呈现出民族化、大众化特点，民族化即吸纳地方民歌说唱等演唱曲调及形式或在传统诗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大众化则更加注重歌曲结构简化，使之易于理解与传唱。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部分电影编导对音乐也颇有造诣③，而电影歌曲也大多在编导提供的基础上创作④。在演唱者及形式上，电影歌曲往往由演员演唱或由剧中人物相符的他人代唱，并不讲究唱法，一切只为使电影歌曲更好融入电影表达中。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进入发展第三个时期，电影歌曲随之进入发展第二阶段。前半段（1937-1945年）电影及电影歌曲出现了地域化的发展分支，具体而言即上海与其以外地区。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电影歌曲作为商业宣传亮点广受关注，因而形成以歌卖片的风气。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更多地使用古乐以及传统戏曲曲调，加入唱念做打融为一体的戏曲演唱方式。1941年后电影歌曲创作走向通俗化、流行化及大众商业化，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创作主要出自严工上、刘雪庵等人之手。上海以外地区，抗战电影蓬勃发展，电影歌曲创作的题材与内容对第一阶段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歌曲在电影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后半段（1945-1949年）进步电影风潮迭起，战后电影音乐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化，器乐曲的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部分电影歌曲的创作，歌曲创作强调生活化，曲调取材于民间歌谣，并有意抹去过往，演唱形式上规避戏曲化痕迹，演唱讲究自然朴实。同时由于电影歌曲创作量减少，电影插曲中多用现成歌曲，使用主题歌直接反映主题的曲目逐渐减少。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发展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自此电影歌曲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蓬勃发展时期。这时电影歌曲的创作再次被提到重要位置，题材方面吸纳苏联电影歌曲元素，在演唱方面开始讲求专业化、科学化演唱，电影歌曲由专业作曲家制作后以画外音的形式插入，这一转变使得电影歌曲开始脱离电影制作而更加偏向于音乐创作的领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的影响下，中国电影进入缓慢发展的第五个时期，而电影歌曲在1973年前与样板戏的创作融为一体，后者的创作成果直接被用作电影歌曲。而1973年后，随着故事片制作的逐渐复苏，电影歌曲的创作才从原有禁锢中脱离出来，但创作出的优秀作品却屈指可数，这十年笔者暂且将其归为电影歌曲发展的第三阶段。

1红歌的界定

红歌产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从不间断，贯穿始终。红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进程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期内所产生并广为传唱的艺术歌曲和大众歌曲总汇。

2红歌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经久不息的经典歌曲作品，真实写照了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在曲折中前行的缩影。自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反饥饿反殖民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红歌如犀利的号角，号召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前仆后继走上革命道路。如早期工农革命创作歌曲，瞿秋白《赤潮曲》，以坚定的信心、豪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事业和远大理想，表达了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千难万险，星火燎原。如《刘志丹》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十送郎当红军》反映了妻子鼓励丈夫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的感人情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积极抗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的作品如《松花江上》表达了人民背井离乡流亡关内，日夜思念家乡，盼望收复失地，回到故乡的心情。《旗正飘飘》表达了“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浪潮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如歌曲《解放区的天》情绪热烈高涨，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建国初期，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豪情万丈，扬眉吐气建设新中国。红歌唱响了建设祖国的旋律，激发出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如《歌唱祖国》表达了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改革开放时期，富起来的中国人春风得意，笑逐颜开，享受快乐，幸福生活。红歌谱写了和谐中国的华彩乐章，抒发出人们对时代的真情，成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现实的凝聚力。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颂了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新面貌;表达改革开放浪潮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如《不忘初心》让我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征程。回首红歌的产生、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争取民主、追求幸福、向往富强是红歌永恒的主题，是红歌肥沃的土壤。红歌是大众呼声，是人民心声，是历史召唤，是时代追求。红歌之声、红歌之韵、红歌之神、红歌之魂，流传了八九十年，影响和激励了四、五代人，已经深植于中国人民的心底，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柱和寄托。

3红歌的价值及其高校的德育功能

红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代代传唱，广泛流传，思想层面感召之余，其文学、音乐价值、德育功能也是极高的，值得我们探究和传承，并发扬光大。从文学层面看，红歌歌词语言洗练，主题鲜明，平白易懂，表情精准。初期的红歌歌词，大多相对精短，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重复、展开，易于记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歌歌词写作呈现出情感更为丰富，结构扩张拓展的编创特点。在反映铁血、火红年代的同时，立意更高，手法更灵活，言辞更生动。时至今日，红歌歌词创作在继承传统写作方法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创作之长和手法，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为一体，不断创新，日臻完善。简而言之，经典的红歌歌词，源于生活，是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心愿的高度浓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经典的红歌歌词发自肺腑，是创作者真实情感的文学凝聚，是词作家灵动智慧的语言结晶，具有积极向上、健康、正能量的内容。经典的红歌歌词，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是不朽的中华诗篇，是瑰丽的民族财富。从音乐层面欣赏，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专业作曲家，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和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红歌的生产者，主要采用传统或现成的曲调进行填词或改编的作法，或填词新唱，或改旧新唱［1］。如今，红歌大都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红歌的旋法、节奏和结构等方面，也经历了由简到繁，从初级到高级的沿晋与升华。红歌的音调在借助歌词积极向上语义展开的同时，更为歌词插上了音乐旋律想象的翅膀，抽象美、模糊美与文学美、语言美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有云:“德音之为乐”，“乐者，德之华也。”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具有德育教化功能。而两千多年后，作为中华文化艺术实践的先导精英、艺术典范和音乐形式的红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红歌熏陶之下，有多少人受到启发，明确了方向，又有多少人悟出真谛，勇于担当。红歌作为传播真、善、美的特殊意识形态，在德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胡腊妹和万绍芷在《中国红歌会蕴含的价值功能探析》中提到:“红歌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2］当今世界，多元化的价值标准、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快速传播世界各地的信息，强烈撞击着正在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红歌和高校结合，增强红歌的吸引力，塑造有中华民族传统兼具现代精神，是高校教师们的工作重心。(1)运用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教学资源，系统开展红歌普及教育工作。普通高校开设的音乐公选课是进行红歌教唱的主要阵地。随着社会进步，大学生在中学时期都受过一定的音乐教育，但主要停留在唱红色歌曲的层面。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历史角度、音乐层面、文学视角，去欣赏和分析红歌本身的魅力，领会歌曲背后蕴含厚重的社会背景，使大学生接受红歌音乐的洗礼，要把朴实果敢，英勇忠诚，直抒褒贬，执着前行的音乐形象，烙入心灵，融入血液，化作基因，并沿着红歌之路不断成长。(2)借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开展传唱红歌活动。目前，高校主要通过组织红歌大合唱比赛传唱红歌。合唱具有参与面广，既可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又能培养集体主义观念。高校的红歌大合唱比赛，引领着大学生放声高唱，在红歌音乐的天空里展翅高飞，展开想象，联想创造。同时，也使红歌有了健康、鲜活的生命力。(3)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红歌传播，达到德育目标。“所谓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3］。新媒体以其便利、快捷等特点，迅速地在广大九零后、零零后的高校大学生中蹿红。目前，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技术在大学生中应用非常广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也是红歌传播的新发展、新契机和新阵地，也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形式。但是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低门槛、传播模式的双向交互性、传播行为的个性化特质，也为高校德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高校教师要建立有效的、有体系的新媒体红歌宣传平台，强化红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强红歌的德育功能。

深成指3000点是一道分水岭

如果以深成指为参照系，自2003年1月~2004年9月12日以来，中国股市刚好运行了＿个由熊牛转换至起动波的完整周期。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点2673.25点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点(涨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点止，中国股市已经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轮周期。中国证券市场不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第﹁次起到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还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论的标准五浪。如果说深成指2996.08点是中国股市牛市起动波的终点，那么3008.31点则是中国股市牛市长期主升浪的新起点。

在2003年11月我们就曾经在《中国股市底轴线：3000点》(详见当月《证券时报》)中明确指出，深证成份指数为中国股市的运行区间给出了两条熊市底轴线：一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轴线——1000点，它是以中国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为基础，代表当时综合国力的实际支撑线；一条是2002年以来的熊市底轴线——3000点，这是以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提升的总体国力为基石的底轴线.当上证综指跌破1300点之际，深成指3000点大关并未失守，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底轴线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点是一个整数大关，但其支撑意义并不仅在于此。深成指3200点为中国股市活跃度的分界线，我们称之为无泡沫地带。若一但被击穿，股市将进入沽水区域。所以3200点至3000点是最理想的建仓区。(详见《巨潮内参》2004年8月号)如果深成指逼进3000点附近的区域，必然是市场陷入深度低迷之时，各种问题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统性风险开始显现，市场各方风险承受能力达至极限，此时出现反弹将是反转的决定性信号。因此，深成指3000点虽然不能说是调控市场的一个参照，但却是市场“否已极，泰将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经验与教训

摘要：对社会主义曾不断地进行认识与探索。他曾相信改良主义,继而相信无政府空想主义,最后才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发表了许多光辉的思想,但也犯了“”、“化”、“”这样的严重错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无论是成功的地方还是失败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认识轨迹

从已显示的资料看,个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确认,有如下的过程和理论表现:

一是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并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场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下,开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运动。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使本来落后的苏联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看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了。对此的理论说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指的什么呢?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历史的新选择是: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而中国百年来到处找出路,曾向西方学习,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现实,使中国人警醒并认识到,世界上那些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在思想的领导下,中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是在本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和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观点,其中突出之点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理论的系统化。

一、市场规制的经济学内涵

规制(Regulation)中文也译成“管制”,狭义上指“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或制约”①。广义上,规制包含一切公权组织对私权个人或小团体的激励和约束,有政治上的规制、法律上的规制、道德上的规制等形式。如米尼克(Mitnick,1980)指出,“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②;吉尔洪和皮尔斯(Gellhorn&Pierce,1982)认为“政府的产业规制仅仅是对众多私人经济力量的法律控制形式中的一种”③。一般而言,通过司法程序去实施的规制是间接规制,通过行政部门去实施的规制是直接规制。直接规制又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针对特定行业的规制,主要指对自然垄断和信息偏等行业,以价格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以及投资、财务等方面的活动进行干预,以确保公平竞争和防止资源配置非效率;社会性规制主要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目的,通过制订一定的标准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如为防止公害、保护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环保法规。规制可从规制的执行主体和被规制的对象来分类,前者有政府规制、法律规制、行业协会规制、集体产权组织规制、社会舆论规制等,后者包括市场规制、社会秩序规制、收入分配规制、卫生保健规制等。市场规制在广义上指各个公权组织对市场失效采取的纠正、约束和激励;狭义上如金泽良雄所定义,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矫正或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而干预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④。即狭义上的市场规制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法律区分开来,将规制限定于那些由行政机构执行的施加于市场的一般性法规和特殊行为。丹尼尔•史普博在此框架下,提出三种类型的市场规制:第一,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的规制。如价格规制、产权规制及合同规则。在某些市场里,价格体系可能完全或部分由商品的行政性配置来取代,如公共企业的行政性定价;第二,通过影响消费者决策而影响市场均衡的规制。消费者的预算组合受税收、补贴或其他转移性支付的制约;第三,通过干扰企业决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的规制。此类约束包括施加于产品特征(如质量、耐久性和安全等)之上的限制,对企业投入、产出或生产技术的限制导致企业产品组合方面的制约⑤。简言之,市场规制在当前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主要指狭义上的涵义,是政府通过立法、规章和制度的执行去实施对市场的约束和激励,规制方法以经济性规制为主,同时配以社会性规制。

二、市场规制理论的研究进展

1970年前,经济学对市场规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某些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的控制上。这些产业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运输、通讯、交通)与金融(银行、保险、证券)。理论研究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规模技术递增收益情况下的定价问题,即如何选择能保证公用事业的资本投资有一特殊回报率的价格,以及维持成本最低化的激励等相关问题之上。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卡恩(Kahn)教授1970年的经典教科书《规制经济学:原理与制度》⑥。书里卡恩将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视为两种“竞争性市场模型明显不能描述或甚至无从描述”的经济,认为“规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取代,作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图维护良好的经济绩效。”卡恩(1970)所强调的领域主要是对垄断的规制及费率的决定,尤其关心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问题。自卡恩后,市场规制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谢泼德和威尔科克斯(ShepherdandWilcox,1979)把“针对工商业的公共政策”划分为反托拉斯法、规制及公共企业三类。斯蒂格勒(1981)又将规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中,不仅仅包括“老式”的公用事业和反托拉斯政策,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货币筹措及支付,以及“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还有法律制度。乔斯科(Joskow)和诺尔(Noll)(1981)全面总结了竞争与非竞争产业里的价格与进入的规制,以及对“质量”(环境、健康、就业安全及产品质量)的规制。他们还强调以规制的政治、行政程序为研究重点的规制的立法与官僚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关于环境质量、产品安全及工作场所安全的“社会性规制”研究也自1970年后较快发展并渗透于各个产业,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将市场规制研究范畴扩展到福利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科学等领域⑦。整体而言,市场规制理论研究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理论: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市场规制俘获理论和市场规制经济理论。(一)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包括自然垄断、人为垄断(行政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领域,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这一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作是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为了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具体措施包括控制进入、限定价格、确定服务条件和质量及规定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等;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作出一定理性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早期美国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市场规制来保护客户免受私人垄断厂商的侵害是正当的。如果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对任何行业实行的市场规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只要立法者不是以任性或歧视的态度办事,美国宪法就不阻止这种市场规制,而不论被规制的是公用事业还是其他行业都没有什么区别⑧。公共利益理论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认可和支持,Utton、Breyer、植草益、Weidenhaum等,都把政府规制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⑨。他们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分析,表明市场失灵会导致资源的误置,认为政府应通过实施市场规制政策而采取行动以矫正这些失灵。比如,在自然垄断情况下,为避免垄断者限制产出并提高价格从而使公众承受垄断价格,政府就应实行价格市场规制。同样,对于厂商通过合谋、控制对产业的进入而造成的人为垄断,政府也应采用反托拉斯政策使合谋非法,并促使市场向竞争开放。再如,对于一个群体要承担另一个群体的负外部性行为所导致的成本,政府就应该采用费税等形式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并促使负外部性的产出降低到社会合理水平。总之,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政府规制从公共利益出发,哪里有市场失灵,就应在哪里实施相应的政府干预,以纠正在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利益理论的实证、规范分析与现实自相矛盾,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批评

。如维斯库兹、维纳和哈瑞顿认为,市场规制发生是通过立法行动和市场规制机构来完成的,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则缺乏这种分析,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潜在追求是怎样进行的。对市场规制发生的论断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只是一种假定⑩。乔治•施蒂格勒和克莱尔•弗瑞兰德1962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1912-1937年期间对美国电力事业价格规制的效果研究表明:市场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并不象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所宣称的那样市场规制对价格具有较大的下降作用○11。波斯纳(RichardPosner,1974)指出,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铁路市场规制是厂商主动要求政府去做的,并开创了政府进入市场实行干预和规制的先例;历史上地方电话和城市间通讯市场也是这样,是厂商主动要求政府对其“混乱”的市场进行规制,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自然垄断存在或外部性问题的原因。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是:厂商之所以支持政府对市场实施规制,是希望通过市场规制提供稳定的在正常利润水平之上的利益。“15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市场规制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以及垄断的市场结构之间并没有正相关性。”○12这些理论反驳,使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出现了“危机”。(二)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经济学家们回顾了自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市场规制史,发现市场规制和市场失灵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反,从19世纪以来市场规制总是对生产厂商有利。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的产生。市场规制俘获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规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市场规制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而市场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者斯蒂格勒于1971年指出:“市场规制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是市场规制的收益者或受害者,政府对市场规制采取什么形式和政府规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13施蒂格勒分析的最初前提是:强制力是政府的根本资源。某利益集团能劝说政府为其利益而运用强制力改善该集团的福利。另一前提在于各市场规制机构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市场规制机构的规制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行为的要求相适应,通过市场规制,规制者和利益集团均可增加其收入。施蒂格勒通过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市场规制产业并不比无市场规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1976年,佩尔兹曼(Peltzman)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结果的预测,以及进而推断政府在市场规制上的有效性等三个层次上更全面地阐述了市场规制俘获理论。他认为无论市场规制者是否获得利益,被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其主要差别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14。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则认为政府规制是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组织交易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不存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让具有不同市场力量的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外部交易更为有效○15。(三)市场规制经济理论现实的经济现象表明:市场规制与市场失灵并没有太强的相关性(这与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相冲突);市场规制也并不是一味地偏袒被规制者(与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相冲突)。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种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论,市场规制经济理论由此产生。市场规制经济理论在国家控制资源、各利益主体具有自己最大化效用理性的前提假设下,指出市场规制是因应利益集团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要求而产生的。斯蒂格勒与佩尔茨曼的分析认为:其一,市场规制立法机构起着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作用;其二,立法者的行为受谋求继续在位的动机驱动,即立法是为了最大化立法者的政治追求;其三,利益集团之间互相竞争者向立法者提供政治支持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立法。结论就是,立法总是对那些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有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提供政治支持),所以这些利益集团能够从市场规制立法中受益(故愿意花费资源来取得政治支持),即市场规制立法总是对小利益集团更为有利。原因是:当某一利益集团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立法时,必定是利益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从中获益的可能,而且仅仅就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从某种市场规制立法中得到好处是不够的,其关键在于要使每一个成员获得足够的收益,以激励他们投入资源。在大利益集团中,搭便车现象比小利益集团更为严重。在小利益集团中,成员个人对利益集团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其平均获益也会比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多,所以对利益集团的认同感强,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比大利益集团要小。在斯蒂格勒和佩尔茨曼建立的市场规制模型中,立法者或者市场规制者选择最优政策以使对自己的政治支持最大化。盖利•贝克(GaryBecker)的市场规制模型则强调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市场规制倾向于增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福利○16。综上所述,当代市场规制理论发展已进入研究在公权的代表———政府对私权交易的市场失灵的规制中,如何保证自身不失灵。第三阶段的市场经济规制理论已表明,竞争力强的利益集团在市场规制中总会获得利益上的倾斜,因此,如何防止在市场规制中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和政治影响等手段获得市场规制中的经济租金,将是下阶段市场规制理论研究的着力点。

1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技术分析

1.1数据预处理。初步的数据采集，往往都是不完整的或不一致的，数据当中可能存在缺漏项或重复项，所以不能直接用于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的清理与冗余数据化简操作。出租车的GPS轨迹数据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轨迹点的经纬度坐标越界；其二时轨迹点位置异常。对这两种数据问题进行清理，可通过以下步骤：首先，处理经纬度坐标越界问题，假设数据采集对象为沈阳市辖区，则要划分重点研究区域，若此次研究主要为主城区的交通道路规划提供参考，则要将绕城高速以外的所有坐标记录进行清除处理。其次，处理轨迹点异常的问题，需要进行异常值过滤处理，如，数据的来源出租车的行车速度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还要有效剔除车载GPS的测量异常值，具体办法可结合中位数滤波器进行有效处理。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交通拥堵、停靠等现实状况的影响，地位系统当中会出现大量的定位冗余点，若要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必须对其进行简化处理。针对这一处理过程，可充分利用计算机图形学与制图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Douglas-Peucker即DP算法，针对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中曲线节点密度较高的数据类型，能够起到显著的去冗余效果。1.2地图匹配。在实际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GPS定位精度问题的影响，获取到的轨迹点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针对这种数据问题，就需要进一步采用地图数据对其进行匹配纠正处理。较为简单的匹配方法，就是将GPS轨迹点与距离最近的道路进行匹配，主要原理是几何特性，基于道路拓扑关系进行匹配，能够简化匹配过程，且计算更为便捷、准确度更高。对初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最终得到的轨迹数据，应能够清晰的呈现为目标区域的道路网络。

2利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方案设计

2.1高斯定理与轨迹数据。采用高斯定律进行居民出行特征挖掘，是一种类比的应用手段，主要原理是利用高斯定律描述目标场景，进而细致分析出租车轨迹方向与载客数量等特征。高斯定律数学表达公式如下：式中的Ω表示一个封闭曲面，而V则表示由这个封闭曲面所围成的空间；0ε表示介电常数；E表示空间V当中的电场分布矢量函数；而qi则表示空间V当中所包含的电荷。对其进行直观的理解，即公式所表示的的封闭曲面内所包含的电荷之和，与穿过该曲面的电场线呈正比关系。将其类比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的过程当中，即表示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当中，一个载客段就对应高斯定律当中的一条电场线，而载客段所形成轨迹的起点与终点则为高斯定律当中的正负电荷；假设研究范围内的出租车载客量趋于稳定，皆为1/0λ，则能够进一步得出出租车穿过制定区域的轨迹正比于区域内所有载客段起点与终点之和。将高斯定律类比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针对尺度不同的区域，其起点与终点之和能够进一步表现各个区域尺度下的载客净流入量密度空间，具体表达公式如下：（count终点-count起点）式中的Ti表示目标区域内的的载客段，当载客段的终点在目标区域之内时，δ（Ti）则为＋1；若终点超出目标区域，则δ（Ti）的值为－1；1/0λ作为出租车的平均载客量，可将其假定为稳定常数。2.2基于高斯定律的轨迹挖掘。类比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通过对目标区域中出租车载客段在一定时间内的轨迹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得到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区域内出租车的载客净流入量［1］。对于载客净流入量这一数据，能够明确其数据分析指标包括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当中的数量特征与方向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反映出目标区域对居民出现的“吸引力”程度。总结基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算法如下：（1）首先，初步获取目标区域内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并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操作；然后，将轨迹数据进行有效分割，分割的主要依据为出租者的载客状态，最终形成空车状态数据与载客状态数据，从而提取出区域内出租车载客轨迹的起点与终点。（2）得到有效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之后，进一步分割数据覆盖区域，可采取栅格分割方式来设定分割尺寸。（3）以每个分割单元为单位，统计其中的载客轨迹起始点与终点，统计值即为count终点-count起点。（4）依据公式（count终点-count起点）•1/0λ，得出目标区域内，一定时间内的乘客净流入量。

3利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实验结果分析

以某城市交通局提供的，2017年9月1日至2日，城市主城区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为例，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实验，进一步分析居民出行特征。3.1数据分析。通过数据预处理后得到有效的轨迹数据，分析得出以下内容：统计时间间隔为10min，从早上5:00至中午12:00，出租车的载客次数呈现为先增加，后区域稳定的趋势；中午12:00至14:00，载客次数出现了明显的下落，此后又逐渐上升；在16:00至19:00之间，再次出现了载客低谷状态。通过分析，能够明确此数据变化形式，与居民的常规出行行为特征基本符合。3.2轨迹挖掘实验。对经过预处理的数据进行分割处理，采用100m作为分割尺度，而500m作为搜索半径，分别对每天5:00至10:30、16:30至22:00两个时段进行分析，每个时段固定为5小时30分钟。在得出9月2日输出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山顶点提取法，分析乘客净流入量、流出量峰值点进行提取，并得出其空间分布状况，挖掘得出有利数据［2］。3.3实验分析。在实验观察中发现，在5:00至10:30这个时间段内，存在明显的高值区域，这种数据形式说明，在目标区域内，这一时段的人流净流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将其归类为净流入区；通过实际地图对比，该区域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区及邻近区域；在数据当中，外围显示出明显的低值区域，即此区域内的人流净流量较低，说明为净流出区，与实际电子地图进行对比发现，此区域为城市的主要居民区；数据载外围一点，则出现了一些相对高值区域，与实际地图相对照发现，此区域内包含城市火车站商圈，以及城市著名旅游风景区。16:30至22:00时段对比于5:00至10:30这个时间段，高值区域的实际地址分布呈现为相反的状态，经过思考分析，能够得出，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分析结果，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基本相符合，在早上，人们出行多数是去商务区上班，所以形成的商务区为高值区域、居民区为低值区域的数据特征；而傍晚时间，则是人们正常下班回家的时间，导致其高值区域与低值区域正好与早上相反。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与Alain对城市通勤模式的相关分析基本符合：现阶段的城市通勤模式，呈现为定性的单中心通勤模式，以就业岗位聚集的位置为主要中心，其周边的商业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等，也可以作为中心区域的覆盖位置；由此向外，呈现为放射性的通勤流格局，在上午时段，通过出租车GPS轨迹数据，能够进一步得出城市居民由外围向中心聚集、傍晚时段由中心向外围分散的行为特征。这种城市格局，是造成城市交通不畅的主要因素，在理想的城市规划当中，城市结构应该是多中心格局，这样一来，通过多个“中心”分散原有城市单一中心的人流承载量，能够显著缓解城市的整体交通压力。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城市外围中心，吸引周边居民的就业与消费等出行习惯，从而分解城市日常运行过程中的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这种城市规划格局长久以来都未能得到有效实现，属于一种理想化的规划目标。针对城市交通规划，在多中心格局还无法全面实现的情况下，折中选择了一种单一中心和多个次中心的组合结构模式，即在规划过程中不进行主次中心的明确划分，相应商务中心位置的就业岗位与商业设施等都进行均等分配建设的方式，在此基础上，通勤流呈现为自由随机的布置格局，长此以往，由于居民的日常行为习惯逐渐趋于稳定，就会形成单一中心和多个次中心的组合结构模式，而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也就成为了放射状与随机共存的格局［3］。3.4实验拓展。进一步拓展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范围，对其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同时段内的轨迹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工作日，出租车的轨迹数据以及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呈现为上述早上由外围向中心聚集，傍晚由中心向外围分散的形式；而在非工作日，城市居民有居民区向更外围出的火车站商圈以及旅游景区的输出率明显增高。此种研究，不仅有利于城市总体的交通规划，对出租车行业来说，还能进一步降低出租车死机巡游方式下，空载率高的问题，进而更好的为城市居民提供出行服务，综合提升出租车行业运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